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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年到头都穿着黑色的衣裳，所以我很容易就记住了她。开始的时候，我以为，她可能只有这件衣裳吧，一条漆黑的长裙。她怎么不換衣裳呢？有这么懒或者说穷的女人吗？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是她所有的衣裳，都是黑色的。世界上有的人确实对某种颜色有特别的偏好，但是，像她这样对黑色迷恋到如此程度的，好像也不多吧。她全身上下，除了脸，都是黑色的。也就是说，她除了黑色的长裙，她的袜子、她的鞋子，也都是黑的。头发当然也是黑的。西班牙人许多都是黑头发。
但是严格地说来，她并不是一位地道的西班牙人。她是一个居住在西班牙的吉普赛人。
我为什么要叫她“梅隆大妈”？这是因为，每当甜瓜上市的季节，她都会在家里卖瓜。她坐在她家门外十几步远的地方，一张长条的木头椅子上。这时候的马德里，天气炎热，空气干燥。她坐在那里，仿佛是明亮世界里的一个黑斑，或者说一个黑洞吧。她见我路过，就会把我叫住，让我买她的甜瓜。对了，你也许并不知道，甜瓜的西班牙语是“梅隆”。如果你到过西班牙，一定知道“哈蒙”，也就是火腿。火腿是西班牙的名片，它是西班牙最有名的物产。而哈蒙配梅隆，则是一种非常著名的吃法，也就是火腿片和甜瓜叠在一块儿吃。顺便要说一下啦，许多人都说，西班牙人是生吃火腿。其实不是生的，只是成熟的方法不同而已。并不是所有的食物都要经过火烤水煮才能变熟。自然风干、发酵，都是令食物变熟的方法。比方说，咱们中国人喜欢吃的松花蛋，没有煮过吧，也没有烤过吧，你说它是生的还是熟的？好了，话休絮烦，咱们还是来说梅隆，也就是甜瓜，也就是咱们通常见到的哈蜜瓜。其实火腿配甜瓜一起吃，并不是西班牙人的正宗吃法，而法国人意大利人才喜欢那样吃。
她每次见到我，都要让我去买她家的梅隆。所以，我们就暗地里叫她梅隆大妈。
经常我们在家里，只要打开窗，就能听到她在那里吆喝：梅隆梅隆，新鲜的梅隆，甜极了的梅隆——她的声音很响亮，有时候听上去就像是男的。是的，如果你故意听，这个声音是不是男人发出的，那么，真的不像是一个女人在吆喝。
我不知道在西班牙，自己家里卖食品是不是合法。我估计够呛。因为我听说，两个中国浙江的青田人，因为自己在家里烧卤菜，因而被警察抓起来了。在西方国家，食品安全是天大的事，可不能乱来。但是，为什么梅隆大妈却能够在自己家里卖水果呢？她有营业执照吗？她有卫生许可证吗？有没有类似城管这样的人来管她，查她？
夏天的时候，一帮与梅隆大妈年龄差不多的女人，每到傍晚，就会聚集在一片合欢树下聊天。这个地方既是人行道，又像是一个小公园。两张长条椅，总是供不应求。因此有人就会自带椅子，常常是那种帆布的可折叠的椅子，既可以坐，也可以躺。他们真会享受！我之所以说“他们”而不是“她们”，是因为，尽管在合欢树下聊天的绝大多数是梅隆大妈一样的中老年妇女，但是偶尔也会有一两位先生混杂其中。年龄是一样的老，混在妇女堆里，一般不说话。所以我在家里只要打开窗，听到不远处叽叽喳喳说话的，都是女人的声音。偶然听到男声，其实也是错觉，那其实只是梅隆大妈在说话。
吃过晚饭去和他们聊天，确实是学习西班牙语的最好途径。我因此了解到，梅隆大妈是一位吉普赛人，她的好几任丈夫都已不在，而她的一个儿子，则在阿多恰火车站的一次恐怖爆炸中丧生了。
有人告诉我说，梅隆大妈有一项极其超人的技艺，那就是偷钱。在她还很年轻的时候，二十岁不到吧，她就展露了这个才华。只要被她盯上，没有不得手的。她甚至能够把人家的手表从腕上脱下来，而对方全然不知。更神的是，她还能将手表给人家戴回去，人家竟依然浑然不觉。虽说对于一名吉普赛妇女来说，不会偷钱，那就是不守妇道。所有的女人，都要学会偷钱，那是做女人的基本功。如果一次都没有偷过，一次都没有偷到过钱，那么，她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吉普赛女人。但是像梅隆大妈这样优秀的神偷，还是不多见。如果有什么机构来组织一次偷窃大赛，那么她是无疑能够获得冠军的。她最神的一次，是跟别人打赌，大家说好了，她要开始偷这个人身上的钱包。而这個人，把他的钱包放在他西装马夹的口袋里，而他外面还套着西装。更为重要的是，他是知道，请注意，是知道，是非常知道，面前的这个吉普赛女人说好了要把他的钱包掏出来。他就是防守队员，而她则开始进攻。并且还有人围观。这个人非常自以为是，认为在这样的场景下，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要在他异常警觉的情况下，将他西装内那个西装马夹里塞得很紧的一个钱包掏走，几乎是不可能的事。除非你把我打晕了，他说。
打赌的条件是，如果钱包真的到了梅隆大妈（当然她当时还是位姑娘）的手上，那么他就不要他的钱包了！但是，如果她出手没有掏到钱包，而是被他发现了，或者护住了，那么，她就要让他睡一次。
结果当然是你猜到了，那个人还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事，钱包就到了她的手上。她从她黑色连衣裙的口袋里取出了一个钱包，问他，这是不是你的钱包？那个人惊得眼珠子都落出来了，伸手去摸自己的马夹口袋。口袋里空空如也，钱包没了。
还给你吧！梅隆大妈大度地把钱包还给了这个倒霉的男人，这个想睡她的男人。男人很没风度地接过了钱包。他这样做得到了在场所有人的鄙夷，一个大男人，怎么也得愿赌服输嘛，说好了钱包一旦被掏走，他就不要了，怎么还能拿回去呢？
更让他惊愕不已的是，当他拿回自己的钱包，发现里面竟然是空的，什么都没有！钱，还有银行卡，还有地铁票，都没了。
这不是魔术，这是梅隆大妈年轻时候众多传奇中的一种。她敏捷的身手，如果任其发展，完全是可以日进斗金的。
也正因为这样，她才被警方非常严厉地抓进去过几次。通常西班牙警方对小偷，尤其是吉普赛人，是比较宽容的。还有摩洛哥人，那些偷渡来的非洲客，他们坐着皮划艇，冒着生命危险，穿越直布罗陀海峡，九死一生，在马拉加上岸。只要一踏上西班牙的土地，他们就算获得了合法居留，并不会被遣送回去。这是闲话，此处不赘。要说的是，西班牙警方对于非法移民，对于喜欢流浪的吉普赛人，历来都是非常宽容的。小偷小摸，只要不是谋财害命，常常都是睁只眼闭只眼。而这些洋“时迁”，他们也都懂得适可而止，通常都只对中国游客下手，因为他们知道中国人的身上才有现金。并且，他们掏了中国人的钱包，一般来说拿走现金，会把里面的护照、银行卡之类扔掉，扔在马路边的花坛里，或者长椅底下。有人捡到，就会交给警察叔叔，因此也不至于导致人家回不了他们伟大祖国这样悲惨的结局。 但是梅隆大妈还在姑娘时，因为身手了得，闯了大祸。她竟然偷了一个埃及人。这个人是西班牙警方的特工，他身上带着非常重要的絕密材料，是关于恐怖分子炸弹袭击阿多恰火车站的。也正是因为这份材料的丢失，导致了人肉炸弹袭击成功。而梅隆大妈的一个儿子，也在那次爆炸中丧生。不过，他是作为受害者还是施暴者，至今还没有一个定论。
她不得不就此歇手，并且从此一直都穿着墨黑的衣裳，无论春夏，还是秋冬。但也有人说，她一袭黑衣，是在她这个儿子死去之前就这样了。
我居住的房子，原先是一位警察弗朗哥先生住的。他是一个帅哥，或者更确切些说吧，他是一位很酷的人。我买他的房子，从见他第一面洽谈起，到最后去公证处成交，一手交付支票，一手把房子的钥匙从他手上拿过来，始终没见他笑过。他那留着漂亮胡子的脸，一直都是板着的。所以我想，全世界的警察是不是都是一个德性，他们出于职业习惯，把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当成了嫌疑人，当成了罪犯，是不是这样的呢？不过警察弗朗哥把钥匙交给我，分手的时候，他提醒我说，虽然住在这里与警察局相邻，但还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是一个女人，他说。
后来，当我认识了梅隆大妈，听说了她过去的传奇，我就想，弗朗哥先生所说的女人，一定就是她吧！
我的家位于一座小山的顶上，所以视野出奇地开阔。马德里的空气在全世界都是出类拔萃的，全年三百天以上是晴天，空气纯净，天色湛蓝。我常常就是坐在客厅里，或者看书，或者画画写字，或者就是喝茶发呆。但是无论做什么，都会经常抬起头来看天。马德里的天空是我百看不厌的风景，是世界上最美的风景。看那蓝天，深邃得似乎可以在白天看到星星。确实如此，至少月亮是经常在大白天挂在空中的，像一片薄冰。如果天上有云，那些云真的可以是诗，可以是歌，可以是童话。它们白得像棉花，但是比棉花更轻盈，更干净。蓬松蓬松的，在碧蓝的底色上缓缓移动，悄悄变化，自然而然，随心所欲。因为马德里没有高楼，所以视野开阔到可以看到整个世界。天空壮阔的图画，真是美得让人感觉不像是在人间。
警察局就位于窗子外的左侧，一座很奇怪的建筑，我觉得它应该是像一支手枪吧。而右前方那片合欢树林的后面，就是梅隆大妈的家。我每次出去，穿过合欢树林去坐公交车，或者去那个小苹果超市买东西，甚至下楼扔垃圾，都会被梅隆大妈喊住。她不是叫我去买甜瓜，就是跟我说话。西班牙人一般不会问你吃了吗，他们的寒暄，其实跟中国人也差不多，除了不问吃了吗，其他都一样。比如说，天气好冷啊！或者说，今天真凉快！或者就是明知故问地说，扔垃圾啊？
我去她家买甜瓜，说实话，心里总是虚虚的。我当然不是怕她多收我钱。恰恰相反，她是个很大方的大妈，她总是在卖给我甜瓜之后，送我两个苹果，或者一只黄桃，或者是抓一把车厘子，或者是无花果。水果在西班牙是最便宜的东西，便宜到有时候简直是不要钱。但我还是能感到她的善意，感觉到她是一位大方的大妈。那我紧张什么？你一定猜到了，我是怕她偷我的钱。所以我每次走进她家，身上都只带一点点现金。就抓在手上，五欧元，最多十欧元。其他的东西，尽量不带。手机啦，钱包啦，都不带。除了钥匙。我还怕她偷我的钥匙，所以我总是把钥匙圈像戒指一样套在手指上，手指弯曲起来，尽管这样，还是担心被她偷去。
所以我去她家，身上的饰物一律除下来放在家里，说句笑话，就是想赤条条去。我平时就喜欢戴个手串，腕上总不空着，虽然人家看了并不觉得什么，只以为是花花绿绿玻璃一样的东西。确实有些是玻璃，但是彼玻璃非此玻璃。玻璃到了工业化时代，就很普遍不值钱了，但是它在古代，却是和白玉、玛瑙、珍珠，一样珍贵的，所以说我手上的汉代琉璃还挺珍贵。虽然可能绝大多数人不以为然，但我自己却知道还算是宝贝。所以去梅隆大妈家里，我都会特别小心地事先取下来，不带过去。
通常来说在马德里這样的大城市，人和人除非是通过特定的社会关系认识，互加微信，或者whatsApp，才有可能成为朋友，以后还会交往。而萍水相逢，之后也就在时间的海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弗朗哥先生和我，其实就是应该这样。我买了他的房子，办完交割，银货两讫，从此就一定是老死不相往来。
偏偏我们家的设备，好像不时出问题。一次是安装闭路电视，不得不找到他，请教他墙内空心管道的布置走向。马德里人即使是一百年历史的房子，基础设施还都并没有落伍的样子。墙体内布置的空心管子，连通所有的房间，不管是户内还是户外，如果要有线路进来，不用开膛破肚，也不必走明线，只要清楚空管的布局，就能不露痕迹地拉进线来。但是闭路电视公司的工程师遇到了困难，无法顺利布线，他就让我一定要找到以前的房东，让他交出墙体内空管的布置图。
我说过了，弗朗哥先生是名警察。他的单位就在他家附近，没错，是警察局。但是他曾经的家，现在成了我的家。而他自己，则搬到较远的地方去了。他现在住在哪里，我只知道个大概，只能去单位找他。
我发现我们家附近的警察局里，个个都是帅哥。其实马德里人并不是太漂亮，东欧人才真帅。但是我走进警察局，才发现，里面的人个个气宇轩昂，个个都是大帅哥。弗朗哥先生虽然年龄偏大，但他穿着警服，真是有腔调。
他脸上依然没有一丝笑容。
后来又有一次，楼下的邻居上来打招呼，说他的天花板渗水了，而且一天比一天严重，他没有征得我的同意，就进了我家，直冲厨房间。由此可见，他对渗水已经十分恼火，顾不得礼貌，非请即入。他在厨房里没有发现什么，后来就断定是我们的淋浴房出了问题。
怎么办？当然是去找警察啦！不是找一般的人民警察，而是我家房子的前主人，弗朗哥先生。
这么一来二去，我们彼此也留了电话，算是熟人了。
我们甚至还相约了去酒吧喝啤酒。
他脱下了警服，依然很帅很酷。他的眼睛不大不小，眼珠明亮，目光坚定。而脸部的轮廓，当然没话说，和古希腊大理石雕塑的头像基本仿佛。关键是胡子，他留着非常漂亮的胡子，虽然不长，但是茂密。而且打理得干干净净，造型看上去并不刻意，但我知道绝对不是自然生长，一定是经过了精心修理和长期养护的。 他居然还有纹身。这在我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不要说警察，如果在中国，如果你是机关干部，或者教师，你都不可能有纹身。即使你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身上刺了一条龙，或者弄一行“不成功便成仁”或者一个“忍”字，都会被视为异类。但西班牙人不是。马德里的街头，似乎到处晃荡的，都不是正经人。不是发型奇奇怪怪，就是身上纹得五彩缤纷。相对而言，他们的衣着反倒并不出格，相反还有点儿土气。
弗朗哥的手臂上，纹的是一行中文，上面写着“伊莎贝尔宝贝”。他说，这个伊莎贝尔，是他年轻时候的一个恋人。因为他爱她太深，关键那是他的第一个恋人，所以刻骨铭心，把她纹在了手臂上。我跟他开玩笑说，那你后来的恋人，应该全部都叫伊莎贝尔吧？否则她们会不会跟你翻脸？他说你猜对了一半，在他众多的女朋友中，曾经确实又有两位名叫伊莎贝尔的。
他掀开他的T恤，给我看胸前的一幅肖像，这是我的妈妈，他说。他把母亲纹在了胸前，这是个恋母的家伙啊！她真漂亮！我说。这时候，我破天荒地看到他脸上露出了笑容。
我们聊了半天纹身，我还跟他说，伊莎贝尔四个字有三个是繁体字，我估计他是去了一家台湾人开的纹身店，是不是？他说正是。但是我告诉他，三个繁体字里，错了两个。我告诉他错在哪里，正确的方法又应该怎样写。他听得很认真，最后说，他喜欢中文，他还曾经去语言班学过几天。但是中文太难了！他说。
而我是觉得西班牙语才是世界上最难的语言。别的不说，他们说话语速之快，简直不像是人类。倒像是录音之后通过快速播放功能发出来的。他们的舌头，是他们身体上最灵活的器官，他们一口气简直就能说完一部短篇小说。
言谈之中，还说到了梅隆大妈。他特别提醒，这是一个危险的邻居。为什么？我很担心地问他。
他想了想，说，她是一个鬼！
我觉得好惊悚啊！什么？梅隆大妈居然是个鬼？这个话，从一个文明高度发达的西方人嘴里说出来，从一个马德里警察的嘴里说出来，可信吗？
弗朗哥对我说，他还住在原来房子的时候，好几次在楼道里看见一袭黑衣的梅隆大妈。而她，是不会有我们楼道门的钥匙的呀？你是谁？他当然要盘问她。但是，她很快就下楼走了。几次都是这样。而且，她的行动看上去一点都不像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太太，而是有小姑娘一样的轻盈、灵敏。她就像墨鱼喷出的一股黑水，他形容说。
她是来偷东西吗？
弗朗哥摇摇头。
还有一次，他说，他居然在自己家的窗外看见她。但是，我们家的房子，是位于四楼的呀！四楼的窗外，她有可能出现吗？她会飞吗？她会像气球一样飘浮起来吗？
我很认真地打量弗朗哥，我觉得这个英俊的西班牙警察，是不是脑子有点问题？他说的话，显然越来越不靠谱了！
有一天我在街头看见弗朗哥。这时候的他呀，正把一个小男孩按倒在地，一只穿皮鞋的脚，则踏着地上男孩的头。他全副武装，腰里不仅有警棍，还有一把枪。围观的人很多，各种人都有，有西班牙人、南美人、摩洛哥人，还有东欧人和中国人。我一看这情景，心里马上想，这个弗朗哥，果然神经有问题。作为一名警察，他怎么能当众做出这种事？居然把一个最多十一二岁的男孩吧，按倒在地，还用大皮鞋踩住了他的脑袋！
警笛在呜呜地响，看来来此执行任务的，不止弗朗哥一人。我就问吃瓜群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有人说地上被踩着的孩子，是一个小偷。还有人说，边上的水果店失窃了，报了警，警察来了，这个男孩却莫名其妙地辱骂警察。警察在执行公务，辱骂警察当然算是妨碍公务，弗朗哥似乎有理由这么做。但他只是个孩子呀，教训他几句谅他也就不敢再骂人了。或者掏出警棍吓唬他一下，他估计也就不敢再吱声。有必要这样吗？像对待恐怖分子一样如临大敌？
后来梅隆大妈出现了，她冲进人圈子里，要将弗朗哥推开。弗朗哥身手了得，只是一挡，就把她推倒在地。她跌坐在地，哭了起来。她一邊哭，一边叽哩呱啦地说着什么，似乎在解释，又像在控诉。凭我这点西班牙语，几乎听不懂她在说啥。
有人告诉我，她在说，这个孩子，是她的侄子。她的亲人，只有这侄子了！她还在诅咒警察，说警察滥用权力，说马德里警察没有一个好东西，他们都是垃圾。
弗朗哥的同事，另外两名警察，过去把梅隆大妈扶了起来，其实是把她架走了。而弗朗哥先生，则从小男孩的身上，掏出了两个手雷。这种奇怪而危险的武器，怎么会在孩子的身上出现？围观的人们哗地一下就散开了，好像手雷马上就会在警察弗朗哥的手上爆炸。
当年和菲力斯一起坐皮划艇到西班牙来的，一共六个人，最终只有他一个人成功地靠岸。在马拉加海边被警察拉上来的时候，他冷得浑身发抖。但是他的发抖，他自己认为，还与激动有关。他忍不住哭了。警察给他穿上了羽绒服，他还是身子抖得像装了发动机一样。
羽绒服穿在他身上太小了，显得他的腿更长了。是的，他是一位长腿大叔，手长腿长，飞跑起来估计地球上很少有几个人能追到他。
他的五个同伴，都葬身大海了。他们横穿直布罗陀海峡，就是为了来西班牙。他们知道海上会遇到许多困难，他们也都做好了迎战的准备。比方鲨鱼，这是他们最害怕的。但是最后还是这种凶猛的海上动物要了几乎所有人的命。菲力斯的同伴马丁，由于对着海面撒了一泡尿，他的尿膻味，引来了鲨鱼。鲨鱼先是咬断了他们的桨，很快就把皮划艇咬破了。一共六个人，五个成了它的食物。也许它的食量只有那么大，菲力斯死里逃生，漂到了马拉加。
马拉加是西班牙南部美丽的海滨城市，海水优质，风光如画。一些欧洲的有钱人，尤其是英国人，还有俄罗斯土豪，在马拉加购买别墅，享受那里透明的海风和金子般的阳光。但是菲力斯根本都不知道马拉加长什么样，他一上岸，就被警方带走了。
后来他就一直生活在马德里。他用塑料布做了一个包袱，四个角穿上绳子，让它可以像降落伞一样打开和收拢。他在马德里太阳门广场一带，以及地铁站摆放一些假名牌包包，以及世界一线品牌的运动鞋，当然都是假货，出售它们，以此为生。只要看到警察的影子，他就将手中的绳子一收，全部的货品，都随着“降落伞”的收拢而迅速变成一个可以驮在背上的大包袱。他奔跑起来，没人能追上他。他的长腿像黑色的闪电，转眼就跑得没影了。 有一天他在丽池公园的草地上出摊，没有发现警察的出现。但是有个女人及时提醒了他。她对他大喊：警察！警察！
警察没有追上菲力斯，于是对女人进行了一番盘问。得知女人和逃跑的黑人并无瓜葛后，警察放走了女人。这个女人就是梅隆大妈。当时她还算年轻，和一个埃及男人结过一次婚，但是男人因为横穿马路，被一辆飞驰而过的跑车撞死了。
我曾经斗胆问过梅隆大妈，她一身黑衣，四季如此，是不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想当然她和埃及男人感情非同一般，他死于非命，对她而言，打击过于巨大，她心灰意冷，于是从此一年到头都穿黑衣黑衫，以此纪念她的第一次婚姻。
梅隆大妈不置可否，她只是撸起袖子給我看，她里面的衣裳，也都是黑色的。
有一天我在楼下的合欢树林下和老人们聊天，梅隆大妈缺席。有人说她拔了一颗牙，创口感染了，发高烧，正在诊所治疗。老人们谈论起别人的家长里短来，一点都不比中国的大妈们逊色。她们的闲言碎语，充斥着俚语、暗语，我根本就没办法听懂太多，无法领略到他们闲谈的生动和乐趣。只是大概获得了一些信息，关于梅隆大妈的。因为她本人不在场，这给了所有人尽情议论她的绝佳机会。因为平时，一圈人纳凉也好，晒太阳也好，梅隆大妈总是从不缺席的一位。
她其实不是吉普赛人，有人说，她的埃及丈夫车祸离世后，她嫁给了一位吉普赛人，并且生有一子。不过严格说来，他们并不是正式的婚姻，而只是有过一阵短暂的同居。这算不得什么。在西班牙，同居的现象十分普遍，相反正式的结婚反倒像是一件另类的事。她的吉普赛儿子，也早已不在人世了。那年阿多恰火车站的恐怖事件中，他死于爆炸。老人们说，他就是恐怖分子之一。
有人见过他。虽然这个儿子并没有跟着梅隆大妈过，但是，有人看到过他来梅隆大妈家里，给她扛来两袋面粉。看见他的人说，他是一位英俊的小伙子，长得和梅隆大妈有点像，但是比她好看多了！
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家说，她那时候还没有中风，走路腿脚灵着呢！那年新年，她在马约尔广场波丁餐厅边上的排档吃饭，见到了梅隆大妈一家！她强调了“一家”。很多人呐！她说。除了梅隆大妈本人，还有她的儿子，还有一个男人，还有另外两个女孩子，一大家子。他们就坐在轮椅老人相邻的桌子上吃饭，吃烧烤，吃海鲜饭，喝桑格利亚酒，庆祝新年。马约尔广场上还有人演杂技，还有人背着吉他唱歌。她还看到梅隆大妈的男人给唱歌的人一个硬币的小费。但是吃完饭，这一大家子的人，基本都走了，他们高高兴兴地说着话，对着广场上的新鲜事儿指手画脚。只留下梅隆大妈一个人，她正了正衣裳，过去对排档老板说，新年来到，大家都非常开心！她首先祝老板新年快乐！接着她说，他们这一家子相亲相爱，但是他们没钱。没钱也要欢度新年，她希望排档老板能够理解他们的心情。最后她希望能够给他们这顿新年饭免单。
老板答应了吗？大家以不同的姿势坐在合欢树下，却问了同样的问题。
嗯，轮椅大妈说，排档老板是个好人，他皱着眉头爽快地答应了，上帝保佑他！
也就是在那天晚上，在散发着清香的合欢树下，我了解到，梅隆大妈还和摩洛哥人菲力斯有过一段时间的同居。他们也住在乌赛拉，但不是这个地方。他们详细地描述了黑人菲力斯的外貌，说他长臂长腿，长得就像一只黑猩猩。有人见过他几次，都是在夜里。他和梅隆大妈走在一起，他穿着一件绿色的T恤。两个人在黑暗中走路，就像是空中飘浮着一张脸和一件绿色短袖上衣，其他都是黑的，看不见。
最后他们说，菲力斯后来不知所踪。警察弗朗哥先生一直在寻找他。据说有天弗朗哥在附近的小酒吧喝酒，喝得有点多了，他告诉别人，说菲力斯是一名上了马德里警方黑名单的人，他涉嫌参与了多起恐怖袭击，只是都没有成功实施。他现在可能在北方圣地亚哥一带潜伏，弗朗哥先生說，马德里警察一定会把他找到的。
但是严格地说来，她并不是一位地道的西班牙人。她是一个居住在西班牙的吉普赛人。
我为什么要叫她“梅隆大妈”？这是因为，每当甜瓜上市的季节，她都会在家里卖瓜。她坐在她家门外十几步远的地方，一张长条的木头椅子上。这时候的马德里，天气炎热，空气干燥。她坐在那里，仿佛是明亮世界里的一个黑斑，或者说一个黑洞吧。她见我路过，就会把我叫住，让我买她的甜瓜。对了，你也许并不知道，甜瓜的西班牙语是“梅隆”。如果你到过西班牙，一定知道“哈蒙”，也就是火腿。火腿是西班牙的名片，它是西班牙最有名的物产。而哈蒙配梅隆，则是一种非常著名的吃法，也就是火腿片和甜瓜叠在一块儿吃。顺便要说一下啦，许多人都说，西班牙人是生吃火腿。其实不是生的，只是成熟的方法不同而已。并不是所有的食物都要经过火烤水煮才能变熟。自然风干、发酵，都是令食物变熟的方法。比方说，咱们中国人喜欢吃的松花蛋，没有煮过吧，也没有烤过吧，你说它是生的还是熟的？好了，话休絮烦，咱们还是来说梅隆，也就是甜瓜，也就是咱们通常见到的哈蜜瓜。其实火腿配甜瓜一起吃，并不是西班牙人的正宗吃法，而法国人意大利人才喜欢那样吃。
她每次见到我，都要让我去买她家的梅隆。所以，我们就暗地里叫她梅隆大妈。
经常我们在家里，只要打开窗，就能听到她在那里吆喝：梅隆梅隆，新鲜的梅隆，甜极了的梅隆——她的声音很响亮，有时候听上去就像是男的。是的，如果你故意听，这个声音是不是男人发出的，那么，真的不像是一个女人在吆喝。
我不知道在西班牙，自己家里卖食品是不是合法。我估计够呛。因为我听说，两个中国浙江的青田人，因为自己在家里烧卤菜，因而被警察抓起来了。在西方国家，食品安全是天大的事，可不能乱来。但是，为什么梅隆大妈却能够在自己家里卖水果呢？她有营业执照吗？她有卫生许可证吗？有没有类似城管这样的人来管她，查她？
夏天的时候，一帮与梅隆大妈年龄差不多的女人，每到傍晚，就会聚集在一片合欢树下聊天。这个地方既是人行道，又像是一个小公园。两张长条椅，总是供不应求。因此有人就会自带椅子，常常是那种帆布的可折叠的椅子，既可以坐，也可以躺。他们真会享受！我之所以说“他们”而不是“她们”，是因为，尽管在合欢树下聊天的绝大多数是梅隆大妈一样的中老年妇女，但是偶尔也会有一两位先生混杂其中。年龄是一样的老，混在妇女堆里，一般不说话。所以我在家里只要打开窗，听到不远处叽叽喳喳说话的，都是女人的声音。偶然听到男声，其实也是错觉，那其实只是梅隆大妈在说话。
吃过晚饭去和他们聊天，确实是学习西班牙语的最好途径。我因此了解到，梅隆大妈是一位吉普赛人，她的好几任丈夫都已不在，而她的一个儿子，则在阿多恰火车站的一次恐怖爆炸中丧生了。
有人告诉我说，梅隆大妈有一项极其超人的技艺，那就是偷钱。在她还很年轻的时候，二十岁不到吧，她就展露了这个才华。只要被她盯上，没有不得手的。她甚至能够把人家的手表从腕上脱下来，而对方全然不知。更神的是，她还能将手表给人家戴回去，人家竟依然浑然不觉。虽说对于一名吉普赛妇女来说，不会偷钱，那就是不守妇道。所有的女人，都要学会偷钱，那是做女人的基本功。如果一次都没有偷过，一次都没有偷到过钱，那么，她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吉普赛女人。但是像梅隆大妈这样优秀的神偷，还是不多见。如果有什么机构来组织一次偷窃大赛，那么她是无疑能够获得冠军的。她最神的一次，是跟别人打赌，大家说好了，她要开始偷这个人身上的钱包。而这個人，把他的钱包放在他西装马夹的口袋里，而他外面还套着西装。更为重要的是，他是知道，请注意，是知道，是非常知道，面前的这个吉普赛女人说好了要把他的钱包掏出来。他就是防守队员，而她则开始进攻。并且还有人围观。这个人非常自以为是，认为在这样的场景下，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要在他异常警觉的情况下，将他西装内那个西装马夹里塞得很紧的一个钱包掏走，几乎是不可能的事。除非你把我打晕了，他说。
打赌的条件是，如果钱包真的到了梅隆大妈（当然她当时还是位姑娘）的手上，那么他就不要他的钱包了！但是，如果她出手没有掏到钱包，而是被他发现了，或者护住了，那么，她就要让他睡一次。
结果当然是你猜到了，那个人还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事，钱包就到了她的手上。她从她黑色连衣裙的口袋里取出了一个钱包，问他，这是不是你的钱包？那个人惊得眼珠子都落出来了，伸手去摸自己的马夹口袋。口袋里空空如也，钱包没了。
还给你吧！梅隆大妈大度地把钱包还给了这个倒霉的男人，这个想睡她的男人。男人很没风度地接过了钱包。他这样做得到了在场所有人的鄙夷，一个大男人，怎么也得愿赌服输嘛，说好了钱包一旦被掏走，他就不要了，怎么还能拿回去呢？
更让他惊愕不已的是，当他拿回自己的钱包，发现里面竟然是空的，什么都没有！钱，还有银行卡，还有地铁票，都没了。
这不是魔术，这是梅隆大妈年轻时候众多传奇中的一种。她敏捷的身手，如果任其发展，完全是可以日进斗金的。
也正因为这样，她才被警方非常严厉地抓进去过几次。通常西班牙警方对小偷，尤其是吉普赛人，是比较宽容的。还有摩洛哥人，那些偷渡来的非洲客，他们坐着皮划艇，冒着生命危险，穿越直布罗陀海峡，九死一生，在马拉加上岸。只要一踏上西班牙的土地，他们就算获得了合法居留，并不会被遣送回去。这是闲话，此处不赘。要说的是，西班牙警方对于非法移民，对于喜欢流浪的吉普赛人，历来都是非常宽容的。小偷小摸，只要不是谋财害命，常常都是睁只眼闭只眼。而这些洋“时迁”，他们也都懂得适可而止，通常都只对中国游客下手，因为他们知道中国人的身上才有现金。并且，他们掏了中国人的钱包，一般来说拿走现金，会把里面的护照、银行卡之类扔掉，扔在马路边的花坛里，或者长椅底下。有人捡到，就会交给警察叔叔，因此也不至于导致人家回不了他们伟大祖国这样悲惨的结局。 但是梅隆大妈还在姑娘时，因为身手了得，闯了大祸。她竟然偷了一个埃及人。这个人是西班牙警方的特工，他身上带着非常重要的絕密材料，是关于恐怖分子炸弹袭击阿多恰火车站的。也正是因为这份材料的丢失，导致了人肉炸弹袭击成功。而梅隆大妈的一个儿子，也在那次爆炸中丧生。不过，他是作为受害者还是施暴者，至今还没有一个定论。
她不得不就此歇手，并且从此一直都穿着墨黑的衣裳，无论春夏，还是秋冬。但也有人说，她一袭黑衣，是在她这个儿子死去之前就这样了。
我居住的房子，原先是一位警察弗朗哥先生住的。他是一个帅哥，或者更确切些说吧，他是一位很酷的人。我买他的房子，从见他第一面洽谈起，到最后去公证处成交，一手交付支票，一手把房子的钥匙从他手上拿过来，始终没见他笑过。他那留着漂亮胡子的脸，一直都是板着的。所以我想，全世界的警察是不是都是一个德性，他们出于职业习惯，把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当成了嫌疑人，当成了罪犯，是不是这样的呢？不过警察弗朗哥把钥匙交给我，分手的时候，他提醒我说，虽然住在这里与警察局相邻，但还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是一个女人，他说。
后来，当我认识了梅隆大妈，听说了她过去的传奇，我就想，弗朗哥先生所说的女人，一定就是她吧！
我的家位于一座小山的顶上，所以视野出奇地开阔。马德里的空气在全世界都是出类拔萃的，全年三百天以上是晴天，空气纯净，天色湛蓝。我常常就是坐在客厅里，或者看书，或者画画写字，或者就是喝茶发呆。但是无论做什么，都会经常抬起头来看天。马德里的天空是我百看不厌的风景，是世界上最美的风景。看那蓝天，深邃得似乎可以在白天看到星星。确实如此，至少月亮是经常在大白天挂在空中的，像一片薄冰。如果天上有云，那些云真的可以是诗，可以是歌，可以是童话。它们白得像棉花，但是比棉花更轻盈，更干净。蓬松蓬松的，在碧蓝的底色上缓缓移动，悄悄变化，自然而然，随心所欲。因为马德里没有高楼，所以视野开阔到可以看到整个世界。天空壮阔的图画，真是美得让人感觉不像是在人间。
警察局就位于窗子外的左侧，一座很奇怪的建筑，我觉得它应该是像一支手枪吧。而右前方那片合欢树林的后面，就是梅隆大妈的家。我每次出去，穿过合欢树林去坐公交车，或者去那个小苹果超市买东西，甚至下楼扔垃圾，都会被梅隆大妈喊住。她不是叫我去买甜瓜，就是跟我说话。西班牙人一般不会问你吃了吗，他们的寒暄，其实跟中国人也差不多，除了不问吃了吗，其他都一样。比如说，天气好冷啊！或者说，今天真凉快！或者就是明知故问地说，扔垃圾啊？
我去她家买甜瓜，说实话，心里总是虚虚的。我当然不是怕她多收我钱。恰恰相反，她是个很大方的大妈，她总是在卖给我甜瓜之后，送我两个苹果，或者一只黄桃，或者是抓一把车厘子，或者是无花果。水果在西班牙是最便宜的东西，便宜到有时候简直是不要钱。但我还是能感到她的善意，感觉到她是一位大方的大妈。那我紧张什么？你一定猜到了，我是怕她偷我的钱。所以我每次走进她家，身上都只带一点点现金。就抓在手上，五欧元，最多十欧元。其他的东西，尽量不带。手机啦，钱包啦，都不带。除了钥匙。我还怕她偷我的钥匙，所以我总是把钥匙圈像戒指一样套在手指上，手指弯曲起来，尽管这样，还是担心被她偷去。
所以我去她家，身上的饰物一律除下来放在家里，说句笑话，就是想赤条条去。我平时就喜欢戴个手串，腕上总不空着，虽然人家看了并不觉得什么，只以为是花花绿绿玻璃一样的东西。确实有些是玻璃，但是彼玻璃非此玻璃。玻璃到了工业化时代，就很普遍不值钱了，但是它在古代，却是和白玉、玛瑙、珍珠，一样珍贵的，所以说我手上的汉代琉璃还挺珍贵。虽然可能绝大多数人不以为然，但我自己却知道还算是宝贝。所以去梅隆大妈家里，我都会特别小心地事先取下来，不带过去。
通常来说在马德里這样的大城市，人和人除非是通过特定的社会关系认识，互加微信，或者whatsApp，才有可能成为朋友，以后还会交往。而萍水相逢，之后也就在时间的海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弗朗哥先生和我，其实就是应该这样。我买了他的房子，办完交割，银货两讫，从此就一定是老死不相往来。
偏偏我们家的设备，好像不时出问题。一次是安装闭路电视，不得不找到他，请教他墙内空心管道的布置走向。马德里人即使是一百年历史的房子，基础设施还都并没有落伍的样子。墙体内布置的空心管子，连通所有的房间，不管是户内还是户外，如果要有线路进来，不用开膛破肚，也不必走明线，只要清楚空管的布局，就能不露痕迹地拉进线来。但是闭路电视公司的工程师遇到了困难，无法顺利布线，他就让我一定要找到以前的房东，让他交出墙体内空管的布置图。
我说过了，弗朗哥先生是名警察。他的单位就在他家附近，没错，是警察局。但是他曾经的家，现在成了我的家。而他自己，则搬到较远的地方去了。他现在住在哪里，我只知道个大概，只能去单位找他。
我发现我们家附近的警察局里，个个都是帅哥。其实马德里人并不是太漂亮，东欧人才真帅。但是我走进警察局，才发现，里面的人个个气宇轩昂，个个都是大帅哥。弗朗哥先生虽然年龄偏大，但他穿着警服，真是有腔调。
他脸上依然没有一丝笑容。
后来又有一次，楼下的邻居上来打招呼，说他的天花板渗水了，而且一天比一天严重，他没有征得我的同意，就进了我家，直冲厨房间。由此可见，他对渗水已经十分恼火，顾不得礼貌，非请即入。他在厨房里没有发现什么，后来就断定是我们的淋浴房出了问题。
怎么办？当然是去找警察啦！不是找一般的人民警察，而是我家房子的前主人，弗朗哥先生。
这么一来二去，我们彼此也留了电话，算是熟人了。
我们甚至还相约了去酒吧喝啤酒。
他脱下了警服，依然很帅很酷。他的眼睛不大不小，眼珠明亮，目光坚定。而脸部的轮廓，当然没话说，和古希腊大理石雕塑的头像基本仿佛。关键是胡子，他留着非常漂亮的胡子，虽然不长，但是茂密。而且打理得干干净净，造型看上去并不刻意，但我知道绝对不是自然生长，一定是经过了精心修理和长期养护的。 他居然还有纹身。这在我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不要说警察，如果在中国，如果你是机关干部，或者教师，你都不可能有纹身。即使你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身上刺了一条龙，或者弄一行“不成功便成仁”或者一个“忍”字，都会被视为异类。但西班牙人不是。马德里的街头，似乎到处晃荡的，都不是正经人。不是发型奇奇怪怪，就是身上纹得五彩缤纷。相对而言，他们的衣着反倒并不出格，相反还有点儿土气。
弗朗哥的手臂上，纹的是一行中文，上面写着“伊莎贝尔宝贝”。他说，这个伊莎贝尔，是他年轻时候的一个恋人。因为他爱她太深，关键那是他的第一个恋人，所以刻骨铭心，把她纹在了手臂上。我跟他开玩笑说，那你后来的恋人，应该全部都叫伊莎贝尔吧？否则她们会不会跟你翻脸？他说你猜对了一半，在他众多的女朋友中，曾经确实又有两位名叫伊莎贝尔的。
他掀开他的T恤，给我看胸前的一幅肖像，这是我的妈妈，他说。他把母亲纹在了胸前，这是个恋母的家伙啊！她真漂亮！我说。这时候，我破天荒地看到他脸上露出了笑容。
我们聊了半天纹身，我还跟他说，伊莎贝尔四个字有三个是繁体字，我估计他是去了一家台湾人开的纹身店，是不是？他说正是。但是我告诉他，三个繁体字里，错了两个。我告诉他错在哪里，正确的方法又应该怎样写。他听得很认真，最后说，他喜欢中文，他还曾经去语言班学过几天。但是中文太难了！他说。
而我是觉得西班牙语才是世界上最难的语言。别的不说，他们说话语速之快，简直不像是人类。倒像是录音之后通过快速播放功能发出来的。他们的舌头，是他们身体上最灵活的器官，他们一口气简直就能说完一部短篇小说。
言谈之中，还说到了梅隆大妈。他特别提醒，这是一个危险的邻居。为什么？我很担心地问他。
他想了想，说，她是一个鬼！
我觉得好惊悚啊！什么？梅隆大妈居然是个鬼？这个话，从一个文明高度发达的西方人嘴里说出来，从一个马德里警察的嘴里说出来，可信吗？
弗朗哥对我说，他还住在原来房子的时候，好几次在楼道里看见一袭黑衣的梅隆大妈。而她，是不会有我们楼道门的钥匙的呀？你是谁？他当然要盘问她。但是，她很快就下楼走了。几次都是这样。而且，她的行动看上去一点都不像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太太，而是有小姑娘一样的轻盈、灵敏。她就像墨鱼喷出的一股黑水，他形容说。
她是来偷东西吗？
弗朗哥摇摇头。
还有一次，他说，他居然在自己家的窗外看见她。但是，我们家的房子，是位于四楼的呀！四楼的窗外，她有可能出现吗？她会飞吗？她会像气球一样飘浮起来吗？
我很认真地打量弗朗哥，我觉得这个英俊的西班牙警察，是不是脑子有点问题？他说的话，显然越来越不靠谱了！
有一天我在街头看见弗朗哥。这时候的他呀，正把一个小男孩按倒在地，一只穿皮鞋的脚，则踏着地上男孩的头。他全副武装，腰里不仅有警棍，还有一把枪。围观的人很多，各种人都有，有西班牙人、南美人、摩洛哥人，还有东欧人和中国人。我一看这情景，心里马上想，这个弗朗哥，果然神经有问题。作为一名警察，他怎么能当众做出这种事？居然把一个最多十一二岁的男孩吧，按倒在地，还用大皮鞋踩住了他的脑袋！
警笛在呜呜地响，看来来此执行任务的，不止弗朗哥一人。我就问吃瓜群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有人说地上被踩着的孩子，是一个小偷。还有人说，边上的水果店失窃了，报了警，警察来了，这个男孩却莫名其妙地辱骂警察。警察在执行公务，辱骂警察当然算是妨碍公务，弗朗哥似乎有理由这么做。但他只是个孩子呀，教训他几句谅他也就不敢再骂人了。或者掏出警棍吓唬他一下，他估计也就不敢再吱声。有必要这样吗？像对待恐怖分子一样如临大敌？
后来梅隆大妈出现了，她冲进人圈子里，要将弗朗哥推开。弗朗哥身手了得，只是一挡，就把她推倒在地。她跌坐在地，哭了起来。她一邊哭，一边叽哩呱啦地说着什么，似乎在解释，又像在控诉。凭我这点西班牙语，几乎听不懂她在说啥。
有人告诉我，她在说，这个孩子，是她的侄子。她的亲人，只有这侄子了！她还在诅咒警察，说警察滥用权力，说马德里警察没有一个好东西，他们都是垃圾。
弗朗哥的同事，另外两名警察，过去把梅隆大妈扶了起来，其实是把她架走了。而弗朗哥先生，则从小男孩的身上，掏出了两个手雷。这种奇怪而危险的武器，怎么会在孩子的身上出现？围观的人们哗地一下就散开了，好像手雷马上就会在警察弗朗哥的手上爆炸。
当年和菲力斯一起坐皮划艇到西班牙来的，一共六个人，最终只有他一个人成功地靠岸。在马拉加海边被警察拉上来的时候，他冷得浑身发抖。但是他的发抖，他自己认为，还与激动有关。他忍不住哭了。警察给他穿上了羽绒服，他还是身子抖得像装了发动机一样。
羽绒服穿在他身上太小了，显得他的腿更长了。是的，他是一位长腿大叔，手长腿长，飞跑起来估计地球上很少有几个人能追到他。
他的五个同伴，都葬身大海了。他们横穿直布罗陀海峡，就是为了来西班牙。他们知道海上会遇到许多困难，他们也都做好了迎战的准备。比方鲨鱼，这是他们最害怕的。但是最后还是这种凶猛的海上动物要了几乎所有人的命。菲力斯的同伴马丁，由于对着海面撒了一泡尿，他的尿膻味，引来了鲨鱼。鲨鱼先是咬断了他们的桨，很快就把皮划艇咬破了。一共六个人，五个成了它的食物。也许它的食量只有那么大，菲力斯死里逃生，漂到了马拉加。
马拉加是西班牙南部美丽的海滨城市，海水优质，风光如画。一些欧洲的有钱人，尤其是英国人，还有俄罗斯土豪，在马拉加购买别墅，享受那里透明的海风和金子般的阳光。但是菲力斯根本都不知道马拉加长什么样，他一上岸，就被警方带走了。
后来他就一直生活在马德里。他用塑料布做了一个包袱，四个角穿上绳子，让它可以像降落伞一样打开和收拢。他在马德里太阳门广场一带，以及地铁站摆放一些假名牌包包，以及世界一线品牌的运动鞋，当然都是假货，出售它们，以此为生。只要看到警察的影子，他就将手中的绳子一收，全部的货品，都随着“降落伞”的收拢而迅速变成一个可以驮在背上的大包袱。他奔跑起来，没人能追上他。他的长腿像黑色的闪电，转眼就跑得没影了。 有一天他在丽池公园的草地上出摊，没有发现警察的出现。但是有个女人及时提醒了他。她对他大喊：警察！警察！
警察没有追上菲力斯，于是对女人进行了一番盘问。得知女人和逃跑的黑人并无瓜葛后，警察放走了女人。这个女人就是梅隆大妈。当时她还算年轻，和一个埃及男人结过一次婚，但是男人因为横穿马路，被一辆飞驰而过的跑车撞死了。
我曾经斗胆问过梅隆大妈，她一身黑衣，四季如此，是不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想当然她和埃及男人感情非同一般，他死于非命，对她而言，打击过于巨大，她心灰意冷，于是从此一年到头都穿黑衣黑衫，以此纪念她的第一次婚姻。
梅隆大妈不置可否，她只是撸起袖子給我看，她里面的衣裳，也都是黑色的。
有一天我在楼下的合欢树林下和老人们聊天，梅隆大妈缺席。有人说她拔了一颗牙，创口感染了，发高烧，正在诊所治疗。老人们谈论起别人的家长里短来，一点都不比中国的大妈们逊色。她们的闲言碎语，充斥着俚语、暗语，我根本就没办法听懂太多，无法领略到他们闲谈的生动和乐趣。只是大概获得了一些信息，关于梅隆大妈的。因为她本人不在场，这给了所有人尽情议论她的绝佳机会。因为平时，一圈人纳凉也好，晒太阳也好，梅隆大妈总是从不缺席的一位。
她其实不是吉普赛人，有人说，她的埃及丈夫车祸离世后，她嫁给了一位吉普赛人，并且生有一子。不过严格说来，他们并不是正式的婚姻，而只是有过一阵短暂的同居。这算不得什么。在西班牙，同居的现象十分普遍，相反正式的结婚反倒像是一件另类的事。她的吉普赛儿子，也早已不在人世了。那年阿多恰火车站的恐怖事件中，他死于爆炸。老人们说，他就是恐怖分子之一。
有人见过他。虽然这个儿子并没有跟着梅隆大妈过，但是，有人看到过他来梅隆大妈家里，给她扛来两袋面粉。看见他的人说，他是一位英俊的小伙子，长得和梅隆大妈有点像，但是比她好看多了！
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家说，她那时候还没有中风，走路腿脚灵着呢！那年新年，她在马约尔广场波丁餐厅边上的排档吃饭，见到了梅隆大妈一家！她强调了“一家”。很多人呐！她说。除了梅隆大妈本人，还有她的儿子，还有一个男人，还有另外两个女孩子，一大家子。他们就坐在轮椅老人相邻的桌子上吃饭，吃烧烤，吃海鲜饭，喝桑格利亚酒，庆祝新年。马约尔广场上还有人演杂技，还有人背着吉他唱歌。她还看到梅隆大妈的男人给唱歌的人一个硬币的小费。但是吃完饭，这一大家子的人，基本都走了，他们高高兴兴地说着话，对着广场上的新鲜事儿指手画脚。只留下梅隆大妈一个人，她正了正衣裳，过去对排档老板说，新年来到，大家都非常开心！她首先祝老板新年快乐！接着她说，他们这一家子相亲相爱，但是他们没钱。没钱也要欢度新年，她希望排档老板能够理解他们的心情。最后她希望能够给他们这顿新年饭免单。
老板答应了吗？大家以不同的姿势坐在合欢树下，却问了同样的问题。
嗯，轮椅大妈说，排档老板是个好人，他皱着眉头爽快地答应了，上帝保佑他！
也就是在那天晚上，在散发着清香的合欢树下，我了解到，梅隆大妈还和摩洛哥人菲力斯有过一段时间的同居。他们也住在乌赛拉，但不是这个地方。他们详细地描述了黑人菲力斯的外貌，说他长臂长腿，长得就像一只黑猩猩。有人见过他几次，都是在夜里。他和梅隆大妈走在一起，他穿着一件绿色的T恤。两个人在黑暗中走路，就像是空中飘浮着一张脸和一件绿色短袖上衣，其他都是黑的，看不见。
最后他们说，菲力斯后来不知所踪。警察弗朗哥先生一直在寻找他。据说有天弗朗哥在附近的小酒吧喝酒，喝得有点多了，他告诉别人，说菲力斯是一名上了马德里警方黑名单的人，他涉嫌参与了多起恐怖袭击，只是都没有成功实施。他现在可能在北方圣地亚哥一带潜伏，弗朗哥先生說，马德里警察一定会把他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