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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中国改革开放了。30年前，《中华儿女》杂志创刊了。20年前，第一次看到《中华儿女》杂志。不知不觉，来中华儿女报刊社工作已经有10个年头了。从《中华儿女》的一名热心读者，到《中华儿女》的一名记者。从阅读《中华儿女》，到为“中华儿女”立传，付出的是辛勤，收获的是感动。作为国内较早创刊的人物类主流期刊，《中华儿女》勇立潮头，在改革的春风中成长，在祖国前进的步伐中耕耘。一篇篇美文，记录的是一个个中华儿女精彩的故事。一本本期刊，承载的是一段段中华儿女奋斗的历程。
1978年，中国大地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改革的春风席卷而来。“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我幼时记忆最深刻的名词。虽然当时还不懂得其中的政治涵义，但在写作文的时候老师会经常要求我们要反映时代的新气象新变化，一定要突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面貌新风尚！
小时候的农村，是没有幼儿园的。学前班叫“育红班”，大概是要培育红小兵，往大处说是要培养共产主义的红色接班人吧！对于我来说，觉得这个“育红班”的时间上得太长了，足足有两年左右。因为当时“育红班”没有正式教室，没有专职教师，因此只能在代课老师家因陋就简露天上课，大黑板就挂在老师家房屋的山墙上，老师在大黑板上写字，小伙伴儿们拿个小黑板吱吱呀呀地在下面练习。因为老师不固定，上课地点不固定，遇到刮风下雨就只能停学，所以时断时续，语文课本总是从头学起。以至于学了很长时间，爷爷问我学的什么，我只能回答说是“aoe”。终于有一天我会写自己的名字了，歪歪扭扭地在爷爷面前炫耀了一把，爷爷还是很高兴夸了我。可能自己一直学习成绩不是很优秀，一直到三年级的时候才加入少先队。红领巾是老师帮着系上去的，因此除了入队那天，就再也没带过红领巾，所以我一直不会打红领巾的结。“育红班”除了学习识字算术外，还注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大伙儿都喜欢上劳动课。入秋，家家户户都会晒红薯干，以备冬粮。正在上课，突然天阴下来，老师便会停课，带着我们赶紧到田间地头去帮乡亲们捡红薯干。二三十个小朋友们手很快，总能在雨来之前把要捡的都捡完了。老家有条小河，叫白河。春天河边的沙滩便是我们的天堂。每次去春游，我们便会排着整齐的队伍，唱着歌儿出发。也是在“育红班”我学会了唱人生的第一首歌《我的祖国》，那时候也第一次有了祖国这个概念，老师告诉我们，祖国就是母亲、我们都是祖国的花朵，现在想想，当时也算是小“中华儿女”吧！记得当时经常穿一件海军蓝的上衣，上衣上印有两位小朋友坐着火箭的图案和“奔向2000”的字样。当时大人们常说，到2000年就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是当时农村人对“四化”最通俗的理解。回头看看，2000年的时候，手机都普及了。到2035年就要基本实现现代化了。
小时候学校能读的刊物很少，因为二舅是公社邮电所的所长，因此经常能从表姐表哥那里看到《小朋友》《少年文艺》《小学生作文》这些杂志。每次拿到新的刊物，我都会如饥似渴，一字不漏地从头到尾看下来，有的甚至会背。这倒是为自己写作文提供了优秀范文和素材。当很多同学觉得写作文无从下笔的时候，我却毫不费力得写出好几页。别人的作文往往批个“阅”字，而小伙伴们煞是羡慕老师在我作文后面用红色墨水钢笔写得长长评语。这也许是一种鼓励吧，我竟不知不觉喜欢上了写作。写日记的习惯一直坚持到高中毕业。
1988年，对于我个人来说也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年，我从农村小学考到镇上的初中读书。录取是按名词排列的，我记得好像是五六名的样子。初一的班主任老师叫郑新房，在他的鼓励和教导下，我写了入团志愿书。我至今还能记得里面的内容。对共青团先进性的认识，及平时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等等。初一上半年我成为班上为数不多的团员之一。马旭东老师是当时我们的团委书记，他带领我们宣誓的情景历历在目。中学能看到的杂志就多了起来。《演讲与口才》《读者文摘》《今古传奇》《故事会》等等，偶尔能看到几本《女友》。高二的时候，我和同班的宋相龙、左新奇两位同学成为《新野周报》和新野广播电台的通讯员。并陆续开始在《南阳日报》《南阳晚报》上发表大块儿文章。印象非常深刻，记得一个周六的晚上，全家人正在吃饭，恰好听到县广播电台播音员播报新闻，当听到“本台消息，通讯员宋汉晓报道”的时候，心里也有点小小的激动。一向严厉的父亲竟然和我笑着言谈起来。父亲告诉我，之所以起名“汉晓”，就是当天我出生时县广播电台早上开始播音，《东方红》序曲高亢响起。后来一位有文化的先生给我“算命”说，适合到广播电台工作。虽然没有到广播电台工作，但毕业后一直在媒体从业。先是在北京市朝阳区教育局《朝教快讯》实习，后经人介绍进入《中国摄影家》杂志工作。因为有点写作的底子，经常会为摄影图片配文，逐渐发展到为摄影展写前言，为摄影画册写序，为摄影集子写评论。
突然有一天，我的摄影老师、中国摄影家杂志社社长朱宪民先生拿着一本《高占祥摄影作品集——荷花魂》交到我手中，让我写这本摄影集的评论。要求相当高，要在报纸发表。高占祥先生早有耳闻，高中课本曾学过他著的《当说必说》课文，曾担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副主席，文化部常务副部长，时任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大概是想让我多了解高部长的经历吧！朱老师又把一本《中华儿女》雜志给了我，高部长是封底文章《铁匠出身的部长高占祥》的主人公。我认真拜读了这篇文章，得知高部长多才多艺，能诗善舞，会写会拍。《荷花魂》是他的第一本摄影集。
根据对高部长的认识及对其摄影作品的理解，一篇《迎日荷花别样红》的摄影评论很快写完了。文章转交给高部长后，他竟然一字未改，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莫大的鼓舞。现在想想不是我写得多么好，而是高部长大家风范，虚怀若谷。《中国摄影报》刊登这篇文章后，《中国艺术报》全文转载，并收入《再读高占祥》一书。后陆续为高部长《咏荷五百首》《高占祥摄影作品集·菊花卷》《文化力》等书写了多篇书评，在《中国图书商报》《人民日报》等媒体发表。至今高先生仍然担任中华儿女理事会理事，还时常出席中华儿女报刊社举办的各种笔会等活动。那本1995年第6期《中华儿女》我一直保留至今。可以说对我的记者生涯影响深远。杂志精选的人物，精彩的故事，精美的设计，精湛的文笔，精辟的解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遇到地摊上有过刊卖，我都会买回来细细品读学习。因为，很多文章，不仅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珍贵的史料。既有文学造诣又有史学价值。既能学习写作技巧，又能提升文采，可谓是一举两得。当时，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能进入这么一本高大上的期刊社来工作。
著名书法家韩天雍贺《中华儿女》
2008年底，我原先所在的《中国医药指南》杂志因为改为学术刊物，感觉自己学的新闻已无用武之地便离开了。看到《中华儿女·青联刊》即将创刊的招聘启事，我毫不犹豫便到板桥胡同去应聘。心想若能到《中华儿女》工作那是梦寐以求的事情。经过笔试面试，竟然通过了，编辑部还通知我说过了年可以过来上班，当时那股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中华儿女报刊社为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舞台。前辈们为我们锻造了一本名刊大刊，报刊社也是名家辈出。像红色作家YW是我们的首席记者，先后出版了近百本红色纪实作品，被誉为“红笔杆”——他的很多作品经久不衰，不断再版。
作者参加报刊社举办的活动时留影
自己有收藏创刊号的习惯，我专门从网上买了本当年的创刊号。彩色封面，黑白内文，图文并茂，红底白字的刊名鲜艳夺目，内文更是引人入胜……每每翻起这本创刊号，质朴的文风扑面而来，精湛的文笔令人叫绝。能深刻地感受到一代代“中华儿女”人为这本刊物付出的心血和汗水，一位位作者付出的艰辛与智慧，也能感受到广大读者对我们的殷切期望。令我很自豪地是，经常在外地采访，刚要介绍杂志，对方往往就会说：这杂志很不错，很喜欢，经常看！因此，写起稿来就更认真更仔细。经常会收到一些外刊的稿费，可能哪篇文章又被它们转载了。
一转眼，在中华儿女报刊社工作10年了。从海外版（青联刊）到国内版，从普通记者到部门负责人，从月刊到半月刊，这10年，经历了杂志的改版、扩版。虽然受互联网的冲击很大，但《中华儿女》的时政性没有变，原创性没有变，厚重性没有变，高端性没有变。《中华儿女》以报道“家国天下，民族脊梁”为己任，权威性更加突出，可读性更加增强，且刊物设计越来越时尚，刊物品相越来越好看，刊物的内容越来越接地气。上到国家领导人，下到基层团委书记，在报道人物的选择上更宽泛。在引领青年，影响青年，吸引青年，充分发挥团属媒体舆论阵地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多次被中宣部或团中央阅评会好评，并多次被评为“最美期刊”。
10年来，自己也在这个大家庭中不断成长进步。因为在海外版工作期间多次报道侨务工作，2013年自己有机会加入了侨党——中国致公党，并先后担任致公党北京市朝阳区区委委员，致公党北京市委监督委员会委员，致公党北京市委理论研究会副会长，致公党中央理论与学习委员会委员。我也结合自己的本职工作，利用自己的专长，主动践行“致力为公，侨海报国”的使命，积极参与致公党中央的调研，执笔的调研报告得到了张高丽、刘延东等中央領导同志的批示。撰写的理论文章多次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致公党中央理论研讨会上作为代表发言，获得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征文一等奖。我还还利用自己的记者特长积极为致公党中央举办的培训班讲授摄影、人物写作技巧。
2015年、2017年，为纪念中国致公党成立90周年和致公党“三大”召开70周年，分别在《中华儿女》上开设专栏，连续采访报道了近40位不同历史时期致公党的优秀党员代表。尤其是为致公党中央主席万钢同志撰写的文章《万钢：万水朝东 百炼成钢》一文被各大媒体纷纷转载，广泛传播。致公党中央宣传部还专门致函团中央办公厅，对《中华儿女》杂志给予的关注和对致公党员的报道表示诚挚的感谢。今年，中国致公出版社还特别将两次栏目报道的文章结集出版成书。我本人也因此被评为致公党中央思想宣传理论先进个人、致公党中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作为千千万万名中华儿女的一员，40年来我们经历了波澜壮阔的沧桑巨变，见证了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30年，时代成就了《中华儿女》杂志的辉煌与梦想，承载了“中华人物第一刊”的美誉；20年，自己积累了记者生涯丰富的经历，用镜头记录了多姿多彩的瞬间，用文章刻画了可歌可涕的人物；10年，作为“中华儿女”人，更加坚定了作为媒体人前进的步伐，不断拓展自己作为民主党派成员参政议政的经验。
最后以一首藏头诗来纪念和祝贺《中华儿女》创刊30周年：“中国四十年，华夏换新颜。儿童成栋梁，女子半边天。家风重孝道，国法倡亲廉。天道循正气，下泽百姓安。民心齐向党，族规尚勤俭。脊柱泰山挺，梁栋重任担。”
1978年，中国大地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改革的春风席卷而来。“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我幼时记忆最深刻的名词。虽然当时还不懂得其中的政治涵义，但在写作文的时候老师会经常要求我们要反映时代的新气象新变化，一定要突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面貌新风尚！
小时候的农村，是没有幼儿园的。学前班叫“育红班”，大概是要培育红小兵，往大处说是要培养共产主义的红色接班人吧！对于我来说，觉得这个“育红班”的时间上得太长了，足足有两年左右。因为当时“育红班”没有正式教室，没有专职教师，因此只能在代课老师家因陋就简露天上课，大黑板就挂在老师家房屋的山墙上，老师在大黑板上写字，小伙伴儿们拿个小黑板吱吱呀呀地在下面练习。因为老师不固定，上课地点不固定，遇到刮风下雨就只能停学，所以时断时续，语文课本总是从头学起。以至于学了很长时间，爷爷问我学的什么，我只能回答说是“aoe”。终于有一天我会写自己的名字了，歪歪扭扭地在爷爷面前炫耀了一把，爷爷还是很高兴夸了我。可能自己一直学习成绩不是很优秀，一直到三年级的时候才加入少先队。红领巾是老师帮着系上去的，因此除了入队那天，就再也没带过红领巾，所以我一直不会打红领巾的结。“育红班”除了学习识字算术外，还注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大伙儿都喜欢上劳动课。入秋，家家户户都会晒红薯干，以备冬粮。正在上课，突然天阴下来，老师便会停课，带着我们赶紧到田间地头去帮乡亲们捡红薯干。二三十个小朋友们手很快，总能在雨来之前把要捡的都捡完了。老家有条小河，叫白河。春天河边的沙滩便是我们的天堂。每次去春游，我们便会排着整齐的队伍，唱着歌儿出发。也是在“育红班”我学会了唱人生的第一首歌《我的祖国》，那时候也第一次有了祖国这个概念，老师告诉我们，祖国就是母亲、我们都是祖国的花朵，现在想想，当时也算是小“中华儿女”吧！记得当时经常穿一件海军蓝的上衣，上衣上印有两位小朋友坐着火箭的图案和“奔向2000”的字样。当时大人们常说，到2000年就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是当时农村人对“四化”最通俗的理解。回头看看，2000年的时候，手机都普及了。到2035年就要基本实现现代化了。
小时候学校能读的刊物很少，因为二舅是公社邮电所的所长，因此经常能从表姐表哥那里看到《小朋友》《少年文艺》《小学生作文》这些杂志。每次拿到新的刊物，我都会如饥似渴，一字不漏地从头到尾看下来，有的甚至会背。这倒是为自己写作文提供了优秀范文和素材。当很多同学觉得写作文无从下笔的时候，我却毫不费力得写出好几页。别人的作文往往批个“阅”字，而小伙伴们煞是羡慕老师在我作文后面用红色墨水钢笔写得长长评语。这也许是一种鼓励吧，我竟不知不觉喜欢上了写作。写日记的习惯一直坚持到高中毕业。
1988年，对于我个人来说也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年，我从农村小学考到镇上的初中读书。录取是按名词排列的，我记得好像是五六名的样子。初一的班主任老师叫郑新房，在他的鼓励和教导下，我写了入团志愿书。我至今还能记得里面的内容。对共青团先进性的认识，及平时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等等。初一上半年我成为班上为数不多的团员之一。马旭东老师是当时我们的团委书记，他带领我们宣誓的情景历历在目。中学能看到的杂志就多了起来。《演讲与口才》《读者文摘》《今古传奇》《故事会》等等，偶尔能看到几本《女友》。高二的时候，我和同班的宋相龙、左新奇两位同学成为《新野周报》和新野广播电台的通讯员。并陆续开始在《南阳日报》《南阳晚报》上发表大块儿文章。印象非常深刻，记得一个周六的晚上，全家人正在吃饭，恰好听到县广播电台播音员播报新闻，当听到“本台消息，通讯员宋汉晓报道”的时候，心里也有点小小的激动。一向严厉的父亲竟然和我笑着言谈起来。父亲告诉我，之所以起名“汉晓”，就是当天我出生时县广播电台早上开始播音，《东方红》序曲高亢响起。后来一位有文化的先生给我“算命”说，适合到广播电台工作。虽然没有到广播电台工作，但毕业后一直在媒体从业。先是在北京市朝阳区教育局《朝教快讯》实习，后经人介绍进入《中国摄影家》杂志工作。因为有点写作的底子，经常会为摄影图片配文，逐渐发展到为摄影展写前言，为摄影画册写序，为摄影集子写评论。
突然有一天，我的摄影老师、中国摄影家杂志社社长朱宪民先生拿着一本《高占祥摄影作品集——荷花魂》交到我手中，让我写这本摄影集的评论。要求相当高，要在报纸发表。高占祥先生早有耳闻，高中课本曾学过他著的《当说必说》课文，曾担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副主席，文化部常务副部长，时任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大概是想让我多了解高部长的经历吧！朱老师又把一本《中华儿女》雜志给了我，高部长是封底文章《铁匠出身的部长高占祥》的主人公。我认真拜读了这篇文章，得知高部长多才多艺，能诗善舞，会写会拍。《荷花魂》是他的第一本摄影集。
根据对高部长的认识及对其摄影作品的理解，一篇《迎日荷花别样红》的摄影评论很快写完了。文章转交给高部长后，他竟然一字未改，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莫大的鼓舞。现在想想不是我写得多么好，而是高部长大家风范，虚怀若谷。《中国摄影报》刊登这篇文章后，《中国艺术报》全文转载，并收入《再读高占祥》一书。后陆续为高部长《咏荷五百首》《高占祥摄影作品集·菊花卷》《文化力》等书写了多篇书评，在《中国图书商报》《人民日报》等媒体发表。至今高先生仍然担任中华儿女理事会理事，还时常出席中华儿女报刊社举办的各种笔会等活动。那本1995年第6期《中华儿女》我一直保留至今。可以说对我的记者生涯影响深远。杂志精选的人物，精彩的故事，精美的设计，精湛的文笔，精辟的解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遇到地摊上有过刊卖，我都会买回来细细品读学习。因为，很多文章，不仅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珍贵的史料。既有文学造诣又有史学价值。既能学习写作技巧，又能提升文采，可谓是一举两得。当时，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能进入这么一本高大上的期刊社来工作。
2008年底，我原先所在的《中国医药指南》杂志因为改为学术刊物，感觉自己学的新闻已无用武之地便离开了。看到《中华儿女·青联刊》即将创刊的招聘启事，我毫不犹豫便到板桥胡同去应聘。心想若能到《中华儿女》工作那是梦寐以求的事情。经过笔试面试，竟然通过了，编辑部还通知我说过了年可以过来上班，当时那股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中华儿女报刊社为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舞台。前辈们为我们锻造了一本名刊大刊，报刊社也是名家辈出。像红色作家YW是我们的首席记者，先后出版了近百本红色纪实作品，被誉为“红笔杆”——他的很多作品经久不衰，不断再版。
自己有收藏创刊号的习惯，我专门从网上买了本当年的创刊号。彩色封面，黑白内文，图文并茂，红底白字的刊名鲜艳夺目，内文更是引人入胜……每每翻起这本创刊号，质朴的文风扑面而来，精湛的文笔令人叫绝。能深刻地感受到一代代“中华儿女”人为这本刊物付出的心血和汗水，一位位作者付出的艰辛与智慧，也能感受到广大读者对我们的殷切期望。令我很自豪地是，经常在外地采访，刚要介绍杂志，对方往往就会说：这杂志很不错，很喜欢，经常看！因此，写起稿来就更认真更仔细。经常会收到一些外刊的稿费，可能哪篇文章又被它们转载了。
一转眼，在中华儿女报刊社工作10年了。从海外版（青联刊）到国内版，从普通记者到部门负责人，从月刊到半月刊，这10年，经历了杂志的改版、扩版。虽然受互联网的冲击很大，但《中华儿女》的时政性没有变，原创性没有变，厚重性没有变，高端性没有变。《中华儿女》以报道“家国天下，民族脊梁”为己任，权威性更加突出，可读性更加增强，且刊物设计越来越时尚，刊物品相越来越好看，刊物的内容越来越接地气。上到国家领导人，下到基层团委书记，在报道人物的选择上更宽泛。在引领青年，影响青年，吸引青年，充分发挥团属媒体舆论阵地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多次被中宣部或团中央阅评会好评，并多次被评为“最美期刊”。
10年来，自己也在这个大家庭中不断成长进步。因为在海外版工作期间多次报道侨务工作，2013年自己有机会加入了侨党——中国致公党，并先后担任致公党北京市朝阳区区委委员，致公党北京市委监督委员会委员，致公党北京市委理论研究会副会长，致公党中央理论与学习委员会委员。我也结合自己的本职工作，利用自己的专长，主动践行“致力为公，侨海报国”的使命，积极参与致公党中央的调研，执笔的调研报告得到了张高丽、刘延东等中央領导同志的批示。撰写的理论文章多次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致公党中央理论研讨会上作为代表发言，获得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征文一等奖。我还还利用自己的记者特长积极为致公党中央举办的培训班讲授摄影、人物写作技巧。
2015年、2017年，为纪念中国致公党成立90周年和致公党“三大”召开70周年，分别在《中华儿女》上开设专栏，连续采访报道了近40位不同历史时期致公党的优秀党员代表。尤其是为致公党中央主席万钢同志撰写的文章《万钢：万水朝东 百炼成钢》一文被各大媒体纷纷转载，广泛传播。致公党中央宣传部还专门致函团中央办公厅，对《中华儿女》杂志给予的关注和对致公党员的报道表示诚挚的感谢。今年，中国致公出版社还特别将两次栏目报道的文章结集出版成书。我本人也因此被评为致公党中央思想宣传理论先进个人、致公党中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作为千千万万名中华儿女的一员，40年来我们经历了波澜壮阔的沧桑巨变，见证了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30年，时代成就了《中华儿女》杂志的辉煌与梦想，承载了“中华人物第一刊”的美誉；20年，自己积累了记者生涯丰富的经历，用镜头记录了多姿多彩的瞬间，用文章刻画了可歌可涕的人物；10年，作为“中华儿女”人，更加坚定了作为媒体人前进的步伐，不断拓展自己作为民主党派成员参政议政的经验。
最后以一首藏头诗来纪念和祝贺《中华儿女》创刊30周年：“中国四十年，华夏换新颜。儿童成栋梁，女子半边天。家风重孝道，国法倡亲廉。天道循正气，下泽百姓安。民心齐向党，族规尚勤俭。脊柱泰山挺，梁栋重任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