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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段时间，在阅读有关毛泽东的著作时，想起了1993年毛泽东主席100周年诞辰前后，我几次与李讷相见时的情景。
1993年，因为当时我是北京地区湘潭经济科技顾问团成员的缘故，所以受时任湘潭市委副书记、市长孔令志的委托，邀请李讷等毛主席的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去湘潭，参加纪念毛主席100周年诞辰的文艺演出活动。
我初次去李讷家是1993年11月初。在去李讷家的路上，我想李讷是毛主席的女儿，她的住房与她本人的着装一定是比较讲究的。然而，当我走进李讷家，看到她家的装修、摆设和她的着装却是很普通很简朴的。李讷穿的是浅蓝色的平布中式衣服，上衣一看就是穿过多年。客厅里，只摆着一台20英寸左右的电视机和一套简易沙发，除此，再无别的东西。
我把来意与她谈了后，她主动邀我看了她儿子王效芝的卧室和她与丈夫王景清（1927—2021）的卧室、书房、储藏室。房子的墙壁全是白灰抹成的，手一碰，还可见到散落的白灰。地面除起居室是水磨石地面外，其他房间都是普通水泥抹面压光地面。卧室里摆设的都是木板床，四脚三屉桌，硬木木椅和简易沙发，简朴衣柜。说实在的，那时候我家都用上了席梦思软床了。
李讷对我说：“从中南海搬出来后，组织上首先是安排我住在西四附近中央警卫局宿舍的一套四居室内。后来组织上又把我安排到万寿路这里。这里的房子比西四那里的面积要大些，间数也多了一间，环境也很清静，很适合我的性格。”书房里，我粗粗扫了一眼，书架上的书以史书最多。有一个书架上摆了一套“马恩”全集。她见我的眼睛盯着这套“马恩”全集，便对我说：“这是我结婚时父亲送的唯一纪念品，我一直珍藏着它。我经常翻看。它是鼓舞我克服困难，充实生活的动力！”当她领我走到储藏室门外时，心情沉重地对我说：“这间储藏室里的东西，基本都是江青的遗物，我也没有去清理它，这间房子的门一般也不打开。”
看完后，我们又在客厅里坐了一会儿，然后我起身与她告别。没想到，在起身的那一瞬间，感觉我的裤子被什么东西撕破了。一看，我的军裤被沙发里冒出来的弹簧撕了一个小洞。离开她家时，我发自内心地对李讷说：“你的住房和穿戴也太簡朴了。”李讷笑着说：“我能过稳定简朴的生活就非常满足了。”
这年春节后，我的朋友彭建林请李讷到月坛北街的湘府酒楼吃饭，我和中国藏学出版社的编辑李烨应邀作陪。见李讷穿的毛衣赤橙黄绿青蓝紫等七种颜色都有，我笑着对她说：“李讷同志呀！您穿的毛衣是七色光，是万国牌吧！……”未等我说完，她就笑着说：“这是我把家里的一些旧毛衣、旧毛裤、小孩穿过的、我自己穿过的，统统拆洗后，然后按各种颜色毛线的多少编织成的，让你们见笑了呀！”
听她这么说，在场的人顿时默言。坐在李讷旁边的李烨甚至流下了泪水。我见此情景，赶紧对大家说，“你们看，李烨与李讷多像。”大家都把眼光对着二李，异口同声地说：“是像！太像了！”李讷看了李烨一阵后笑着说：“那你就是我的妹妹吧！”
在我和李讷几次接触交谈中，她除了讲毛泽东主席是一位感情丰富的父亲以及父女间的亲情外，讲得最多的还是父亲如何严厉严格要求她，教她如何做人，如何锻炼意志，如何与困难做斗争，如何与老百姓打成一片……
李讷曾深情地对我回忆说：“我6岁的时候，有一天家里住的窑洞窗户坏了，一位50多岁的老木工来修理。在修理过程中，正好碰上我家吃午饭，父亲就请老木工一起吃饭。吃饭时，父亲一直和老木工交谈着。谈着谈着老木工就讲起了小时候家里很穷，常常挨饿，还常挨父亲打，打了也不知为什么挨打。他还说，同村的不少孩子，处境也和他一样。有一个孩子被父亲打坏了一只眼，事后他父亲很后悔，竟一病不起。我听了老木工的话后笑着说：‘我爸爸好，我爸爸一下没打过我。’话音一落，父亲板着面孔用筷子指着自己碗里的饭，严肃地对我说：‘如果你爸爸没有这个，也会打你的。’爸爸的话一出口，我知道他在批评我不懂事。”
李讷说：“1947年冬，我家住在杨家沟。那个时候部队吃粮非常困难，基本上吃的都是黑豆。有一天午饭后，我见不少人的嘴唇口腔都是黑的，便笑着对爸爸说：‘爸爸你快看呀！阿姨、叔叔们的嘴怎么都黑了！’爸爸一板正经地对我说：‘大娃娃！你不要笑，解放军叔叔就是靠吃黑豆打胜仗的。吃了黑豆也能长高长胖，以后你也应该带上碗筷和大家一起吃黑豆饭。听爸爸的话，你将来一定是个好孩子。’从此以后，我也和叔叔、阿姨们一块上机关食堂吃起黑豆饭来。”
李讷还说到：“我是1959年进入北大住校学习的，父亲给我的开支费用，除去星期日，每天1元钱，每月26元，不许我多要一分钱。其中饭费要12元至15元，剩下的是乘公共汽车的车钱、书本费和零花钱。一些熟悉我身份的同学，认为我是主席的女儿，是‘大款’，不时地向我借上5元、10元。这样，我的钱就不够用了，只好跟别的同学借，再从下月的26元中还给他们。有时这个月的钱实在不够用了，我就得从伙食费中扣，降低饭菜质量。或者少回家，节省车费，或者把零花钱压得最低最少。父亲限制我的生活费用，使我懂得精打细算，厉行节约，是使有限经济收入如何用好的基础。”
李讷在与我交谈中还讲到1963年父亲给她写的几封信，对她的人生观、世界观影响很大。写此文时，我找出了毛主席给李讷回信的原文——李讷 ：
刚发一信，就接了你的信。喜慰无极。你痛苦、忧伤，是极好事，从此你就有希望了。……没人管你了，靠你自己管自己，这就好了。这是大学比中学的好处。中学也有两种人，有社会经验的孩子，有娇生惯养的所谓干部子弟，你就吃了这个亏。现在好了，干部子弟（翘尾巴的）吃不开了，尾巴翘不成了，痛苦来了，改变的态度也来了，这就好了，读了秋水篇，好，你不会再做河伯了，为你祝贺！
爸爸 一月四日李讷 ：
信收到，极高兴。大有起色，大有雄心壮志，大有自我批评，大有痛苦、伤心，都是好的。你从此站立起来了。因此我极为念你，为你祝贺。读书、不急、合群、开朗，多与同学多谈，交心，学人之长，克己之短，大有可为。 爸爸 一月十五日
毛泽东信中讲的河伯，是指传说中的黄河水神，李讷读了《庄子·秋水》一文后给父亲写信发表感想，认为河伯鼠目寸光、自高自大，是不可取的。所以毛泽东给李讷回信，深为她的进步感到高兴。
李讷还告诉我说：“我30多岁才结婚，结婚后由于母亲的反对，加上许多方面与他不合，结婚没有几个月我们就分居了，后来就离婚了。王效芝出生后，我不仅要工作，还要拖着病体打理家务，加上那时我的工资只有70元，生活上遇到了诸多困难，心情也不好。到1976年9月父亲去世了，母亲又作为‘四人帮’主犯被关押。瞬间，巨大的悲痛和精神压力、经济压力，一齐向我袭来，我的人生之路到了最最困难的时候。然而，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在亲戚朋友的关照下，终于克服了一道道的困难，我没有倒下。说句心里话，如果没有父亲那时对我的严厉严格要求，那后来所碰到的苦日子还不知怎么过呀！我永远感谢父亲的教诲。感谢他对我的严厉严格要求。”
李讷与王景清结婚前十几年中的日子是非常困难的。1985年与王景清结婚后，虽然各方面的条件较前有很大改善，但在我的印象中，其经济条件也只不过是个基本温饱型，要想每月能剩下一点钱，必须从吃穿上抠出来。
尽管她当时的经济条件一般，可她在与我交谈中，多次提到要帮助定居在京西门头沟斋堂的一些八路军后代。
她告诉我：“京西斋堂地区有一些原八路军战士及后代。他们有的身上还留着许多弹片，有的还成了残疾人，随着年龄的增大，生活上遇到很大困难。虽然组织上给了很大关怀，但仍然困难不少。我去看过他们多次，每次看后我都很难过。想来想去还是给他们些经济资助最好。我一方面在家庭开支上厉行节约，能不花的尽量不花，能少花的尽量少花。从我和老王的工资中拿出一部分给他们。”李讷这番话是在湘府酒楼吃饭时讲的。
湘府酒楼的菜肴全部都带辣味，彭建林生怕李讷不习惯，笑着对李讷说：“这里的菜都辣得很，不知你能不能吃得了。要不就叫厨师少放点辣椒！”李讷笑着说：“我父亲曾经说过，不吃辣椒不革命。我跟父亲吃饭时，厨师从来都是按父亲的口味做。所以吃辣我很习惯了。”在吃饭的过程中，李讷吃得津津有味，特别是对红烧肉、火焙鱼、白辣椒炒鸡杂、三腊合蒸尤为感兴趣，多次称赞做得好。
彭建林为了表示对李讷的敬意，有意多点了一些菜。李讷见此，便笑着说：“这么多菜，哪能吃得了呀！大家要使劲吃呀！吃不了就浪费了！”我笑着说：“按照彭建林同志的点菜食谱，应该还有三四道菜没有端上桌。”李讷立即说：“没有上桌的菜，就不要端上来了，以免浪费。桌子上的菜，大家实在吃不完的，我打包带回去。”按照李讷的意见，没有端上桌的菜就退了。
席终时，李讷笑着对彭建林说：“彭先生，谢谢您！今天叫我吃了一顿久违的我父亲爱吃的地道家乡饭菜。这些没有吃完的菜，请服务员帮我打包带回去，让老王和儿子也尝尝！”服务员在打包时，有几盘菜没有搞干净，还留下少许。李讷见此立即笑着对服务员说：“我和父亲吃饭时，每个菜盆吃完后都得用汤或饭将盆上的油水冲干净的，然后吃光。一粒饭一滴油都是来之不易呀！请将那还有菜的盆子都搞干净，放在盒子中，一点也不要浪费！论今天的饭菜，不是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吃得上的呀！”
随后，我到李讷家里，把孔市长的意见原原本本告诉了她。李讷笑着说：“至于暴露我们身份不安全的事，那我倒不在乎，因为我们现在都是普通老百姓了。不认识我们怕接错，倒是一个问题。我们三个取个什么暂用名为好呢？我得与我大嫂、我张姐商量商量。”李讷说完后，我贸然对李讷说：“能不能用你们三个人的姓呢？”李讷笑着说：“这意见好，不过三个姓怎么排列？我得打电话和她们商量。”她打电话给刘松林，刘松林说：“年龄我最大，但论血缘关系，我们三个，只有你才有父亲的血缘！把李排在最前面才对。”她们俩在电话中讨论一番后，李讷对刘松林说：“你的意见我记住了，我再问问我张姐吧。”接着李讷又打电话给张玉凤，结果张的意见也是要把李讷的李字排在前面，把刘松林的刘字排在第二。最后李讷笑着对我说：“老彭，那就只有这样了，我们三个人的共同名字就叫 ‘李刘张’吧！”
李讷在与刘松林、张玉凤联系时，总是称她们为我大嫂，我张姐。我第一次去她家以及以后几次与她接触时，只要谈到毛主席的亲人，李讷也总是在兄弟姐妹前加“我”字。称毛岸英为我大哥，称毛岸青为我二哥，称邵华为我二嫂，称李敏为我大姐，称孔令华为我大姐夫，甚至称毛新宇等下一辈时，也加个我字，如我新宇侄……我开始对为什么这样称呼不是很清楚，后来问北京的老人，他们说这是对人尊称、对人亲热，是发自内心的亲情表现。
过了不久，我便按孔市长的要求，为她们三人买了飞机票，并用我单位仅有的一台伏尔加车送她们去机场。当日下午，湘潭市委市政府接待办的同志电话告我：“‘李刘张’已安全顺利地到达了。”
（责任编辑：齐风）
“能过稳定简朴的生活就非常满足了”
1993年，因为当时我是北京地区湘潭经济科技顾问团成员的缘故，所以受时任湘潭市委副书记、市长孔令志的委托，邀请李讷等毛主席的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去湘潭，参加纪念毛主席100周年诞辰的文艺演出活动。
我初次去李讷家是1993年11月初。在去李讷家的路上，我想李讷是毛主席的女儿，她的住房与她本人的着装一定是比较讲究的。然而，当我走进李讷家，看到她家的装修、摆设和她的着装却是很普通很简朴的。李讷穿的是浅蓝色的平布中式衣服，上衣一看就是穿过多年。客厅里，只摆着一台20英寸左右的电视机和一套简易沙发，除此，再无别的东西。
我把来意与她谈了后，她主动邀我看了她儿子王效芝的卧室和她与丈夫王景清（1927—2021）的卧室、书房、储藏室。房子的墙壁全是白灰抹成的，手一碰，还可见到散落的白灰。地面除起居室是水磨石地面外，其他房间都是普通水泥抹面压光地面。卧室里摆设的都是木板床，四脚三屉桌，硬木木椅和简易沙发，简朴衣柜。说实在的，那时候我家都用上了席梦思软床了。
李讷对我说：“从中南海搬出来后，组织上首先是安排我住在西四附近中央警卫局宿舍的一套四居室内。后来组织上又把我安排到万寿路这里。这里的房子比西四那里的面积要大些，间数也多了一间，环境也很清静，很适合我的性格。”书房里，我粗粗扫了一眼，书架上的书以史书最多。有一个书架上摆了一套“马恩”全集。她见我的眼睛盯着这套“马恩”全集，便对我说：“这是我结婚时父亲送的唯一纪念品，我一直珍藏着它。我经常翻看。它是鼓舞我克服困难，充实生活的动力！”当她领我走到储藏室门外时，心情沉重地对我说：“这间储藏室里的东西，基本都是江青的遗物，我也没有去清理它，这间房子的门一般也不打开。”
看完后，我们又在客厅里坐了一会儿，然后我起身与她告别。没想到，在起身的那一瞬间，感觉我的裤子被什么东西撕破了。一看，我的军裤被沙发里冒出来的弹簧撕了一个小洞。离开她家时，我发自内心地对李讷说：“你的住房和穿戴也太簡朴了。”李讷笑着说：“我能过稳定简朴的生活就非常满足了。”
这年春节后，我的朋友彭建林请李讷到月坛北街的湘府酒楼吃饭，我和中国藏学出版社的编辑李烨应邀作陪。见李讷穿的毛衣赤橙黄绿青蓝紫等七种颜色都有，我笑着对她说：“李讷同志呀！您穿的毛衣是七色光，是万国牌吧！……”未等我说完，她就笑着说：“这是我把家里的一些旧毛衣、旧毛裤、小孩穿过的、我自己穿过的，统统拆洗后，然后按各种颜色毛线的多少编织成的，让你们见笑了呀！”
听她这么说，在场的人顿时默言。坐在李讷旁边的李烨甚至流下了泪水。我见此情景，赶紧对大家说，“你们看，李烨与李讷多像。”大家都把眼光对着二李，异口同声地说：“是像！太像了！”李讷看了李烨一阵后笑着说：“那你就是我的妹妹吧！”
“感谢父亲对我的严厉严格要求”
在我和李讷几次接触交谈中，她除了讲毛泽东主席是一位感情丰富的父亲以及父女间的亲情外，讲得最多的还是父亲如何严厉严格要求她，教她如何做人，如何锻炼意志，如何与困难做斗争，如何与老百姓打成一片……
李讷曾深情地对我回忆说：“我6岁的时候，有一天家里住的窑洞窗户坏了，一位50多岁的老木工来修理。在修理过程中，正好碰上我家吃午饭，父亲就请老木工一起吃饭。吃饭时，父亲一直和老木工交谈着。谈着谈着老木工就讲起了小时候家里很穷，常常挨饿，还常挨父亲打，打了也不知为什么挨打。他还说，同村的不少孩子，处境也和他一样。有一个孩子被父亲打坏了一只眼，事后他父亲很后悔，竟一病不起。我听了老木工的话后笑着说：‘我爸爸好，我爸爸一下没打过我。’话音一落，父亲板着面孔用筷子指着自己碗里的饭，严肃地对我说：‘如果你爸爸没有这个，也会打你的。’爸爸的话一出口，我知道他在批评我不懂事。”
李讷说：“1947年冬，我家住在杨家沟。那个时候部队吃粮非常困难，基本上吃的都是黑豆。有一天午饭后，我见不少人的嘴唇口腔都是黑的，便笑着对爸爸说：‘爸爸你快看呀！阿姨、叔叔们的嘴怎么都黑了！’爸爸一板正经地对我说：‘大娃娃！你不要笑，解放军叔叔就是靠吃黑豆打胜仗的。吃了黑豆也能长高长胖，以后你也应该带上碗筷和大家一起吃黑豆饭。听爸爸的话，你将来一定是个好孩子。’从此以后，我也和叔叔、阿姨们一块上机关食堂吃起黑豆饭来。”
李讷还说到：“我是1959年进入北大住校学习的，父亲给我的开支费用，除去星期日，每天1元钱，每月26元，不许我多要一分钱。其中饭费要12元至15元，剩下的是乘公共汽车的车钱、书本费和零花钱。一些熟悉我身份的同学，认为我是主席的女儿，是‘大款’，不时地向我借上5元、10元。这样，我的钱就不够用了，只好跟别的同学借，再从下月的26元中还给他们。有时这个月的钱实在不够用了，我就得从伙食费中扣，降低饭菜质量。或者少回家，节省车费，或者把零花钱压得最低最少。父亲限制我的生活费用，使我懂得精打细算，厉行节约，是使有限经济收入如何用好的基础。”
李讷在与我交谈中还讲到1963年父亲给她写的几封信，对她的人生观、世界观影响很大。写此文时，我找出了毛主席给李讷回信的原文——李讷 ：
刚发一信，就接了你的信。喜慰无极。你痛苦、忧伤，是极好事，从此你就有希望了。……没人管你了，靠你自己管自己，这就好了。这是大学比中学的好处。中学也有两种人，有社会经验的孩子，有娇生惯养的所谓干部子弟，你就吃了这个亏。现在好了，干部子弟（翘尾巴的）吃不开了，尾巴翘不成了，痛苦来了，改变的态度也来了，这就好了，读了秋水篇，好，你不会再做河伯了，为你祝贺！
爸爸 一月四日李讷 ：
信收到，极高兴。大有起色，大有雄心壮志，大有自我批评，大有痛苦、伤心，都是好的。你从此站立起来了。因此我极为念你，为你祝贺。读书、不急、合群、开朗，多与同学多谈，交心，学人之长，克己之短，大有可为。 爸爸 一月十五日
毛泽东信中讲的河伯，是指传说中的黄河水神，李讷读了《庄子·秋水》一文后给父亲写信发表感想，认为河伯鼠目寸光、自高自大，是不可取的。所以毛泽东给李讷回信，深为她的进步感到高兴。
李讷还告诉我说：“我30多岁才结婚，结婚后由于母亲的反对，加上许多方面与他不合，结婚没有几个月我们就分居了，后来就离婚了。王效芝出生后，我不仅要工作，还要拖着病体打理家务，加上那时我的工资只有70元，生活上遇到了诸多困难，心情也不好。到1976年9月父亲去世了，母亲又作为‘四人帮’主犯被关押。瞬间，巨大的悲痛和精神压力、经济压力，一齐向我袭来，我的人生之路到了最最困难的时候。然而，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在亲戚朋友的关照下，终于克服了一道道的困难，我没有倒下。说句心里话，如果没有父亲那时对我的严厉严格要求，那后来所碰到的苦日子还不知怎么过呀！我永远感谢父亲的教诲。感谢他对我的严厉严格要求。”
“我要省钱帮助一些八路军烈士后代”
李讷与王景清结婚前十几年中的日子是非常困难的。1985年与王景清结婚后，虽然各方面的条件较前有很大改善，但在我的印象中，其经济条件也只不过是个基本温饱型，要想每月能剩下一点钱，必须从吃穿上抠出来。
尽管她当时的经济条件一般，可她在与我交谈中，多次提到要帮助定居在京西门头沟斋堂的一些八路军后代。
她告诉我：“京西斋堂地区有一些原八路军战士及后代。他们有的身上还留着许多弹片，有的还成了残疾人，随着年龄的增大，生活上遇到很大困难。虽然组织上给了很大关怀，但仍然困难不少。我去看过他们多次，每次看后我都很难过。想来想去还是给他们些经济资助最好。我一方面在家庭开支上厉行节约，能不花的尽量不花，能少花的尽量少花。从我和老王的工资中拿出一部分给他们。”李讷这番话是在湘府酒楼吃饭时讲的。
湘府酒楼的菜肴全部都带辣味，彭建林生怕李讷不习惯，笑着对李讷说：“这里的菜都辣得很，不知你能不能吃得了。要不就叫厨师少放点辣椒！”李讷笑着说：“我父亲曾经说过，不吃辣椒不革命。我跟父亲吃饭时，厨师从来都是按父亲的口味做。所以吃辣我很习惯了。”在吃饭的过程中，李讷吃得津津有味，特别是对红烧肉、火焙鱼、白辣椒炒鸡杂、三腊合蒸尤为感兴趣，多次称赞做得好。
彭建林为了表示对李讷的敬意，有意多点了一些菜。李讷见此，便笑着说：“这么多菜，哪能吃得了呀！大家要使劲吃呀！吃不了就浪费了！”我笑着说：“按照彭建林同志的点菜食谱，应该还有三四道菜没有端上桌。”李讷立即说：“没有上桌的菜，就不要端上来了，以免浪费。桌子上的菜，大家实在吃不完的，我打包带回去。”按照李讷的意见，没有端上桌的菜就退了。
席终时，李讷笑着对彭建林说：“彭先生，谢谢您！今天叫我吃了一顿久违的我父亲爱吃的地道家乡饭菜。这些没有吃完的菜，请服务员帮我打包带回去，让老王和儿子也尝尝！”服务员在打包时，有几盘菜没有搞干净，还留下少许。李讷见此立即笑着对服务员说：“我和父亲吃饭时，每个菜盆吃完后都得用汤或饭将盆上的油水冲干净的，然后吃光。一粒饭一滴油都是来之不易呀！请将那还有菜的盆子都搞干净，放在盒子中，一点也不要浪费！论今天的饭菜，不是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吃得上的呀！”
随后，我到李讷家里，把孔市长的意见原原本本告诉了她。李讷笑着说：“至于暴露我们身份不安全的事，那我倒不在乎，因为我们现在都是普通老百姓了。不认识我们怕接错，倒是一个问题。我们三个取个什么暂用名为好呢？我得与我大嫂、我张姐商量商量。”李讷说完后，我贸然对李讷说：“能不能用你们三个人的姓呢？”李讷笑着说：“这意见好，不过三个姓怎么排列？我得打电话和她们商量。”她打电话给刘松林，刘松林说：“年龄我最大，但论血缘关系，我们三个，只有你才有父亲的血缘！把李排在最前面才对。”她们俩在电话中讨论一番后，李讷对刘松林说：“你的意见我记住了，我再问问我张姐吧。”接着李讷又打电话给张玉凤，结果张的意见也是要把李讷的李字排在前面，把刘松林的刘字排在第二。最后李讷笑着对我说：“老彭，那就只有这样了，我们三个人的共同名字就叫 ‘李刘张’吧！”
李讷在与刘松林、张玉凤联系时，总是称她们为我大嫂，我张姐。我第一次去她家以及以后几次与她接触时，只要谈到毛主席的亲人，李讷也总是在兄弟姐妹前加“我”字。称毛岸英为我大哥，称毛岸青为我二哥，称邵华为我二嫂，称李敏为我大姐，称孔令华为我大姐夫，甚至称毛新宇等下一辈时，也加个我字，如我新宇侄……我开始对为什么这样称呼不是很清楚，后来问北京的老人，他们说这是对人尊称、对人亲热，是发自内心的亲情表现。
过了不久，我便按孔市长的要求，为她们三人买了飞机票，并用我单位仅有的一台伏尔加车送她们去机场。当日下午，湘潭市委市政府接待办的同志电话告我：“‘李刘张’已安全顺利地到达了。”
（责任编辑：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