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我第一次从海拉尔驶向根河。我们走的是老路，过了额尔古纳之后不久，车就从平坦的草原驶入大兴安岭林地山区。汽车在山路行驶，路两侧一侧是山，一侧是水。路依山而弯曲多变，傍水则风景旖旎而秀美。山并没有名字，是连绵起伏的高地，水则是根河，一条剔透的河水穿行在灌木林中时隐时现，在拐弯处冲出茂密的林木，淙淙的流水清澈见底，即使是在车上的快速一瞥，也能看见河底的鹅卵石。河水把我们带向城内，城市以河水的名字而命名，根河是蒙古语“葛根高勒”的谐音简称，意为“清澈透明的河”。我们的脚步并没有在城市过多停留，城市三面环山在吸引着我们，那么多神秘的绿色一贯而终，释放着负氧离子畅快的邀约。
　　2013年，玛里亚·索老人还在根河阿龙山的临时居点散放驯鹿。那一年，我第一次听说关于她的传奇。“中国最后一位女酋长”的头衔就已经颇具气度与神秘。她童年随家人，追寻驯鹿的脚步从俄罗斯迁入呼伦贝尔，在广袤的大兴安岭森林里游猎，敖鲁古雅鄂温克部落与驯鹿为伴，又被称为“鄂温克使鹿部落”。以上口口相传，没有细节的介绍如同人物简介，干瘪地如同被霜打了的山丁子。在我握住她的手的瞬间，一切改变了。生命的质介通过触摸而传递，干枯的手被岁月吸干了油脂，缺钾的原因，薄薄的一层皮肤锃亮，老年斑也赫赫发光。她只是握住我的手，一瞬間就撤走了，我却真切地感受到了生命的温度和力量。但那力量中似乎透着一股怒气：握手的时候她并不看我，把头侧向一边，脸上也没什么表情。一定是太多人带着好奇和观望的心态，伸出他们并不诚恳的手，他们被“中国最后一位女酋长”的名号吸引，被古朴原始的生活方式吸引。不知道从哪年开始，玛丽亚·索老人同游客的合影再没有看过镜头。我心里的别扭，老人一定不会知道，就像太多人不顾及她的别扭一样。
　　时隔五年，我在某地的一场影展上见到她。她和众多老者被请去当嘉宾，影展陈列的照片拍摄的就是他们。我看见她坐在众多民族同胞的中间，身着绿色的鄂温克敖鲁古雅部落长袍，头上的银丝被绿底儿粉花的头巾仔细地包裹起来。她显得更小了，脸上的沟壑像河底的水草愈发茂盛。大家让她说两句感言，于是如诗般的鄂温克语从她的嘴里滑出，她的女儿翻译了大概，她说：“家乡的雏鹰翅膀都硬了，飞回来报答家乡了。”后来，她从容地唱起了鄂温克民歌，很长，在空旷的大厅里回荡。我终于看到她淡然处之的模样，在族人中间，被母语包围。所有的看客都在外围，在她看不见的背后。
　　2018年，我再到根河，是为了参加内蒙古第二十一届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民族文学创作笔会。难得请来了嘉宾乌热尔图先生，他是鄂温克族在中国当代文坛的一面旗帜。曾经在八十年代初连续三年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对于这些褒奖，乌热尔图总是谦逊地笑笑，一挥手。对于他，我于陌生的边缘徘徊，却又有几分熟悉。2014年大年初二，我在单位值班，和值夜班的大爷交接，他告诉我乌主席在楼上。“什么乌主席，谁是乌主席？”我诧异。他扯着沙哑的大嗓门说：“乌热尔图主席，你不知道啊？”我知道乌热尔图，但却不知道他在我的楼上。工作一年，从未与他照面。乌热尔图，是呼伦贝尔文学青年都想见上一面的神秘伟人。于是，我拿着过年的糖果，只有可怜的两块，爬上三楼，不多的楼梯记录了我沉重又轻快的脚步，迟疑又决绝，激动又喜悦。我当时的样子腼腆极了，语无伦次地表达了崇仰之情，把两块糖塞给了他。看来我还是有一点教养的姑娘，知道不能空手拜见，两颗糖竟然换回了一本他的著作《呼伦贝尔笔记》！他在扉页上签上名字递给我，嘱咐我，年轻人要多读多写。我忘了是以怎样的心情走出了他的办公室，下了楼。从此，我的头上多了一位神明。
　　如果不是刻意拜访，仍然很难遇见天天来单位的他。那时候他已经退休了，每天避开我们上下班的时间，去到他的办公室读书写字。从第一次拜访后，三楼他的办公室，是我想象的乌托邦。两人座的真皮沙发上，左边高高堆起了两摞书，《南方周末》《参考消息》《文艺报》随意地放在右边平而宽的扶手上，近期阅读的书中间都会夹着一根红蓝铅笔，他应该是一个边读边记的好读者吧，红色勾画喜欢的字句，蓝色用来标注自己的感想，虽然我从来没翻开过这些夹着红蓝铅笔的书。他有早上先看报的习惯，坐在有点塌陷的沙发上，翘着二郎腿，戴着老花镜，把报纸全部打开，离自己老远。他抖动报纸换面的时候，动作很硬朗，像他和我们打招呼一样，大臂带动小臂有节奏地一抖。如果在十点之前去他的办公室，就会看见一个和书坐在一起，脱离了繁复行政工作的老作家的悠然。
　　来到根河，参加笔会。开幕式上，安排了乌热尔图讲话。他语气和缓，眼神诚恳，他说根河是他文学起步的地方，告诉大家文学创作要摆脱偏见，营造平稳善良的心境，开拓自己的视野，持有丰富的想象力。他谦虚地说这些是通识，其实是他看穿了大多数人在创作中误入的歧途，他像路标一样，及时拦截在错路上越走越远的人们。台下的作者，安静屏息侧耳倾听，很多人举起手机，十几分钟一动不动地录下他的讲话。其中一位作者发了微信朋友圈，他的话令我印象深刻：“每个民族都有在暗夜举起火把的人，都有在精神高地上默默坚守的人，这是一个民族的品格。在当今这个时代，这种坚守更艰难，也更有意义……乌热尔图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
　　根河，给了曾经迷茫年少的他成长的机会。“文革”期间，他从家乡辗转来到父亲工作的根河敖鲁古雅乡，成为了一名猎民。族人没有过多的言语，把他视为自己人，完全地接纳了他。给他一把猎枪，从此他与茂密的森林为伴，把敖鲁古雅人当成亲人。后来，在村边的小河旁，他意识到自己还有另一种生命，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一切带文字的东西。他尝试用文字表达来路纷杂的思想和理不出头绪的情感，他的故事简短而隽永，语言简单而有力。慢慢地，他的名字同那条叫敖鲁古雅的小河联系在一起，还有居住在小河边人们的命运也融入他的艺术联想之中。1978年《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他反映鄂温克族猎民生活的短篇小说《森林里的歌声》，他由此正式走上文学创作之路。
　　1978年，玛利亚·索老人还是一位五十岁上下的中年人，她的孩子们和乌热尔图相熟，是猎场上的伙伴。她看着这名惯于沉默、眼神清澈的男孩成长。他放下猎枪，在心里揣满对文学的渴望和对鄂温克人的爱恋，拿起一支笔走出敖鲁古雅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整整四十年过去了，曾经的少年已经年近古稀，他生活过的敖鲁古雅乡几经搬迁，如今在根河市不远处定居下来，成了收门票的景点。新敖鲁古雅乡里没有玛利亚·索，也没有猎枪。家家住在芬兰设计师设计的北欧风格别墅里，开设特产商店或家庭旅馆。过去流动的敖鲁古雅乡，流动的猎民生活在乌热尔图小说里安静地沉睡，又被读者一次次的阅读唤醒。玛利亚·索也从阿龙山的居所搬迁下来，听人说她在莫尔道嘎出现过，那里曾经是敖鲁古雅人的猎场，只是枪声不再响起，只有鹿铃回荡，驯鹿定期从林中回到老人身边，贪婪地舔舐盐巴。
　　根河也变了，变成了国家一流的旅游小城，在入城的路口处设有旅游服务中心，沿河的堤坝修建了漂亮的公园。通往根河的一条新修的公路绕开了连绵起伏的地势，变得笔直而平坦，一切都在为速度让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