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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重点论述了20世纪后50年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教学情况，重点对金宝祥、陈守忠、李鼎文、洪毅然、马化龙、胡大浚、赵逵夫、李并成、伏俊琏、刘进宝等著名学者的敦煌学教学经历做了初步梳理。分析认为，他们将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教学推向了新的高潮。同时，也对国内最早的专门性敦煌学教学科研机构之一——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取得的教学成果做了归纳整理。最后认为，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教学为世界敦煌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教学史；敦煌文献；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20-0082-09
1976年以来，随着国内科研形势的好转，西北师范大学的文学、历史、艺术三大类敦煌学教学体系日臻完善，教学形式也多种多样，教学成果丰硕，敦煌学教学进入第三阶段（1976～2000年）。以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为界，这一阶段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依然属于各教学研究单位自行探索时期，主要表现为对“文革”以来逐步积累的研究成果的总结、梳理以及筹划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等。后一时期，由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成立，全国范围内敦煌学的研究、教学以及人才培养正式走上有计划的发展阶段，西北师范大学的敦煌学教学正式进入快速、稳健发展阶段。
一、第三阶段前期（1976～1983）
（一）敦煌学课程设置与教材编写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西北师范大学独立设置的敦煌学课程首推李鼎文先生开设的《敦煌文学》课程，时间当在1980年以前。①1979年，李先生应邀去张掖师范专科学校（今河西学院）讲敦煌文学，假期游览莫高窟，②有学生回忆道：
最先知道敦煌，还是在张掖求学时。当时
是80年代初期，日本学术界声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的研究却在日本。国内的学者们义愤填膺，于是就拍案而起了。为我们教授敦煌文学的李鼎文先生，就是这批学者中的一员。李先生是西北师大的教授，却来张掖师专开课，他的热忱与雄心可见一斑。也就是在李先生的讲授中，我知道了敦煌，知道了藏经洞，知道了王道士，知道了敦煌曲子词和变文，还知道了一篇叫作《秦妇吟》的长诗。③
回忆文章所记应该可靠，因为所提敦煌曲子词和变文以及长诗《秦妇吟》等文均见于李鼎文所编教材《敦煌文学作品选注》。另外，李先生对敦煌卷子也有接触。④李鼎文先生的敦煌文学课成为不少敦煌学专家之入门课。
1983年，《敦煌文学作品选注》由西北师范学院油印出版。这应该是国内第一部敦煌文学教材。教材内容分为四部分：敦煌变文、敦煌词、敦煌诗和附录。其中变文部分从《敦煌变文集》节录《伍子胥变文》、《叶静能诗》、《韩朋赋》三篇。词部分包括《菩萨蛮》、《望江南》、《捣练子》等14首。敦煌诗包括王梵志诗11首、高适诗2首、马云奇诗3首，还有《贰师泉咏》等佚名诗5首。附录一是《韦庄秦妇吟》，附录二收录《汪漋〈游千佛洞〉诗》、《许乃谷〈千佛岩歌〉并序》、《叶昌炽〈语石〉卷一〈吐蕃〉一则》（节录）等三篇短文。
教材的注解特点是追本溯源，排比众说，力求正解，择优选用。尽量罗列各家之言，适时提出自己的意见，既给学生提供可供思考的余地，又给学生做出选择提供帮助。其中《韦庄秦妇吟》是七言长诗，原文1666字，注文则有167条，平均十字一注，总字数近1.5万字，也就是说每句都作了注，注文近乎正文10倍之多。参考文献则以周云青《秦妇吟笺注》为底本，遍引新旧《唐书》、《后汉书》、《全唐文》、《新乐府》等传世典籍，以及陈寅恪、俞平伯、夏承焘、马缟等近人著作，做到通解。文末《解放以来评论选录》附有向迪琮、郭沫若、王士菁、范文澜、俞平伯、叶圣陶、张锡厚、高平等八家的有关评论，时间为1951～1981年。应当说是一篇有关《秦妇吟》的系统学术回顾，颇便读者了解各时段《秦妇吟》的研究进展。
在当时的各级历史教科书中，不少地方存在着与文物考古资料脱节的现象。注意发挥文物考古资料的重要作用，是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教学的重要特色。《历史教学与研究》1983年第1期封面印有“敦煌飞天”和 “铜奔马” 形象，正文首篇即伍德煦先生《浅谈文物考古资料在历史教学中的重要性》一文。文中提出，甘肃境内出土的居延汉简中的官文书、敦煌吐鲁番文献中的田制文书有助于了解认识汉代经略西北、唐代均田制的实施等重大历史问题，资料价值很高。重视这些出土资料的运用，将会直接推动教学和科研的发展。⑤《甘肃古代史》的编写便吸收了这一认识。《甘肃古代史》因《甘肃史稿》修改而成，书中设有专章《甘肃的石窟寺艺术》论述敦煌学有关内容，主要包括“敦煌莫高窟”、“黄河以西的其他石窟”、“渭河流域以麦积山为主的石窟”、“陇东地区泾河流域的石窟”四节。其中“敦煌莫高窟”包括“地理环境”、“历史渊源”、“石窟结构”、“彩塑”、“壁画”、“敦煌文书及其书法艺术”等子目。
开设敦煌美术课程的有马化龙先生。20世纪80年代，美术系成立了史论教研室，积极探索中外美术史的课程改革和教学、研究工作，该课程由教学经验丰富的马化龙教授讲授。马化龙先生于1952年入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学习，1956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80年，他完成了《中国美术简史》初稿。此外，结合多年教学改革的研究成果，马化龙教授发表了《丝绸之路东段的几处佛教石窟》、《莫高窟220窟“维摩诘经变”与长安画风初探》等学术论文。2000年，《中国美术简史》作为内部教材正式付印。⑥该书有关敦煌学的内容有：第五章《魏晋南北朝的美术》第三节《石窟寺绘画与雕塑》一“石窟壁画”，第六章《隋唐的美术》第一节《绘画的发展与代表画家》四“宗教壁画和墓室壁画”1“敦煌莫高窟隋唐壁画”，第二节《雕塑》一“石窟雕塑”2“敦煌彩塑”等专门条目。正文后有中国美术简史复习题，第五章《魏晋南北朝的美术》有12道题目，其中直接涉及敦煌学的有：
7.我国三大石窟遗存是什么？各在何省市（县）？主要美术遗存是什么？ 8.敦煌莫高窟始建何时？现有洞窟、壁画、塑像各约多少？
10.敦煌石窟北朝壁画从描绘题材上可分哪几类？在艺术风格上总的特征是什么？
11.什么是佛本生故事画？敦煌壁画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本生故事画是什么？表现的什么主题？
第六章《隋唐的美术》有14道题目，其中属于敦煌学的有：
10.试述唐代敦煌壁画的描绘内容和表现风格与北朝敦煌壁画有什么不同？
教材最后附图127幅，其中直接涉及敦煌学内容者有：
36.莫高窟254窟壁画《尸毗王本生》（摹本） 北魏
37.莫高窟254窟壁画《萨埵那太子本生》 北魏
38.莫高窟285窟壁画《五百强盗成佛》（部分）西魏
39.莫高窟249窟壁画《狩猎图》 西魏
40.莫高窟259窟彩塑佛像 北魏
52.莫高窟103窟壁画维摩诘像 唐代
53.莫高窟172窟壁画《西方净土变》（摹本）唐代
56.莫高窟45窟迦叶、菩萨和天王像 唐代
105.金刚波若经插图—— 说法国（图） 唐代
（二）成立专门研究机构，发起成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学会
敦煌学的研究范围有一个逐渐扩大且日趋稳定的过程。起初，研究目标仅仅集中在对文书本身的校录、释读以及介绍性的序跋，研究对象以四部书最为典型。1926年，刘复《敦煌掇琐》出版后，研究范畴逐渐扩延至文学、社会经济、语言文字等方面。后来，延伸至历史地理、石窟艺术考古及保护，再到佛经与文字音韵、敦煌科技史等。随着对敦煌资料价值认识的不断深入，从学科的角度而言，敦煌学的研究内容几乎到了无所不包的程度。郑振铎先生曾经说过：“研究中国任何学问的人们，殆无不要向敦煌宝库里作一番窥探的功夫。”因此，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有学者不断呼吁集中历史、考古、宗教、民族、艺术等各学科力量进行跨学科研究。敦煌文物研究所也将临摹深化为临摹与研究相结合。至80年代，学者们对综合研究的呼声越来越高涨，看法越来越具体和成熟。比如：将石窟与艺术结合、石窟与文献结合、文献研究与考古结合等。
至此，成立综合性的专门研究机构，集中力量研究敦煌文书及相关内容，在国内形成一种风气。在这种形势下，很多单位都在积极筹划。首先行动起来的是甘肃的高校。1979年，兰州大学历史系成立敦煌学研究小组。1981年，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开始筹备并同时开展工作，参与单位有历史、中文、地理、美术、音乐等系和图书馆，1983年3月正式组建，专门从事敦煌学研究、教学和人才培养。研究所组成人员专业涉及广泛，业务机构有西北史地、佛学史、敦煌文学、敦煌艺术等专业组。⑦这样的人员及学科组成，最能反映敦煌学的综合性学科特性。应该说，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是国内高校中成立最早的从事敦煌学综合研究的专门机构。陈守忠、王宗元、李并成、蹇长春、王永曾、刘进宝、文化、邵文实等先后进所，成为研究所重要的研究力量。在筹备期间，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就积极参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组建工作，现已成为在国内外颇负影响的敦煌学教学研究机构。另外，在1983年，与敦煌学研究所同时成立的还有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对敦煌文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也是该所的研究特色之一。⑧
学术力量分散是制约敦煌学发展的主要因素，具备研究力量的敦煌文物研究所、全国社科研究机构、相关高等院校三者之间缺乏联系。因此，成立可以聚集全国学术力量的群众性学术团体——敦煌吐鲁番学会成为这一时期又一亟待解决的问题。成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设想最初形成于1982年3月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会期间。随后，筹备会前后举办了两次。西北师范大学是最早发起成立的单位之一。1982年7月2～3日，第一次筹备会在北京大学举行，北京大学季羡林主持，会议代表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及艺术研究院、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学院、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学院等单位以及教育部人员共19人参加（敦煌文物研究所、武汉大学因故未到）。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陈守忠先生参加。会议确定：“学会的宗旨应当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敦煌、吐鲁番的研究。加强研究工作者之间的团结协作；开展学术讨论与学术交流；扶植与培养人才；通过扎扎实实的工作，促进我国敦煌、吐鲁番学的发展，做出成果，使之在国际上占据应有地位。”会议商定由参加筹备会议的西北师范学院等11家为发起单位，并由北京大学、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学院、西北师范学院指定专人成立秘书组。初步确定成立大会在兰州召开，“会务筹备工作委托兰州大学、敦煌文物研究所及西北师范学院具体负责”。
1983年5月18～20日，第二次筹备会在北京大学举行，会议由季羡林主持。除第一次到会单位外，新参加单位有敦煌文物研究所、北京图书馆、中央民院、甘肃省社科院、新疆社科院、武汉大学、杭州大学等，加中国新闻社记者1人，共21人参加（佛教协会周绍良先生请假），西北师范学院李并成先生参加。会议决定将敦煌文物研究所原定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与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合并举行，统一名称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学会筹备组继续工作，并委托敦煌文物研究所、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学院、甘肃省社科院等甘肃的四个发起单位成立大会秘书处，“分工协作负责成立大会的会务工作及参观活动”。
1983年8月15～22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如期举行。从会议主席团成员组成到会务工作，均有西北师范学院人员参与。杨敏政副院长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金宝祥先生被推举为学会顾问，陈守忠先生被推举为学会理事。来自西北师范学院的会议学术代表有金宝祥、洪毅然、陈守忠、马化龙。会议交流论文115篇，其中，西北师范学院的学者提交论文11篇（册），涉及石窟考古、美术、历史、语言文学及目录类，占全部会议论文数量的10%左右。学会成立之后，中国的敦煌吐鲁番学有了统一协调、组织的学术领导机构，意味着中国的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单位之间“拆掉篱笆”、“全国一盘棋”时代的真正到来。随着学会的成立，中国的敦煌学者有了更加强烈的使命感，意味着力图夺回中心地、改写伤心史的正式开始。 （三）重视对外学术交流
敦煌学是因敦煌文书的发现而催生的，敦煌文书从其问世之初就具有世界性。可以说，敦煌学的国际性在所有的人文学科中最为突出。因此，宽广的国际视野成为敦煌学者必备的基本要求。
20世纪80年代以前，兰州因偏居西北，对外相对封闭。然兰州地处去敦煌之必经孔道，而所有敦煌学者莫不以能亲临敦煌为人生学问之幸事，故西北师范大学也因此得地利之便，顺邀学者或授课或演讲。20世纪80年代以来，来西北师范大学进行演讲的敦煌学专家有数10位之多。80年代中期，笔者聆听过冯其庸先生所做的关于苏联藏《红楼梦》的学术报告。1994～2000年，笔者聆听过郝春文、郑阿财、陈国灿关于敦煌学的讲演。其中，比较早、影响最大者首推日本学者藤枝晃“现代敦煌学”的学术演讲，促成和主持这场报告者是金宝祥先生。金宝祥教授与南开大学日本史专家吴廷璆教授在20世纪40年代前期曾是四川大学的同事，两人交往密切。吴廷璆教授于1932～1936年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现京都大学）留学时与藤枝晃是同学。1981年，藤枝晃教授应南开大学之邀来南开举办敦煌学讲习班。之后，因藤枝晃要去敦煌，经吴廷璆教授引荐联系到了金宝祥教授，于是，藤枝晃来到兰州。这场报告因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之说法有关而备受关注且影响深远。
1981年5月26日下午，藤枝晃在西北师范学院礼堂做了公开演讲。历史系及相关专业许多学生前来聆听。主办方对藤枝晃的介绍是“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国际著名敦煌学专家、中西交通史专家藤枝晃博士”。在演讲中，藤枝晃提到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说法。在敦煌学的故乡，此话经由日本学者之口说出，国人颇有伤自尊之感。⑨因此，藤枝晃的演讲立即引起了轰动和大家的激烈争论，甚至“许多听讲者还向中央有关部门和新闻媒体写信反映”。⑩从此，夺回“敦煌学研究中心”又一次成为一时代“勉做敦煌学预流”者勉力之动力。
其实，为了引起重视、鼓励后学，在南开大学举办讲习班的过程中，吴廷璆曾经表达出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说法。有趣的是，这种说法在天津似乎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在西北师范大学则得以放大。当然，应该明白，在天津的演讲中，听众直接聆听了吴廷璆先生的讲话，也明确理解吴先生的用意。但在兰州，情况则大不一样。离开此话的原创者，经日本学者之口，再转经翻译说出，在敦煌学的故里，此话的用意自然产生了变异。如果再联系“伤心史”之说，又有谁能无动于衷呢？时隔25年，人们虽然发现这其实是个“误传”，11但这次演讲产生的影响之大完全出乎人们预料。甚至不无夸张地说，对中国敦煌学史而言，这次演讲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应该说，“夺回”中心地和“改写”伤心史成为这一时期推动中国敦煌学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1983年8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兰州成立，虽然是国内外形势所致，但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之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学术报告之外，西北师范大学对外学术交流的另一个方面就是翻译日本敦煌学家池田温的名著《中国古代籍帐研究》。敦煌资料的分散严重制约了敦煌学的发展，20世纪50～70年代，英国、中国、法国陆续将馆藏敦煌文献拍摄成缩微胶卷并相互交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据此编辑出版《敦煌资料》，12极大地推进了敦煌学研究范围的扩大和研究程度的深入。但由于未能查阅原件和广泛吸收国外研究成果，存在不少错误。《中国古代籍帐研究》虽在《敦煌资料》的启发下编纂而成，但由于作者能至英、法、中、俄亲查原卷，因而其中的文书录文成为最佳版本。131979年，《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在日本出版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寄赠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一本。收到书稿后，龚泽铣先生即着手翻译。1979年，陈守忠先生致函池田温先生谈道：“我系研究隋唐史的同志，苦于唐代籍帐材料之缺乏，正托人在北京图书馆拍制胶卷，而恰在此时，贵所这部巨著寄到，真可谓雪中送炭，我们非常高兴，至于池田先生论述，我们正着手翻译。”
池田温对《中国古代籍帐研究》能在中国翻译出版“极感欣慰”。14该书的《研究》部分译稿完成于1982年，期间历时三年，198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出版过程之快，可证当时中国敦煌学界对敦煌学资料渴求欲望之强烈。《中国古代籍帐研究》是池田温研究敦煌学的扛鼎之作，被寄赠的中国学术研究机构不止一家。传入中国后，成为80年代初期大学课堂上敦煌学者经常捧读的一本书。15西北师范大学虽偏居西北，然能慧眼独具，及时组织翻译出版，嘉惠士林，以襄中国敦煌学研究，可谓功德不小。
（四）教学科研成果出版
在1966～1976年的10年间，正常的教学难以为继，但勤奋之学子依然未曾懈怠，期间积累的不少成果在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陆续结集出版。《西北师范大学学报》成为这一时期刊登敦煌学论文的主要阵地。截止1983年，《西北师范大学学报》刊登的有关敦煌学的教学科研成果如下表：
二、第三阶段后期（1984～2000年）
在百年敦煌学史上，1983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就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而言，一是有了专门的全国性的社团组织——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二是有了专门的教学科研机构——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从此，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教学科研开始进入有序发展阶段。在截止2000年底以前的17年间，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教学和科研呈蓬勃高涨发展之势，教学科研硕果累累、成绩卓著。
（一）大面积开设敦煌学课程
从1983年起，敦煌学就被列为史、文、艺术系的必修课和全校公共课选修课，敦煌学课程开始大面积进入本科生课堂。随着课程体系的逐渐完善，选修学生人数成倍增加，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本科教学进入规模教学时代。2000年，西北师范大学组建敦煌艺术学院，专门培养敦煌艺术（美术、音乐、舞蹈）的人才，敦煌学的重要性及普及率更加提高。
西北师范大学的敦煌学研究生培养一开始就具备跨学科特点。1981年，西北师范大学中文、历史成为国家首批拥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专业，金宝祥、彭铎、郭晋稀、匡扶等在中国古代史16、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框架下以多种形式开展敦煌学内容的教学，敦煌学方向的研究生教育初露端倪。随后，随着硕士学位点数量的增加，17西北师范大学教学改革工程及科技创新工程计划的逐渐实施，敦煌学内容的研究生教学覆盖面不断扩大，胡大浚、赵逵夫18、伏俊琏、陈守忠、李并成、刘进宝、马化龙等在中文、历史、艺术等专业以“敦煌”为研究方向的研究生教育也陆续展开，研究生教育成效不断提高。 敦煌学研究所成立后，研究生培养计划立即付诸实施。先是挂靠古代文学和中国古代史等方向进行研究生教育。1994年，借助中国古代史硕士学位点，敦煌学研究所招收第一批敦煌学方向研究生，李并成、刘进宝也成为第一批历史文献学敦煌学方向研究生的骨干指导教师。1996年，敦煌学研究所获得历史文献学硕士学位授予权，敦煌学方向独立招生正式开始。同时，敦煌学研究所的研究方向也逐渐趋于稳定，主要研究领域以文献研究为主线，在敦煌社会经济文书、敦煌河西史地、古代西北开发、隋唐五代典章制度研究等方面优势突出。同时，在敦煌法律文书、敦煌文学、隋唐五代经济史、敦煌佛教、藏传佛教、敦煌科技、敦煌美术等方面亦有建树。
（二）专业期刊的编辑出版
1984年和1986年，敦煌学研究所与学校学报编辑部合作，以《西北师院学报》增刊的形式编辑出版《敦煌学研究》两期，刊登文章31篇，其中属于敦煌学方面的论文如下表（左栏文章刊于1984年，右栏文章刊于1986年）：
其中，论著及译文作者有西北师范大学教师（按刊发文章排序）匡扶、伍德煦、李并成、陈华平、袁席箴、王永曾、胡小鹏等。文章内容涉及敦煌文献、宗教、艺术、文学、历史地理及国外学术著作介绍等。
《历史教学与研究》是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编辑出版的刊登教学科研成果的不定期刊物。1959年第4期刊登陈守忠《甘肃的石窟艺术》一文，1983年第3期刊登刘进宝《法显西行印度试探》一文。1984年第1期刊发敦煌学教学文章有池田温著、龚泽铣译《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一书之《著者序言》和《译者序言》。当时该书尚未出版，《历史教学与研究》提前发表两篇序文，以使学界早知该书。除专门研究者外，其他读者对敦煌学比较陌生，因此，同期还设有《敦煌学基础知识问答（一）》，由刘进宝、李并成两位先生撰写有关敦煌学词条11条，包括敦煌学是怎样出现的、敦煌学研究的范围是什么、敦煌艺术有什么价值、敦煌遗书在学术上的价值如何、敦煌变文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敦煌变文的艺术成就如何、敦煌变文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什么地位、莫高窟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创建的、莫高窟是怎样创建的、十六国北朝时期的莫高窟建造情况如何、隋和唐代前期莫高窟建造情况如何等。编写目的在于“为大专院校学生、中小学教师、社会青年及其他敦煌学爱好者，提供这份普及读物”。
（三）敦煌学丛书的出版
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以来，将敦煌文献列入重点整理范围之内。第一批敦煌学丛书《敦煌文献丛书》六册，由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敦煌研究院敦煌遗书研究所共同主编，古籍整理研究所负责主持编撰计划之制定与组织实施。“本丛书以刊布敦煌遗书珍贵原件及其整理、校勘、注释、研究成果为宗旨，为有关学科提供研究工作迫切需要的敦煌资料。”191992年以来，六册书稿由甘肃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丛书各册均可归入国内敦煌文献分类、辑校、整理方面最早成果之行列，极具开创性，资料性也很强。
1995～1998年，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敦煌学文库》丛书五册，包括敦煌学研究所李并成先生《瓜沙史地研究》（1996年）和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1995年）、杜斗城《北凉译经录论》（1995年）、周丕显《敦煌文献研究》（1995年）、杨富学《西域敦煌宗教论稿》（1998年）等。各册均为作者所撰写的科研论文之汇集，主题鲜明，学术价值很高。
1999年，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组织编写第二批敦煌学丛书——《陇文化丛书》九册，由甘肃教育出版社统一出版。与《敦煌文献丛书》不同，《陇文化丛书》属于介绍性的学术著作，敦煌学是该丛书的重要主题，其中《竹木春秋》、《西塞雄风》、《瀚海驼铃》、《旷古逸史》、《梵宫艺苑》、《说苑奇葩》、《劫尘遗珠》等册均与敦煌学有关。丛书着重介绍了“甘肃地区极具特色的文化群落”，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陇右文化的厚重底蕴、宽广胸怀，把握它沉雄的脉搏和奇异之风采”。20
1996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启动《敦煌文化丛书》计划，第一部分17册于2000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齐。作者为来自于甘肃各专门研究敦煌学的机构的学者，其中西北师范大学学者编著论著或介绍敦煌历史地理，或讲述敦煌历史文化，或选析敦煌文学作品，属于“大家小书”，学者编写的科普著作，主题鲜明，通俗易懂。
1997年，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中文系、敦煌研究所三家与《文史知识》编辑部合作，合办《文史知识》“甘肃专号”一期，21刊登文章31篇，全方位介绍了悠久和丰富的甘肃历史文化。其中有3篇直接出自敦煌学研究所教师笔下：李并成《甘肃境内遗存的古城址》、刘进宝《敦煌宝藏是如何被盗的》、马克林《甘肃石窟巡礼》。另外，讲述长城、佛经翻译、陇右文学及作家、河西与内地文化交流、河陇经济文化等专题的文章均涉及到敦煌学的相关内容，约占其中1/3篇幅。截止2000年以前，以单册形式陆续出版的敦煌学专著、以敦煌学研究论文作为主要内容的论文集及工具书还有不少。
（四）翻译出版俄藏敦煌文献书目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是敦煌文献四大藏家之一。藏品来自于1914～1915年奥登堡来中国考察所得。1920年、1922年，苏联学者阿列克谢耶夫、奥登堡曾透露过点滴情况。1917年、1931年，日本学者矢吹庆辉和法国学者伯希和对其有所接触并予以简单介绍。1934年、1936年，苏联学者弗卢格对部分敦煌写本编写简目。1957年，中国学者郑振铎访问苏联，曾浏览部分敦煌文献，并在给友人信件中有简单提及，但信件迟至1986年才公开发表，而郑振铎已于1958年因飞机失事而遇难。因此，俄国藏敦煌文献的具体情况很久不为国际敦煌学界所知晓。1960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二十五届国际东方学会议上，苏联宣布了藏有敦煌经卷的消息，并且公展若干件。至此，国际敦煌学界才知苏联藏有数量惊人的敦煌文献。但是，具体情况依然不得而知。孟列夫主编的《亚洲民族研究所敦煌文献馆藏中国经卷目录》分为两册，第一册于1963年出版，第二册于1967年出版。两书所介绍的写本接近苏藏总数的1/3。此后，苏藏敦煌写本渐为世人所关注。 1983年，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成立之初，就将《亚洲民族研究所敦煌文献馆藏中国经卷目录》的翻译列入计划。1984～1986年，翻译工作历时三年。六年以后的1992年，该书确定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直到1999年，该书正式出版，更名为《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分为上、下册。在翻译过程中，研究所及时向学术界传达翻译进展情况。1985年，第一本翻译完毕后，即向国内学术界简单介绍该书主要内容，并对苏藏敦煌文献的学术价值提出了引导性评介。22第二册翻译完成后，继续向外推介，23并引起了学界重视。24该书从立项翻译到最后出版历时16年，艰辛之极，引学者长叹。25《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出版之前，国内已有零星介绍：1984年，《（亚洲民族研究所敦煌汉文写本全宗解说目录）第一卷前言》，限于前言和若干号著录的全文汉译；261985年，《敦煌遗书目录再探》有总论性质的介绍；271986年，《列宁格勒所藏敦煌卷子目录》汉译本问世，但限于题名、内容。28即是此类片段概说，国内所见也仅数篇而已。因此，学者疾呼：“如无孟氏目录，外人无从知悉列城所藏文献之内容也。《孟目》亟应汉译，以便初学。”29《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出版以后，成为中国学者系统了解俄藏敦煌汉文文献的第一部目录，因而，“在敦煌学界引起巨大的震动是理所当然的”。30
（五）敦煌学教学资料建设
资料是从事教学和科研的基础，资料建设是一个长时期的具有不断积累性质的工作。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西北师范大学就很重视敦煌学教学资料的建设。除过一般比较常见的图书资料外，西北师范大学的敦煌学教学资料建设有三个方面值得肯定，即敦煌文书、《敦煌宝藏》、敦煌文献缩微胶卷的收藏和购进。
目前，西北师范大学藏敦煌经卷共24件。在全国高校中收藏敦煌经卷者不过数家，除北京大学收藏212卷之外，从数量上讲，接下来就属西北师范大学。24件藏品，原历史系文物室藏卷22件，敦煌学研究所藏卷2件。历史系所藏初步编为15号，前12号均为佛经，第13号为佛曲残卷4件，第14号佛经残卷3件，第15号藏文经卷3件，共22件。其中，前6件比较完整，001号长890.5厘米，002号长595.5厘米，003号长847.8厘米，004号长845.5厘米，005号长887厘米，006号长746.5厘米，007号长700多厘米，008号长189.6厘米，009号长576.6厘米。22件均系历史系于20世纪“五十年代初，在兰州市收购”。 31敦煌学研究所收藏敦煌经卷2件，分别是：XD.1《大乘无量寿经》，首尾完整，首题“大乘无量寿经”，尾题“佛说无量寿宗要功德经卷”。卷长194厘米，高31.2厘米。XD.2《大乘无量寿经》，首尾完整，首题“大乘无量寿经”，尾题“佛说无量寿宗要经”。卷长214厘米。两卷所属时代为五代至宋初，系1984年从民间收购。3224件中有19件已被收入《甘肃藏敦煌文献》，供学者研究。目前，原件全部由西北师范大学博物馆统一管理保存，并有个别真迹常年公开展览。作为大学博物馆，其参观对象主要是学校师生与来校的各类嘉宾。其开放时间并无严格限制，有事即开门迎客。且每年有固定的新生入学教育周、开放日向全校师生重点介绍，供其观摩学习。在敦煌学日渐受到重视、敦煌文书搜求收藏日趋难得的今日，作为本科学生，能如此轻松亲眼目睹敦煌文书真貌，这在全世界也属罕见。
在敦煌学界，制约教学研究长足发展的瓶颈始终是资料欠缺问题，即便是英、法、俄、中四大藏国的学者也莫不如此。在很长时间内，“摸象式”研究成为国际敦煌学研究挥之不去的阴影。为此，尽快、全部公布各家所藏敦煌学资料成为国际敦煌学界的心声。1953年10月～1954年5月，英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前6980号缩微胶卷公布。1979年，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主体部分缩微胶卷公布。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曾于20世纪50年代及70年代末两度摄制成缩微胶卷公布。但就当时国内局势而言，能够及时拥有这些胶卷并非易事。因此，直到20世纪80年代，许多研究单位依然无法摆脱资料欠缺之困境。西北师范大学图书馆最迟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购进北图藏敦煌文书缩微胶卷一套。《敦煌文献丛书》即主要据《敦煌宝藏》和缩微胶卷完成。33
台湾学者黄永武所编《敦煌宝藏》共计140册，属于大型综合性图册。1981～1986年由新文丰公司陆续出版。该书主体依英、法、中、日及台湾地区所藏敦煌遗书缩微胶卷影印，附录部分包括一些研究成果。该书虽有图版不够清晰、一些经名确定失误等遗憾处，但作为敦煌资料的集大成者，于学人十分方便。在今日看来，虽然已有不少印刷精美、校订更精的大型图册问世，但这些图册均以汉文文献为主。因而，就敦煌文书材料而言，仍以《敦煌宝藏》为全，在使用中仍具有令人感到不可或缺之优势。黄永武的《敦煌遗书最新目录》也是广集海内外敦煌学研究资料，力求完备。西北师范大学于1986年购进一套，从而省却了西北师范大学师生奔走查阅之劳。
台湾学者黄永武所编《敦煌宝藏》共计140册，属于大型综合性图册。1981～1986年由新文丰公司陆续出版。该书主体依英、法、中、日及台湾地区所藏敦煌遗书缩微胶卷影印，附录部分包括一些研究成果。该书虽有图版不够清晰、一些经名确定失误等遗憾处，但作为敦煌资料的集大成者，于学人十分方便。在今日看来，虽然已有不少印刷精美、校订更精的大型图册问世，但这些图册均以汉文文献为主。因而，就敦煌文书材料而言，仍以《敦煌宝藏》为全，在使用中仍具有令人感到不可或缺之优势。黄永武的《敦煌遗书最新目录》也是广集海内外敦煌学研究资料，力求完备。西北师范大学于1986年购进一套，从而省却了西北师范大学师生奔走查阅之劳。
[注释]
①伏俊琏：《敦煌文学文献丛稿·前言》：“1980年，我读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李鼎文先生给我们开设了敦煌文学课，这是我接触敦煌文学的开始。1989年，在先师郭晋稀教授的指导下，我开始学习、研究敦煌赋和敦煌文学。”中华书局2004年版。 ②李鼎文：《〈拾鳞诗稿〉序》，载《梦槐庵丛稿》，甘肃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21页。
③一位毕业于张掖师范专科学校的毕业生撰写的网络回忆文章。
④甘肃省档案馆藏《敦煌写经》，唐代（618～907年）。档案内容及评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长160厘米，宽26厘米，内容自右至左竖排书写，每行17字，共93行，后有李鼎文、甄载明、张思温、袁第锐等人的题识与收藏者后记，装裱后全长326厘米，宽31厘米。经敦煌研究院专家鉴定，认为纸张的颜色、乌丝栏、天头、地脚、行数、每纸的宽度、高度都与唐代写经相符，其书写结构、运笔、书法筋骨整饬端庄，且历千年不蛀，确为珍品。”见《甘肃省馆藏档案精粹》。
⑤伍德煦：《浅谈文物考古资料在历史教学中的重要性》，《历史教学与研究》，1983年第1期。
⑥马化龙著：《中国美术简史》，兰州龙山广告印务有限公司2000年版。
⑦23滕藤主编：《中国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机构要览》（第一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00页。
⑧《西北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概况》，《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2期。
⑨宋家钰：《“敦煌学中心说”引起的反思》，《光明日报》，2000年9月21日。
⑩刘进宝：《敦煌学史上的一段学术公案》，《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
11荣新江：《中国敦煌学研究与国际视野》，《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
12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敦煌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
13宋家钰：《回忆·思考·期待——从〈敦煌古文献〉、〈英藏敦煌文献〉的编辑出版谈起》，载刘进宝主编：《百年敦煌学》，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9页。
14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著者部分》，中华书局1984年版。
15荣新江：《中国敦煌学研究与国际视野》，《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
16金宝祥教授是当时甘肃少有的几位敦煌学研究者之一。1982年4月15日，教育部高教一司在给教育部党组的报告《关于发展敦煌学的建议》中说：估计国内现在对敦煌学有研究的学者，老中青合计约100多人，其中副教授、副研究员以上约四五十人，文中举例说到“厦门大学的韩国磐教授，山东大学的王仲荦教授，西北师院的金宝祥教授，北京师院的宁可教授，天水师专的张鸿勋副教授等，都对敦煌学有所研究”。见《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会刊》，第186页。1986年2月20日，敦煌研究院举行工作汇报会，金宝祥作为少数外请专家做了发言。见《敦煌研究》1986年第4期封二照片及第6页报道。
17截止2000年，历史文献学（含敦煌学、古文字学。1996年）、古典文献学（1998年）、音乐学（1998年）、美术学（1998年）、专门史（1998年）等学科相继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1996年，中国古代文学学科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
18赵逵夫先生的敦煌学论作集中见于《古典文献论丛》，六篇文章刊于1987～1993年（中华书局2003年版）。
19见《敦煌婚姻文化》和《敦煌残卷古文尚书校注》两书所附《〈敦煌文献丛书〉编辑例言》。
20见丛书各册所附胡大浚《〈陇文化丛书〉·序》。
21《文史知识》，1997年第6期。
22李并成：《苏〈亚洲民族研究所敦煌文献馆藏中国经卷目录〉中译本出版》，《中国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11期。
24白化文著：《敦煌文物目录导论》：“西北师范学院敦煌学研究所已组织人力翻译《苏目》，初稿已经完成。”（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127页。
25白化文著：《敦煌文物目录导论》：“据笔者所知，国内某单位已经组织人力将苏联两册目录全文译出，但迄今未能出版，曷胜浩叹。”（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55页。
26许福谦：《（亚洲民族研究所敦煌汉文写本全宗解说目录）第一卷前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84年第3期。
27周丕显：《敦煌遗书目录再探》，《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1期。
28黄永武：《敦煌遗书最新目录》，（台湾）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
29白化文著：《敦煌文物目录导论》，（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111页。
30孟列夫主编，袁席箴、陈华平翻译：《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出版说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31曹怀玉：《西北师院历史系文物室藏敦煌经卷录》，《西北师院学报》，1983年第4期。
32李并成：《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藏敦煌经卷录》，《敦煌研究》，1993年第1期。
33参见《敦煌残卷争讼文牒集释》、《敦煌赋校注》两书之《前言》。
[关键词]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教学史；敦煌文献；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20-0082-09
1976年以来，随着国内科研形势的好转，西北师范大学的文学、历史、艺术三大类敦煌学教学体系日臻完善，教学形式也多种多样，教学成果丰硕，敦煌学教学进入第三阶段（1976～2000年）。以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为界，这一阶段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依然属于各教学研究单位自行探索时期，主要表现为对“文革”以来逐步积累的研究成果的总结、梳理以及筹划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等。后一时期，由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成立，全国范围内敦煌学的研究、教学以及人才培养正式走上有计划的发展阶段，西北师范大学的敦煌学教学正式进入快速、稳健发展阶段。
一、第三阶段前期（1976～1983）
（一）敦煌学课程设置与教材编写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西北师范大学独立设置的敦煌学课程首推李鼎文先生开设的《敦煌文学》课程，时间当在1980年以前。①1979年，李先生应邀去张掖师范专科学校（今河西学院）讲敦煌文学，假期游览莫高窟，②有学生回忆道：
最先知道敦煌，还是在张掖求学时。当时
是80年代初期，日本学术界声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的研究却在日本。国内的学者们义愤填膺，于是就拍案而起了。为我们教授敦煌文学的李鼎文先生，就是这批学者中的一员。李先生是西北师大的教授，却来张掖师专开课，他的热忱与雄心可见一斑。也就是在李先生的讲授中，我知道了敦煌，知道了藏经洞，知道了王道士，知道了敦煌曲子词和变文，还知道了一篇叫作《秦妇吟》的长诗。③
回忆文章所记应该可靠，因为所提敦煌曲子词和变文以及长诗《秦妇吟》等文均见于李鼎文所编教材《敦煌文学作品选注》。另外，李先生对敦煌卷子也有接触。④李鼎文先生的敦煌文学课成为不少敦煌学专家之入门课。
1983年，《敦煌文学作品选注》由西北师范学院油印出版。这应该是国内第一部敦煌文学教材。教材内容分为四部分：敦煌变文、敦煌词、敦煌诗和附录。其中变文部分从《敦煌变文集》节录《伍子胥变文》、《叶静能诗》、《韩朋赋》三篇。词部分包括《菩萨蛮》、《望江南》、《捣练子》等14首。敦煌诗包括王梵志诗11首、高适诗2首、马云奇诗3首，还有《贰师泉咏》等佚名诗5首。附录一是《韦庄秦妇吟》，附录二收录《汪漋〈游千佛洞〉诗》、《许乃谷〈千佛岩歌〉并序》、《叶昌炽〈语石〉卷一〈吐蕃〉一则》（节录）等三篇短文。
教材的注解特点是追本溯源，排比众说，力求正解，择优选用。尽量罗列各家之言，适时提出自己的意见，既给学生提供可供思考的余地，又给学生做出选择提供帮助。其中《韦庄秦妇吟》是七言长诗，原文1666字，注文则有167条，平均十字一注，总字数近1.5万字，也就是说每句都作了注，注文近乎正文10倍之多。参考文献则以周云青《秦妇吟笺注》为底本，遍引新旧《唐书》、《后汉书》、《全唐文》、《新乐府》等传世典籍，以及陈寅恪、俞平伯、夏承焘、马缟等近人著作，做到通解。文末《解放以来评论选录》附有向迪琮、郭沫若、王士菁、范文澜、俞平伯、叶圣陶、张锡厚、高平等八家的有关评论，时间为1951～1981年。应当说是一篇有关《秦妇吟》的系统学术回顾，颇便读者了解各时段《秦妇吟》的研究进展。
在当时的各级历史教科书中，不少地方存在着与文物考古资料脱节的现象。注意发挥文物考古资料的重要作用，是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教学的重要特色。《历史教学与研究》1983年第1期封面印有“敦煌飞天”和 “铜奔马” 形象，正文首篇即伍德煦先生《浅谈文物考古资料在历史教学中的重要性》一文。文中提出，甘肃境内出土的居延汉简中的官文书、敦煌吐鲁番文献中的田制文书有助于了解认识汉代经略西北、唐代均田制的实施等重大历史问题，资料价值很高。重视这些出土资料的运用，将会直接推动教学和科研的发展。⑤《甘肃古代史》的编写便吸收了这一认识。《甘肃古代史》因《甘肃史稿》修改而成，书中设有专章《甘肃的石窟寺艺术》论述敦煌学有关内容，主要包括“敦煌莫高窟”、“黄河以西的其他石窟”、“渭河流域以麦积山为主的石窟”、“陇东地区泾河流域的石窟”四节。其中“敦煌莫高窟”包括“地理环境”、“历史渊源”、“石窟结构”、“彩塑”、“壁画”、“敦煌文书及其书法艺术”等子目。
开设敦煌美术课程的有马化龙先生。20世纪80年代，美术系成立了史论教研室，积极探索中外美术史的课程改革和教学、研究工作，该课程由教学经验丰富的马化龙教授讲授。马化龙先生于1952年入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学习，1956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80年，他完成了《中国美术简史》初稿。此外，结合多年教学改革的研究成果，马化龙教授发表了《丝绸之路东段的几处佛教石窟》、《莫高窟220窟“维摩诘经变”与长安画风初探》等学术论文。2000年，《中国美术简史》作为内部教材正式付印。⑥该书有关敦煌学的内容有：第五章《魏晋南北朝的美术》第三节《石窟寺绘画与雕塑》一“石窟壁画”，第六章《隋唐的美术》第一节《绘画的发展与代表画家》四“宗教壁画和墓室壁画”1“敦煌莫高窟隋唐壁画”，第二节《雕塑》一“石窟雕塑”2“敦煌彩塑”等专门条目。正文后有中国美术简史复习题，第五章《魏晋南北朝的美术》有12道题目，其中直接涉及敦煌学的有：
7.我国三大石窟遗存是什么？各在何省市（县）？主要美术遗存是什么？ 8.敦煌莫高窟始建何时？现有洞窟、壁画、塑像各约多少？
10.敦煌石窟北朝壁画从描绘题材上可分哪几类？在艺术风格上总的特征是什么？
11.什么是佛本生故事画？敦煌壁画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本生故事画是什么？表现的什么主题？
第六章《隋唐的美术》有14道题目，其中属于敦煌学的有：
10.试述唐代敦煌壁画的描绘内容和表现风格与北朝敦煌壁画有什么不同？
教材最后附图127幅，其中直接涉及敦煌学内容者有：
36.莫高窟254窟壁画《尸毗王本生》（摹本） 北魏
37.莫高窟254窟壁画《萨埵那太子本生》 北魏
38.莫高窟285窟壁画《五百强盗成佛》（部分）西魏
39.莫高窟249窟壁画《狩猎图》 西魏
40.莫高窟259窟彩塑佛像 北魏
52.莫高窟103窟壁画维摩诘像 唐代
53.莫高窟172窟壁画《西方净土变》（摹本）唐代
56.莫高窟45窟迦叶、菩萨和天王像 唐代
105.金刚波若经插图—— 说法国（图） 唐代
（二）成立专门研究机构，发起成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学会
敦煌学的研究范围有一个逐渐扩大且日趋稳定的过程。起初，研究目标仅仅集中在对文书本身的校录、释读以及介绍性的序跋，研究对象以四部书最为典型。1926年，刘复《敦煌掇琐》出版后，研究范畴逐渐扩延至文学、社会经济、语言文字等方面。后来，延伸至历史地理、石窟艺术考古及保护，再到佛经与文字音韵、敦煌科技史等。随着对敦煌资料价值认识的不断深入，从学科的角度而言，敦煌学的研究内容几乎到了无所不包的程度。郑振铎先生曾经说过：“研究中国任何学问的人们，殆无不要向敦煌宝库里作一番窥探的功夫。”因此，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有学者不断呼吁集中历史、考古、宗教、民族、艺术等各学科力量进行跨学科研究。敦煌文物研究所也将临摹深化为临摹与研究相结合。至80年代，学者们对综合研究的呼声越来越高涨，看法越来越具体和成熟。比如：将石窟与艺术结合、石窟与文献结合、文献研究与考古结合等。
至此，成立综合性的专门研究机构，集中力量研究敦煌文书及相关内容，在国内形成一种风气。在这种形势下，很多单位都在积极筹划。首先行动起来的是甘肃的高校。1979年，兰州大学历史系成立敦煌学研究小组。1981年，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开始筹备并同时开展工作，参与单位有历史、中文、地理、美术、音乐等系和图书馆，1983年3月正式组建，专门从事敦煌学研究、教学和人才培养。研究所组成人员专业涉及广泛，业务机构有西北史地、佛学史、敦煌文学、敦煌艺术等专业组。⑦这样的人员及学科组成，最能反映敦煌学的综合性学科特性。应该说，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是国内高校中成立最早的从事敦煌学综合研究的专门机构。陈守忠、王宗元、李并成、蹇长春、王永曾、刘进宝、文化、邵文实等先后进所，成为研究所重要的研究力量。在筹备期间，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就积极参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组建工作，现已成为在国内外颇负影响的敦煌学教学研究机构。另外，在1983年，与敦煌学研究所同时成立的还有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对敦煌文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也是该所的研究特色之一。⑧
学术力量分散是制约敦煌学发展的主要因素，具备研究力量的敦煌文物研究所、全国社科研究机构、相关高等院校三者之间缺乏联系。因此，成立可以聚集全国学术力量的群众性学术团体——敦煌吐鲁番学会成为这一时期又一亟待解决的问题。成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设想最初形成于1982年3月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会期间。随后，筹备会前后举办了两次。西北师范大学是最早发起成立的单位之一。1982年7月2～3日，第一次筹备会在北京大学举行，北京大学季羡林主持，会议代表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及艺术研究院、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学院、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学院等单位以及教育部人员共19人参加（敦煌文物研究所、武汉大学因故未到）。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陈守忠先生参加。会议确定：“学会的宗旨应当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敦煌、吐鲁番的研究。加强研究工作者之间的团结协作；开展学术讨论与学术交流；扶植与培养人才；通过扎扎实实的工作，促进我国敦煌、吐鲁番学的发展，做出成果，使之在国际上占据应有地位。”会议商定由参加筹备会议的西北师范学院等11家为发起单位，并由北京大学、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学院、西北师范学院指定专人成立秘书组。初步确定成立大会在兰州召开，“会务筹备工作委托兰州大学、敦煌文物研究所及西北师范学院具体负责”。
1983年5月18～20日，第二次筹备会在北京大学举行，会议由季羡林主持。除第一次到会单位外，新参加单位有敦煌文物研究所、北京图书馆、中央民院、甘肃省社科院、新疆社科院、武汉大学、杭州大学等，加中国新闻社记者1人，共21人参加（佛教协会周绍良先生请假），西北师范学院李并成先生参加。会议决定将敦煌文物研究所原定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与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合并举行，统一名称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学会筹备组继续工作，并委托敦煌文物研究所、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学院、甘肃省社科院等甘肃的四个发起单位成立大会秘书处，“分工协作负责成立大会的会务工作及参观活动”。
1983年8月15～22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如期举行。从会议主席团成员组成到会务工作，均有西北师范学院人员参与。杨敏政副院长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金宝祥先生被推举为学会顾问，陈守忠先生被推举为学会理事。来自西北师范学院的会议学术代表有金宝祥、洪毅然、陈守忠、马化龙。会议交流论文115篇，其中，西北师范学院的学者提交论文11篇（册），涉及石窟考古、美术、历史、语言文学及目录类，占全部会议论文数量的10%左右。学会成立之后，中国的敦煌吐鲁番学有了统一协调、组织的学术领导机构，意味着中国的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单位之间“拆掉篱笆”、“全国一盘棋”时代的真正到来。随着学会的成立，中国的敦煌学者有了更加强烈的使命感，意味着力图夺回中心地、改写伤心史的正式开始。 （三）重视对外学术交流
敦煌学是因敦煌文书的发现而催生的，敦煌文书从其问世之初就具有世界性。可以说，敦煌学的国际性在所有的人文学科中最为突出。因此，宽广的国际视野成为敦煌学者必备的基本要求。
20世纪80年代以前，兰州因偏居西北，对外相对封闭。然兰州地处去敦煌之必经孔道，而所有敦煌学者莫不以能亲临敦煌为人生学问之幸事，故西北师范大学也因此得地利之便，顺邀学者或授课或演讲。20世纪80年代以来，来西北师范大学进行演讲的敦煌学专家有数10位之多。80年代中期，笔者聆听过冯其庸先生所做的关于苏联藏《红楼梦》的学术报告。1994～2000年，笔者聆听过郝春文、郑阿财、陈国灿关于敦煌学的讲演。其中，比较早、影响最大者首推日本学者藤枝晃“现代敦煌学”的学术演讲，促成和主持这场报告者是金宝祥先生。金宝祥教授与南开大学日本史专家吴廷璆教授在20世纪40年代前期曾是四川大学的同事，两人交往密切。吴廷璆教授于1932～1936年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现京都大学）留学时与藤枝晃是同学。1981年，藤枝晃教授应南开大学之邀来南开举办敦煌学讲习班。之后，因藤枝晃要去敦煌，经吴廷璆教授引荐联系到了金宝祥教授，于是，藤枝晃来到兰州。这场报告因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之说法有关而备受关注且影响深远。
1981年5月26日下午，藤枝晃在西北师范学院礼堂做了公开演讲。历史系及相关专业许多学生前来聆听。主办方对藤枝晃的介绍是“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国际著名敦煌学专家、中西交通史专家藤枝晃博士”。在演讲中，藤枝晃提到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说法。在敦煌学的故乡，此话经由日本学者之口说出，国人颇有伤自尊之感。⑨因此，藤枝晃的演讲立即引起了轰动和大家的激烈争论，甚至“许多听讲者还向中央有关部门和新闻媒体写信反映”。⑩从此，夺回“敦煌学研究中心”又一次成为一时代“勉做敦煌学预流”者勉力之动力。
其实，为了引起重视、鼓励后学，在南开大学举办讲习班的过程中，吴廷璆曾经表达出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说法。有趣的是，这种说法在天津似乎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在西北师范大学则得以放大。当然，应该明白，在天津的演讲中，听众直接聆听了吴廷璆先生的讲话，也明确理解吴先生的用意。但在兰州，情况则大不一样。离开此话的原创者，经日本学者之口，再转经翻译说出，在敦煌学的故里，此话的用意自然产生了变异。如果再联系“伤心史”之说，又有谁能无动于衷呢？时隔25年，人们虽然发现这其实是个“误传”，11但这次演讲产生的影响之大完全出乎人们预料。甚至不无夸张地说，对中国敦煌学史而言，这次演讲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应该说，“夺回”中心地和“改写”伤心史成为这一时期推动中国敦煌学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1983年8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兰州成立，虽然是国内外形势所致，但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之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学术报告之外，西北师范大学对外学术交流的另一个方面就是翻译日本敦煌学家池田温的名著《中国古代籍帐研究》。敦煌资料的分散严重制约了敦煌学的发展，20世纪50～70年代，英国、中国、法国陆续将馆藏敦煌文献拍摄成缩微胶卷并相互交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据此编辑出版《敦煌资料》，12极大地推进了敦煌学研究范围的扩大和研究程度的深入。但由于未能查阅原件和广泛吸收国外研究成果，存在不少错误。《中国古代籍帐研究》虽在《敦煌资料》的启发下编纂而成，但由于作者能至英、法、中、俄亲查原卷，因而其中的文书录文成为最佳版本。131979年，《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在日本出版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寄赠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一本。收到书稿后，龚泽铣先生即着手翻译。1979年，陈守忠先生致函池田温先生谈道：“我系研究隋唐史的同志，苦于唐代籍帐材料之缺乏，正托人在北京图书馆拍制胶卷，而恰在此时，贵所这部巨著寄到，真可谓雪中送炭，我们非常高兴，至于池田先生论述，我们正着手翻译。”
池田温对《中国古代籍帐研究》能在中国翻译出版“极感欣慰”。14该书的《研究》部分译稿完成于1982年，期间历时三年，198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出版过程之快，可证当时中国敦煌学界对敦煌学资料渴求欲望之强烈。《中国古代籍帐研究》是池田温研究敦煌学的扛鼎之作，被寄赠的中国学术研究机构不止一家。传入中国后，成为80年代初期大学课堂上敦煌学者经常捧读的一本书。15西北师范大学虽偏居西北，然能慧眼独具，及时组织翻译出版，嘉惠士林，以襄中国敦煌学研究，可谓功德不小。
（四）教学科研成果出版
在1966～1976年的10年间，正常的教学难以为继，但勤奋之学子依然未曾懈怠，期间积累的不少成果在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陆续结集出版。《西北师范大学学报》成为这一时期刊登敦煌学论文的主要阵地。截止1983年，《西北师范大学学报》刊登的有关敦煌学的教学科研成果如下表：
二、第三阶段后期（1984～2000年）
在百年敦煌学史上，1983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就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而言，一是有了专门的全国性的社团组织——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二是有了专门的教学科研机构——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从此，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教学科研开始进入有序发展阶段。在截止2000年底以前的17年间，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教学和科研呈蓬勃高涨发展之势，教学科研硕果累累、成绩卓著。
（一）大面积开设敦煌学课程
从1983年起，敦煌学就被列为史、文、艺术系的必修课和全校公共课选修课，敦煌学课程开始大面积进入本科生课堂。随着课程体系的逐渐完善，选修学生人数成倍增加，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本科教学进入规模教学时代。2000年，西北师范大学组建敦煌艺术学院，专门培养敦煌艺术（美术、音乐、舞蹈）的人才，敦煌学的重要性及普及率更加提高。
西北师范大学的敦煌学研究生培养一开始就具备跨学科特点。1981年，西北师范大学中文、历史成为国家首批拥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专业，金宝祥、彭铎、郭晋稀、匡扶等在中国古代史16、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框架下以多种形式开展敦煌学内容的教学，敦煌学方向的研究生教育初露端倪。随后，随着硕士学位点数量的增加，17西北师范大学教学改革工程及科技创新工程计划的逐渐实施，敦煌学内容的研究生教学覆盖面不断扩大，胡大浚、赵逵夫18、伏俊琏、陈守忠、李并成、刘进宝、马化龙等在中文、历史、艺术等专业以“敦煌”为研究方向的研究生教育也陆续展开，研究生教育成效不断提高。 敦煌学研究所成立后，研究生培养计划立即付诸实施。先是挂靠古代文学和中国古代史等方向进行研究生教育。1994年，借助中国古代史硕士学位点，敦煌学研究所招收第一批敦煌学方向研究生，李并成、刘进宝也成为第一批历史文献学敦煌学方向研究生的骨干指导教师。1996年，敦煌学研究所获得历史文献学硕士学位授予权，敦煌学方向独立招生正式开始。同时，敦煌学研究所的研究方向也逐渐趋于稳定，主要研究领域以文献研究为主线，在敦煌社会经济文书、敦煌河西史地、古代西北开发、隋唐五代典章制度研究等方面优势突出。同时，在敦煌法律文书、敦煌文学、隋唐五代经济史、敦煌佛教、藏传佛教、敦煌科技、敦煌美术等方面亦有建树。
（二）专业期刊的编辑出版
1984年和1986年，敦煌学研究所与学校学报编辑部合作，以《西北师院学报》增刊的形式编辑出版《敦煌学研究》两期，刊登文章31篇，其中属于敦煌学方面的论文如下表（左栏文章刊于1984年，右栏文章刊于1986年）：
其中，论著及译文作者有西北师范大学教师（按刊发文章排序）匡扶、伍德煦、李并成、陈华平、袁席箴、王永曾、胡小鹏等。文章内容涉及敦煌文献、宗教、艺术、文学、历史地理及国外学术著作介绍等。
《历史教学与研究》是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编辑出版的刊登教学科研成果的不定期刊物。1959年第4期刊登陈守忠《甘肃的石窟艺术》一文，1983年第3期刊登刘进宝《法显西行印度试探》一文。1984年第1期刊发敦煌学教学文章有池田温著、龚泽铣译《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一书之《著者序言》和《译者序言》。当时该书尚未出版，《历史教学与研究》提前发表两篇序文，以使学界早知该书。除专门研究者外，其他读者对敦煌学比较陌生，因此，同期还设有《敦煌学基础知识问答（一）》，由刘进宝、李并成两位先生撰写有关敦煌学词条11条，包括敦煌学是怎样出现的、敦煌学研究的范围是什么、敦煌艺术有什么价值、敦煌遗书在学术上的价值如何、敦煌变文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敦煌变文的艺术成就如何、敦煌变文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什么地位、莫高窟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创建的、莫高窟是怎样创建的、十六国北朝时期的莫高窟建造情况如何、隋和唐代前期莫高窟建造情况如何等。编写目的在于“为大专院校学生、中小学教师、社会青年及其他敦煌学爱好者，提供这份普及读物”。
（三）敦煌学丛书的出版
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以来，将敦煌文献列入重点整理范围之内。第一批敦煌学丛书《敦煌文献丛书》六册，由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敦煌研究院敦煌遗书研究所共同主编，古籍整理研究所负责主持编撰计划之制定与组织实施。“本丛书以刊布敦煌遗书珍贵原件及其整理、校勘、注释、研究成果为宗旨，为有关学科提供研究工作迫切需要的敦煌资料。”191992年以来，六册书稿由甘肃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丛书各册均可归入国内敦煌文献分类、辑校、整理方面最早成果之行列，极具开创性，资料性也很强。
1995～1998年，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敦煌学文库》丛书五册，包括敦煌学研究所李并成先生《瓜沙史地研究》（1996年）和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1995年）、杜斗城《北凉译经录论》（1995年）、周丕显《敦煌文献研究》（1995年）、杨富学《西域敦煌宗教论稿》（1998年）等。各册均为作者所撰写的科研论文之汇集，主题鲜明，学术价值很高。
1999年，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组织编写第二批敦煌学丛书——《陇文化丛书》九册，由甘肃教育出版社统一出版。与《敦煌文献丛书》不同，《陇文化丛书》属于介绍性的学术著作，敦煌学是该丛书的重要主题，其中《竹木春秋》、《西塞雄风》、《瀚海驼铃》、《旷古逸史》、《梵宫艺苑》、《说苑奇葩》、《劫尘遗珠》等册均与敦煌学有关。丛书着重介绍了“甘肃地区极具特色的文化群落”，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陇右文化的厚重底蕴、宽广胸怀，把握它沉雄的脉搏和奇异之风采”。20
1996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启动《敦煌文化丛书》计划，第一部分17册于2000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齐。作者为来自于甘肃各专门研究敦煌学的机构的学者，其中西北师范大学学者编著论著或介绍敦煌历史地理，或讲述敦煌历史文化，或选析敦煌文学作品，属于“大家小书”，学者编写的科普著作，主题鲜明，通俗易懂。
1997年，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中文系、敦煌研究所三家与《文史知识》编辑部合作，合办《文史知识》“甘肃专号”一期，21刊登文章31篇，全方位介绍了悠久和丰富的甘肃历史文化。其中有3篇直接出自敦煌学研究所教师笔下：李并成《甘肃境内遗存的古城址》、刘进宝《敦煌宝藏是如何被盗的》、马克林《甘肃石窟巡礼》。另外，讲述长城、佛经翻译、陇右文学及作家、河西与内地文化交流、河陇经济文化等专题的文章均涉及到敦煌学的相关内容，约占其中1/3篇幅。截止2000年以前，以单册形式陆续出版的敦煌学专著、以敦煌学研究论文作为主要内容的论文集及工具书还有不少。
（四）翻译出版俄藏敦煌文献书目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是敦煌文献四大藏家之一。藏品来自于1914～1915年奥登堡来中国考察所得。1920年、1922年，苏联学者阿列克谢耶夫、奥登堡曾透露过点滴情况。1917年、1931年，日本学者矢吹庆辉和法国学者伯希和对其有所接触并予以简单介绍。1934年、1936年，苏联学者弗卢格对部分敦煌写本编写简目。1957年，中国学者郑振铎访问苏联，曾浏览部分敦煌文献，并在给友人信件中有简单提及，但信件迟至1986年才公开发表，而郑振铎已于1958年因飞机失事而遇难。因此，俄国藏敦煌文献的具体情况很久不为国际敦煌学界所知晓。1960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二十五届国际东方学会议上，苏联宣布了藏有敦煌经卷的消息，并且公展若干件。至此，国际敦煌学界才知苏联藏有数量惊人的敦煌文献。但是，具体情况依然不得而知。孟列夫主编的《亚洲民族研究所敦煌文献馆藏中国经卷目录》分为两册，第一册于1963年出版，第二册于1967年出版。两书所介绍的写本接近苏藏总数的1/3。此后，苏藏敦煌写本渐为世人所关注。 1983年，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成立之初，就将《亚洲民族研究所敦煌文献馆藏中国经卷目录》的翻译列入计划。1984～1986年，翻译工作历时三年。六年以后的1992年，该书确定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直到1999年，该书正式出版，更名为《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分为上、下册。在翻译过程中，研究所及时向学术界传达翻译进展情况。1985年，第一本翻译完毕后，即向国内学术界简单介绍该书主要内容，并对苏藏敦煌文献的学术价值提出了引导性评介。22第二册翻译完成后，继续向外推介，23并引起了学界重视。24该书从立项翻译到最后出版历时16年，艰辛之极，引学者长叹。25《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出版之前，国内已有零星介绍：1984年，《（亚洲民族研究所敦煌汉文写本全宗解说目录）第一卷前言》，限于前言和若干号著录的全文汉译；261985年，《敦煌遗书目录再探》有总论性质的介绍；271986年，《列宁格勒所藏敦煌卷子目录》汉译本问世，但限于题名、内容。28即是此类片段概说，国内所见也仅数篇而已。因此，学者疾呼：“如无孟氏目录，外人无从知悉列城所藏文献之内容也。《孟目》亟应汉译，以便初学。”29《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出版以后，成为中国学者系统了解俄藏敦煌汉文文献的第一部目录，因而，“在敦煌学界引起巨大的震动是理所当然的”。30
（五）敦煌学教学资料建设
资料是从事教学和科研的基础，资料建设是一个长时期的具有不断积累性质的工作。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西北师范大学就很重视敦煌学教学资料的建设。除过一般比较常见的图书资料外，西北师范大学的敦煌学教学资料建设有三个方面值得肯定，即敦煌文书、《敦煌宝藏》、敦煌文献缩微胶卷的收藏和购进。
目前，西北师范大学藏敦煌经卷共24件。在全国高校中收藏敦煌经卷者不过数家，除北京大学收藏212卷之外，从数量上讲，接下来就属西北师范大学。24件藏品，原历史系文物室藏卷22件，敦煌学研究所藏卷2件。历史系所藏初步编为15号，前12号均为佛经，第13号为佛曲残卷4件，第14号佛经残卷3件，第15号藏文经卷3件，共22件。其中，前6件比较完整，001号长890.5厘米，002号长595.5厘米，003号长847.8厘米，004号长845.5厘米，005号长887厘米，006号长746.5厘米，007号长700多厘米，008号长189.6厘米，009号长576.6厘米。22件均系历史系于20世纪“五十年代初，在兰州市收购”。 31敦煌学研究所收藏敦煌经卷2件，分别是：XD.1《大乘无量寿经》，首尾完整，首题“大乘无量寿经”，尾题“佛说无量寿宗要功德经卷”。卷长194厘米，高31.2厘米。XD.2《大乘无量寿经》，首尾完整，首题“大乘无量寿经”，尾题“佛说无量寿宗要经”。卷长214厘米。两卷所属时代为五代至宋初，系1984年从民间收购。3224件中有19件已被收入《甘肃藏敦煌文献》，供学者研究。目前，原件全部由西北师范大学博物馆统一管理保存，并有个别真迹常年公开展览。作为大学博物馆，其参观对象主要是学校师生与来校的各类嘉宾。其开放时间并无严格限制，有事即开门迎客。且每年有固定的新生入学教育周、开放日向全校师生重点介绍，供其观摩学习。在敦煌学日渐受到重视、敦煌文书搜求收藏日趋难得的今日，作为本科学生，能如此轻松亲眼目睹敦煌文书真貌，这在全世界也属罕见。
在敦煌学界，制约教学研究长足发展的瓶颈始终是资料欠缺问题，即便是英、法、俄、中四大藏国的学者也莫不如此。在很长时间内，“摸象式”研究成为国际敦煌学研究挥之不去的阴影。为此，尽快、全部公布各家所藏敦煌学资料成为国际敦煌学界的心声。1953年10月～1954年5月，英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前6980号缩微胶卷公布。1979年，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主体部分缩微胶卷公布。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曾于20世纪50年代及70年代末两度摄制成缩微胶卷公布。但就当时国内局势而言，能够及时拥有这些胶卷并非易事。因此，直到20世纪80年代，许多研究单位依然无法摆脱资料欠缺之困境。西北师范大学图书馆最迟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购进北图藏敦煌文书缩微胶卷一套。《敦煌文献丛书》即主要据《敦煌宝藏》和缩微胶卷完成。33
台湾学者黄永武所编《敦煌宝藏》共计140册，属于大型综合性图册。1981～1986年由新文丰公司陆续出版。该书主体依英、法、中、日及台湾地区所藏敦煌遗书缩微胶卷影印，附录部分包括一些研究成果。该书虽有图版不够清晰、一些经名确定失误等遗憾处，但作为敦煌资料的集大成者，于学人十分方便。在今日看来，虽然已有不少印刷精美、校订更精的大型图册问世，但这些图册均以汉文文献为主。因而，就敦煌文书材料而言，仍以《敦煌宝藏》为全，在使用中仍具有令人感到不可或缺之优势。黄永武的《敦煌遗书最新目录》也是广集海内外敦煌学研究资料，力求完备。西北师范大学于1986年购进一套，从而省却了西北师范大学师生奔走查阅之劳。
台湾学者黄永武所编《敦煌宝藏》共计140册，属于大型综合性图册。1981～1986年由新文丰公司陆续出版。该书主体依英、法、中、日及台湾地区所藏敦煌遗书缩微胶卷影印，附录部分包括一些研究成果。该书虽有图版不够清晰、一些经名确定失误等遗憾处，但作为敦煌资料的集大成者，于学人十分方便。在今日看来，虽然已有不少印刷精美、校订更精的大型图册问世，但这些图册均以汉文文献为主。因而，就敦煌文书材料而言，仍以《敦煌宝藏》为全，在使用中仍具有令人感到不可或缺之优势。黄永武的《敦煌遗书最新目录》也是广集海内外敦煌学研究资料，力求完备。西北师范大学于1986年购进一套，从而省却了西北师范大学师生奔走查阅之劳。
[注释]
①伏俊琏：《敦煌文学文献丛稿·前言》：“1980年，我读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李鼎文先生给我们开设了敦煌文学课，这是我接触敦煌文学的开始。1989年，在先师郭晋稀教授的指导下，我开始学习、研究敦煌赋和敦煌文学。”中华书局2004年版。 ②李鼎文：《〈拾鳞诗稿〉序》，载《梦槐庵丛稿》，甘肃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21页。
③一位毕业于张掖师范专科学校的毕业生撰写的网络回忆文章。
④甘肃省档案馆藏《敦煌写经》，唐代（618～907年）。档案内容及评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长160厘米，宽26厘米，内容自右至左竖排书写，每行17字，共93行，后有李鼎文、甄载明、张思温、袁第锐等人的题识与收藏者后记，装裱后全长326厘米，宽31厘米。经敦煌研究院专家鉴定，认为纸张的颜色、乌丝栏、天头、地脚、行数、每纸的宽度、高度都与唐代写经相符，其书写结构、运笔、书法筋骨整饬端庄，且历千年不蛀，确为珍品。”见《甘肃省馆藏档案精粹》。
⑤伍德煦：《浅谈文物考古资料在历史教学中的重要性》，《历史教学与研究》，1983年第1期。
⑥马化龙著：《中国美术简史》，兰州龙山广告印务有限公司2000年版。
⑦23滕藤主编：《中国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机构要览》（第一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00页。
⑧《西北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概况》，《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2期。
⑨宋家钰：《“敦煌学中心说”引起的反思》，《光明日报》，2000年9月21日。
⑩刘进宝：《敦煌学史上的一段学术公案》，《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
11荣新江：《中国敦煌学研究与国际视野》，《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
12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敦煌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
13宋家钰：《回忆·思考·期待——从〈敦煌古文献〉、〈英藏敦煌文献〉的编辑出版谈起》，载刘进宝主编：《百年敦煌学》，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9页。
14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著者部分》，中华书局1984年版。
15荣新江：《中国敦煌学研究与国际视野》，《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
16金宝祥教授是当时甘肃少有的几位敦煌学研究者之一。1982年4月15日，教育部高教一司在给教育部党组的报告《关于发展敦煌学的建议》中说：估计国内现在对敦煌学有研究的学者，老中青合计约100多人，其中副教授、副研究员以上约四五十人，文中举例说到“厦门大学的韩国磐教授，山东大学的王仲荦教授，西北师院的金宝祥教授，北京师院的宁可教授，天水师专的张鸿勋副教授等，都对敦煌学有所研究”。见《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会刊》，第186页。1986年2月20日，敦煌研究院举行工作汇报会，金宝祥作为少数外请专家做了发言。见《敦煌研究》1986年第4期封二照片及第6页报道。
17截止2000年，历史文献学（含敦煌学、古文字学。1996年）、古典文献学（1998年）、音乐学（1998年）、美术学（1998年）、专门史（1998年）等学科相继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1996年，中国古代文学学科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
18赵逵夫先生的敦煌学论作集中见于《古典文献论丛》，六篇文章刊于1987～1993年（中华书局2003年版）。
19见《敦煌婚姻文化》和《敦煌残卷古文尚书校注》两书所附《〈敦煌文献丛书〉编辑例言》。
20见丛书各册所附胡大浚《〈陇文化丛书〉·序》。
21《文史知识》，1997年第6期。
22李并成：《苏〈亚洲民族研究所敦煌文献馆藏中国经卷目录〉中译本出版》，《中国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11期。
24白化文著：《敦煌文物目录导论》：“西北师范学院敦煌学研究所已组织人力翻译《苏目》，初稿已经完成。”（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127页。
25白化文著：《敦煌文物目录导论》：“据笔者所知，国内某单位已经组织人力将苏联两册目录全文译出，但迄今未能出版，曷胜浩叹。”（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55页。
26许福谦：《（亚洲民族研究所敦煌汉文写本全宗解说目录）第一卷前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84年第3期。
27周丕显：《敦煌遗书目录再探》，《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1期。
28黄永武：《敦煌遗书最新目录》，（台湾）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
29白化文著：《敦煌文物目录导论》，（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111页。
30孟列夫主编，袁席箴、陈华平翻译：《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出版说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31曹怀玉：《西北师院历史系文物室藏敦煌经卷录》，《西北师院学报》，1983年第4期。
32李并成：《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藏敦煌经卷录》，《敦煌研究》，1993年第1期。
33参见《敦煌残卷争讼文牒集释》、《敦煌赋校注》两书之《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