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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敌意、对抗、侮辱和不理解，对于一个同性恋者来说是一生的宿命，即使对于柏林电影节全景单元主席维兰德·施佩克这样个性强悍的人来说，那也是永远的抗争， 甚至他做演员、拍电影、在柏林电影节从事现在的工作都和同性恋运动联系在一起……
维兰德·施佩克
德国柏林电影节全景单元的主席，也是世界上最为著名的同性恋电影奖项 泰迪熊奖的创始人。
维兰德·施佩克在谈电影、谈同性恋么？其实他一直谈的都是政治……
“刚才有人把同性恋和政治这两个概念割裂开来，这是非常有问题的理解。当我们谈论同性恋、女性解放，或者其他边缘群体的时候，这些话题都是非常政治的。”
维兰德·施佩克坐在舞台上吐出一连串的德语，眼神中的孤独和不满显而易见。细高的身材缩在一个小沙发里，他侧过脸，等待着翻译把他的意思传递给中国的观众。
维兰德·施佩克是德国柏林电影节全景单元的主席，也是世界上最为著名的同性恋电影奖项─泰迪熊奖的创始人。4月28日，他受邀参加北京国际电影季，由他和中国导演贾樟柯、影评人林旭东就“电影、城市文化与政治”这一话题展开对谈。在长达一个小时的谈话里，他多次谈到了同性恋问题。进入提问阶段，有观众直接抗议，说今天的话题是电影、城市文化和政治，不是电影、城市文化和同性恋。
那是他参加北京电影季的第三天，连一部电影都没看过，对于这个担任过无数国际电影节评委的电影人来说，沮丧可想而知。随后，又听到了观众这样的评论。好在他一生都在面对各种窘境，对此习以为常。
处理敌意、对抗、侮辱和不理解对于一个同性恋者来说是一生的宿命，即使对于他这样个性强悍的人来说，那也是永远的抗争，甚至他做演员、拍电影、在柏林电影节从事现在的工作都和同性恋运动联系在一起……
柏林墙以东
维兰德·施佩克是不需要别人来告诉他什么叫做政治的。他自己就是一场“政治游戏”中的胜利者。
施佩克一米九几的个子，高大、英俊。60岁，身材却依然健美，看起来像40多岁。犹如希腊雕像的脸庞，皱纹已漫上眼角，反而让他更具男性魅力，如果时光倒退27年，更不知道是怎样的翩翩美男子。
27年前，施佩克陪着他在旧金山工作时的故友游览柏林。朋友提出来要去柏林墙的另外一端看看，施佩克陪着去了。在那他邂逅了东柏林的一个美少年，街头的惊鸿一瞥，就让他们彼此相爱。因为柏林墙的存在，两人必须短暂相聚，又不断地分离，备受折磨。东柏林的恋人为了爱情，想逃向西柏林。
施佩克是那种人，爱笑，一笑起来就满屋子都漫散出温暖。他有种天生的幽默感，充满智慧的幽默，甚至对于旁人视之为痛苦和艰难的处境他都抱有戏谑感，甚至他帮恋人想到的逃亡计划听起来都像个游戏。
施佩克那时候已经做过演员、拍过一些短片，也参与过电影的制作。他决定拍部电影，让他的恋人来做男主角，这样，“东柏林政府就不会喜欢他，他就能被赶出那个国家了”。
1980年代中期的西德，同性恋运动已有了十几年的历史，同性恋的地位已经有所提高，也有了一定的生存空间，虽然依然有人憎恶同性恋者，但敌视已逐渐减退。而在东德，虽然在二战后立刻废除了纳粹时期对于同性恋的严苛法案，但东德政府天真地以为，同性恋是资本主义、纳粹时期的产物，社会主义体制下是不会有同性恋的。让他们失望的是，新一代成长起来，同性恋还是继续存在着。同性恋者一直都是政府不喜欢的人。西德同性恋运动的迅猛发展，一墙之隔的东德同性恋者们受到感染，也希望有自己的生存空间，政府当然更不喜欢他们了。
施佩克知道，东柏林曾经有过一些政府把不听话的人踢出国门的先例。有个摇滚明星，因为不遵守东德政府的那套规范，就被赶走。想离开东柏林么？方法之一，就是成为被政府瞩目的“讨厌的人”。
施佩克的电影讲的就是他自己的故事，东西柏林一对美少年在东柏林街头邂逅而相爱。一个来自西柏林的导演在东柏林拍摄电影当然不会被允许，拍外景只能以游客的身份用小型摄像机拍，晃动、粗糙地记录下1980年代中期的东柏林：
人头攒动的亚历山大广场，灰暗的小酒吧，简陋的东柏林居室，空荡而阴森的检查站，“咔嗒”、“咔嗒”的签发临时通行证的巨响，对于主人公产生怀疑时候的全赤裸脱衣检查……在日益滋长的同性爱情背后，是自然铺陈的时代底色。意识形态的不同，空间的阻隔给德国人带来痛楚成为影片忧伤而激越的基调。这个电影是个同性恋的爱情故事么？是，但又不仅仅是，背后的政治意蕴不经意间就裹挟而出。
电影还没有拍完，他的恋人就被政府踢出了东德。
恋人既然都已经出来了，施佩克原想把这个电影忘了，但电影的整体故事已经形成，而且日益丰满，就还是继续拍完了，命名为《柏林墙以东》（Westler） 。那是施佩克拍摄的第一部长片，在德国、旧金山、布鲁塞尔等很多国际电影节上都获了奖。
东柏林人也看到了这部电影。因为西柏林电视台也播放了它。虽然不被允许，但人们还是会看，影片带来的反响非常强烈。故事的结局和真实的故事有所出入，东柏林美少年决心逃离，但只能取道布拉格，出逃计划是否能成功不得而知，充满悬念，让很多东柏林人为之揪心，逃离东柏林─那是一个时代的话题。
反常的不是同性恋，而是社会环境
现在的柏林几乎可以说是同性恋的天堂。
德国外长韦斯特韦勒去年与相恋多年的“同志”情人步上红毯。柏林市的市长也是一个公开的同性恋者。每年在这个城市里，都会有着盛大的同性恋大游行，喧嚷、热闹，犹如节日。同性恋者不仅可以牵手走在阳光下，还可以结婚。甚至，德国政府已经考虑制定有关同性恋者生育的政策。
然而，在施佩克的少年时代，同性恋的生存环境却与现在有天壤之别，可以说严酷到令人窒息。学校的孩子们想孤立谁，就可以说他是同性恋，尽管那个人可能不是。同性恋一直处于被污名化的状态。但所有的外界压力都无法改变内心的真实。施佩克十几岁的时候就发现，自己不是“父母想要他成为的那种人，成为了他们不想让他成为的人”。
在很多国家里，都不用自己的语言来定义同性恋这个人群，而直接用“gay”这个英语单词，因为这个词讲起来不那么“危险”。在德语里，同性恋用“schwul”这个极具贬义色彩的词来定义。在1970年代之前，“如果说谁是schwul，就说明这个人是很坏的，坏到甚至可以直接杀了。”施佩克说。
Schwul是个非常糟糕的词，就像纳粹对这个群体所犯下的罪行一样。纳粹统治期间，同性恋者的地位就和犹太人的地位一样，受尽迫害。大屠杀中，很多同性恋无辜死去。纳粹时代结束之后，西德在法律上对于同性恋的限制并没有廢除，新政府一样不喜欢同性恋的存在。这个法律一直到1969年才被废除。
废除的因由竟然与一部电影有关系。1969年，罗沙·冯·普劳恩海姆拍摄了德国第一部公开支持同性恋的电影─《反常的并非同性恋者，而是他所生活的环境》。在片中，他分析同性恋的缘由，让他们建立自信， 并组织起来。
那部电影在大学放映了两三年后，1973年在电视台公开播放，在德国引起轩然大波，并引发了旷日持久的讨论。就在那个电影在电视里放映的第二天，德国各地的同性恋走到一起形成了众多的小组，形势可谓风起云涌。这也成为德国同性恋运动的一个开端。
正读大学的施佩克也看到了这部电影，虽然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电影相去甚远，但至少让他感觉到自己不是孤独的。更为重要的是，这部电影让他意识到，电影不仅仅能表达人性，还能改变社会。
在那之前的电影史上，同性恋题材是通过非常暧昧、不明晰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同性恋是社会当中的小部分人，之前处于匿名状态，连少数人都谈不上，他们的存在一直被忽略。 这种状态很快就被打破了。1970年代以后，欧洲人不再满足于这种暧昧，他们希望能够更直接地表达。
“如果你总是谨言慎行，当然没有人会意识到你的存在。”在那之后，施佩克加入了同性恋组织，热衷于同性恋运动。
不仅仅是电影
1987年的一天，一群导演、制片人挤在柏林一个同性恋小书店里，通宵达旦看完了几部同性恋题材的影片。放映结束之后，大家开始讨论。施佩克问他们，觉得在众多的片子里哪个是最棒的？大家都认为，一个叫阿尔默多瓦的人的片子最好。但没人认识他，他只是西班牙一个不知名的小导演。
那是第一届泰迪熊奖评奖的夜晚，又寒碜又美好。
《柏林墙以东》在各大电影节上频频获奖，施佩克体会到了奖项对于一个电影导演的支持有多么巨大。1987年，施佩克和他的伙伴Manfred Salzgeber决定创办一个针对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议题的电影奖项，也就是泰迪熊奖。
阿尔默多瓦的《欲望的法则》获得了奖。没有颁奖礼，没有红地毯，甚至没有奖杯，他得到的奖励是一张印有泰迪熊的小卡片。施佩克把它塞进了信封里，寄给了阿尔默多瓦。这对阿尔默多瓦来说，已经是惊喜，他甚至没想到自己能获奖。
第二年，泰迪熊奖终于有了个庆祝仪式，但只是在同性恋中心举行，只有250人参加，这和今年3000人的颁奖晚会相比，完全不值一提。1992年，泰迪熊奖正式成为柏林国际电影节官方奖项，确立了同性恋电影在主流影坛上的地位。
自1987年创办25年来，泰迪熊奖奖掖了阿尔默多瓦(Pedro Almodovar)、德里克·贾曼 (Derek Jarman)等众多杰出的导演，其中不乏中国导演的身影。1998年香港导演关锦鹏的《愈快乐愈堕落》，获得“泰迪熊最佳剧情长片奖”，在关锦鹏擒获那个奖项的十多天前，他借助那个片子于香港出柜（公开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
施佩克逐渐开始认识到，应该走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奖项。每个人都可能有个gay叔叔，gay朋友，毕竟同性恋人群占到柏林人口比例的10%，这让异性恋群体能更多地接触到同性恋群体。
而现在，对大多数柏林人来说，Schwul 不再是一个贬义词，只是一个中性的词语。
维兰德·施佩克坐在舞台上吐出一连串的德语，眼神中的孤独和不满显而易见。细高的身材缩在一个小沙发里，他侧过脸，等待着翻译把他的意思传递给中国的观众。
Q
维兰德·施佩克
德国柏林电影节全景单元的主席，也是世界上最为著名的同性恋电影奖项 泰迪熊奖的创始人。
维兰德·施佩克在谈电影、谈同性恋么？其实他一直谈的都是政治……
“刚才有人把同性恋和政治这两个概念割裂开来，这是非常有问题的理解。当我们谈论同性恋、女性解放，或者其他边缘群体的时候，这些话题都是非常政治的。”
维兰德·施佩克坐在舞台上吐出一连串的德语，眼神中的孤独和不满显而易见。细高的身材缩在一个小沙发里，他侧过脸，等待着翻译把他的意思传递给中国的观众。
维兰德·施佩克是德国柏林电影节全景单元的主席，也是世界上最为著名的同性恋电影奖项─泰迪熊奖的创始人。4月28日，他受邀参加北京国际电影季，由他和中国导演贾樟柯、影评人林旭东就“电影、城市文化与政治”这一话题展开对谈。在长达一个小时的谈话里，他多次谈到了同性恋问题。进入提问阶段，有观众直接抗议，说今天的话题是电影、城市文化和政治，不是电影、城市文化和同性恋。
那是他参加北京电影季的第三天，连一部电影都没看过，对于这个担任过无数国际电影节评委的电影人来说，沮丧可想而知。随后，又听到了观众这样的评论。好在他一生都在面对各种窘境，对此习以为常。
处理敌意、对抗、侮辱和不理解对于一个同性恋者来说是一生的宿命，即使对于他这样个性强悍的人来说，那也是永远的抗争，甚至他做演员、拍电影、在柏林电影节从事现在的工作都和同性恋运动联系在一起……
柏林墙以东
维兰德·施佩克是不需要别人来告诉他什么叫做政治的。他自己就是一场“政治游戏”中的胜利者。
施佩克一米九几的个子，高大、英俊。60岁，身材却依然健美，看起来像40多岁。犹如希腊雕像的脸庞，皱纹已漫上眼角，反而让他更具男性魅力，如果时光倒退27年，更不知道是怎样的翩翩美男子。
27年前，施佩克陪着他在旧金山工作时的故友游览柏林。朋友提出来要去柏林墙的另外一端看看，施佩克陪着去了。在那他邂逅了东柏林的一个美少年，街头的惊鸿一瞥，就让他们彼此相爱。因为柏林墙的存在，两人必须短暂相聚，又不断地分离，备受折磨。东柏林的恋人为了爱情，想逃向西柏林。
施佩克是那种人，爱笑，一笑起来就满屋子都漫散出温暖。他有种天生的幽默感，充满智慧的幽默，甚至对于旁人视之为痛苦和艰难的处境他都抱有戏谑感，甚至他帮恋人想到的逃亡计划听起来都像个游戏。
施佩克那时候已经做过演员、拍过一些短片，也参与过电影的制作。他决定拍部电影，让他的恋人来做男主角，这样，“东柏林政府就不会喜欢他，他就能被赶出那个国家了”。
1980年代中期的西德，同性恋运动已有了十几年的历史，同性恋的地位已经有所提高，也有了一定的生存空间，虽然依然有人憎恶同性恋者，但敌视已逐渐减退。而在东德，虽然在二战后立刻废除了纳粹时期对于同性恋的严苛法案，但东德政府天真地以为，同性恋是资本主义、纳粹时期的产物，社会主义体制下是不会有同性恋的。让他们失望的是，新一代成长起来，同性恋还是继续存在着。同性恋者一直都是政府不喜欢的人。西德同性恋运动的迅猛发展，一墙之隔的东德同性恋者们受到感染，也希望有自己的生存空间，政府当然更不喜欢他们了。
施佩克知道，东柏林曾经有过一些政府把不听话的人踢出国门的先例。有个摇滚明星，因为不遵守东德政府的那套规范，就被赶走。想离开东柏林么？方法之一，就是成为被政府瞩目的“讨厌的人”。
施佩克的电影讲的就是他自己的故事，东西柏林一对美少年在东柏林街头邂逅而相爱。一个来自西柏林的导演在东柏林拍摄电影当然不会被允许，拍外景只能以游客的身份用小型摄像机拍，晃动、粗糙地记录下1980年代中期的东柏林：
人头攒动的亚历山大广场，灰暗的小酒吧，简陋的东柏林居室，空荡而阴森的检查站，“咔嗒”、“咔嗒”的签发临时通行证的巨响，对于主人公产生怀疑时候的全赤裸脱衣检查……在日益滋长的同性爱情背后，是自然铺陈的时代底色。意识形态的不同，空间的阻隔给德国人带来痛楚成为影片忧伤而激越的基调。这个电影是个同性恋的爱情故事么？是，但又不仅仅是，背后的政治意蕴不经意间就裹挟而出。
电影还没有拍完，他的恋人就被政府踢出了东德。
恋人既然都已经出来了，施佩克原想把这个电影忘了，但电影的整体故事已经形成，而且日益丰满，就还是继续拍完了，命名为《柏林墙以东》（Westler） 。那是施佩克拍摄的第一部长片，在德国、旧金山、布鲁塞尔等很多国际电影节上都获了奖。
东柏林人也看到了这部电影。因为西柏林电视台也播放了它。虽然不被允许，但人们还是会看，影片带来的反响非常强烈。故事的结局和真实的故事有所出入，东柏林美少年决心逃离，但只能取道布拉格，出逃计划是否能成功不得而知，充满悬念，让很多东柏林人为之揪心，逃离东柏林─那是一个时代的话题。
反常的不是同性恋，而是社会环境
现在的柏林几乎可以说是同性恋的天堂。
德国外长韦斯特韦勒去年与相恋多年的“同志”情人步上红毯。柏林市的市长也是一个公开的同性恋者。每年在这个城市里，都会有着盛大的同性恋大游行，喧嚷、热闹，犹如节日。同性恋者不仅可以牵手走在阳光下，还可以结婚。甚至，德国政府已经考虑制定有关同性恋者生育的政策。
然而，在施佩克的少年时代，同性恋的生存环境却与现在有天壤之别，可以说严酷到令人窒息。学校的孩子们想孤立谁，就可以说他是同性恋，尽管那个人可能不是。同性恋一直处于被污名化的状态。但所有的外界压力都无法改变内心的真实。施佩克十几岁的时候就发现，自己不是“父母想要他成为的那种人，成为了他们不想让他成为的人”。
在很多国家里，都不用自己的语言来定义同性恋这个人群，而直接用“gay”这个英语单词，因为这个词讲起来不那么“危险”。在德语里，同性恋用“schwul”这个极具贬义色彩的词来定义。在1970年代之前，“如果说谁是schwul，就说明这个人是很坏的，坏到甚至可以直接杀了。”施佩克说。
Schwul是个非常糟糕的词，就像纳粹对这个群体所犯下的罪行一样。纳粹统治期间，同性恋者的地位就和犹太人的地位一样，受尽迫害。大屠杀中，很多同性恋无辜死去。纳粹时代结束之后，西德在法律上对于同性恋的限制并没有廢除，新政府一样不喜欢同性恋的存在。这个法律一直到1969年才被废除。
废除的因由竟然与一部电影有关系。1969年，罗沙·冯·普劳恩海姆拍摄了德国第一部公开支持同性恋的电影─《反常的并非同性恋者，而是他所生活的环境》。在片中，他分析同性恋的缘由，让他们建立自信， 并组织起来。
那部电影在大学放映了两三年后，1973年在电视台公开播放，在德国引起轩然大波，并引发了旷日持久的讨论。就在那个电影在电视里放映的第二天，德国各地的同性恋走到一起形成了众多的小组，形势可谓风起云涌。这也成为德国同性恋运动的一个开端。
正读大学的施佩克也看到了这部电影，虽然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电影相去甚远，但至少让他感觉到自己不是孤独的。更为重要的是，这部电影让他意识到，电影不仅仅能表达人性，还能改变社会。
在那之前的电影史上，同性恋题材是通过非常暧昧、不明晰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同性恋是社会当中的小部分人，之前处于匿名状态，连少数人都谈不上，他们的存在一直被忽略。 这种状态很快就被打破了。1970年代以后，欧洲人不再满足于这种暧昧，他们希望能够更直接地表达。
“如果你总是谨言慎行，当然没有人会意识到你的存在。”在那之后，施佩克加入了同性恋组织，热衷于同性恋运动。
不仅仅是电影
1987年的一天，一群导演、制片人挤在柏林一个同性恋小书店里，通宵达旦看完了几部同性恋题材的影片。放映结束之后，大家开始讨论。施佩克问他们，觉得在众多的片子里哪个是最棒的？大家都认为，一个叫阿尔默多瓦的人的片子最好。但没人认识他，他只是西班牙一个不知名的小导演。
那是第一届泰迪熊奖评奖的夜晚，又寒碜又美好。
《柏林墙以东》在各大电影节上频频获奖，施佩克体会到了奖项对于一个电影导演的支持有多么巨大。1987年，施佩克和他的伙伴Manfred Salzgeber决定创办一个针对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议题的电影奖项，也就是泰迪熊奖。
阿尔默多瓦的《欲望的法则》获得了奖。没有颁奖礼，没有红地毯，甚至没有奖杯，他得到的奖励是一张印有泰迪熊的小卡片。施佩克把它塞进了信封里，寄给了阿尔默多瓦。这对阿尔默多瓦来说，已经是惊喜，他甚至没想到自己能获奖。
第二年，泰迪熊奖终于有了个庆祝仪式，但只是在同性恋中心举行，只有250人参加，这和今年3000人的颁奖晚会相比，完全不值一提。1992年，泰迪熊奖正式成为柏林国际电影节官方奖项，确立了同性恋电影在主流影坛上的地位。
自1987年创办25年来，泰迪熊奖奖掖了阿尔默多瓦(Pedro Almodovar)、德里克·贾曼 (Derek Jarman)等众多杰出的导演，其中不乏中国导演的身影。1998年香港导演关锦鹏的《愈快乐愈堕落》，获得“泰迪熊最佳剧情长片奖”，在关锦鹏擒获那个奖项的十多天前，他借助那个片子于香港出柜（公开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
施佩克逐渐开始认识到，应该走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奖项。每个人都可能有个gay叔叔，gay朋友，毕竟同性恋人群占到柏林人口比例的10%，这让异性恋群体能更多地接触到同性恋群体。
而现在，对大多数柏林人来说，Schwul 不再是一个贬义词，只是一个中性的词语。
维兰德·施佩克坐在舞台上吐出一连串的德语，眼神中的孤独和不满显而易见。细高的身材缩在一个小沙发里，他侧过脸，等待着翻译把他的意思传递给中国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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