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机舱时，是当地下午时间。经过长长的通道，排着队通过海关，挤过人群在传送带上找到自己巨大的行李。太多的事情，太多的人，在落地后一起涌过来，我竟在一瞬间不知道自己究竟身在何处，又在做些什么。
　　机场门口。又是排山倒海扑面而来的人群，在接机的人与找寻的人之间穿梭，终于找到了来接我们的房东。房东让我们喊她“姨妈”，她瘦而高，短头发，眼睛很大但透露出疲倦，看人的时候有着刻意为之的笑意，一直抱着一只博美犬，从未放开过。她稍微侧了下身，露出后面穿格子衬衫、有点驼背的谢顶男人。这个男人的表情很奇怪，你分辨不出他是笑眯眯还是眼睛天生狭长。房东说：“这是我先生，他是日本人，让他帮你们拿行李吧。”
　　直到坐上房东的厢型车，看着沿路飞奔而去的英文路牌，我才意识到，我已经身在美国。
　　在过去的20年里，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和美国会有任何关联。即使当身边涌起出国热的时候，也依然循规蹈矩地过着国内求学的生活。然而越觉得不可能的事，往往越会发生，生活的洪流突然把我冲向了异国。在为了获得交流生名额而面试时，在办理签证时，甚至在登机时，繁杂的琐事总叫人忘记这一切的初衷。当经历一切后，回过神来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异国的土地上，一切新奇感与兴奋感终于在被压制数月后喷涌而出，将我紧紧地包裹起来。那时候我并不知道，我成为了这个国家、这座城市千千万万华人中的一个。
　　房东把我们带到一个超市，说要买点东西。在明亮宽敞的超市里，我看到只有我们这几张亚洲面孔。房东连声说：“今天的香蕉好便宜！”离开超市前，房东突然想起来：“我要买点药。”她看上去相当坦然，不经意地解释说：“我先生有憂郁症。”
　　我的房东“姨妈”是上海人，上世纪90年代时随着出国的大潮东渡日本，曾在银座的大厦做销售员。一心赴美的她，以日本为跳板，圆了自己的美国梦。在美国的日本超市打工时，遇到现在的先生，是一家药店的老板。现在两人仍以药店的收入与房租为生。我住的这座在新泽西北伯根的别墅，是他们不久前买的，从公寓搬入别墅，有一大笔按揭要还；他们在新泽西还有一处房产，也在出租。房东看到消防车、广告牌，总要说：“这用的都是我们纳税人的钱。”她喜欢把“我们”咬得很重，似乎欣然成为这超级大国的一员，虽然她日语很好，英文却讲得很一般。
　　房东的先生叫Haruki，有着严重的忧郁症，姨妈说他一直陷于对“没钱”的担忧与恐慌之中；每天躺在床上，和狗相伴，吃饭时才起来。我记得他的卧室里永远是幽暗的，亮着一盏昏黄的床头灯。Haruki一直都很安静，吃饭时更寂寥，姨妈心情不好时也不会多说话，偶尔问她丈夫好不好吃，他会支吾着应两声，快速吃完回房。他们没有子嗣，仅有一只狗为伴。
　　曾有一次我听到房东在电话里向朋友抱怨：“日子又过回去了，又回到整日劳碌奔波的时候了。”我想她年轻时候的奋斗，是为了一个安逸华贵的梦，而她也曾享有过那段时光。姨妈跟我说，年轻的时候，她从日本回国，穿一件Burberry的皮草大衣，走在淮海路上，所有人都在看她，还有杂志的摄影记者偷拍她。她心情好的时候，会和我们讲起各种有趣经历。我也看到过她和Haruki结婚时的照片，她结婚时已经不年轻，但脸上有一种对未来的憧憬，所以是亮的，而不像现在这样黯淡，他们在拉斯维加斯度的蜜月，照片上，他们站在一辆白色的加长林肯前。姨妈常说，以前Haruki不生病的时候，她不用去药店上班，每天中午醒来，悠悠吃着早餐，想着晚饭做些什么，打发掉一天。这些都是她定义的美好生活。自从Haruki得了忧郁症，不愿去工作后，她每天都要在药店守着，为了还按揭而出租房屋，又为房客间的纠纷而烦恼，还常常抱怨没有时间清理屋子。她曾请过一个钟点工来打扫，但似乎很不满意，一直到后来还常说起：“才做了一个小时就要付80块，哪里值80块了？”
　　这种不开心的情绪，是从一开始就能感受到的。我住在二楼，常常能听到她在楼下的厨房里尖叫，大发脾气，诅咒和抱怨她的丈夫和同住的母亲。不良的情绪和气氛，像毒气一样漂浮在整栋房子里。我常常想，如果我和姨妈一样，50岁的时候却膝下无嗣，还要和一些陌生人同住——只是为了还贷，这是我想要的生活吗？我并不羡慕她满橱的LV和Gucci；我也不向往计划着晚餐而碌碌无为的一天，因为那样的人生太过虚无。那么人在追求什么呢？姨妈十二分地努力移民来美国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会拥有怎样的生活？她会不会承认，尽管不停地说“中国环境太差，不愿意再回国”，而如今她也没有得到真正的快乐。
　　在新泽西住了半年之后，为了方便去纽约上学，我们决定搬家去纽约。在网上寻找房源，然后和朋友一起挨家挨户地看房，在整个纽约东奔西走，跑遍了每一个区，见到了各式各样的房东和中介，最后决定搬去布鲁克林南边靠海的地方。
　　新家离学校也不近，但是一班车就可以到。因为在海边，常常能看到海鸟，空气中有让人欢跃的咸湿气味，海风习习，我们叫它海边小镇。那里也有很多中国人，大多是从中国大陆南部来的，我的新房东也是中国人，但不会说普通话，只会说粤语和英文，而他们的后代，都是在纽约出生的ABC (American-Born Chinese)。
　　一直和我们打交道的是房东的弟弟，他叫Stan，我们戏称他“屎蛋”，反正他已经听不懂中文。最初他开车来新泽西替我们搬家时，随性而坦率的性格引得大家笑声连连，活跃的气氛像看不见的气流，毫无遮拦地冲进姨妈家阴暗而岑寂的宅子里。屎蛋是个热心人，他开车替我们去看家具，无奈中国人开的家具店标价都奇高，屎蛋说：“这些质量不好，不要买。”这句话被店家听到，对方很不高兴：“不要买就不要进来看。”屎蛋一下子来了火，嗓门变得很大：“你以为我不是美国人吗？”他很看重自己的身份，7岁时来美国，如今已是美国公民。他有一辆雷克萨斯，偶尔载我们时，我们常常惊异自己坐在如此脏乱、不修边幅的豪车里。和姨妈一家战战兢兢的感觉不同，屎蛋似乎没有什么固定的职业，却很有钱，还有一艘船，偶尔出海；我看到他的时候，他都在帮别的房客免费装修，他说他喜欢做这些活计。
　　帮我们安装从宜家买来的家具时，屎蛋说：“你们两个lady年纪太大，否则我可以把你们当我的女儿。” 屎蛋很早离婚了，最宠爱他的女儿，我见过他女儿的照片，其实姿色平平，但他坚称他的女儿貌美又聪慧，最近又考上了纽约最好的高中，言下之意是无人能匹。有天晚上，他主动来敲门和我们聊天，说到情感，他说他有很多女朋友，最爱聚会和去酒吧，但只要他的女儿不许他结婚，他就不结。
　　在异国遇到中国人并不是难事。我在唐人街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中国商贩，卖着廉价的皮包、香水和旅游纪念品；也在法拉盛见过和国内一样的服装市场，里面是一个个小铺子，坐着彼此闲聊的中国老板；铺天盖地朝你招揽的中文招牌无声地占领蚕食着一块块地盘，自由女神像下面，常能听到中国各地的方言；两次叫出租车都遇到同一个上海司机大伯，他说他最后一次回上海也是上世纪的事了，他说现在国内很好了，真想回去看看，一边说一边还给我们唱起了黄梅戏。
　　中国人要在白人的世界打拼，的确很艰难，种族歧视并没有完全消失；当然也有人扩展了外国人的交际圈，拥有了新的生活，有许多还成功地进入了上流社会，让人骄傲和振奋。但我见到的许多普通中国人，即使到了异国，仍然生活在中国人的圈子里。他们中的很多人，无法用英语交流，也许当初只是怀着美国梦来到这个地方，但是时间长了，梦与理想会渐渐变淡，一切变成现实的谋生，木已成舟。我在美国度过的唯一的一个感恩节，被姨妈带去一个全是上海人的聚会，大家在那栋房子的地下室里吃着火鸡与洋酒，却是用沪语聊了一整夜没有营养的琐事。
　　今年夏天，我坐在回国的飞机上，感慨一年时间过得这样快；因为急着回家，所以没有太多留恋，当被问起这一年美国之行感受如何，我常觉得像一场梦。我知道自己只是一个过客，也不曾想过要留在美国，梦结束后，欣然回到真正需要努力奋斗的地方。而姨妈、屎蛋，还有千千万万在异国生存的中国人，他们还留在那个第二故乡，为了生活、幸福、理想这些虚虚实实的字眼而奋斗，他们的美国梦还远远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