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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媒介融合时代背景下，融媒体形态实质上是不同媒介形态聚合关系形成的媒介系统，系统范式的研究就是梳理系统内要素“关系”的过程，不断嵌入媒介环境中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媒介资源的关系赋形、关系赋权和关系赋能。关系嵌入下的融媒体形态逐渐具有了平台组织的属性。随着关系的不断聚合，关系本身开始呈现数据化态势，以大数据为特征的融媒体生态环境逐渐开始生成。
关键词：融媒体形态;系统范式;关系;平台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9）06-0167-06
系统论强调以整体、全面和历史的眼光观察和认知世界。世间万物都是由诸要素结构而成，系统所具有的功能并不取决于各组合要素本身，而是取决于系统要素间的结构性作用，即要素之间的关系。系统论的实质是关系作用，而关系则是影响系统演化的重要基础和结构性保障。在融媒体技术环境中，传播活动呈现出要素复杂、关系多元、非线性链接等特征，关系嵌入成为融媒体生态系统建构的全新路径，由此激活了媒介系统与其他社会复杂系统的作用与融合，着眼于关系理论的系统范式成为推动有关融媒体形态研究观察与推理的框架和依据。
一、媒介系统范式研究的理论基础
媒介系统是构成要素围绕着其功能建立起来的关系整体，相对于媒介系统中的各实体要素，“关系”表现为媒介环境中随处可见的动态平衡中的规则性存在，要素的实体性存在与“关系”的规则性存在具有共生性，要素的生成意味着“关系”的同时嵌入。社会学者艾尔·巴比将范式作为社会理论的要素加以分析，他认为“范式提供视角”，理论则强调“解釋其所看到的东西”。以媒介系统范式研究关系理论，是强调关系的动态性调适与平衡且对内部要素加以分析考察的基本视角。王怡红将系统范式定义为：以系统理论为研究视角与框架，运用系统原理解释不同事物间通过不同方式发生的互动、关联、差异与张力。关系理论的渊源开端于“结构主义生物学”，之所以引起包括传播学在内学术共同体的广泛关注，是因为人作为生命体生存于复杂的社会系统中，社会系统作为整体的环境反映着内部的组织形式和结构。对此，帕罗阿尔托小组、贝克斯特、斯图尔特等从人际系统出发，对交流及“关系”加以理解和研究。①
系统论对于关系范式的研究处在一个不断调适的动态过程中，其视角主要源于系统自身的演进与变迁。研究者运用系统方法把握系统中要素的关系发展，运用互动理论、对话理论以及辩证理论考察社会系统中人际间的交流与传播。
第一代动态平衡系统把“关系”作为基本观点。关系传播学者达克（Steven Duck）认为“关系是一件未竟的事情”，这充分表明系统的动态演进源于关系的不断建构和发展。不过，第一代系统论对于“关系”与“结构”的内涵未能厘清。在多重设定的关系语境中，要素的存在确定了系统的存在基础，“关系”则确保系统处于稳定的结构形态，但显然“关系”本身是不可能被实体化的②，也无法替代实体要素存在并产生影响。
第二代系统论将自组织系统运动结构置于核心位置，认为系统是构成其要素组成的关系网络，以系统运动结构作为一种考察框架。在媒介系统中，媒介系统内的生成网络存在并反复产生同一构成要素时，构成要素和作为关系的网络将同时成立。③以印刷媒介为例，媒介系统中的组织传播机制一旦稳定且报刊以时间为周期不断被印刷、发行后，这种媒介形态及其依存的媒介系统就会稳定下来，直到一种更加新兴的媒介兴起，阻断这种关系网络为止。自组织系统论的关系主义强调使运动系统暂时停止，以寻求一种构成要素与静态关系网络之间潜存的作用关系，这显然与动态变化的系统关系相互矛盾。
第三代自生系统论考察复杂系统时，考虑到系统内生的要素复杂化且由此形成多个单位，要保持自生系统能够维持自我的单位体，多个单位体之间发生的关系叫作“耦合”④。耦合是指彼此作用的单位体相互依赖于对方程度的一个量度。媒介作为社会系统自生系统的单位体，并不是人的复合体，而是能够不断产生出新的媒介形态的自生系统的单位体。⑤因此，从媒介的系统范式考察“关系”，就是要考察要素不断聚合并不断嵌入系统组织时，系统关系对于媒介形态演进过程产生的动态影响。
从媒介演化的视角来看，在传统的线性传播活动中，优先考虑内容的生产与传播，由此形成的关系仅仅带有附加性意义。随着传播活动的发展，传播介质开始产生出大于传播内容所呈现的意义时，“媒介即讯息”理论便为人们所接受。伴生新兴媒介技术的创新扩散，以新媒体技术赋能推动融媒体形态化，这一革命性媒介形态演化使得媒介形态本身失去了文化的意义，取而代之的是推动媒介系统演化的传播“关系”的生成。⑥
如果说第一代系统论强调了传统线性传播中关系的动态延伸与扩散，由此形成大众传播的信息传播环境，那么第二代系统论则将新兴媒介环境中自组织群落作为考察对象，确定人际关系的数字化建构与意义所在，而第三代系统论基于复杂数据环境下不断涌现的关系加以分析，形成关系的数据化生成与测评。系统论的发展与演进实际上与媒介系统的复杂化过程相吻合，其伴生于媒介系统范式的不断形成与调适。
二、作为媒介资源的关系
关系在社会环境中作为社会资源而存在，对此，有学者认为关系的社会资源属性主要表现为：嵌入个人社会网络中的这种资源，不为个体直接占有，而是借由个体直接或间接的社会关系所获得。⑦作为特殊媒介资源的关系，并不是个体直接获得的信息资源，而是通过媒介环境中的个体或组织获得的资源，如通过媒介信息获得的经济、社会、政治、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的资源。在现代报业充分发展之前，媒介资源是作为一种可以垄断的“关系”存在，如中国古代社会的“邸报”，不仅是一种信息内容的垄断，更是一种“关系”话语的资源垄断。大众传播形态的媒介，因为受到单向度的传播控制，倾向于成为封闭的语言。“封闭的语言不能够进行证明和解释——它只传达决断、宣判和命令”，因此只能算是仪式化的政治符号。⑧封闭语言的媒介传播，其关系内涵被赋予政治、经济、文化的资源属性。 大众传播作为近代以来最活跃、最具影响力的社会活动，潜存着多重作用关系，其中，传播者与受传者在线性关系中所处位置不同，只能借由媒介这一中间介质形成一种间接的作用关系，正因为媒介的连接作用，媒介内容本身遮蔽了传播与受传者之间的作用关系。⑨
直到互联网新媒体出现，媒介中的关系资源才被更为广泛的大众所接触，媒介环境的去边际化使得封闭的语言被解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网络媒介重新缔结。媒介资源的潜力尽最大可能地得以释放，媒介关系与社会网络关系近乎同构，网络新媒体与传统媒介的融合更是形成一张无限扩张的资源关系网。不断嵌入媒介环境中的关系被赋予的功能特性不断强化，从环境建构角度看，主要表现在媒介资源的关系赋形、关系赋权和关系赋能。
1.关系赋形
关系赋形表现出的是在系统有机构成过程中，关系对于系统要素的序列影响。有机体结构论主要包括两种观点：一是由有机体系统显示各要素、各部分的独特所构成的关系;二是由有机构成网络建构成一个阶层，多个阶层共同建构起有机体。应该说，关系影响到媒介形态本身，即：人际关系影响着口语传播的环境和形态;机械的单向度关系影响着大众传播形态;网络社会关系影响着互联网新媒体形态。关系赋形是基于有机体结构论的立论，强调系统要素从存在到演化最终形成变迁的动态特征。在新兴媒介环境中，关系赋形对于在不同媒介形态之间寻求一种结构上的平衡，并着力建构有利于集中媒介生产要素的服务平台，提供了全新而有意义的建构思路。
当然，关系赋形并不意味着关系对媒介结构的因果作用，关系与结构具有同构性，也就是说媒介关系随着媒介要素的产生同时产生，考察媒介形态，同时也必要考察媒介系统内的关系构成。关系赋形带来的不仅仅是系统内要素的结构关系，还包括因为系统开放引入的系统外要素的作用和影响，由此带来媒介系统的优化与升级。大数据时代，关系聚合形成各种关系的有效接入，为关系赋形提供了技术资源。⑩因此，关系赋形可以看作是媒介系统演化的结构性动力之一，是实现媒介资源有效整合、优化传播环境的动态调适过程。
2.关系赋权
与关系赋形的结构性影响相比，关系赋权强调的是话语权的分配与使用问题。从社会构成来看，媒介作为行使政治权力与社会权力的一种手段，禀赋特有的话语权力。新媒介的出现能够打破原有的垄断局面，建构起新的话语体系。媒介赋权是通过媒介关系实现的，因此被看作是“关系赋权”，关系指向决定了关系赋权的范围与环境。印刷媒介的出现扩大了既往的沟通范围，其重新建构的关系决定了能够识别文字且处在传播链条上的人群，才能在这种收受关系中被赋权。到了广播电视时代，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播时代来临，在组织传播行为中，传播者以把关人的角色，进行传播信息的过滤。单向度且经过过滤的关系赋权仍限于传播者的支配权使用，因此，关系赋权仍是垄断性的有限赋权。开启关系赋权大门的钥匙是具有交互性、非线性连接的互联网新媒体环境。1996年，尼葛洛庞帝曾经预言，数字化生存具有天生的“赋权”本质。20年后，互联网对社会中“相对无权者”的关系赋权可以说史無前例。互联网新媒体的赋权意义在于，关系赋权不再具有选择性和垄断性，而是在激活媒介系统内所有要素后，形成的个体之间非线性的交互关系，实现了系统内部“自我关系赋权”的“关系革命”，由此带动媒介话语权释放和个体创造欲望极大程度的激发，关系赋权真正得以在网络社会环境中实现。
3.关系赋能
赋能是“关系转换”过程中生成的能力或能量。洛根在总结麦克卢汉媒介规律时，提出一套使新媒体形态成为可能的赋能技术（enabling technologies）理论。赋能技术作用于媒介，形成全新的媒介形态过程，就是关系赋能的过程。其实关系本身作为一种能力，形成于不断发展变化的媒介环境中，带动媒介形态的演进和变迁。近几年不断被提起的“互联网+”就是强调以互联网连接一切，对不同行业赋能的过程。印刷媒介时代报纸与商业实体产生互动关系，以广告传播提高商品的认知度和美誉度，促进商品销售，这一过程便是关系赋能的过程。在互联网新媒体时代，“互联网+”以自身具有的能量，“把一种新的能力或DNA注入各行各业，使各行各业在新的环境中实现新生”，这是融合媒介时代关系赋能的具体路径。在具体的指标量度问题上，关系的嵌入性可以作为核心的指导性指标，对于“互联网+”过程的关系赋能具有较高的解释力，将决定媒介演进与变迁的基本方向。
作为媒介系统内具有赋能价值的“关系”，在媒介生态系统演进中通过系统负熵引入推动媒介形态的演进与变迁。
三、关系嵌入下的融媒体组织形态
媒介组织形态是一个历史环境中形成的概念，不同历史时期的组织形态有着不同的社会价值和意义。组织行为和组织传播伴生于人类社会的产生与发展，并不断地积蓄以形成特定的表现形态。媒介组织形态一般来说是处在媒介系统内的、在媒介内容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内在行为约定。借用学者彭兰对大众媒体的描述，“大众媒体是在无限的信息中进行有限选择，并人工地将这些信息封装到一个个封闭的‘作品’里”。显而易见，“选择”与“封装”过程是组织传播的过程，采用固定的范式来“选择”与“封装”，则构成了大众传播的媒介组织形态。当然，组织行为本身也是在一定关系下形成的秩序，因此关系嵌入必然影响到媒介组织形态。比如政治关系嵌入后带来对有政治倾向性信息的汰选;经济关系嵌入后带来对于特定商业类信息的汰选。关系嵌入本身就意味着关系赋形、关系赋权和关系赋能等行为的产生，由此产生不同倾向的媒介组织形态。这也充分说明了媒介组织形态并不是静态的，而是处在一个相对开放且不断演进的社会环境之中，其自身可以视为一个系统的存在。随着关系嵌入的不断增加，作为系统的媒介组织形态也趋向于复杂化，“关系革命”的爆发不仅带来关系传播的兴起，也将媒介组织形态建构纳入一个全新的研究视野。
1.融媒体组织形态的平台化趋势
“关系革命”以再造媒介生态的勇气，将用户引入媒介环境的核心位置，并开启了“所有人”对“所有人”的非线性交互关系链接。媒介组织形态第一次把用户与客户关系嵌入系统中来，实现了全流程系统要素的完整对接。在这种融媒体生态环境中，媒介形态本身的意义被弱化了，媒介内的“部落化”组织形态开始显示意义，这是融媒体组织形态的显著特征。从这个意义上看，融媒体无法按既往媒介组织看待，因此有学者从传媒经济学视角，认为融媒体其实只是一种全新的“媒介平台”。融媒体的关系聚合决定了其的确不具备以往媒体的组织形态，而是一种多元关系以媒介形态完成的聚合。 融媒体是一个内容集成和信息发布的系统，更是一个开放的综合性服务平台。按照这一思路，融媒体平台就是一种嵌入了关系的融媒体组织形态，它通过时空环境完成资源聚合和关系转换以产生意义，由此形成传媒产业价值。因此，“媒介平台就是一个关系的转换器”。随着关系不断嵌入，媒介组织形态趋向于平衡。对媒介平台的内涵解读，不同学者理解不尽相同：有的学者认为媒介平台包含网络化、链接性、有边界三个层次;有的学者认为媒介平台具有开放性、互动性和虚拟性。解读的不同，主要缘于考察视角的不同：前者基于形态特征考虑，后者则将组织的功能性作为参考指标。
2.融媒体形态的超链接发展趋势
从作为介质的融媒体平台和作为关系的媒介平台的两个不同层次加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融媒体平台介质化体现为媒介泛形态化，将不同媒介形态聚合于同一介质，如移动媒介手机，通过App技术的加载，集成了微博、微信、QQ等多种社交类媒介形态。从社交关系结构上看，微信、微博等均被看作是不同的媒介形态。聚合后的载体，不再禀赋单一媒介功能，而只是一个物理意义的介质。未来的媒介形态，将以介质的同一化与媒介的无形化方式生存，介质则以移动化、便携式和超链接性呈现，可穿戴媒介设备以介质形式出现，成为新型融媒体平台。
作为关系的融媒体传播，呈现出时空与社会嵌合式链接的复杂关系存在。在嵌合过程中，融媒体的时空深深地镌刻着社会的烙印，社会景观一一在传播环境中得以呈现。作为关系嵌入的融媒体平台，则可以看作由相互作用、相互信赖的若干部分聚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融媒体平台实质就是有清晰边际的系统，经过平台要素的无限链接，形成稳定的运行环境。关系的嵌入过程，意味着媒介组织形态的建构过程，这一过程也伴随着要素的模块化建构。媒介平台是融媒体最主要的媒介组织形态，它是基于关系建构的一种新型生态圈，其不限于网络操作平台的外延能夠扩展到线下活动，如网络商务的线下物流、投递等，这些行为甚至使其超越了媒介的狭义范畴，是借由媒介的关系链接与延伸。此外，融媒体平台作为媒介组织形态，其内在的组织具有显著的自组织特征，系统内部各要素自主地完成秩序化过程。
3.融媒体形态的超时空关系建构趋势
就时空属性而言，融媒体形态是一个高维时空媒介。对于时空的论述，“超弦理论”（superstring theory）认为，现实时空维数达到了十维，包括人们熟知的三维空间附加时间而成的四维时空维度，在此基础上，还同步存在六个额外且紧缩的维度。在人们生活的高维度时空环境中，高维度时空所产生的复杂性和抽象性必然影响到人们对社会认知存在的局限。融媒体形态本质上就是一种高维媒介，“它比我们过去所面对的那些传统媒介都多出一个维度，生长出一个新的社会空间、运作空间和价值空间”。可以想象，高维度的融媒体形态如果运用传统媒介经营管理方式加以运营，必然会带来投影与降维的偏差。与此同时，融媒体作为高维度媒介在不断演化着，其超时空的关系建构也难以透过表象加以评测。融媒体平台间的超时空跃迁，实质上也带来时间和空间物质形态的改变，构建出一个“流动的空间”（space of flows），由此形成空间上关系的“在场感”。时空转换维度发生在从“实”到“虚”再到“实”的关系转换过程中，融媒体传播所面对的，是现实时空界限的逐渐消失，由此形成融媒体时空中“确定性”关系的超越。
当然，不论是时空超越还是时空折叠，都需要融媒体技术赋能才得以实现。关系嵌入下的融媒体叙事时空，是一种超越现实媒介时空的虚拟存在，融媒体叙事时空依赖各种不确定性关系实现“时空拼贴”，从而完成各时空话语的“共时共在、在线在场”。关系嵌入是时空跃迁的主导力量，其附着于融媒体平台的现实时空中，以虚存方式等待融媒体技术的唤起。关系嵌入的融媒体形态，实质上是多重时空的非线性组接与融合，以融媒体平台的现实时空为接入口，强调融媒体时空的一体同构、非线性以及动态化时空跃迁，相比传统的媒介时空建构，更加突显出融媒体技术的独特魅力。由于融媒体时空的一体同构，所呈现出来的媒介现实时空、超链接时空在时序上同步延伸，空间则相互嵌套，关系结构过程中“此时此地”与“此时彼地”彼此嵌套，叙事时空达到了高度统一，叙事窗口也彼此叠合。
四、关系聚合与关系数据化
媒介的演进可以看作是一个媒介关系不断调适的过程。在媒介生态关系中，最原始、最核心的关系是传播信源与信宿的直接沟通。然而随着媒介技术发展，介质化传播开始兴起，伴随介质传播的关系建构趋向于复杂化，信源与信宿之间的直接关系趋向于间接转译，双向沟通也转向单向度的传播。在大众传播过程中，单向度线性关系和次级关系影响核心关系的建构，内容传播成为主导，关系的层级建构成为传播活动中的普遍范式。关系层级建构体现为中心组织控制、对外辐射延伸的主要特征。
对外辐射的关系建构看似繁杂，实质上只是单向度的辐射，且内容是工业化的标准生产，尽管接收者产生的反应可能千差万别，但构不成沟通回路的传播弱化了关系的存在，在内容得以扩散的同时，传播过程中的核心关系被置换与弱化。大众传播带动的仪式化表现加强了传播过程中组织秩序的建构。戈夫曼以拟剧理论表现人们在社会交往活动中前台和后台的行为差异，大众传播建构的就是前台与后台加以区隔时凸显前台表演效果的媒介生态环境。这一隔离带来的是核心传播关系的戏剧化呈现，因为要保证这种传播仪式的完整和可持续性，前台场景必须获得尊重，后台场景也同时要被遮蔽起来。
真正弱化前台与后台关系并使关系得以聚合的是互联网新媒体生态系统。新媒体环境不再刻意区隔前台与后台的场景划分，个体媒介的属性也使得传播的去仪式化、去魅化成为可能。在匿名化环境下，个体的网络行为或表演具有了后台的特性，或者说前台与后台趋向于一体化;在实名环境下，网络中的意见领袖仍然能够以前台、后台区隔的媒介化方式生存。事实上，前台与后台关系的弱化或消解意味着原始的直接沟通关系的重现。在关系嵌入的平台环境中，非线性的关系聚合带来的是系统内生的自组织秩序形成。因为场景仪式的弱化，单向度层级传播范式的解构，非线性无限扩张的关系聚合在新媒体平台上，形成了要么关系失序、要么获得一种新结构方式的可能性。 大数据环境中，关系的最大价值在于数据化实现，数据化意味着智能化场景建构，关系的意义超越了关系者本身，成为系统环境中具有导向意义的要素。互联网信息的几何级数量累积带来的是信息爆炸，信息爆炸并没有引发混乱和关系失序，而是在积累到足以引起量变的程度时，催生了关系的数据化革命。关系数据化开端于关系的数字化，但数据化绝对不能等同于数字化。对此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认为：“数字化带来了数据化，但数字化无法取代数据化。数字化和数据化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数字化是具体操作过程，是量的积累;数据化则是宏观质的飞跃，能够产生可视化的意义。从数字化到数据化的过程使关系产生了真正的价值，也是大数据带来智能化的逻辑所在。
在具体的产业实践中，电子商务、“今日头条”等新媒体形态取得的成功正是缘于关系数据化的创新。以“计算”推送新闻为核心业务的“今日头条”一上线，立刻引起业界的广泛关注，其基于数据挖掘的推荐引擎的特点，强调了用户与信息关系建构上的数据计算与分析。“今日头条”这种弱化信息内容本身，强化关系链接和黏性的产业化发展思路符合新媒体时代的用户需求，成为广受瞩目的业界“黑马”。
关系数据化模式的建构，是网络大数据时代的必然选择，也是信息大爆炸带来的内容传播饱和所引发的媒介系统内部关系的调适。经过调适，内容传播的意义面临不断消解的现实，关系传播则开始生成意义。内容饱和带来了个性化媒介关系的建构形成，不论是社交媒体中关系平台的组织形态、网络新闻媒体中内容平台的运算逻辑，还是网络商务中的服务平台的运营建设，这些平台都依赖关系的数据化应用走上关系主导服务的创新之路。
关系数据化牵动的，还包括“互联网+”的建构与发展。“互联网+”实质是非媒体的媒体化关系过程：它通过赋能技术使非媒体成为融媒体网络链接中的一个节点，进而纳入关系数据化的建构中，使之成为场景的一个入口，参与融媒体形态下的关系传播活动。例如，“共享单车”实质上就是“互联网+交通工具”的媒体化过程，每一辆标识为二维码的单车可以看作是物联网建构单车序列的一个场景入口，通过GPS与移动App共同作用关系，完成单车的媒体化过程，而海量的“共享单车”阵列提供了关系数据化的数据保障，在与服务对象的交互链接中生成价值，为接下来的商务推广、个性服务应用提供了新的视野。相信不久的将来，随着互联网5G技术的全面推广和采用，人工智能、物联网技术与导航技术等的协同融合，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时空综合体系将得以建构，关系数据化将成为引导万物“即插即慧”的重要驱动力。
注释
①王怡红：《关系传播理论的逻辑解释——兼论人际交流研究的主要对象问题》，《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年第2期。②早期的系统论者如哈特曼（N. Hartmann）等人基本观点都指向“关系”，但忽视了“关系”是动态平衡的结果，将“关系”本身实体化了。贝塔朗菲（Von Bertalanffy）也尝试通过规则构成法来解释各动态平衡背后的结构主义方法，实际上这种被指定的“关系”本身就成为“结构”。③⑤[日]河本英夫：《第三代系统论：自生系统论》，郭连友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67、175页。④[智利]亨博托·梅求若纳、[智利]弗朗西斯克·维若拉：《自生系统论》，[日]河本英夫译，日本国文社，1991年，第117页。⑥⑨张成良：《融媒体传播论》，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24、128、144页。⑦徐琦：《“社会网”理论述评》，《社会》2000年第8期。⑧[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82—83页。⑩谭天：《媒介平台论：新兴媒体的组织形态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6、34、40页。王爱玲：《媒介技术：赋权与重新赋权》，《文化学刊》2011年第3期。[美]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269页。喻国明、马慧：《互联网时代的新权力范式：“关系赋权”——“连接一切”场景下的社会关系的重组与权力格局的变迁》，《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10期。[加]罗伯特·洛根：《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何道宽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01页。马化腾等：《互联网+：国家战略行动路线图》，中信出版社，2015年，“前言”第3页。张成良：《新媒体素养论：理念、范畴、途径》，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8页。彭兰：《碎片化社会背景下的碎片化传播及其价值实现》，《今传媒》2011年第10期。“关系革命”是喻国明教授在对社会化媒体分析考察的基础上提出的。他认为，网络新媒体的出现代表着架构在“熟人社会”基础上的传播方式的崛起，产生的社会效应是基于关系资源构建导致的“社会资本”在社会成员之间重新分配的重大的“关系革命”。参见喻国明：《“关系革命”背景下的媒体角色与功能》，《新闻大学》2011年第2期。谭天：《新媒体不是“媒体”——基于媒介组织形态的分析》，《新闻爱好者》2014年第6期。麦尚文：《全媒体融合模式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84页。“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是系统学的一个概念，强调系统内部要素自主地组织化、有机化的过程。“自”指的是客观事物或客观系统，其组织化过程表现出从无到有、由简单到复杂等一系列自主演进的过程。参见秦书生：《自组織的复杂性特征分析》，《系统科学学报》2006年第1期。喻国明：《融合转型的新趋势：“高维”媒介中的“平台型媒介”——对互联网逻辑下未来传播主流模式的分析与思考》，《新闻与写作》2015年第2期。马向阳：《纯粹关系：网络分享时代的社会交往》，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34页。[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英]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盛杨燕、周涛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4—73页。
Research on Systematic Paradigm of Convergent Media Form in Relational Embedding
Yu HaifeiZhang Chengliang
Abstract：The form of convergent media is essentially a media system formed by different paradigmatic relations in the era of media convergence. The research of system paradigm is to sort out the relationship of elements in the system. The "relationship"， which is constantly embedded in the media environment，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relationship granting form， power and function of media resources. The form of convergent media in relational embedding gradually has the attributes of platform organization. With the continuous convergence of relations， the relationship itself begins to show the trend of data， and the environment of convergent media characterized by big data is gradually beginning to emerge.
Key words：convergent media form; system paradigm; relationship; platform
关键词：融媒体形态;系统范式;关系;平台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9）06-0167-06
系统论强调以整体、全面和历史的眼光观察和认知世界。世间万物都是由诸要素结构而成，系统所具有的功能并不取决于各组合要素本身，而是取决于系统要素间的结构性作用，即要素之间的关系。系统论的实质是关系作用，而关系则是影响系统演化的重要基础和结构性保障。在融媒体技术环境中，传播活动呈现出要素复杂、关系多元、非线性链接等特征，关系嵌入成为融媒体生态系统建构的全新路径，由此激活了媒介系统与其他社会复杂系统的作用与融合，着眼于关系理论的系统范式成为推动有关融媒体形态研究观察与推理的框架和依据。
一、媒介系统范式研究的理论基础
媒介系统是构成要素围绕着其功能建立起来的关系整体，相对于媒介系统中的各实体要素，“关系”表现为媒介环境中随处可见的动态平衡中的规则性存在，要素的实体性存在与“关系”的规则性存在具有共生性，要素的生成意味着“关系”的同时嵌入。社会学者艾尔·巴比将范式作为社会理论的要素加以分析，他认为“范式提供视角”，理论则强调“解釋其所看到的东西”。以媒介系统范式研究关系理论，是强调关系的动态性调适与平衡且对内部要素加以分析考察的基本视角。王怡红将系统范式定义为：以系统理论为研究视角与框架，运用系统原理解释不同事物间通过不同方式发生的互动、关联、差异与张力。关系理论的渊源开端于“结构主义生物学”，之所以引起包括传播学在内学术共同体的广泛关注，是因为人作为生命体生存于复杂的社会系统中，社会系统作为整体的环境反映着内部的组织形式和结构。对此，帕罗阿尔托小组、贝克斯特、斯图尔特等从人际系统出发，对交流及“关系”加以理解和研究。①
系统论对于关系范式的研究处在一个不断调适的动态过程中，其视角主要源于系统自身的演进与变迁。研究者运用系统方法把握系统中要素的关系发展，运用互动理论、对话理论以及辩证理论考察社会系统中人际间的交流与传播。
第一代动态平衡系统把“关系”作为基本观点。关系传播学者达克（Steven Duck）认为“关系是一件未竟的事情”，这充分表明系统的动态演进源于关系的不断建构和发展。不过，第一代系统论对于“关系”与“结构”的内涵未能厘清。在多重设定的关系语境中，要素的存在确定了系统的存在基础，“关系”则确保系统处于稳定的结构形态，但显然“关系”本身是不可能被实体化的②，也无法替代实体要素存在并产生影响。
第二代系统论将自组织系统运动结构置于核心位置，认为系统是构成其要素组成的关系网络，以系统运动结构作为一种考察框架。在媒介系统中，媒介系统内的生成网络存在并反复产生同一构成要素时，构成要素和作为关系的网络将同时成立。③以印刷媒介为例，媒介系统中的组织传播机制一旦稳定且报刊以时间为周期不断被印刷、发行后，这种媒介形态及其依存的媒介系统就会稳定下来，直到一种更加新兴的媒介兴起，阻断这种关系网络为止。自组织系统论的关系主义强调使运动系统暂时停止，以寻求一种构成要素与静态关系网络之间潜存的作用关系，这显然与动态变化的系统关系相互矛盾。
第三代自生系统论考察复杂系统时，考虑到系统内生的要素复杂化且由此形成多个单位，要保持自生系统能够维持自我的单位体，多个单位体之间发生的关系叫作“耦合”④。耦合是指彼此作用的单位体相互依赖于对方程度的一个量度。媒介作为社会系统自生系统的单位体，并不是人的复合体，而是能够不断产生出新的媒介形态的自生系统的单位体。⑤因此，从媒介的系统范式考察“关系”，就是要考察要素不断聚合并不断嵌入系统组织时，系统关系对于媒介形态演进过程产生的动态影响。
从媒介演化的视角来看，在传统的线性传播活动中，优先考虑内容的生产与传播，由此形成的关系仅仅带有附加性意义。随着传播活动的发展，传播介质开始产生出大于传播内容所呈现的意义时，“媒介即讯息”理论便为人们所接受。伴生新兴媒介技术的创新扩散，以新媒体技术赋能推动融媒体形态化，这一革命性媒介形态演化使得媒介形态本身失去了文化的意义，取而代之的是推动媒介系统演化的传播“关系”的生成。⑥
如果说第一代系统论强调了传统线性传播中关系的动态延伸与扩散，由此形成大众传播的信息传播环境，那么第二代系统论则将新兴媒介环境中自组织群落作为考察对象，确定人际关系的数字化建构与意义所在，而第三代系统论基于复杂数据环境下不断涌现的关系加以分析，形成关系的数据化生成与测评。系统论的发展与演进实际上与媒介系统的复杂化过程相吻合，其伴生于媒介系统范式的不断形成与调适。
二、作为媒介资源的关系
关系在社会环境中作为社会资源而存在，对此，有学者认为关系的社会资源属性主要表现为：嵌入个人社会网络中的这种资源，不为个体直接占有，而是借由个体直接或间接的社会关系所获得。⑦作为特殊媒介资源的关系，并不是个体直接获得的信息资源，而是通过媒介环境中的个体或组织获得的资源，如通过媒介信息获得的经济、社会、政治、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的资源。在现代报业充分发展之前，媒介资源是作为一种可以垄断的“关系”存在，如中国古代社会的“邸报”，不仅是一种信息内容的垄断，更是一种“关系”话语的资源垄断。大众传播形态的媒介，因为受到单向度的传播控制，倾向于成为封闭的语言。“封闭的语言不能够进行证明和解释——它只传达决断、宣判和命令”，因此只能算是仪式化的政治符号。⑧封闭语言的媒介传播，其关系内涵被赋予政治、经济、文化的资源属性。 大众传播作为近代以来最活跃、最具影响力的社会活动，潜存着多重作用关系，其中，传播者与受传者在线性关系中所处位置不同，只能借由媒介这一中间介质形成一种间接的作用关系，正因为媒介的连接作用，媒介内容本身遮蔽了传播与受传者之间的作用关系。⑨
直到互联网新媒体出现，媒介中的关系资源才被更为广泛的大众所接触，媒介环境的去边际化使得封闭的语言被解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网络媒介重新缔结。媒介资源的潜力尽最大可能地得以释放，媒介关系与社会网络关系近乎同构，网络新媒体与传统媒介的融合更是形成一张无限扩张的资源关系网。不断嵌入媒介环境中的关系被赋予的功能特性不断强化，从环境建构角度看，主要表现在媒介资源的关系赋形、关系赋权和关系赋能。
1.关系赋形
关系赋形表现出的是在系统有机构成过程中，关系对于系统要素的序列影响。有机体结构论主要包括两种观点：一是由有机体系统显示各要素、各部分的独特所构成的关系;二是由有机构成网络建构成一个阶层，多个阶层共同建构起有机体。应该说，关系影响到媒介形态本身，即：人际关系影响着口语传播的环境和形态;机械的单向度关系影响着大众传播形态;网络社会关系影响着互联网新媒体形态。关系赋形是基于有机体结构论的立论，强调系统要素从存在到演化最终形成变迁的动态特征。在新兴媒介环境中，关系赋形对于在不同媒介形态之间寻求一种结构上的平衡，并着力建构有利于集中媒介生产要素的服务平台，提供了全新而有意义的建构思路。
当然，关系赋形并不意味着关系对媒介结构的因果作用，关系与结构具有同构性，也就是说媒介关系随着媒介要素的产生同时产生，考察媒介形态，同时也必要考察媒介系统内的关系构成。关系赋形带来的不仅仅是系统内要素的结构关系，还包括因为系统开放引入的系统外要素的作用和影响，由此带来媒介系统的优化与升级。大数据时代，关系聚合形成各种关系的有效接入，为关系赋形提供了技术资源。⑩因此，关系赋形可以看作是媒介系统演化的结构性动力之一，是实现媒介资源有效整合、优化传播环境的动态调适过程。
2.关系赋权
与关系赋形的结构性影响相比，关系赋权强调的是话语权的分配与使用问题。从社会构成来看，媒介作为行使政治权力与社会权力的一种手段，禀赋特有的话语权力。新媒介的出现能够打破原有的垄断局面，建构起新的话语体系。媒介赋权是通过媒介关系实现的，因此被看作是“关系赋权”，关系指向决定了关系赋权的范围与环境。印刷媒介的出现扩大了既往的沟通范围，其重新建构的关系决定了能够识别文字且处在传播链条上的人群，才能在这种收受关系中被赋权。到了广播电视时代，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播时代来临，在组织传播行为中，传播者以把关人的角色，进行传播信息的过滤。单向度且经过过滤的关系赋权仍限于传播者的支配权使用，因此，关系赋权仍是垄断性的有限赋权。开启关系赋权大门的钥匙是具有交互性、非线性连接的互联网新媒体环境。1996年，尼葛洛庞帝曾经预言，数字化生存具有天生的“赋权”本质。20年后，互联网对社会中“相对无权者”的关系赋权可以说史無前例。互联网新媒体的赋权意义在于，关系赋权不再具有选择性和垄断性，而是在激活媒介系统内所有要素后，形成的个体之间非线性的交互关系，实现了系统内部“自我关系赋权”的“关系革命”，由此带动媒介话语权释放和个体创造欲望极大程度的激发，关系赋权真正得以在网络社会环境中实现。
3.关系赋能
赋能是“关系转换”过程中生成的能力或能量。洛根在总结麦克卢汉媒介规律时，提出一套使新媒体形态成为可能的赋能技术（enabling technologies）理论。赋能技术作用于媒介，形成全新的媒介形态过程，就是关系赋能的过程。其实关系本身作为一种能力，形成于不断发展变化的媒介环境中，带动媒介形态的演进和变迁。近几年不断被提起的“互联网+”就是强调以互联网连接一切，对不同行业赋能的过程。印刷媒介时代报纸与商业实体产生互动关系，以广告传播提高商品的认知度和美誉度，促进商品销售，这一过程便是关系赋能的过程。在互联网新媒体时代，“互联网+”以自身具有的能量，“把一种新的能力或DNA注入各行各业，使各行各业在新的环境中实现新生”，这是融合媒介时代关系赋能的具体路径。在具体的指标量度问题上，关系的嵌入性可以作为核心的指导性指标，对于“互联网+”过程的关系赋能具有较高的解释力，将决定媒介演进与变迁的基本方向。
作为媒介系统内具有赋能价值的“关系”，在媒介生态系统演进中通过系统负熵引入推动媒介形态的演进与变迁。
三、关系嵌入下的融媒体组织形态
媒介组织形态是一个历史环境中形成的概念，不同历史时期的组织形态有着不同的社会价值和意义。组织行为和组织传播伴生于人类社会的产生与发展，并不断地积蓄以形成特定的表现形态。媒介组织形态一般来说是处在媒介系统内的、在媒介内容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内在行为约定。借用学者彭兰对大众媒体的描述，“大众媒体是在无限的信息中进行有限选择，并人工地将这些信息封装到一个个封闭的‘作品’里”。显而易见，“选择”与“封装”过程是组织传播的过程，采用固定的范式来“选择”与“封装”，则构成了大众传播的媒介组织形态。当然，组织行为本身也是在一定关系下形成的秩序，因此关系嵌入必然影响到媒介组织形态。比如政治关系嵌入后带来对有政治倾向性信息的汰选;经济关系嵌入后带来对于特定商业类信息的汰选。关系嵌入本身就意味着关系赋形、关系赋权和关系赋能等行为的产生，由此产生不同倾向的媒介组织形态。这也充分说明了媒介组织形态并不是静态的，而是处在一个相对开放且不断演进的社会环境之中，其自身可以视为一个系统的存在。随着关系嵌入的不断增加，作为系统的媒介组织形态也趋向于复杂化，“关系革命”的爆发不仅带来关系传播的兴起，也将媒介组织形态建构纳入一个全新的研究视野。
1.融媒体组织形态的平台化趋势
“关系革命”以再造媒介生态的勇气，将用户引入媒介环境的核心位置，并开启了“所有人”对“所有人”的非线性交互关系链接。媒介组织形态第一次把用户与客户关系嵌入系统中来，实现了全流程系统要素的完整对接。在这种融媒体生态环境中，媒介形态本身的意义被弱化了，媒介内的“部落化”组织形态开始显示意义，这是融媒体组织形态的显著特征。从这个意义上看，融媒体无法按既往媒介组织看待，因此有学者从传媒经济学视角，认为融媒体其实只是一种全新的“媒介平台”。融媒体的关系聚合决定了其的确不具备以往媒体的组织形态，而是一种多元关系以媒介形态完成的聚合。 融媒体是一个内容集成和信息发布的系统，更是一个开放的综合性服务平台。按照这一思路，融媒体平台就是一种嵌入了关系的融媒体组织形态，它通过时空环境完成资源聚合和关系转换以产生意义，由此形成传媒产业价值。因此，“媒介平台就是一个关系的转换器”。随着关系不断嵌入，媒介组织形态趋向于平衡。对媒介平台的内涵解读，不同学者理解不尽相同：有的学者认为媒介平台包含网络化、链接性、有边界三个层次;有的学者认为媒介平台具有开放性、互动性和虚拟性。解读的不同，主要缘于考察视角的不同：前者基于形态特征考虑，后者则将组织的功能性作为参考指标。
2.融媒体形态的超链接发展趋势
从作为介质的融媒体平台和作为关系的媒介平台的两个不同层次加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融媒体平台介质化体现为媒介泛形态化，将不同媒介形态聚合于同一介质，如移动媒介手机，通过App技术的加载，集成了微博、微信、QQ等多种社交类媒介形态。从社交关系结构上看，微信、微博等均被看作是不同的媒介形态。聚合后的载体，不再禀赋单一媒介功能，而只是一个物理意义的介质。未来的媒介形态，将以介质的同一化与媒介的无形化方式生存，介质则以移动化、便携式和超链接性呈现，可穿戴媒介设备以介质形式出现，成为新型融媒体平台。
作为关系的融媒体传播，呈现出时空与社会嵌合式链接的复杂关系存在。在嵌合过程中，融媒体的时空深深地镌刻着社会的烙印，社会景观一一在传播环境中得以呈现。作为关系嵌入的融媒体平台，则可以看作由相互作用、相互信赖的若干部分聚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融媒体平台实质就是有清晰边际的系统，经过平台要素的无限链接，形成稳定的运行环境。关系的嵌入过程，意味着媒介组织形态的建构过程，这一过程也伴随着要素的模块化建构。媒介平台是融媒体最主要的媒介组织形态，它是基于关系建构的一种新型生态圈，其不限于网络操作平台的外延能夠扩展到线下活动，如网络商务的线下物流、投递等，这些行为甚至使其超越了媒介的狭义范畴，是借由媒介的关系链接与延伸。此外，融媒体平台作为媒介组织形态，其内在的组织具有显著的自组织特征，系统内部各要素自主地完成秩序化过程。
3.融媒体形态的超时空关系建构趋势
就时空属性而言，融媒体形态是一个高维时空媒介。对于时空的论述，“超弦理论”（superstring theory）认为，现实时空维数达到了十维，包括人们熟知的三维空间附加时间而成的四维时空维度，在此基础上，还同步存在六个额外且紧缩的维度。在人们生活的高维度时空环境中，高维度时空所产生的复杂性和抽象性必然影响到人们对社会认知存在的局限。融媒体形态本质上就是一种高维媒介，“它比我们过去所面对的那些传统媒介都多出一个维度，生长出一个新的社会空间、运作空间和价值空间”。可以想象，高维度的融媒体形态如果运用传统媒介经营管理方式加以运营，必然会带来投影与降维的偏差。与此同时，融媒体作为高维度媒介在不断演化着，其超时空的关系建构也难以透过表象加以评测。融媒体平台间的超时空跃迁，实质上也带来时间和空间物质形态的改变，构建出一个“流动的空间”（space of flows），由此形成空间上关系的“在场感”。时空转换维度发生在从“实”到“虚”再到“实”的关系转换过程中，融媒体传播所面对的，是现实时空界限的逐渐消失，由此形成融媒体时空中“确定性”关系的超越。
当然，不论是时空超越还是时空折叠，都需要融媒体技术赋能才得以实现。关系嵌入下的融媒体叙事时空，是一种超越现实媒介时空的虚拟存在，融媒体叙事时空依赖各种不确定性关系实现“时空拼贴”，从而完成各时空话语的“共时共在、在线在场”。关系嵌入是时空跃迁的主导力量，其附着于融媒体平台的现实时空中，以虚存方式等待融媒体技术的唤起。关系嵌入的融媒体形态，实质上是多重时空的非线性组接与融合，以融媒体平台的现实时空为接入口，强调融媒体时空的一体同构、非线性以及动态化时空跃迁，相比传统的媒介时空建构，更加突显出融媒体技术的独特魅力。由于融媒体时空的一体同构，所呈现出来的媒介现实时空、超链接时空在时序上同步延伸，空间则相互嵌套，关系结构过程中“此时此地”与“此时彼地”彼此嵌套，叙事时空达到了高度统一，叙事窗口也彼此叠合。
四、关系聚合与关系数据化
媒介的演进可以看作是一个媒介关系不断调适的过程。在媒介生态关系中，最原始、最核心的关系是传播信源与信宿的直接沟通。然而随着媒介技术发展，介质化传播开始兴起，伴随介质传播的关系建构趋向于复杂化，信源与信宿之间的直接关系趋向于间接转译，双向沟通也转向单向度的传播。在大众传播过程中，单向度线性关系和次级关系影响核心关系的建构，内容传播成为主导，关系的层级建构成为传播活动中的普遍范式。关系层级建构体现为中心组织控制、对外辐射延伸的主要特征。
对外辐射的关系建构看似繁杂，实质上只是单向度的辐射，且内容是工业化的标准生产，尽管接收者产生的反应可能千差万别，但构不成沟通回路的传播弱化了关系的存在，在内容得以扩散的同时，传播过程中的核心关系被置换与弱化。大众传播带动的仪式化表现加强了传播过程中组织秩序的建构。戈夫曼以拟剧理论表现人们在社会交往活动中前台和后台的行为差异，大众传播建构的就是前台与后台加以区隔时凸显前台表演效果的媒介生态环境。这一隔离带来的是核心传播关系的戏剧化呈现，因为要保证这种传播仪式的完整和可持续性，前台场景必须获得尊重，后台场景也同时要被遮蔽起来。
真正弱化前台与后台关系并使关系得以聚合的是互联网新媒体生态系统。新媒体环境不再刻意区隔前台与后台的场景划分，个体媒介的属性也使得传播的去仪式化、去魅化成为可能。在匿名化环境下，个体的网络行为或表演具有了后台的特性，或者说前台与后台趋向于一体化;在实名环境下，网络中的意见领袖仍然能够以前台、后台区隔的媒介化方式生存。事实上，前台与后台关系的弱化或消解意味着原始的直接沟通关系的重现。在关系嵌入的平台环境中，非线性的关系聚合带来的是系统内生的自组织秩序形成。因为场景仪式的弱化，单向度层级传播范式的解构，非线性无限扩张的关系聚合在新媒体平台上，形成了要么关系失序、要么获得一种新结构方式的可能性。 大数据环境中，关系的最大价值在于数据化实现，数据化意味着智能化场景建构，关系的意义超越了关系者本身，成为系统环境中具有导向意义的要素。互联网信息的几何级数量累积带来的是信息爆炸，信息爆炸并没有引发混乱和关系失序，而是在积累到足以引起量变的程度时，催生了关系的数据化革命。关系数据化开端于关系的数字化，但数据化绝对不能等同于数字化。对此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认为：“数字化带来了数据化，但数字化无法取代数据化。数字化和数据化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数字化是具体操作过程，是量的积累;数据化则是宏观质的飞跃，能够产生可视化的意义。从数字化到数据化的过程使关系产生了真正的价值，也是大数据带来智能化的逻辑所在。
在具体的产业实践中，电子商务、“今日头条”等新媒体形态取得的成功正是缘于关系数据化的创新。以“计算”推送新闻为核心业务的“今日头条”一上线，立刻引起业界的广泛关注，其基于数据挖掘的推荐引擎的特点，强调了用户与信息关系建构上的数据计算与分析。“今日头条”这种弱化信息内容本身，强化关系链接和黏性的产业化发展思路符合新媒体时代的用户需求，成为广受瞩目的业界“黑马”。
关系数据化模式的建构，是网络大数据时代的必然选择，也是信息大爆炸带来的内容传播饱和所引发的媒介系统内部关系的调适。经过调适，内容传播的意义面临不断消解的现实，关系传播则开始生成意义。内容饱和带来了个性化媒介关系的建构形成，不论是社交媒体中关系平台的组织形态、网络新闻媒体中内容平台的运算逻辑，还是网络商务中的服务平台的运营建设，这些平台都依赖关系的数据化应用走上关系主导服务的创新之路。
关系数据化牵动的，还包括“互联网+”的建构与发展。“互联网+”实质是非媒体的媒体化关系过程：它通过赋能技术使非媒体成为融媒体网络链接中的一个节点，进而纳入关系数据化的建构中，使之成为场景的一个入口，参与融媒体形态下的关系传播活动。例如，“共享单车”实质上就是“互联网+交通工具”的媒体化过程，每一辆标识为二维码的单车可以看作是物联网建构单车序列的一个场景入口，通过GPS与移动App共同作用关系，完成单车的媒体化过程，而海量的“共享单车”阵列提供了关系数据化的数据保障，在与服务对象的交互链接中生成价值，为接下来的商务推广、个性服务应用提供了新的视野。相信不久的将来，随着互联网5G技术的全面推广和采用，人工智能、物联网技术与导航技术等的协同融合，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时空综合体系将得以建构，关系数据化将成为引导万物“即插即慧”的重要驱动力。
注释
①王怡红：《关系传播理论的逻辑解释——兼论人际交流研究的主要对象问题》，《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年第2期。②早期的系统论者如哈特曼（N. Hartmann）等人基本观点都指向“关系”，但忽视了“关系”是动态平衡的结果，将“关系”本身实体化了。贝塔朗菲（Von Bertalanffy）也尝试通过规则构成法来解释各动态平衡背后的结构主义方法，实际上这种被指定的“关系”本身就成为“结构”。③⑤[日]河本英夫：《第三代系统论：自生系统论》，郭连友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67、175页。④[智利]亨博托·梅求若纳、[智利]弗朗西斯克·维若拉：《自生系统论》，[日]河本英夫译，日本国文社，1991年，第117页。⑥⑨张成良：《融媒体传播论》，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24、128、144页。⑦徐琦：《“社会网”理论述评》，《社会》2000年第8期。⑧[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82—83页。⑩谭天：《媒介平台论：新兴媒体的组织形态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6、34、40页。王爱玲：《媒介技术：赋权与重新赋权》，《文化学刊》2011年第3期。[美]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269页。喻国明、马慧：《互联网时代的新权力范式：“关系赋权”——“连接一切”场景下的社会关系的重组与权力格局的变迁》，《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10期。[加]罗伯特·洛根：《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何道宽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01页。马化腾等：《互联网+：国家战略行动路线图》，中信出版社，2015年，“前言”第3页。张成良：《新媒体素养论：理念、范畴、途径》，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8页。彭兰：《碎片化社会背景下的碎片化传播及其价值实现》，《今传媒》2011年第10期。“关系革命”是喻国明教授在对社会化媒体分析考察的基础上提出的。他认为，网络新媒体的出现代表着架构在“熟人社会”基础上的传播方式的崛起，产生的社会效应是基于关系资源构建导致的“社会资本”在社会成员之间重新分配的重大的“关系革命”。参见喻国明：《“关系革命”背景下的媒体角色与功能》，《新闻大学》2011年第2期。谭天：《新媒体不是“媒体”——基于媒介组织形态的分析》，《新闻爱好者》2014年第6期。麦尚文：《全媒体融合模式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84页。“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是系统学的一个概念，强调系统内部要素自主地组织化、有机化的过程。“自”指的是客观事物或客观系统，其组织化过程表现出从无到有、由简单到复杂等一系列自主演进的过程。参见秦书生：《自组織的复杂性特征分析》，《系统科学学报》2006年第1期。喻国明：《融合转型的新趋势：“高维”媒介中的“平台型媒介”——对互联网逻辑下未来传播主流模式的分析与思考》，《新闻与写作》2015年第2期。马向阳：《纯粹关系：网络分享时代的社会交往》，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34页。[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英]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盛杨燕、周涛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4—73页。
Research on Systematic Paradigm of Convergent Media Form in Relational Embedding
Yu HaifeiZhang Chengliang
Abstract：The form of convergent media is essentially a media system formed by different paradigmatic relations in the era of media convergence. The research of system paradigm is to sort out the relationship of elements in the system. The "relationship"， which is constantly embedded in the media environment，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relationship granting form， power and function of media resources. The form of convergent media in relational embedding gradually has the attributes of platform organization. With the continuous convergence of relations， the relationship itself begins to show the trend of data， and the environment of convergent media characterized by big data is gradually beginning to emerge.
Key words：convergent media form; system paradigm; relationship; platfo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