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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祝勇看来，当今散文只有通过一场革命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散文对僵化的、匠人式的体制散文的依附，从而以自由的腾飞和翱翔的姿态显示出散文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本真面目。因此倾注祝勇大量心血与精力的文化游记散文与历史散文，在审美风格、艺术追求、文体结构、谋篇布局等方面都十分形象地诠释了祝勇提出的回归散文本体的文体革命的口号，其中的成败得失、功过是非、经验教训值得认真的研究和思索。
[关键词]祝勇；文化游记散文；历史散文；审美化；权力运作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1)03-0090-05
作为集编辑、学者、散文家于一身的祝勇，对散文创作的历史流变和现实体制散文创作的弊端了如指掌，在这种情况下他振臂一呼，希望通过散文创作的个体独立性、心灵的自由性、审美的本真性的实现来获得散文本体革命的独立价值和意义。回归散文口号的提出，意味着对最具有个人性情的“五四”散文传统的归依和对余秋雨所代表的大散文、文化散文的不满。
在祝勇看来，当今散文只有通过一场无法避免的革命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散文对僵化的、匠人式的体制散文的依附，从而不拘格套、独抒性灵，获得自由的腾飞和翱翔。在《散文：无法回避的革命》中他认为：“散文表现出极强的依附性，也就是说，散文在本质上已成为了一种体制性的文体，远离灵魂真实，套牢现实功用，这样散文变成了一门手艺活儿，散文家成了能工巧匠。”为了打破传统的模式化的体制写作方式，他从知识分子习惯的安身立命的象牙之塔走向未受或少受现代文明浸染的雪域高原、滇南山区、湘西凤凰、茶马古道等偏僻荒凉的边地之境，以行走的姿态亲自聆听并深切感受大自然的天籁之音，与大地亲吻的双脚也如同希腊神话中的安泰一样，源源不断地从大地母亲那里汲取艺术的灵感和营养，使思想独立、个性自由的创作主体融合自己的智慧和才华，孕育出富有独特个性的文化游记散文的宁馨儿。
与此同时，祝勇又从常人习焉不察、熟视无睹的边缘和细部进入历史文化的纵深之处，看到了冠冕堂皇的宏大历史背后许多不为人知的丑陋龌龊、阴险邪恶、卑鄙肮脏、血腥冷酷，这种推背式的反阅读法就如同鲁迅先生从满纸仁义道德的字里行间看到封建礼教吃人的丑恶嘴脸一样，祝勇也看到了历史如同一袭爬满了虱子的华美的袍子。把历史放在偶然化和欲望化的天平上重估历史本源的价值，于是闪烁着作者史识、史才、史德的睿智火花照亮了幽暗的历史隧道，浸润着作者体温的冰冷历史以鲜活的面貌重新出现在历史散文的文体行列中。倾注了作者大量心血与精力的文化游记散文与历史散文在审美风格、艺术追求、文体结构、谋篇布局等方面都形象地诠释了祝勇提出的回归散文本体的文体革命的口号，因此有必要认真总结、思索其中的成败得失。
一、文化游记散文：审美化的观照
祝勇对映入眼帘的富有文化底蕴的山川风物、生活观念、习惯民俗、宗教信仰、传统手艺等采取了超越世俗功利的审美化的观照方式，悬置先人为主的世俗功利的道德价值判断标准，正是为了在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审美至境里寻求安放在滚滚红尘中摸爬滚打的、早已疲惫的灵魂，从世俗利禄与功名的纠缠难解的情结中抽身而出，徜徉在自然山水和人文山水中获得本真存在的审美感受。为此，作者采用最为辛苦的行走方式以恢复和强化自己与万物细致交流沟通的审美感觉。在散文集《江山美人》的序言中祝勇写道：“我的视觉、听觉、触觉、想象、情欲，我所有的身体功能，都在行走中得以恢复和强化。我从现实的粗暴干预中解脱出来，我的脚重新与大地衔接，这让我觉得安妥，因为我的身体重又成为自然和历史的一部分。”为此，作者无论置身“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的以物观物的无我之境，还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有我之境，审美的感受和把握带来的都是摆脱功利选择与价值判断的别样的发现。
在阒无人迹的碧波荡漾的江南水乡，“我把每一缕褶皱都看成一个独立的生命，有自己的情感和命运，有他们的来路和去处，有炫目的光芒，也有漩涡和陷阱。”(《江南水乡印象》)暂抛尘世的烦恼来到山寺闲居，在佛门的清静之地破除物役的我执之后，敏感温润的心灵感受到大地的勃勃生机和活力，“此时的大地正按照它自身的节奏发生着变化，田野里一片碧绿，我几乎可以听见植物在阳光下拔节的声音。”(《山寺闲居》)这种与天地万物心心相印的体验，无意中打开的信息和情感交流的渠道绝不是世俗所说的幻觉幻听，而是潜在的生命能量在天人合一的生命体验中沉潜的程度与深度的有力表征；为了达到理想的效果，作者调动自己视觉、味觉、触觉、嗅觉、听觉的潜在功能，打破感觉功能之间彼此壁垒森严的界限就获得了通感式的感觉化的书写效果，由此表现出的审美心理、审美感受、审美氛围、审美意象恰到好处地显示着作者感动读者的真性情。“平民化的草鞋，使我与街巷里的石板进行着最为亲密的接触，使我的步伐充满质感。而且行走时发出的响动，就像从稻草上踩过时发出的声响一样，绵密、细致，那是我的身体和脚下的城镇进行的对话，声音里充满了河流的咸腥的味道和田野的香气。”(《草鞋下的故乡》)作为有生命、有权威的至高无上的山，只有进入它的话语体系才能在人迹罕至的群山环抱中懂得它的威严与仁慈，觉察到“河流是先知，有着充足的阅历和智慧，引导着我们的旅程”，感受到“阳刚的山峰，肥硕的花朵，风情万种的花树，以及性情暴躁的溪流。”(《美人谷》)永别由于打着现代文明的旗号开发旅游资源造成的矫揉造作的周庄来到夜色朦胧的周里，作者发现“此时的周里像一个娴静甜美的新娘等我归来，我不敢掀开她的盖头，只要我不掀开她的盖头，温柔的夜就不会结束，喧嚣动荡的白昼就不会到来”(《永别周庄》)；作者“与人、与水、与石头、房屋达成完美的默契”(《漂泊的地图》)之后，审美化的感受和观照就以经典美文的方式串联起山川草木的光彩夺目的珠玑，“枯山水是一部情节复杂的长篇小说，美把自己隐藏在沉沙与顽石之中。木屐本身就有生命，能够以它的嗅觉或者触觉感受四时的变化”(《木质的京都》)，“江河会向我们述说一切，因为江河的深处隐藏着历史的秘密。”(《江河的遗书》)这些审美化的感受和发现对于陷入功名权欲的泥淖中不能自拔的现代人来说，无疑是一副清凉的文明症候的解毒剂。因为享受现代文明而感染都市阉寺症的“人沉沦在日常生活中，奔走忙碌于衣食住行，名位利禄，已经失去那敏锐的感受能力，很难得去发现和领略这无目的性的永恒本体了。”所以，面对着字字珠玑的优美散文会在心中由衷地升起一种久违的莫名感动，这也是祝勇的散文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新老读者百读不厌的重要原因。
以审美化的方式打量、把捉亘古流传的传统生活方式、建筑遗迹、风俗变迁时，祝勇凭借睿智的眼光、敏锐的观察、广博的学识，深深地体会到历史主 义与伦理主义的耦合力在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前进时的二律背反现象，也深切地领会到了康德所说的“上帝的事业是从善开始的，人类的事业是从恶开始的”确切含义。在“恶更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杠杆”(马克思语)的历史发展和文明进步的规律面前，祝勇对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无可挽回地走向败落的颓势表现出了审美态度的困惑与犹疑，在对传统文化的失落唱了一曲无尽的挽歌之后发出了疑问：“莫非现代生活与审美构成了永久的悖论?我体会到了凤凰的尴尬与两难，文人们当然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剥夺凤凰人享受现代生活的权利，但吊脚楼的消逝，将使凤凰不再成其为凤凰了。失去了历史的凤凰，如同失去了记忆的孩子，谁能保证它在以后的岁月里不会迷路呢?”(《草鞋下的故乡》)现实利益和审美精神、功利意识和超功利意识、世俗的享乐与精神的超脱、即用即扔与永恒价值种种二元对立的悖论关系，在现代文明向传统文化强行改塑的没有硝烟的战役中触目惊心地表现出来，让生活在都市文明之中又对其发展弊病抱有警惕与批判态度的祝勇，在以湘西凤凰为文化个案表现对象的游记散文中将之作为审视沧桑变迁的审美文化悖论的窗口，踏着“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沈从文先生的足迹，看到了文明和社会发展的悖论如同上帝的眼睛一样无处不在：
“现实利益总是试图消解人类的审美精神，这样的悖论仿佛是上帝的咒语。在这样的咒语之下，凤凰由明亮走向暗淡，实在是无法逃脱的命运悲剧。”(《江河的遗书》)“现代人讲求效率，讲求自我价值，讲求投入产出比，谁还愿意用一生的时间来守住一段飘忽不定、也许没有回报的情感?翠翠正是在这里与众人区别开来。”(《寻找翠翠》)伴随着比较闭塞保守的湘西凤凰所保留下来的千年未变的生活准则和价值观念解体的是有形的物质文化衰落的黯淡迹象，历史发展的常与变的兴衰交替“对于这座经历了数百年风雨的古城来说，任何崭新的建筑都可能是格调上的破坏。”(《到凤凰》)但现代文明对湘西物质文化和古城风貌的冲击决不是修修补补的局部改造，而是连根拔起的彻底破坏与重塑，因此，随着河流的衰亡和绵延千年的生活方式的瓦解而来的惨不忍睹的景象是“吊脚楼成了历史的遗骸与标本，成为江河繁荣时代的见证。”(《江河的遗书》)‘‘湘西苗寨的古城墙纵然再坚硬也阻挡不住文明的脚步，湘西的土壤里生长出的那份原始的生命力终究会被那些现代事物所取代。”(《温柔里的坚硬部分》)
当作者行走着的脚步离开湘西凤凰奔向赫赫有名的江南古镇的典范代表周庄时，站在知识分子民间审美文化的立场上，祝勇对现代文明无孔不入的机械性和工具理性进行了批判：“现代化是一个巨大的阴谋，将人们心头残存的那一点情趣和渴望一网打尽。仿佛是接到了一道统一的手谕，那些古镇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标准化的产品部件——水泥的街道，水泥的房屋，冰冷、呆板而单调。”(《永别周庄》)其实何止一个不起眼的江南小镇，就是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首都同样难以避免现代机械文明的侵蚀和破坏，“水泥篡改了历史，使多数城市人处于失忆状态。随土地一起离去的，还有悠缓的生活节奏——诗歌、戏曲、茶酒、书画，都是这种悠缓生活的见证。”(《木质的京都》)
其实现代文明和科技的发展不仅篡改了生活发展的历史，而且也使具有审美意味的传统民间工艺无可奈何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在散文《蓝印花布》中作者对传统的民间工艺发出了由衷的赞美：“蓝，越旧越美。对于许多颜色来说，时间的累积只能增加磨损，令它们显得衰败和不堪。旧蓝则别有味道，恍若陈酒，或老去的亲人。它条理清晰的纹脉里混合了山野的气脉和时光的表情，让人想起所有经历过的岁月，以及在岁月中积累着痛楚与快乐的吾土吾民。”这种怀旧意识和审美感情的触发，打破了线性的一维的进化论的观念，用超功利的审美的触角抚摸江南古镇。在《江南，不沉之舟》的散文集中，作者以特有的人文思考与关怀，置身于江南古镇皤滩的那份古色古香中，在对这座古镇的陈事旧影进行抽丝剥茧式的甄别和追问中，敏锐地捕捉历史的蛛丝马迹。在审美情感的烛照下，古朴美丽的江南小镇所沉淀下来的历史文化必将作为一件无价的礼物，永远留在希望尽自己绵薄之力来拯救传统文化的人们的心底。
二、历史散文：新历史主义烛照下的真相还原和权力运作
自从美国学者海登·怀特提出作为文学建构的历史文本有同文学一样的叙述方式和意义结构方式以来，就彻底打破了建立在笃信符号和阐释过程透明性基础上的传统历史主义。他指出：“历史的语言构造形式同文学上的语言构造形式有许多相同的地方。”既然历史与文学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与鸿沟，祝勇就在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理论支持下，用现代人的生活感受和审美感悟还原历史在具体文化语境中的真相。
既然“整个历史是一场更大的虚构，是我们一厢情愿地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想象充填那些空白的时间”(《甲午风云》)，那么，还原真正的历史面貌也就变成了个人心中根据历史资料理解的个性化的历史，有条不紊、逻辑严密的历史由此也就可以在多向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扑朔迷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为了全面还原历史的本真面目，在《甲午风云》这篇散文中作者安排了当事人“你”(李鸿章)、“他”(东方平八郎)、“我”(祝勇)三重不同的视角，对甲午海战那段不堪回首的屈辱而悲壮的历史进行了还原，腐败的官僚机制养成的奴才保守性格和明治维新后蒸蒸日上的大和民族的勇武开拓精神正好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今人与古人跨越时空的对话后作者就水到渠成地总结出了发人深省的经验与教训：“海洋永远是冒险家真正的乐园，它需要勇士和赌徒，唯独不需要懦夫和官僚。”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不仅缘于曾国藩为首的朝廷的军队对太平军的追剿厮杀，更是鼠目寸光的小农意识、贪图享受的腐化生活、苦乐不均的等级观念、自欺欺人的骗局行为早就注定的难逃劫数，“骗局总有收场的时候，作假的成分越多，收场的难度就越大——欺骗甚至是一条不归路，只有开场，没有收场。”(《劫数难逃》)
透过历史的茫茫雾霭，祝勇打破了评价人物是非功过、善恶美丑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和评价标准，将人物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就会发现“魔鬼与天使由同一个人来扮演，现实中的真理总是显露出其荒谬的一面。”因此，《一个军阀的早期爱情》中的湘西军阀陈渠珍既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又是谈吐儒雅的书生；《衙门》里勤奋克己的曾国藩和变革图强的李鸿章都是魔鬼与天使奇妙混合的“圆形人物”。当然，仅仅局限于既有的典籍文本的简略记载，是无法把物是人非的冰冷历史还原为血肉丰满的鲜活历史的。为此，祝勇在实验文本《旧宫殿》中施展了他的无羁的想象力来还原金碧辉煌的宫廷内部勾心斗角的血腥厮杀，仅仅根据《明史》中关于宫廷中那场大火的十个字的记载“柏惧，无以自明，阖宫自焚”就铺陈还原出另一种不同于正统历史阐 释的欲望化、偶然性、个人化、边缘化的历史面目，柏的自焚是他从好朋友惠身上看到了英雄的两难而失去生命的支点与生活下去的勇气的必然结果，“他看到了英雄的两难：剑锋要么有着明确的指向，像惠那样，每一天都为嗜血而准备，这样便陷入仇杀的永恒循环；要么像柏自己那样，不知剑锋的目标，从而把武器沦为玩物”，从而以个性化的情感史赋予了历史以另一副鲜活的面孔。祝勇的历史散文就是从不起眼的历史边缘找到进入庞然大物的裂缝和入口，在文本的历史化和历史的文本化的双向沟通交流中，颠覆消解了正统和主流的宏大历史，从而让在等级序列中处于劣势的野史、稗史和民间史等边缘化的历史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给读者提供了解读历史的另一种视角和策略。
庞大的历史机器的成功运转是靠权力机制的运作作为强大后盾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家国同构的家天下的权力运作模式是金字塔模式，皇帝居于这一等级制度的最顶端，“礼序的链条层层叠加，环环相扣，每个人都是下一个人的主子又是上一个人的奴隶，只有帝王，站在金字塔的顶端。”(《劫数难逃》)一旦统治者窃取了权力的制高点，他们就会通过礼教教化和舆论宣传证明这种统治制度的合理性；一旦一个社会的思想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的意识形态成为无需证明、天经地义的合法理念牢固地内化在人们的头脑中时，那么就会出现“在社会生活中，国家和统治者是权威的来源。它通过种种手段把本来是限制臣民的规范自然化、合法化，因此臣民便觉得某种制度是最合理的和最好的制度。”外在的强制性的法律条文成功地内化为每一个臣民必须自觉遵守的伦理观念，庞大的封闭保守的封建体制与天子治下的每一个臣民的主奴二重性的人格结构也就达到了天衣无缝的有机契合。这时“体制像一个巨大的阴魂，攀附在每个人身上，即使你意识到了它的存在，你仍旧摆脱不掉它，它无时无地不在规定和控制着一个人的道路。你可能会击溃一个政敌，你却永远不可能战胜体制。”这是在散文《甲午风云》中作者对事件的参与者李鸿章的心理分析，通过鲜活的个案分析，让读者看到即使像李鸿章这样位极人臣的权势人物，凭借着权力、聪明、才智在与慈禧太后所代表的最高权力机制的周旋中，即使使出了浑身解数也最终落得北洋水师在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的悲惨下场。权力的运作带来的物质享受和权威尊严在“官大一级压死人”的等级制度下，必然会导致从国君到臣民的人性异化。在《旧宫殿》中作者写道：“残忍即使是一种天赋，也需要后天的激发。谁能够亲手杀死自己的亲人，连眼睛都不眨一下，谁就具备了做天子的资格。”作为天子的建文帝与燕王朱棣、作为臣子的朱有动父子都是在权力的争夺中把血缘关系上最近的亲人送上了血污的祭坛，这里权力的威力消解了温情脉脉的亲缘关系和子为父隐的儒家伦理观念盼亲和力。
三、反题的极端化：祝虱盼大散文革命的局限
祝勇的个人情怀、文化关怀、开阔胸襟、人格魅力与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和生命的原创力，在打破程式化的传统散文从而走向历史文化大散文的审美文体嬗变中得到了有机统一，但在具体的创作实践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永恒矛盾产生的悖论、怪圈也会在文本中留下难以避免的瑕疵。
在祝勇的《散文：不可回避的革命》、《散文的恐慌》、《我们对散文仍然很陌生》、《作为常态的散文》等理论批评文章中，通过对“五四”富有个性的小品文、20世纪50年代的杨朔体的诗意化散文、20世纪八九十年代余秋雨式的文化散文的历时态的铺排与比较，寻绎与总结散文文体的审美元素在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二元对立中形成的张力结构，对作家的自由个性的呈现和审美情感的抒发造成影响的规律。他认为散文“具有无比开放的结构形式，如果要寻找永恒尺度的话，那就是表达的直接性及其美学标准。”也就是说，散文所具有的自由精神的本质追求注定了对僵化封闭、主题单一、形式固定的体制散文进行彻底反叛的宿命，但理论的反题性、极端性形成的对象支点与理论终点的二律背反，注定了祝勇的大散文革命是一场永远也走不出的埃舍尔怪圈。如果把“文以载道”的唐宋散文和“文以言志”的公安派的性灵小品积淀的悠久的散文文化传统、“别取新声于异邦”获得的蒙田式的随笔等西方散文传统、“五四”以来的优秀散文家创作的经典精品形成的现代散文传统等，都采取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极端做法，视为散文家进行文体实验、形式探索、审美体验、抒发情感的枷锁与牢笼，那无疑像抓住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滑稽与可笑，这正是祝勇大散文革命在理论上先天存在的盲视和局限。
验之于祝勇的大散文创作，评论家王尧指出的在大散文实验过程中“大批写作者缺少对自己的反省，不断膨胀自己在叙述历史时的权利，塑造着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无所不能的作者形象，这是多么危险”的现象也或多或少存在于祝勇身上，尽管他作为这一群体中的佼佼者，在散文《劫数难逃》中也作过自我反思与批判：“这种简单的两极对峙，使我的大脑从一开始就处于二维状态，这种非此即彼的认知模式应当说是一种先天不足，我至今还在为这份债务偿付着利息。”在《旧宫殿》、《甲午风云》等历史散文中，对历史叙述权利的不断膨胀造成的叙事的随意化、主体的主观化、结构的技巧化对散文审美本体的损害还是时有可见的，跨文体的写作、电影蒙太奇结构手法的运用、虚构叙事的小说技巧的引入，在冲击比较僵化、教条的传统散文模式的同时，实验文本的双刃剑也会在不经意间伤及自身。当祝勇将小说的虚构艺术、新历史主义的美学观念、文化散文、历史纪实、电视片的解说词统统融人实验文本《旧宫殿》中时，人们有理由追问：历史散文的跨文体写作的实验到底能走多远?
[参考文献]
[1]祝勇.散文:无法回避的革命[M]／／祝勇.一个人的排行榜.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
[2]祝勇.江山美人[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7:2.
[3]李泽厚.李泽厚哲学文存[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709.
[4]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M]／／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61.
[5]童庆炳.文学理论要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393.
[6]王尧.走向终结的“大文化散文”[J].出版参考,2004(29):45.
[责任编辑： 夏畅兰]
[关键词]祝勇；文化游记散文；历史散文；审美化；权力运作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1)03-0090-05
作为集编辑、学者、散文家于一身的祝勇，对散文创作的历史流变和现实体制散文创作的弊端了如指掌，在这种情况下他振臂一呼，希望通过散文创作的个体独立性、心灵的自由性、审美的本真性的实现来获得散文本体革命的独立价值和意义。回归散文口号的提出，意味着对最具有个人性情的“五四”散文传统的归依和对余秋雨所代表的大散文、文化散文的不满。
在祝勇看来，当今散文只有通过一场无法避免的革命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散文对僵化的、匠人式的体制散文的依附，从而不拘格套、独抒性灵，获得自由的腾飞和翱翔。在《散文：无法回避的革命》中他认为：“散文表现出极强的依附性，也就是说，散文在本质上已成为了一种体制性的文体，远离灵魂真实，套牢现实功用，这样散文变成了一门手艺活儿，散文家成了能工巧匠。”为了打破传统的模式化的体制写作方式，他从知识分子习惯的安身立命的象牙之塔走向未受或少受现代文明浸染的雪域高原、滇南山区、湘西凤凰、茶马古道等偏僻荒凉的边地之境，以行走的姿态亲自聆听并深切感受大自然的天籁之音，与大地亲吻的双脚也如同希腊神话中的安泰一样，源源不断地从大地母亲那里汲取艺术的灵感和营养，使思想独立、个性自由的创作主体融合自己的智慧和才华，孕育出富有独特个性的文化游记散文的宁馨儿。
与此同时，祝勇又从常人习焉不察、熟视无睹的边缘和细部进入历史文化的纵深之处，看到了冠冕堂皇的宏大历史背后许多不为人知的丑陋龌龊、阴险邪恶、卑鄙肮脏、血腥冷酷，这种推背式的反阅读法就如同鲁迅先生从满纸仁义道德的字里行间看到封建礼教吃人的丑恶嘴脸一样，祝勇也看到了历史如同一袭爬满了虱子的华美的袍子。把历史放在偶然化和欲望化的天平上重估历史本源的价值，于是闪烁着作者史识、史才、史德的睿智火花照亮了幽暗的历史隧道，浸润着作者体温的冰冷历史以鲜活的面貌重新出现在历史散文的文体行列中。倾注了作者大量心血与精力的文化游记散文与历史散文在审美风格、艺术追求、文体结构、谋篇布局等方面都形象地诠释了祝勇提出的回归散文本体的文体革命的口号，因此有必要认真总结、思索其中的成败得失。
一、文化游记散文：审美化的观照
祝勇对映入眼帘的富有文化底蕴的山川风物、生活观念、习惯民俗、宗教信仰、传统手艺等采取了超越世俗功利的审美化的观照方式，悬置先人为主的世俗功利的道德价值判断标准，正是为了在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审美至境里寻求安放在滚滚红尘中摸爬滚打的、早已疲惫的灵魂，从世俗利禄与功名的纠缠难解的情结中抽身而出，徜徉在自然山水和人文山水中获得本真存在的审美感受。为此，作者采用最为辛苦的行走方式以恢复和强化自己与万物细致交流沟通的审美感觉。在散文集《江山美人》的序言中祝勇写道：“我的视觉、听觉、触觉、想象、情欲，我所有的身体功能，都在行走中得以恢复和强化。我从现实的粗暴干预中解脱出来，我的脚重新与大地衔接，这让我觉得安妥，因为我的身体重又成为自然和历史的一部分。”为此，作者无论置身“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的以物观物的无我之境，还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有我之境，审美的感受和把握带来的都是摆脱功利选择与价值判断的别样的发现。
在阒无人迹的碧波荡漾的江南水乡，“我把每一缕褶皱都看成一个独立的生命，有自己的情感和命运，有他们的来路和去处，有炫目的光芒，也有漩涡和陷阱。”(《江南水乡印象》)暂抛尘世的烦恼来到山寺闲居，在佛门的清静之地破除物役的我执之后，敏感温润的心灵感受到大地的勃勃生机和活力，“此时的大地正按照它自身的节奏发生着变化，田野里一片碧绿，我几乎可以听见植物在阳光下拔节的声音。”(《山寺闲居》)这种与天地万物心心相印的体验，无意中打开的信息和情感交流的渠道绝不是世俗所说的幻觉幻听，而是潜在的生命能量在天人合一的生命体验中沉潜的程度与深度的有力表征；为了达到理想的效果，作者调动自己视觉、味觉、触觉、嗅觉、听觉的潜在功能，打破感觉功能之间彼此壁垒森严的界限就获得了通感式的感觉化的书写效果，由此表现出的审美心理、审美感受、审美氛围、审美意象恰到好处地显示着作者感动读者的真性情。“平民化的草鞋，使我与街巷里的石板进行着最为亲密的接触，使我的步伐充满质感。而且行走时发出的响动，就像从稻草上踩过时发出的声响一样，绵密、细致，那是我的身体和脚下的城镇进行的对话，声音里充满了河流的咸腥的味道和田野的香气。”(《草鞋下的故乡》)作为有生命、有权威的至高无上的山，只有进入它的话语体系才能在人迹罕至的群山环抱中懂得它的威严与仁慈，觉察到“河流是先知，有着充足的阅历和智慧，引导着我们的旅程”，感受到“阳刚的山峰，肥硕的花朵，风情万种的花树，以及性情暴躁的溪流。”(《美人谷》)永别由于打着现代文明的旗号开发旅游资源造成的矫揉造作的周庄来到夜色朦胧的周里，作者发现“此时的周里像一个娴静甜美的新娘等我归来，我不敢掀开她的盖头，只要我不掀开她的盖头，温柔的夜就不会结束，喧嚣动荡的白昼就不会到来”(《永别周庄》)；作者“与人、与水、与石头、房屋达成完美的默契”(《漂泊的地图》)之后，审美化的感受和观照就以经典美文的方式串联起山川草木的光彩夺目的珠玑，“枯山水是一部情节复杂的长篇小说，美把自己隐藏在沉沙与顽石之中。木屐本身就有生命，能够以它的嗅觉或者触觉感受四时的变化”(《木质的京都》)，“江河会向我们述说一切，因为江河的深处隐藏着历史的秘密。”(《江河的遗书》)这些审美化的感受和发现对于陷入功名权欲的泥淖中不能自拔的现代人来说，无疑是一副清凉的文明症候的解毒剂。因为享受现代文明而感染都市阉寺症的“人沉沦在日常生活中，奔走忙碌于衣食住行，名位利禄，已经失去那敏锐的感受能力，很难得去发现和领略这无目的性的永恒本体了。”所以，面对着字字珠玑的优美散文会在心中由衷地升起一种久违的莫名感动，这也是祝勇的散文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新老读者百读不厌的重要原因。
以审美化的方式打量、把捉亘古流传的传统生活方式、建筑遗迹、风俗变迁时，祝勇凭借睿智的眼光、敏锐的观察、广博的学识，深深地体会到历史主 义与伦理主义的耦合力在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前进时的二律背反现象，也深切地领会到了康德所说的“上帝的事业是从善开始的，人类的事业是从恶开始的”确切含义。在“恶更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杠杆”(马克思语)的历史发展和文明进步的规律面前，祝勇对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无可挽回地走向败落的颓势表现出了审美态度的困惑与犹疑，在对传统文化的失落唱了一曲无尽的挽歌之后发出了疑问：“莫非现代生活与审美构成了永久的悖论?我体会到了凤凰的尴尬与两难，文人们当然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剥夺凤凰人享受现代生活的权利，但吊脚楼的消逝，将使凤凰不再成其为凤凰了。失去了历史的凤凰，如同失去了记忆的孩子，谁能保证它在以后的岁月里不会迷路呢?”(《草鞋下的故乡》)现实利益和审美精神、功利意识和超功利意识、世俗的享乐与精神的超脱、即用即扔与永恒价值种种二元对立的悖论关系，在现代文明向传统文化强行改塑的没有硝烟的战役中触目惊心地表现出来，让生活在都市文明之中又对其发展弊病抱有警惕与批判态度的祝勇，在以湘西凤凰为文化个案表现对象的游记散文中将之作为审视沧桑变迁的审美文化悖论的窗口，踏着“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沈从文先生的足迹，看到了文明和社会发展的悖论如同上帝的眼睛一样无处不在：
“现实利益总是试图消解人类的审美精神，这样的悖论仿佛是上帝的咒语。在这样的咒语之下，凤凰由明亮走向暗淡，实在是无法逃脱的命运悲剧。”(《江河的遗书》)“现代人讲求效率，讲求自我价值，讲求投入产出比，谁还愿意用一生的时间来守住一段飘忽不定、也许没有回报的情感?翠翠正是在这里与众人区别开来。”(《寻找翠翠》)伴随着比较闭塞保守的湘西凤凰所保留下来的千年未变的生活准则和价值观念解体的是有形的物质文化衰落的黯淡迹象，历史发展的常与变的兴衰交替“对于这座经历了数百年风雨的古城来说，任何崭新的建筑都可能是格调上的破坏。”(《到凤凰》)但现代文明对湘西物质文化和古城风貌的冲击决不是修修补补的局部改造，而是连根拔起的彻底破坏与重塑，因此，随着河流的衰亡和绵延千年的生活方式的瓦解而来的惨不忍睹的景象是“吊脚楼成了历史的遗骸与标本，成为江河繁荣时代的见证。”(《江河的遗书》)‘‘湘西苗寨的古城墙纵然再坚硬也阻挡不住文明的脚步，湘西的土壤里生长出的那份原始的生命力终究会被那些现代事物所取代。”(《温柔里的坚硬部分》)
当作者行走着的脚步离开湘西凤凰奔向赫赫有名的江南古镇的典范代表周庄时，站在知识分子民间审美文化的立场上，祝勇对现代文明无孔不入的机械性和工具理性进行了批判：“现代化是一个巨大的阴谋，将人们心头残存的那一点情趣和渴望一网打尽。仿佛是接到了一道统一的手谕，那些古镇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标准化的产品部件——水泥的街道，水泥的房屋，冰冷、呆板而单调。”(《永别周庄》)其实何止一个不起眼的江南小镇，就是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首都同样难以避免现代机械文明的侵蚀和破坏，“水泥篡改了历史，使多数城市人处于失忆状态。随土地一起离去的，还有悠缓的生活节奏——诗歌、戏曲、茶酒、书画，都是这种悠缓生活的见证。”(《木质的京都》)
其实现代文明和科技的发展不仅篡改了生活发展的历史，而且也使具有审美意味的传统民间工艺无可奈何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在散文《蓝印花布》中作者对传统的民间工艺发出了由衷的赞美：“蓝，越旧越美。对于许多颜色来说，时间的累积只能增加磨损，令它们显得衰败和不堪。旧蓝则别有味道，恍若陈酒，或老去的亲人。它条理清晰的纹脉里混合了山野的气脉和时光的表情，让人想起所有经历过的岁月，以及在岁月中积累着痛楚与快乐的吾土吾民。”这种怀旧意识和审美感情的触发，打破了线性的一维的进化论的观念，用超功利的审美的触角抚摸江南古镇。在《江南，不沉之舟》的散文集中，作者以特有的人文思考与关怀，置身于江南古镇皤滩的那份古色古香中，在对这座古镇的陈事旧影进行抽丝剥茧式的甄别和追问中，敏锐地捕捉历史的蛛丝马迹。在审美情感的烛照下，古朴美丽的江南小镇所沉淀下来的历史文化必将作为一件无价的礼物，永远留在希望尽自己绵薄之力来拯救传统文化的人们的心底。
二、历史散文：新历史主义烛照下的真相还原和权力运作
自从美国学者海登·怀特提出作为文学建构的历史文本有同文学一样的叙述方式和意义结构方式以来，就彻底打破了建立在笃信符号和阐释过程透明性基础上的传统历史主义。他指出：“历史的语言构造形式同文学上的语言构造形式有许多相同的地方。”既然历史与文学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与鸿沟，祝勇就在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理论支持下，用现代人的生活感受和审美感悟还原历史在具体文化语境中的真相。
既然“整个历史是一场更大的虚构，是我们一厢情愿地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想象充填那些空白的时间”(《甲午风云》)，那么，还原真正的历史面貌也就变成了个人心中根据历史资料理解的个性化的历史，有条不紊、逻辑严密的历史由此也就可以在多向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扑朔迷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为了全面还原历史的本真面目，在《甲午风云》这篇散文中作者安排了当事人“你”(李鸿章)、“他”(东方平八郎)、“我”(祝勇)三重不同的视角，对甲午海战那段不堪回首的屈辱而悲壮的历史进行了还原，腐败的官僚机制养成的奴才保守性格和明治维新后蒸蒸日上的大和民族的勇武开拓精神正好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今人与古人跨越时空的对话后作者就水到渠成地总结出了发人深省的经验与教训：“海洋永远是冒险家真正的乐园，它需要勇士和赌徒，唯独不需要懦夫和官僚。”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不仅缘于曾国藩为首的朝廷的军队对太平军的追剿厮杀，更是鼠目寸光的小农意识、贪图享受的腐化生活、苦乐不均的等级观念、自欺欺人的骗局行为早就注定的难逃劫数，“骗局总有收场的时候，作假的成分越多，收场的难度就越大——欺骗甚至是一条不归路，只有开场，没有收场。”(《劫数难逃》)
透过历史的茫茫雾霭，祝勇打破了评价人物是非功过、善恶美丑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和评价标准，将人物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就会发现“魔鬼与天使由同一个人来扮演，现实中的真理总是显露出其荒谬的一面。”因此，《一个军阀的早期爱情》中的湘西军阀陈渠珍既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又是谈吐儒雅的书生；《衙门》里勤奋克己的曾国藩和变革图强的李鸿章都是魔鬼与天使奇妙混合的“圆形人物”。当然，仅仅局限于既有的典籍文本的简略记载，是无法把物是人非的冰冷历史还原为血肉丰满的鲜活历史的。为此，祝勇在实验文本《旧宫殿》中施展了他的无羁的想象力来还原金碧辉煌的宫廷内部勾心斗角的血腥厮杀，仅仅根据《明史》中关于宫廷中那场大火的十个字的记载“柏惧，无以自明，阖宫自焚”就铺陈还原出另一种不同于正统历史阐 释的欲望化、偶然性、个人化、边缘化的历史面目，柏的自焚是他从好朋友惠身上看到了英雄的两难而失去生命的支点与生活下去的勇气的必然结果，“他看到了英雄的两难：剑锋要么有着明确的指向，像惠那样，每一天都为嗜血而准备，这样便陷入仇杀的永恒循环；要么像柏自己那样，不知剑锋的目标，从而把武器沦为玩物”，从而以个性化的情感史赋予了历史以另一副鲜活的面孔。祝勇的历史散文就是从不起眼的历史边缘找到进入庞然大物的裂缝和入口，在文本的历史化和历史的文本化的双向沟通交流中，颠覆消解了正统和主流的宏大历史，从而让在等级序列中处于劣势的野史、稗史和民间史等边缘化的历史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给读者提供了解读历史的另一种视角和策略。
庞大的历史机器的成功运转是靠权力机制的运作作为强大后盾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家国同构的家天下的权力运作模式是金字塔模式，皇帝居于这一等级制度的最顶端，“礼序的链条层层叠加，环环相扣，每个人都是下一个人的主子又是上一个人的奴隶，只有帝王，站在金字塔的顶端。”(《劫数难逃》)一旦统治者窃取了权力的制高点，他们就会通过礼教教化和舆论宣传证明这种统治制度的合理性；一旦一个社会的思想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的意识形态成为无需证明、天经地义的合法理念牢固地内化在人们的头脑中时，那么就会出现“在社会生活中，国家和统治者是权威的来源。它通过种种手段把本来是限制臣民的规范自然化、合法化，因此臣民便觉得某种制度是最合理的和最好的制度。”外在的强制性的法律条文成功地内化为每一个臣民必须自觉遵守的伦理观念，庞大的封闭保守的封建体制与天子治下的每一个臣民的主奴二重性的人格结构也就达到了天衣无缝的有机契合。这时“体制像一个巨大的阴魂，攀附在每个人身上，即使你意识到了它的存在，你仍旧摆脱不掉它，它无时无地不在规定和控制着一个人的道路。你可能会击溃一个政敌，你却永远不可能战胜体制。”这是在散文《甲午风云》中作者对事件的参与者李鸿章的心理分析，通过鲜活的个案分析，让读者看到即使像李鸿章这样位极人臣的权势人物，凭借着权力、聪明、才智在与慈禧太后所代表的最高权力机制的周旋中，即使使出了浑身解数也最终落得北洋水师在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的悲惨下场。权力的运作带来的物质享受和权威尊严在“官大一级压死人”的等级制度下，必然会导致从国君到臣民的人性异化。在《旧宫殿》中作者写道：“残忍即使是一种天赋，也需要后天的激发。谁能够亲手杀死自己的亲人，连眼睛都不眨一下，谁就具备了做天子的资格。”作为天子的建文帝与燕王朱棣、作为臣子的朱有动父子都是在权力的争夺中把血缘关系上最近的亲人送上了血污的祭坛，这里权力的威力消解了温情脉脉的亲缘关系和子为父隐的儒家伦理观念盼亲和力。
三、反题的极端化：祝虱盼大散文革命的局限
祝勇的个人情怀、文化关怀、开阔胸襟、人格魅力与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和生命的原创力，在打破程式化的传统散文从而走向历史文化大散文的审美文体嬗变中得到了有机统一，但在具体的创作实践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永恒矛盾产生的悖论、怪圈也会在文本中留下难以避免的瑕疵。
在祝勇的《散文：不可回避的革命》、《散文的恐慌》、《我们对散文仍然很陌生》、《作为常态的散文》等理论批评文章中，通过对“五四”富有个性的小品文、20世纪50年代的杨朔体的诗意化散文、20世纪八九十年代余秋雨式的文化散文的历时态的铺排与比较，寻绎与总结散文文体的审美元素在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二元对立中形成的张力结构，对作家的自由个性的呈现和审美情感的抒发造成影响的规律。他认为散文“具有无比开放的结构形式，如果要寻找永恒尺度的话，那就是表达的直接性及其美学标准。”也就是说，散文所具有的自由精神的本质追求注定了对僵化封闭、主题单一、形式固定的体制散文进行彻底反叛的宿命，但理论的反题性、极端性形成的对象支点与理论终点的二律背反，注定了祝勇的大散文革命是一场永远也走不出的埃舍尔怪圈。如果把“文以载道”的唐宋散文和“文以言志”的公安派的性灵小品积淀的悠久的散文文化传统、“别取新声于异邦”获得的蒙田式的随笔等西方散文传统、“五四”以来的优秀散文家创作的经典精品形成的现代散文传统等，都采取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极端做法，视为散文家进行文体实验、形式探索、审美体验、抒发情感的枷锁与牢笼，那无疑像抓住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滑稽与可笑，这正是祝勇大散文革命在理论上先天存在的盲视和局限。
验之于祝勇的大散文创作，评论家王尧指出的在大散文实验过程中“大批写作者缺少对自己的反省，不断膨胀自己在叙述历史时的权利，塑造着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无所不能的作者形象，这是多么危险”的现象也或多或少存在于祝勇身上，尽管他作为这一群体中的佼佼者，在散文《劫数难逃》中也作过自我反思与批判：“这种简单的两极对峙，使我的大脑从一开始就处于二维状态，这种非此即彼的认知模式应当说是一种先天不足，我至今还在为这份债务偿付着利息。”在《旧宫殿》、《甲午风云》等历史散文中，对历史叙述权利的不断膨胀造成的叙事的随意化、主体的主观化、结构的技巧化对散文审美本体的损害还是时有可见的，跨文体的写作、电影蒙太奇结构手法的运用、虚构叙事的小说技巧的引入，在冲击比较僵化、教条的传统散文模式的同时，实验文本的双刃剑也会在不经意间伤及自身。当祝勇将小说的虚构艺术、新历史主义的美学观念、文化散文、历史纪实、电视片的解说词统统融人实验文本《旧宫殿》中时，人们有理由追问：历史散文的跨文体写作的实验到底能走多远?
[参考文献]
[1]祝勇.散文:无法回避的革命[M]／／祝勇.一个人的排行榜.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
[2]祝勇.江山美人[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7:2.
[3]李泽厚.李泽厚哲学文存[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709.
[4]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M]／／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61.
[5]童庆炳.文学理论要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393.
[6]王尧.走向终结的“大文化散文”[J].出版参考,2004(29):45.
[责任编辑： 夏畅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