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非法移民问题当前已成为美国社会关注的一大焦点议题.尽管联邦政府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移民限制措施,但由于各地移民“庇护城市”的存在,给美国的非法移民治理带来了较大挑战.作为20世纪80年代后出现的新现象,移民“庇护城市”实际上同经济全球化存在着重要关联.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一方面美国各地的利益分化日益显现,各地对于非法移民的认知存在着差异;另一方面,全球化使主权国家的权威受到侵蚀,美国联邦政府不再能单独应对非法移民问题,必须依赖地方政府的协作与配合.而一些地方政府在受到资本力量与民主力量的影响下,对非法移民存
【机 构】
：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100872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非法移民问题当前已成为美国社会关注的一大焦点议题.尽管联邦政府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移民限制措施,但由于各地移民“庇护城市”的存在,给美国的非法移民治理带来了较大挑战.作为20世纪80年代后出现的新现象,移民“庇护城市”实际上同经济全球化存在着重要关联.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一方面美国各地的利益分化日益显现,各地对于非法移民的认知存在着差异;另一方面,全球化使主权国家的权威受到侵蚀,美国联邦政府不再能单独应对非法移民问题,必须依赖地方政府的协作与配合.而一些地方政府在受到资本力量与民主力量的影响下,对非法移民存在着一定的利益诉求,这也使“庇护城市”成为当地政府的一种政策选择,进而导致美国的非法移民治理陷入困境之中.
其他文献
海洋文旅作为我国蓝色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当前国家重要战略支撑,又是人民生活重要元素,在全球的战略地位日益显著.我国海洋文旅资源丰富、特色鲜明,对海洋文旅未来发展的高点定位和科学规划有利于保护和传承我国海洋文化的整体性、活态性和生态性,建设现代化的海洋文旅产业体系、增强与沿线国家的文化互信.依照“大文化、大旅游、大生态、大文创、大健康”的布局理念,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和便捷的移动终端,以丰富的海洋文旅资源为基础,以挖掘、保护、传承、推介我国海洋文化为抓手,从加快完善海洋文旅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海洋文旅价值内涵
人工智能在解决司法审判疑难问题方面能够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但是也不能过分夸大.人工智能在司法审判领域仍然存在一些困境,法律界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掌握不够完善,法律数据不够充分,再加上从事人工智能研究与实务的人员对法律行业的重视不够等因素,人工智能多适用于非裁判、简单的审判中.总体来看,人工智能在我国司法审判领域中的运用还需要完善,要努力实现人工智能在司法审判领域的智能化,走出人工智能在司法审判领域的困境,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司法数据,加强监管力度,构建办案高效、公平的智慧法院,做好传统法院与智慧法院的融合.
二战后,民族国家这一源自欧洲的国家形态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占据了主导地位.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以及超国家组织的突破性发展和扩张,许多学者断言民族国家已开始走下坡路,并提出各种关于超越民族国家的理论和设想.本文在二战后发生的脱离或冲击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政治秩序的实践中选取了三个有代表性的案例——欧盟、苏东集团、美国式帝国进行考察,试图探讨如下问题:这些实践中,哪些对民族国家的超越实践更具广度,哪些更能向纵深发展,哪些更能持久,为什么?在当今保守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当道,国际关系尤其大国关系极有可能从
近年来,电子政务对于公共服务的改善作用得到广泛认可,但是关于其对组织运行的优化效果仍待进一步探究.本文以某国有科研类事业单位为对象,基于新制度主义理论视角,对该单位实施办公电子化之后的组织调适进行历时性考察.研究发现可以概括为电子政务悖论:以促进组织运行效率和安全性为目标的电子政务,不必然导致效率的提升,反而可能带来安全风险的累积.研究还揭示了在信息技术全面嵌入的条件下组织调适的边界:在工作推进过程中,部门内部会出现组织实际运行与正式制度相分离的情况,但观念与利益的差异令该情况难以跨越部门边界而稳定发生.
韦伯与尼采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个有争议的话题,即韦伯在多大程度上受尼采的影响.对此,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其关键在于,韦伯这样一位在诸多学科领域都有建树的思想家,对尼采的直接论述则很少且被忽视了,本文要处理的“怨恨”是韦伯在其著作中少有的对尼采的直接论述.怨恨是尼采批判基督教的一个重要概念,是一种隐而不发的情绪,是促成奴隶反叛的心理动机.在尼采看来,怨恨导致了坏良心的发明,教士们利用这种心理引导大众将苦难(禁欲)施于自身,这是奴隶在道德上的起义.韦伯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尼采的怨恨概念,从宗教的阶层和心理路向进行了
已有的关于国家治理逻辑的探讨侧重于央地关系而忽略了其他领域.本文通过相关的历史社会学分析,展现了帝国在兵制中的国家治理逻辑.本文发现,不同于央地关系,中央政府在兵制上往往缺乏平衡效率与风险的手段.这是因为国家对土地的控制力同时形塑了帝国军队的职业化水平(军事效率)以及士兵控制(军事风险).因此,帝国在失去对土地的控制时,会陷入军事效率与军事风险二选一的困境.而无论采取哪种选择,帝国最终都无法逃避覆灭的宿命.这一发现向我们揭示了一套不同于主流文献的、基于结构的中国国家治理理论.
乡规民约历来是乡村治理的重要机制,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治理格局发生了深刻变迁,在现实情境的推进过程中,这类非正式规范正遭遇有效性不足的挑战.本研究以社会资本理论作为分析框架,结合对宁波市的调研,提出农村社会传统型社会资本的流失和现代型社会资本的缺位,是乡规民约难以发挥效用的症结所在.同时,研究认为挖掘乡规民约的治理效能,近期需要依靠政府的力量,通过顶层设计和资源要素下沉,依靠传统型社会资本的治理资源,实现政府主动建构秩序与社会自身自发秩序的耦合.从长远看,构建现代型社会资本,培育基层治理内生力,是发挥乡规
哈贝马斯在黑格尔早年的精神哲学草案中发现了一种契合他自己思路的主体间性哲学的雏形,黑格尔这种独特的思想特别体现在他关于“命运”的学说当中.哈贝马斯重视其中关系主体的理论出发点,从中看到了有别于以利益主体为原则的社会理论方案的全新可能性,这构成了他交往行动学说的重要思想来源.然而在一个关键问题的理解上,哈贝马斯却与年轻的黑格尔缺乏共同的思想基础.他将互动与劳动对立的解释图式在哲学史上追溯到黑格尔早年对费希特自我意识学说的批判,却忽视了黑格尔在这一时期对费希特思想的批判性继承.在行动的主客体同一性要求中,劳动
本文以S开发区征地拆迁为个案,对民众在征迁实施过程中的实践策略、民众在征迁政策变通中的作用,以及政策变通背后的社会结构条件进行了揭示和呈现.研究发现,民众为了提升补偿利益而进行利益的表达,对既有的政策制度进行借用;开发区为了回应民众的议价策略以完成征迁任务,对既有的情理规则进行借用;民众和开发区两方的实践交互使得政策变通得以生产出来.传统规则和现代规则并存的转型期的乡土社会构成政策变通运作的社会基础,而情理观念下关系取向的具有相对性特质的正义认知构成其运作的价值基础.
铁路不仅是载运工具,而且是文化事物和社会空间,它对特定社会的生活方式、时空观念、政治行为和身份认同具有极强的形塑能力,同时也被特定社会反向塑造.对铁路展开人类学研究,不仅可以提供考察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的交叉视角,而且对理解特定社会的文化全貌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结合时间线索、全球视野、主题视角等不同维度梳理了中外人类学对铁路研究的历史和现况,总结其研究内容、理论、方法,分析其不足,希望以此为铁路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也希望对理解高铁建设实践及其涉及的社会文化问题、对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