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作品“胡同系列”里有很多关于童年的画面，是有意识地去关注吗？
　　A：我刚开始接触摄影是在1979年，那时关注的题材比较杂乱，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受香港沙龙摄影的影响较大，会特别关注影调、美感，后来因为工作需要拍了很多职务作品。
　　到了90年代初期，北京亚运会之后城市基础建设开始，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胡同拆迁，胡同变成了马路，窄马路变成了宽马路……那时我意识到要赶快把这些记录下来。而我是从小在胡同里长大，对那里的一人一物非常熟悉，所以拍摄时自然会更关注人，这些场景就是我曾经经历过的、这些人就是我曾经的邻居和朋友。
　　因为白天在家的多是老人和孩子，自然我的画面中就会有比较多的孩子们的画面。这些弹球、滚铁环儿等传统游戏在胡同里保留得比较好，我小时候，学校就在胡同里，体育课的一个项目就是滚铁环，每人发一个，绕着胡同跑一圈儿，中间还会跑回家喝个水！那时放学后也是满胡同地玩儿，直到家长喊回家吃饭。
　　之所以会拍下孩子们的画面，是因为其中好多画面就是我曾经的童年，也是因为这些瞬间触动了我记忆的神经。当然，也有很多精彩的瞬间没有拍下来，很可惜，现在再也没有了。
　　您提供和拍摄的这些老照片，可以看出有一些是进行了摆拍。80年代，您当时对于拍什么、怎么拍，以及摆拍和抓拍的关系有哪些想法，是怎么处理的？
　　A：刚开始接触摄影时，行业里摆拍的会多一些，因为要用于宣传，有的是无中生有、有的是为了追求完美。比如我拍过一个先进交警标兵工作者，为了拍他工作中做好事的画面，等了一天也没有等到需要帮助的人，所以，当时他找了一个附近卖冰棍的大妈配合他表演搀扶过马路，而为了画面效果，还来回了两次。
　　到了80年代中期，摄影界关于“摆与抓”的争论成为人们关注探讨的焦点，很激烈。在这种探讨中，人们关于如何拍摄纪实的意识也一点点苏醒。
　　还有就是，看了很多国外摄影家的作品很受启发，比如我看了马克·吕布在中国拍的作品后，突然觉得照片应该就这么拍才是真实生动的。后来慢慢形成一种意识：等待、抓取。
　　但是，抓拍说得容易，实践中却没那么简单。比如，拍胡同时，刚开始是孩子们对你感兴趣，一拿出相机来，孩子们就哗啦围过来，还特别热情地给你摆出各种姿势，那时拍的画面没法要。等到孩子们对你没了兴趣、投入到他们自己的状态中时，才有了我想要的精彩画面。
　　您那时用的什么器材？
　　A：刚接触摄影时，以120画幅的胶片相机居多。第一台是带测光表的禄莱双镜头反光相机，但那时总是特别羡慕人家用135相机的人，因为那时135画幅的相机特别少，最关键的是135相机可以换不同焦段的镜头。但现在回头来看这些老底片，还是120的底片画质好、精细、有保存价值，135的相对逊色些，精扫之后，两者画质明显的不一样。
　　那时使用的135胶片全是买来整盘的电影胶片，305米一盘，自己回来剪成1.45米一个，然后在暗盒里自己卷成胶卷，黑纸包上粘好。
　　很多画面的光效都很好，会经常用闪光灯等附件进行补光和营造效果吗？
　　A：最早用120的相机拍摄时，用海鸥107B闪光灯，一个电瓶连着两支灯，有时一着急手里出汗还会通电。现在很少用闪光灯了，弱光条件下数码相机的感光度都能较好地完成拍摄，追求原状态的影像是纪实摄影最需要的。
　　您是从何时开始收藏老照片的？
　　A：其实也谈不上收藏，只是习惯于保存过去的东西。从我搞摄影第一天开始的底片我都保存着。其余的有从我师傅那里传下来的，还有大扫除时发现的一些。这些照片都有时代的符号，可以看出我们的生活内容发生了根本变化，一幅好的历史照片胜过千言万语，是无言的历史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