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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葛浩文对莫言小说的英译过程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向外传播中较为成功的例子。在葛浩文对莫言小说长达二十多年的英文翻译过程中，他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策略都有所改变并不断丰富和完善。本文以葛浩文在不同时间段英译的三部莫言小说《红高粱》《酒国》以及《生死疲劳》为例，分析葛浩文翻译策略的变化过程，以及这些变化背后的原因，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提供一点启示。
关键词：葛浩文 莫言小说 翻译 变化
中国现当代文学正逐步走向世界，2012年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首位获得此奖的中国籍作家。在莫言作品多种语言的译本中，影响最大且作用最关键的是葛浩文的英译本。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首席翻译家，对中国文学的传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他30多年的翻译生涯里已先后翻译出版了30多位汉语作家的50多部小说作品，其中以莫言的小说最多。从1993年至今，葛浩文已成功翻译并出版10部莫言小说。葛浩文英译的莫言小说在英语世界得到认同，同时也让莫言在西方英语世界获得了极高的声誉。
一、葛浩文翻译观的发展
虽然葛浩文的翻译思想没有明确成文，但是随着他翻译实践的发展，他的翻译观也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成熟。葛浩文对翻译的本质以及译者与作者之间的关系有着自己深刻的认识。
2002年，葛浩文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如此笔耕生涯》The Writing Life，其中明晰可见他对翻译本質的认识。他认为翻译是一种改写（rewriting）、一种背叛（betrayal），译者的任务是实现跨文化的交流（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葛浩文这里的“改写”与勒菲弗尔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控制》中所提到的“改写”概念不尽相同。葛浩文认为翻译的本质就是用另一种语言改写原文，而并非文化学派对“改写”的描述：“翻译是一种改写，改写即操纵，翻译的改写是为特定的意识形态服务的手段。”[1]葛浩文赞同“每一次翻译都是一次背叛”的观点，他认为译者的工作比作者更加微妙更有启发性，译者是紧随作者、继往开来的，翻译是写作的更高层次。
2007年，葛浩文在与另一位研究中国文学的美国学者凌静怡（Andrea Lingenfelter）谈话时指出，“译者主要是服务于读者，而不是作者”[2]。他翻译的目的是为了让读者了解原文含义，译著可以升华原著，但是译著无法复制原著。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解决跨文化交流中的难题，让读者理解、接受译文。
2013年，随着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葛浩文的翻译愈来愈受到关注。学者们对葛浩文的翻译也提出了诸多质疑。葛浩文指出翻译是一个敏感的问题，认为翻译不应该仅仅被认为是一种国际或跨文化的工具。葛浩文对翻译开始有了在翻译实践以外新的认识。在译者与作者的关系上，葛浩文觉得译者承担的工作难度要比作者大得多，遗憾的是，译者对世界文学传播贡献巨大，但在文学界，译者获得的掌声、认可却少之又少。
通过翻译实践，葛浩文的翻译观，以及他对译者与作者关系的认识，都得到了升华和发展。葛浩文观点和认识的变化，也对其翻译实践中翻译策略的选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其翻译策略在前后选择上有所不同。
二、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的发展
从1993年至今，葛浩文英译的莫言小说都是以单行本的形式由英美出版社出版发行，其中包括8部长篇小说，1部中篇小说和1部短篇小说。从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在海外的传播趋势和翻译风格的发展角度来看，可以把他的翻译分为三个阶段。译者经历了一个由早期介绍，到摸索发展，最后达到高峰的过程[3]。莫言的小说创作本身经历了一个从萌芽期到酝酿期最后走向收获期的过程。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的阶段过程与莫言自身的小说创作阶段过程十分相似，二者是遥相呼应的。
1993年至1999年是早期萌芽期，此时的莫言小说刚开始进入西方英语世界并崭露头角，葛浩文先后翻译出版了《红高粱》和《天堂蒜薹之歌》两部莫言的长篇小说。进入二十一世纪直至2007年是葛浩文对莫言小说翻译的酝酿期，他陆续翻译出版了莫言的短篇小说集《师傅越来越幽默》、长篇小说《酒国》和《丰乳肥臀》三部作品。从2008年至今，葛浩文对莫言小说的英译进入黄金期，他共翻译出版了5部莫言作品，其中，《生死疲劳》《檀香刑》《四十一炮》和《蛙》4部为长篇小说，仅《变》1部为中篇小说。
在萌芽期，葛浩文翻译的莫言作品以故事情节为重点，以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为导向。在翻译当中对原文进行大胆的删减或添加以迎合西方读者。葛浩文此时对莫言小说的翻译没能做到“忠实”，也没能很好地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但是，正因为他迎合西方读者口味的翻译策略让他早期翻译的莫言小说能顺利进入西方世界，让莫言被西方读者接受。
进入酝酿期后，葛浩文开始关注到翻译莫言小说时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而不仅仅是故事情节的发展；他意识到了对原文的忠实性，并且努力尝试在翻译中实现对莫言原文的忠实；但他在翻译中仍然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去修改原文以吸引西方读者。此时的西方读者对莫言的作品不再仅限于追求故事情节的发展，他们希望在译著中读到更多、更真实的中国元素。同时，莫言也更加受到西方读者和媒体的关注。
达到黄金期后，葛浩文英译的莫言作品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一方面，葛浩文努力让自己翻译的译著更具可读性从而被西方读者接受；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读者对译著中中国文化的好奇和渴望。在这一阶段，莫言本人和他的小说都备受西方读者的青睐和认可。这也使得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不得不从语言、结构到叙事方式各个方面都必须遵循忠实原则。此时，葛浩文的翻译已从读者导向转移到文本导向，力求做到对原文的忠实。
译者在各阶段的翻译风格上都会有自己的特点。《红高粱》《酒国》《生死疲劳》这三部不同时期的代表译著在西方世界较受关注，下面以葛浩文英译的这三部译著为例分析其翻译风格的发展变化。 三、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翻译的变化
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三十载，从最初的以读者为导向到后来的源文本导向，葛浩文采用的翻译策略逐渐发生变化，前后有所不同。下文从意识形态的翻译、人物名字的翻译以及文化负载信息的翻译三方面来分析葛浩文翻译莫言小说过程中翻译策略的变化。
（一）小说中意识形态翻译的变化
意识形态是人们对事物的理解、认知，它是一种对事物的感观思想。意识形态源于社会存在，人的意识形态受自身和外界因素的影响。不同的意识形态，对同一种事物的理解、认知也不同。莫言小说中所描写的中国对于那些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西方人而言，是一个难以理解更难以置信的世界。
在葛浩文最初翻译的莫言作品《红高粱》当中，那些带有明显政治色彩，如“八路军”“共产党”“国民党”这样的词汇；还有一些对他们的段落描写，如原文第三章第四节中有一段江队长对余占鳌所说的话，正是江队长对八路军的赞扬，总共308个字，但在译文中对这段八路军的赞扬仅仅只用了11个单词。译者采用删译的方式，把这些内容省略以避免和读者的意识形态发生冲突。
在《酒国》当中，葛浩文把原文中的“白匪”[4]译为“the Kuomingtang‘white bandits’”[5]，用加注的方式翻译了原文，既满足了读者的好奇心又忠实于原文的描写。原文中出现了一些对“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描述，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为了展示这两种社会文化的不同，没有刻意删除类似的词语，例如：“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资产阶级淫乱思想”和“无产阶级的凛然正气”分别被译为“bourgeois liberalization potential”“the unsurpassable superiority of our socialist system”“bourgeois promiscuous inclinations”和“awesome proletarian righteousness”。
在后期对莫言小说《生死疲劳》的翻译中，葛浩文不再避讳这种意识矛盾和阶级冲突，而是把这些意识形态词进行了一一对应的翻译，做到忠实于原文，传播不同文化。例如：他们也许联想到中国工农红军在井冈山会师，要把红旗插遍亚非拉，把世界上受苦受难的无产阶级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6]。译文：They may have been thinking about how the combined forces of China’s peasants，workers，and soldiers at Jinggangshan had vowed to plant red flags all over Asia，Africa，and Latin America and free all oppressed members of the proletariat from the abyss of suffering.[7]
从对意识形态的翻译上可以看到，葛浩文在英译莫言小说的过程中，随着读者期待值的增加和对文化传播的需求，要求他的翻译必须从以读者为导向转移到以原文为导向，翻译中更多的不是删减，而是加注甚至是做出直译。
（二）小说中人物名字翻译的变化
莫言小说中的人物名字都是根据作品精心安排的，有的能代表人物身份，有的能反映故事的时代特色，有的具有深层的内涵。
在《红高粱》当中，对几乎所有的人物名字，葛浩文都用汉语拼音的方式进行了音译。只有胶高大队江队长，人称“江小脚”[8]，被译成了“Little Foot Jiang”[9]，葛浩文对这个名字采用了意译。称呼江隊长“江小脚”是因为他个子很大，脚很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小脚女人”一说，对江队长的这一称呼也寓意他在某些方面像个女人，从后面他和余占鳌的对话能看出，他是一个保守又啰嗦的人。译者在翻译的时候，用意译的方式透过字面译出了这一称呼的含义。
同样，在《酒国》当中，也有类似对名字的意译，例如酒国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金刚钻”这个名字，就被译成“Diamond Jin”。但是，译者对人物名字的翻译还是以汉语拼音音译为主，同时加入了注释。例如：原文中的名字“李一斗”，在英译时葛浩文将其译为“Li Yidou——One Pint Li”。我们都知道“斗”在汉语中是与酒有关的，葛浩文用“Pint”这一西方的液体度量单位对其注释，使西方读者更能理解原作者的用意。[3]
葛浩文在英译《生死疲劳》时，他在文章前面加上了汉语拼音发音表和主要人物名字，这些人物名字都是用汉语拼音直接音译过来的。在译著当中，葛浩文几乎对每个主要人物的名字都用了音译加注释的方式，例如：“西门闹”被译成“Ximen Nao，whose name means West Gate Riot”，“蓝解放”被译成“Lan Jiefang——Liberation Lan”，“黄互助”被译成“Huang Huzhu——Cooperation”。这些名字，有的带有明显的中国时代特色。全书中，只有“白氏”的名字，葛浩文采用了意译的方式译为“Ximen Bai”。
通过分析对这些人物名字翻译的不同处理，可以发现葛浩文在英译莫言小说时，从最初的用单纯音译和意译的方式，到用单纯音译、意译以及音译加注释，再到后来广泛采用音译加注释的方式，他不仅在翻译中注重表达原文的内容，还意识到这些名字的内涵，通过注释表达出这些人物名字中所蕴含的特殊含义。
（三）小说中文化负载信息翻译的变化
不同的语言决定了不同民族的不同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语言表达方式。因此，语言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进而产生了一定数量的文化负载词[10]。文化负载词是最能体现语言中浓厚的民族色彩和鲜明的文化个性的词汇。莫言的小说本身就具有浓厚的中国民间特色，其中包含有丰富的民间文化表达。如何将这些西方人陌生的民间文化含义准确地传递给英语读者，对译者有很高的要求。 在莫言的《红高粱》中有这样一句话：“焦灼的牛郎要上吊，忧愁的织女要跳河”[8]。牛郎、织女为神话人物，由牵牛星、织女星的星名衍化而来，是中国人民最早关于星的故事。葛浩文在翻译时，采用直译加注释的方式，将牛郎译为“Herd Boy（Altair）”，织女译为“Weaving Girl（Vega）”。如果直接采用直译，西方读者只能读到这两个人物的名字，而无法了解他们的身份。通过括号内的注释，西方读者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个两个人物名字代表的是牵牛星和织女星，从而让读者了解到中国文化当中对牵牛星和织女星的不同称呼，也能知晓两位人物的具体身份。
在《酒国》中，译者对中国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更加变通。例如，在原文中莫言这样描述：“白酒杯里斟上了茅台，葡萄酒杯里斟上了王朝干红，啤酒杯里斟上了青岛啤。”[4]而在译文中，葛浩文的翻译为：“The strong colorless liquor was genuine Maoai，the grape wine was from Mount Tonghua，and the beer was Tsingtao.”[5]在中国，众所周知，茅台酒产于贵州仁怀市赤水河畔的茅台镇，是知名的白酒品牌之一；王朝干红是中国葡萄酒品牌的一种，而吉林通化的葡萄酒则是家喻户晓的葡萄酒品牌之一；提及啤酒时，中国人立刻想到的当属青岛产的青岛啤酒。这些酒的品牌在中国有着一定的历史和文化，中国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会感到陌生。但西方读者对于这些中国的知名品牌未必知晓，译者在翻译时用地名来介绍这些中国文化负载词的含义，让译文读者在知晓该品牌名称的同时也知晓了其产地，从而了解到更多的与中国文化相关的知识。
到后期翻译的《生死疲劳》中，葛浩文的翻译不仅仅表现在对中国文化负载词的处理上，更多的表现在对中国文化负载表达方式的处理上，更具中国文化本身的特点，译文以原文为导向，而不再趋向于读者。《生死疲劳》原著是一部章回体小说，而章回体作为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主要形式之一，小说每一章节前，用单句或两句对偶的文字作为标题。《生死疲劳》原著中的标题形式均为对偶句，在翻译时，译者不仅注意了信息的转述而且保留了原文中对偶句的形式。例如：第四十三章：黄合作烙饼泄愤怒 狗小四饮酒抒惆怅[6]，译文：Angered，Huang Hezuo Bakes Flat Bread Drunk，Dog Four Displays Melancholy[7]。译者将原文标题中的含义和形式都很好地保留了下来。
从中国文化负载信息的翻译上看，葛浩文在英译莫言小说的过程中，对文化负载信息，从最初的直译加注释，帮助读者理解译文，到后来不仅在内容上让译文传达原文负载信息，而且在形式上也与原文文化形式保持一致，采取异化翻译的形式。
四、结语
葛浩文对莫言小说的英译过程是中国文学对外传播中一个较为成功的例子。葛浩文在对莫言小说长达二十多年的翻译过程中，翻译思想不断发展和丰富，翻译的作品也越来越丰富，翻译的策略也在不断改进和丰富。
葛浩文的翻译思想一直指导着他的翻译实践，以读者为中心，翻译的目的是为了文化的交流。随着莫言在世界文学中地位的改变，西方读者对莫言小说的期待值也在发生改变。葛浩文对莫言小说的翻译从最初的读者导向发展到后来的源文本导向，翻译策略逐步发生改变，译文中采用异化翻译，这也正是读者对中国文化逐步接受的表现。
所以，我们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时，应该充分考虑到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存在“语言差”和“时间差”这一特点，在文化传播的不同时期运用不同的翻译策略，让中国文化逐步被西方读者所接受，最终达到中国文化外传的目的。同时，作为传播中介的译者，在文学翻译的过程中要有鲜明的翻译思想，关注中国文学译著在译入语文化中的地位和读者的期待视野；在不同时期，对作品的翻译策略应该有所变化，不仅要满足读者的需求，还要努力推动中国文化传播。
参考文献：
[1]Lefevere，A.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Fame[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7.
[2]Lingenfelter，A.Howard Goldblatt on How the Navy
Saved His Life and Why Literary Translation Matters[J].Full Tilt，2007，（2）：45-56.[OL].2013-02-03.http：//fulltilt.ncu.edu.tw/Content.asp？I_No=16&Period=2.
[3]何元媛，張冬梅.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的历程分析[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0）：112-116.
[4]莫言.酒国[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5]Goldblatt，H.The Republic of Wine[M].New York：Arcade Publishing Inc，2000.
[6]莫言.生死疲劳[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7]Goldblatt，H.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M].New York：Arcade Publishing Inc，2008.
[8]莫言.红高粱家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9]Goldblatt，H.Red Sorghum[M].NewYork：Penguin，1993.
[10]Larry A.Samovar.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关键词：葛浩文 莫言小说 翻译 变化
中国现当代文学正逐步走向世界，2012年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首位获得此奖的中国籍作家。在莫言作品多种语言的译本中，影响最大且作用最关键的是葛浩文的英译本。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首席翻译家，对中国文学的传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他30多年的翻译生涯里已先后翻译出版了30多位汉语作家的50多部小说作品，其中以莫言的小说最多。从1993年至今，葛浩文已成功翻译并出版10部莫言小说。葛浩文英译的莫言小说在英语世界得到认同，同时也让莫言在西方英语世界获得了极高的声誉。
一、葛浩文翻译观的发展
虽然葛浩文的翻译思想没有明确成文，但是随着他翻译实践的发展，他的翻译观也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成熟。葛浩文对翻译的本质以及译者与作者之间的关系有着自己深刻的认识。
2002年，葛浩文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如此笔耕生涯》The Writing Life，其中明晰可见他对翻译本質的认识。他认为翻译是一种改写（rewriting）、一种背叛（betrayal），译者的任务是实现跨文化的交流（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葛浩文这里的“改写”与勒菲弗尔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控制》中所提到的“改写”概念不尽相同。葛浩文认为翻译的本质就是用另一种语言改写原文，而并非文化学派对“改写”的描述：“翻译是一种改写，改写即操纵，翻译的改写是为特定的意识形态服务的手段。”[1]葛浩文赞同“每一次翻译都是一次背叛”的观点，他认为译者的工作比作者更加微妙更有启发性，译者是紧随作者、继往开来的，翻译是写作的更高层次。
2007年，葛浩文在与另一位研究中国文学的美国学者凌静怡（Andrea Lingenfelter）谈话时指出，“译者主要是服务于读者，而不是作者”[2]。他翻译的目的是为了让读者了解原文含义，译著可以升华原著，但是译著无法复制原著。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解决跨文化交流中的难题，让读者理解、接受译文。
2013年，随着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葛浩文的翻译愈来愈受到关注。学者们对葛浩文的翻译也提出了诸多质疑。葛浩文指出翻译是一个敏感的问题，认为翻译不应该仅仅被认为是一种国际或跨文化的工具。葛浩文对翻译开始有了在翻译实践以外新的认识。在译者与作者的关系上，葛浩文觉得译者承担的工作难度要比作者大得多，遗憾的是，译者对世界文学传播贡献巨大，但在文学界，译者获得的掌声、认可却少之又少。
通过翻译实践，葛浩文的翻译观，以及他对译者与作者关系的认识，都得到了升华和发展。葛浩文观点和认识的变化，也对其翻译实践中翻译策略的选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其翻译策略在前后选择上有所不同。
二、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的发展
从1993年至今，葛浩文英译的莫言小说都是以单行本的形式由英美出版社出版发行，其中包括8部长篇小说，1部中篇小说和1部短篇小说。从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在海外的传播趋势和翻译风格的发展角度来看，可以把他的翻译分为三个阶段。译者经历了一个由早期介绍，到摸索发展，最后达到高峰的过程[3]。莫言的小说创作本身经历了一个从萌芽期到酝酿期最后走向收获期的过程。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的阶段过程与莫言自身的小说创作阶段过程十分相似，二者是遥相呼应的。
1993年至1999年是早期萌芽期，此时的莫言小说刚开始进入西方英语世界并崭露头角，葛浩文先后翻译出版了《红高粱》和《天堂蒜薹之歌》两部莫言的长篇小说。进入二十一世纪直至2007年是葛浩文对莫言小说翻译的酝酿期，他陆续翻译出版了莫言的短篇小说集《师傅越来越幽默》、长篇小说《酒国》和《丰乳肥臀》三部作品。从2008年至今，葛浩文对莫言小说的英译进入黄金期，他共翻译出版了5部莫言作品，其中，《生死疲劳》《檀香刑》《四十一炮》和《蛙》4部为长篇小说，仅《变》1部为中篇小说。
在萌芽期，葛浩文翻译的莫言作品以故事情节为重点，以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为导向。在翻译当中对原文进行大胆的删减或添加以迎合西方读者。葛浩文此时对莫言小说的翻译没能做到“忠实”，也没能很好地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但是，正因为他迎合西方读者口味的翻译策略让他早期翻译的莫言小说能顺利进入西方世界，让莫言被西方读者接受。
进入酝酿期后，葛浩文开始关注到翻译莫言小说时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而不仅仅是故事情节的发展；他意识到了对原文的忠实性，并且努力尝试在翻译中实现对莫言原文的忠实；但他在翻译中仍然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去修改原文以吸引西方读者。此时的西方读者对莫言的作品不再仅限于追求故事情节的发展，他们希望在译著中读到更多、更真实的中国元素。同时，莫言也更加受到西方读者和媒体的关注。
达到黄金期后，葛浩文英译的莫言作品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一方面，葛浩文努力让自己翻译的译著更具可读性从而被西方读者接受；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读者对译著中中国文化的好奇和渴望。在这一阶段，莫言本人和他的小说都备受西方读者的青睐和认可。这也使得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不得不从语言、结构到叙事方式各个方面都必须遵循忠实原则。此时，葛浩文的翻译已从读者导向转移到文本导向，力求做到对原文的忠实。
译者在各阶段的翻译风格上都会有自己的特点。《红高粱》《酒国》《生死疲劳》这三部不同时期的代表译著在西方世界较受关注，下面以葛浩文英译的这三部译著为例分析其翻译风格的发展变化。 三、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翻译的变化
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三十载，从最初的以读者为导向到后来的源文本导向，葛浩文采用的翻译策略逐渐发生变化，前后有所不同。下文从意识形态的翻译、人物名字的翻译以及文化负载信息的翻译三方面来分析葛浩文翻译莫言小说过程中翻译策略的变化。
（一）小说中意识形态翻译的变化
意识形态是人们对事物的理解、认知，它是一种对事物的感观思想。意识形态源于社会存在，人的意识形态受自身和外界因素的影响。不同的意识形态，对同一种事物的理解、认知也不同。莫言小说中所描写的中国对于那些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西方人而言，是一个难以理解更难以置信的世界。
在葛浩文最初翻译的莫言作品《红高粱》当中，那些带有明显政治色彩，如“八路军”“共产党”“国民党”这样的词汇；还有一些对他们的段落描写，如原文第三章第四节中有一段江队长对余占鳌所说的话，正是江队长对八路军的赞扬，总共308个字，但在译文中对这段八路军的赞扬仅仅只用了11个单词。译者采用删译的方式，把这些内容省略以避免和读者的意识形态发生冲突。
在《酒国》当中，葛浩文把原文中的“白匪”[4]译为“the Kuomingtang‘white bandits’”[5]，用加注的方式翻译了原文，既满足了读者的好奇心又忠实于原文的描写。原文中出现了一些对“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描述，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为了展示这两种社会文化的不同，没有刻意删除类似的词语，例如：“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资产阶级淫乱思想”和“无产阶级的凛然正气”分别被译为“bourgeois liberalization potential”“the unsurpassable superiority of our socialist system”“bourgeois promiscuous inclinations”和“awesome proletarian righteousness”。
在后期对莫言小说《生死疲劳》的翻译中，葛浩文不再避讳这种意识矛盾和阶级冲突，而是把这些意识形态词进行了一一对应的翻译，做到忠实于原文，传播不同文化。例如：他们也许联想到中国工农红军在井冈山会师，要把红旗插遍亚非拉，把世界上受苦受难的无产阶级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6]。译文：They may have been thinking about how the combined forces of China’s peasants，workers，and soldiers at Jinggangshan had vowed to plant red flags all over Asia，Africa，and Latin America and free all oppressed members of the proletariat from the abyss of suffering.[7]
从对意识形态的翻译上可以看到，葛浩文在英译莫言小说的过程中，随着读者期待值的增加和对文化传播的需求，要求他的翻译必须从以读者为导向转移到以原文为导向，翻译中更多的不是删减，而是加注甚至是做出直译。
（二）小说中人物名字翻译的变化
莫言小说中的人物名字都是根据作品精心安排的，有的能代表人物身份，有的能反映故事的时代特色，有的具有深层的内涵。
在《红高粱》当中，对几乎所有的人物名字，葛浩文都用汉语拼音的方式进行了音译。只有胶高大队江队长，人称“江小脚”[8]，被译成了“Little Foot Jiang”[9]，葛浩文对这个名字采用了意译。称呼江隊长“江小脚”是因为他个子很大，脚很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小脚女人”一说，对江队长的这一称呼也寓意他在某些方面像个女人，从后面他和余占鳌的对话能看出，他是一个保守又啰嗦的人。译者在翻译的时候，用意译的方式透过字面译出了这一称呼的含义。
同样，在《酒国》当中，也有类似对名字的意译，例如酒国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金刚钻”这个名字，就被译成“Diamond Jin”。但是，译者对人物名字的翻译还是以汉语拼音音译为主，同时加入了注释。例如：原文中的名字“李一斗”，在英译时葛浩文将其译为“Li Yidou——One Pint Li”。我们都知道“斗”在汉语中是与酒有关的，葛浩文用“Pint”这一西方的液体度量单位对其注释，使西方读者更能理解原作者的用意。[3]
葛浩文在英译《生死疲劳》时，他在文章前面加上了汉语拼音发音表和主要人物名字，这些人物名字都是用汉语拼音直接音译过来的。在译著当中，葛浩文几乎对每个主要人物的名字都用了音译加注释的方式，例如：“西门闹”被译成“Ximen Nao，whose name means West Gate Riot”，“蓝解放”被译成“Lan Jiefang——Liberation Lan”，“黄互助”被译成“Huang Huzhu——Cooperation”。这些名字，有的带有明显的中国时代特色。全书中，只有“白氏”的名字，葛浩文采用了意译的方式译为“Ximen Bai”。
通过分析对这些人物名字翻译的不同处理，可以发现葛浩文在英译莫言小说时，从最初的用单纯音译和意译的方式，到用单纯音译、意译以及音译加注释，再到后来广泛采用音译加注释的方式，他不仅在翻译中注重表达原文的内容，还意识到这些名字的内涵，通过注释表达出这些人物名字中所蕴含的特殊含义。
（三）小说中文化负载信息翻译的变化
不同的语言决定了不同民族的不同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语言表达方式。因此，语言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进而产生了一定数量的文化负载词[10]。文化负载词是最能体现语言中浓厚的民族色彩和鲜明的文化个性的词汇。莫言的小说本身就具有浓厚的中国民间特色，其中包含有丰富的民间文化表达。如何将这些西方人陌生的民间文化含义准确地传递给英语读者，对译者有很高的要求。 在莫言的《红高粱》中有这样一句话：“焦灼的牛郎要上吊，忧愁的织女要跳河”[8]。牛郎、织女为神话人物，由牵牛星、织女星的星名衍化而来，是中国人民最早关于星的故事。葛浩文在翻译时，采用直译加注释的方式，将牛郎译为“Herd Boy（Altair）”，织女译为“Weaving Girl（Vega）”。如果直接采用直译，西方读者只能读到这两个人物的名字，而无法了解他们的身份。通过括号内的注释，西方读者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个两个人物名字代表的是牵牛星和织女星，从而让读者了解到中国文化当中对牵牛星和织女星的不同称呼，也能知晓两位人物的具体身份。
在《酒国》中，译者对中国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更加变通。例如，在原文中莫言这样描述：“白酒杯里斟上了茅台，葡萄酒杯里斟上了王朝干红，啤酒杯里斟上了青岛啤。”[4]而在译文中，葛浩文的翻译为：“The strong colorless liquor was genuine Maoai，the grape wine was from Mount Tonghua，and the beer was Tsingtao.”[5]在中国，众所周知，茅台酒产于贵州仁怀市赤水河畔的茅台镇，是知名的白酒品牌之一；王朝干红是中国葡萄酒品牌的一种，而吉林通化的葡萄酒则是家喻户晓的葡萄酒品牌之一；提及啤酒时，中国人立刻想到的当属青岛产的青岛啤酒。这些酒的品牌在中国有着一定的历史和文化，中国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会感到陌生。但西方读者对于这些中国的知名品牌未必知晓，译者在翻译时用地名来介绍这些中国文化负载词的含义，让译文读者在知晓该品牌名称的同时也知晓了其产地，从而了解到更多的与中国文化相关的知识。
到后期翻译的《生死疲劳》中，葛浩文的翻译不仅仅表现在对中国文化负载词的处理上，更多的表现在对中国文化负载表达方式的处理上，更具中国文化本身的特点，译文以原文为导向，而不再趋向于读者。《生死疲劳》原著是一部章回体小说，而章回体作为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主要形式之一，小说每一章节前，用单句或两句对偶的文字作为标题。《生死疲劳》原著中的标题形式均为对偶句，在翻译时，译者不仅注意了信息的转述而且保留了原文中对偶句的形式。例如：第四十三章：黄合作烙饼泄愤怒 狗小四饮酒抒惆怅[6]，译文：Angered，Huang Hezuo Bakes Flat Bread Drunk，Dog Four Displays Melancholy[7]。译者将原文标题中的含义和形式都很好地保留了下来。
从中国文化负载信息的翻译上看，葛浩文在英译莫言小说的过程中，对文化负载信息，从最初的直译加注释，帮助读者理解译文，到后来不仅在内容上让译文传达原文负载信息，而且在形式上也与原文文化形式保持一致，采取异化翻译的形式。
四、结语
葛浩文对莫言小说的英译过程是中国文学对外传播中一个较为成功的例子。葛浩文在对莫言小说长达二十多年的翻译过程中，翻译思想不断发展和丰富，翻译的作品也越来越丰富，翻译的策略也在不断改进和丰富。
葛浩文的翻译思想一直指导着他的翻译实践，以读者为中心，翻译的目的是为了文化的交流。随着莫言在世界文学中地位的改变，西方读者对莫言小说的期待值也在发生改变。葛浩文对莫言小说的翻译从最初的读者导向发展到后来的源文本导向，翻译策略逐步发生改变，译文中采用异化翻译，这也正是读者对中国文化逐步接受的表现。
所以，我们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时，应该充分考虑到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存在“语言差”和“时间差”这一特点，在文化传播的不同时期运用不同的翻译策略，让中国文化逐步被西方读者所接受，最终达到中国文化外传的目的。同时，作为传播中介的译者，在文学翻译的过程中要有鲜明的翻译思想，关注中国文学译著在译入语文化中的地位和读者的期待视野；在不同时期，对作品的翻译策略应该有所变化，不仅要满足读者的需求，还要努力推动中国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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