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城南旧事》是台湾女作家林海音以六岁到十三岁的生活为背景的一部自传体短篇小说集，全书由《惠安馆》，《我们看海去》，《兰姨娘》，《驴打滚儿》，《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五个小故事组成。它以朴实，纯真的笔调描绘了主人公小英子眼中的老北京，一段上个世纪初北京人的生活。《惠安馆》是小说的第一部分，讲述主人公英子的两位“朋友”——妞儿与“疯子”秀贞的悲剧性命运。本文从英子的儿童视角叙事和秀贞的女性命运悲剧两方面解读。
　　关键词：儿童叙事；命运悲剧；惠安馆
　　《惠安馆》讲述了住在北京城南的小英子“我”，在来到北京的第一个冬天结识了妞儿和“疯子”秀贞两位好朋友，机缘巧合中“我”发现妞儿是“疯子”秀贞未婚先孕生下后又被抛弃的女儿，于是“我”决定帮助母女俩相认并逃跑，最终秀贞与妞儿命丧铁轨的悲剧故事。文本以主人公英子的第一叙事视角，冷静且直接地描绘着老北京一角发生的这一场悲剧，而正是儿童纯真与命运悲剧的反差与碰撞，展现出儿童叙事的独特性，也使得旧社会对女性的摧残被披露得更显锋利。
　　一、儿童叙事方法的独特性
　　讲幼年记忆以小说体裁呈现，是不少作家都用过的手法。如何能够保持孩子童稚的观察，不掺杂进成人的思考并写出吸引人的小说，很考验作者。《城南旧事》的五个短文，仓促切割了英子的童年，更衬托出无忧无虑童年欢乐短暂的可贵。童年是不容易写的主题，因为孩子对人生的认识有限，童年回忆往往沉迷情绪而内容缺乏。而林海音对于这种方法的使用，却显得格外成熟。她的选材与叙事有着极高的契合，使她能够成功写下她的童年并使之流传。
　　《城南旧事》中，叙述者“英子”是一個少年时期的女孩子，她的世界没有被社会污染，从而使她看待社会的眼光冷静而客观。作品一开头便说道“我”对骆驼的铃铛有着与父亲不一样的看法。虽然父亲说：“骆驼很怕狼，因为狼会咬它们，所以人类给它们戴上了铃铛。”但“我”却认为：“一定是拉骆驼的人类，耐不住那长途寂寞的旅程，所以才给骆驼戴上了铃铛，增加一些行路的情趣。”林海音就是以这样的对话，展开了“我”的城南旧事。
　　儿童叙事手法的运用在《惠安馆》故事中着重体现在英子对成人世界的“不解”。《惠安馆》的女主人公是秀贞——一个旧社会女性悲惨命运的典型，受着丈夫女儿失踪、街坊邻居闲话的痛苦，但英子却不明白大人们为什么要叫秀贞“疯子”，在她眼里，“其实那疯子还不就是一个梳着油松大辫子的大姑娘，像张家李家的大姑娘一样！”，英子的不解，是限制在儿童视角内的不解，隔开了街坊邻居的闲言碎语，是不考虑秀贞的过去与未来的“不解”。这样的局限性，使读者得以自由猜测秀贞的命运，至于最终的悲剧，也因这局限，才给人更强烈的冲击与回想。
　　儿童叙事的另一重要特征，在于叙事的模糊性与两面性。孩子的世界总是想象与事实结合，梦境与现实不分。就如同文中关于惠安馆的叫法“她说成‘惠难馆’，妈说成‘灰娃馆’，爸说成‘飞安馆’，我随着胡同里的孩子说‘惠安馆’，到底哪一个对，我不知道。”真假难以定论，文中人物并不在意，而作者心底却似乎认定儿童的判断更接近真实。这样的对比，同样体现在对秀贞的称呼上，胡同里的人们叫她“疯子”，因为她的精神状态与众人不同，也因她的遭遇特殊，“我”却叫她“秀贞”，因为在“我”眼里，秀贞只是一个盼望丈夫女儿团圆的女人，她的一切“反常”都情有可原。甚至于最终“我”在母亲的呼唤中醒来，恍惚中竟分不清秀贞与妞儿的故事是现实还是梦境。“真”与“假”的两面性，是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的对立；“真”与“假”边界的模糊，是儿童世界与现实的交织。
　　孩童对于人生善恶的认识固然需要指引，《惠安馆》里秀贞的故事，在成人眼里有不同的认识，而林海音在下笔时，却没有黑白分明、善恶立现地去批判，而是呈现出人在没有办法时的弱点。这样的写法，往往比教条式的写法更打动人。事实上，孩童探触人生的能力远超成人的预期，英子纯真的思绪和眼光，对人性的刻画、人生的描述及社会的描写，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儿童叙事视角的独特性，在英子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二、女性悲剧命运解读
　　《惠安馆》中的秀贞，与一个并未在故事中露面的男性“思康”相恋并未婚生子，最终却遭遇恋人抛弃、女儿死去的双重打击，导致她有些疯癫。这样的一个女性形象是可悲的、可怜的。但在文本中，她却又是为人不齿、遭人厌恶的。人们见了她唯恐避之不及，没有人愿意搭理她，甚至不让小孩子接近她。她原本是一个受害者，却无辜的遭受世人的唾弃。文本中，秀贞的爱展现得很充分，她努力追求着自我的幸福，营造着自我的幸福，却是零回报，恋人没有再出现，未婚有孕的她受着环境的压迫与邻居的不容，继而又因女儿被带走，遭受最终打击，从此变得行为失常，被人叫做“疯子”。追溯秀贞悲剧命运的源头，不难发现，男权社会下女性话语权的丧失和女性对自身悲剧命运的麻木，是根本原因。
　　文本故事叙述中很少有男性话语出现，但出现时往往占据决定权。在秀贞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述小桂子的时候，秀贞的父亲长班老王回到家，“行啦行啦！不——害——臊！”并不耐烦的瞪了秀贞一眼。在这一片段上，秀贞的父亲作为旧社会的男性，率先表现出对秀贞的不满与厌恶。而带给秀贞直接伤害的“思康”自始至终没有出场，而“我”也只能从秀贞的疯言疯语和旁观者的谈话中了解一二，本应该收到道德谴责的人逃离了，留下秀贞和她的家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甚至秀贞的名字，也用了“贞节”的“贞”，社会与历史的原因造成了秀贞的不幸，男权社会下，女性作为附属品，自身的价值无从依靠便无从展现，秀贞其实是“贞”的，她的悲剧，是想作为男权附庸而不得的结果。
　　反观文本中的女性群体，同样有其悲剧性。在“我”的视角里，宋妈和母亲对秀贞都没有好感，每当带着“我”路过惠安馆的时候，总是捏紧了“我”的手快步走过，嘴里还会念一句“疯子”，生怕“我”去接近这个“异类”。宋妈与换洋火的老婆子的对话，让“我”了解到秀贞的悲剧命运，二人看客般的对话，没有同情，没有感悟，有的只是不解，“可不，打这就疯了！可怜她爹妈，这辈子就生下这么个女儿，唉！”无论是“可怜”还是最后一声“唉”，与秀贞本身的悲剧都无关。女性对自身价值的漠视，已经形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就连秀贞的母亲，也没有因为女儿的不幸有些许的觉醒与反抗，她看女儿的眼光与其他人并没有不同——“疯子”，“秀贞，你可别把人家小姑娘吓着了呀！”，又对英子说：“别听她的，胡说呢！回去吧！”
　　而作为故事的主人公，秀贞的一系列行为，同样展示着女性独立人格的缺失。遭遇不幸之后，她始终活在“疯子”这一身份中，幻想着恋人孩子的回归。每天期待着“思康”和“小桂子”回来，甚至让“我”称呼“思康”为“三叔”，女儿在她心里也成长着，她给“小桂子”做衣服，让“我”叫“小桂子”回家等。女性彼此的误解、伤害，自身对独立人格的不自醒，使原本不幸的命运变得更加可悲。
　　参考文献：
　　[1]林海音.城南旧事[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2]夏祖丽.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M].北京：三联书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