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多年前，我在佛山图书馆主持“南风讲坛”公益讲座。有一次，主讲嘉宾艾云在与听众的自由对话结束后，走下报告厅讲台，躬身拿起搁在台边地上的一只空瓶子，摇了摇，半是自言自语地问道：“我的水呢？我喝一半的水呢？我记得没喝完的。”艾云的这个小动作，我一直记得。而且记得当时我一个被她认同的武断：“纸的反面你肯定也会用的。”
　　虽然近在咫尺，忙于生计，或者竟出于懒惰，不见艾云都有10年了吧。中断电话联系，也在8年以上了。岁月不居，我们都“失踪”在时间的河流中，在茫茫人海各行各路，连交臂之失都不曾有过，想不感慨都难。不曾想，这么些年过去，《南方与北方》、《用身体思想》的作者，那位优雅的、神采奕奕的、眼神顾盼生辉、文学当行的女性，竟然走上了一条追溯思想者、寻找失踪者的不归路。
　　王小波、杨小凯、萌萌、张志扬、朱学勤这些中式面孔，先放一边不说，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阿多诺、本雅明、萨特、阿隆、加缪、哈贝马斯、海德格尔、福柯、伯尔曼、贡斯当、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德里达、霍布斯、哈耶克、罗素、别林斯基、别尔嘉耶夫、尼采、阿伦特、索尔仁尼琴、波普尔、韦伯、费希特……单是这一长串名字，就是一部西方思想史的缩微版了，其中任何一位，在西方哲学史或西方思想史课堂上，都可能占去一个学期呢。如此众多的“硬骨头”，浓缩在200页不到14万字的篇幅中，真让人为艾云捏把汗。
　　翻完全书，倒是不难从艾云的絮说中，抽绎出一条明晰的线索：对大词的警惕，对永恒的疑虑，肯定密实庸常的世俗生活，赞礼知疼知热的沉重肉身，质疑革命，拥抱市场，审视神圣，捍卫常识。一个消极自由者沉思时，那些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们，给归拢一起，为她并不十分肯定甚且反复诘问的“深思熟虑”做见证。
　　譬如在探讨“知识分子的认知限度”时，艾云问了：谁能以穷人的名义？这问题，对于“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记忆犹新的中国人，格外有针对性。以穷人的名义画出的平等蓝图，有个几乎不证自明的前提：“那些穷人、那些弱势群体及普通人，一定会在市场的激烈竞争中败北。”看看北上广的那些“漂”们，这前提结实得很，他们别说跟“某二代”去竞争了，即使和拥有北上广城市的户籍者们，又岂能同台？光脚固然不怕穿鞋的，但要是在丛林中奔跑，赤脚者能有几成胜算？
　　共同体内田园牧歌式无忧无虑的日子确实让人怀念：“工人出门上班，只管开动机器，不用考虑产品能否销售出去”，“农民集体出工，一字排开，浩荡队伍，插秧、收麦、挖河，挑灯夜战，劳动号子，竞赛红旗……”，无论城乡，劳动都充满了浪漫，特别适合抒情。可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土豆加牛肉”的许诺并未如约而来，“匮乏与稀缺”反而不期而至。
　　倒是冷心肠的哈耶克，总结了真相：“一般说来，自由社会不但是守法的社会，并且在现代也一直是以救助病弱和受压迫者为目标的一切伟大的人道主义运动的发祥地。另一方面，不自由的社会无一例外地产生对法律的不敬，对苦难的冷漠，甚至是对恶人的同情。”不过，哈耶克的学说，别说寻常人难以受益，就是诺奖委都难以有穿越的眼光，所以1974年授予他诺贝尔经济学奖时，还要同时授予反市场的缪尔达尔，以为平衡呢。
　　即使在今天，市场经济也并未取得根本的胜利，而且反市场的人，往往也将任何社会不可或缺的国家干预，作为不可能有彻底的市场经济的证据。在金融危机笼罩全球、产业萎靡不振的大背景下，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的阴影，毫无困难地比附着当下，当年帮助罗斯福新政率领美国率先走出衰退泥沼的凯恩斯主义，那个非常时期的救急之举，立马咸鱼翻生，被当作救世良方，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在“价格制定、成本核算、利润获取”的琐屑泥坑中打转，毫无诗意可言，可能还要戴顶“没心没肺，没有同情和怜悯，不关心没有市场竞争能力的穷人”的帽子，“失踪”都算是好局了。艾云，你又“干吗让哲学和思想把女人变得憔悴、失华”呢？（《寻找失踪者》，艾云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13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