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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20世纪的新文化运动中，给中国学术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在思想史上和学术史都留下重要的印记。《中国哲学史大纲》开拓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新的路线，提供了以方法论为核心的新的“范式”。从学术史的角度评价《中国哲学史大纲》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现代学术的走向与未来。
关键词： 《中国哲学史大纲》 胡适 学术史
一、《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方法论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导言中以大量篇幅论述了“审定史料之法”，综合来说恰是清儒汉学所使用的方法：考据、训诂、校勘。蔡元培在《答林琴南书》中指出：“胡君家世汉学，其旧作古文岁不多见，然及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清代乾嘉学者。”梁启超称“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
阅读《大纲》体例本身，可以发现《大纲》在编撰方法与治学方法上的对清儒汉学的承袭性，大纲的各个章节，从老子到荀子，其基本结构都是：先是人物传略，再是人物思想。这一体例和“学案”体的思想史记录——人物传略，言论摘录——在体例上是十分接近的。同时，胡适在导言部分反复多次强调清儒的方法的重要性，并认为考辨别史料与训诂是最为困难的和需要下精力的部分。但是从《大纲》的写作来看胡适显然不满足于清儒的考证训诂，希望再推进一步。《大纲》之所以对思想史材料的分析采用训诂方法是因为“古书年代久远，书中的字义，古今不同。宋儒解书，往往妄用己意，故常失古义”，训诂在胡适看来是理解书的真义的途径。
《大纲》在分析《墨经》时，方法出现了例外，胡适没有再使用清儒汉学的训诂，而是使用了西方形式逻辑的方法，对于《墨经》的问题，暂时按下，综合来说，“显然，胡适在以适合他自己的目的的方式解释传统”[1]，他做《中国哲学史大纲》的目的在于“义理”而非单纯考据与训诂。
二、《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学术史上与思想史上的影响
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修改自胡适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先秦名学史》）的《大纲》导言与原论文导言在方法论上的差距。在《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的导言中胡适主张的是历史的或者发展的观点，并称“如果用现代哲学方法重新解释中国古代哲学，又用中国固有的哲学解释现代哲学，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哲学家和哲学研究在运用思考与研究的新方法与工具时感到心安理得”[2]。这篇具有现代哲学意味和思辨性质的论文导言，在1919年以后，摇身一变成为《大纲》中那篇充满着对清儒汉学称赞与宣扬的导言。导言的变化，显示了论文本身，从哲学研究转向了经学、子学与史学传统中国学术研究范畴。胡适在修改导言时的心态已经难以揣测，但是原因或许可以从博士论文本身及20世纪初中国的学术环境中得到解答。
胡适对自己有着明确的定位，正像博士论文所写的哪样，他要做的是一个能够解决中国思想文化问题的知识界的领导人物。而胡适所面对的中国上层知识界是这样一种状态：“儒学作为一种思想而言，则在当时不但具有很大的活力，而且仍然居于最高的地位”，“学术界的领导人尽管各有不同的背景和专长……但是他们的精神凭借和价值系统基本上则多来自儒家”。仅靠西学是无法取得思想界的领导权的。“胡适自己当然更明白这种情势：他首先必须在考证学上一显身手才能期望在上层文化领域能取得发言的资格”[3]。故此，胡适在《大纲》的导言中，大量的谈论考据训诂，各个章节也尽量使用训诂的方式完成分析，“胡适的学术基地自始即在中国的考证学”。胡适在《大纲》中采用的新观点和新方法，使他把当时北京大学“国学程度最深而且具有领导力量的几个学生从就派教授的阵营中争取过来”，使得整个北京大学至少在国学领域逐步接受并认可的胡适的汉学基础的方法论，这种影响至今仍存，在学术史上意义很大。
《大纲》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在于胡适“利用新的判断标准解决传统问题，而不是在于他对新材料的利用”[4]，这是清儒汉学考证学的基础。20世纪初，当时一般知识分子所最感困的是中学和西学异同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胡适将汉学的方法与杜威的实用主义结合起来，修改而成的《大纲》所提供的一整套关于国故整理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就这样，胡适凭借方法论而非知识论将从晚清到民国初年一直困扰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暂时解决了。
三、《中国哲学史大纲》所具有的内在矛盾及影响
学术史与思想史的两种不同的评价，掩盖了胡适在治学的一个矛盾。“胡适平生治学，希望既博通又专精，始终在‘专家之学’与‘通人之学’之间徘徊”。这在胡适身上表现为“他想比清代的考证再进一步，走向历史，特别是思想史的综合贯通的途径”，这种想法的成果体现就是《大纲》。但是当问题转化为纯粹学术方法的角度，胡适的矛盾变得无法调节。史学上的贯通，无论是思想史、政治史抑或文学史，贯通的必然依靠一种“范式”，或者说至少需要一个史家能够对大量的史料做出概括判断与解释。表面上看，这种判断可以用胡适所提倡的“科学方法”的“大胆假设”和“小心求证”解决的，但是当史料无法做到完全的归纳时，“小心求证”就失去了作用，所剩的只有“大胆假设”了。胡适的《大纲》表面上看上去是使用了汉学的方法，实质在于胡适“截断众流”的判断，本身就是一种重新对历史的解释，而这种解释所依据的并不是汉学考证的方法。这种解释与考证的矛盾，是胡适的汉学基础无法调节，并且这种矛盾如果放大到一个足够大的层面，就可以成为知识论与方法论的矛盾。
胡适强调的《大纲》的方法论，这种做法适应民国初年上层学术界的学术需求，同时《大纲》掀起了“史学革命”，开启现代学术之门，但是胡适回避自己对已有史料的解释问题，而强调方法论的极具化约式的方法论思维，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将在中国方兴未艾的知识论视同宋明理学一样，以“科学的方法”的规则，批判其为谬种邪说。晚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由于受到西方的刺激，“已经有人开始注重墨子、荀子的‘名学’和佛家的唯识论、因明学”。谭嗣同本“法相”、“华严”得以著作《仁學》，梁启超“其所作论著，往往推挹佛教”，康有为“往往以己意进退佛说”，“章炳麟亦好法相宗，有著述”。“故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5]。这种喜好在于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想把中国思想和西方哲学的主流接上头”。蒋方震曰：“欧洲近世史之曙光，发自两大潮流。其一，希腊思想复活，则‘文艺复兴’也；其二，原始基督复活，则‘宗教改革’也。我国今后之新机运，亦当从两途开拓，一为情感的方面，则新文学新美术也；一为理性的方面，则新佛教也。”[6]在胡适的影响之下，几次广有影响的争论，如科玄之争，比较极端地说，是在方法论和知识论上的争论，在于“人生观”争论中，“玄学鬼”们更侧重从知识论的角度解释“人生观”应有应为的形态，而批判者则认为“科学的方法”是可以解决“人生观”问题的。在知识的认识上，张东荪认为，科学并不是以方法统一的，而是以目的统一的，他的目的是从特殊当中引出一般的结论，并且对各种结构和关系进行解释。就科学具有的适于所有其旁支学科的方法来说，这方法就是逻辑的方法，但是有清代学者所高度发展起来的技巧，只可说成是表现了“一点点的科学精神”；他们的方法只适于他们自己的兴趣，小学和校勘性学术研究所提出的任务，而用于其他领域时则不会带来相似的结果。此外，他们也没有表现出根据他们的发现而提出全面系统的观点和愿望这种更强调“精神哲学”及知识本身的知识论，在争论中被“科学的方法论”所掩盖。 四、结语
胡适的《大纲》通过强调方法，掩盖了自己在解释历史的那种“理性上的不负责”，并且将方法论的使用几乎贯穿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使知识论的解释学始终没有能够形成有效的学术影响。或许说，《大纲》的这种学术方法，与从知识论上衔接中国传统与世界文化的差异的尝试相比，能够更方便地在自清代已降的学术与西方科学之间画上联系，也更容易完成胡适最初走向学术的目的，同时，当时学界对这种方法论强调的又是清代以来的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的一种结果。汉学对知识界的影响，并没有因为清末今古文经学的争论而变得削弱，双方都认可清代汉学的考证方法，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章太炎的评价“虽然炳麟谨守家法之结习甚深，故门户之见，时不能免，如治小学排斥钟鼎文龟甲文，治经排斥‘今文派’，其言常不免过当。而对思想解放之勇决，炳麟或不逮今文家也”。清代汉学的方法给了中国知识分子一种可以将政治与学术分治的可能，加上中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以天下为己任，且存进退的思想，考证学就给他们留下了无限的空间。面对必须解释一切的知识论，传统知识分子无论如何也无法形成有效的接受。胡适的《大纲》出现给当时学界解决了传统与现在、东方与西方的衔接问题，在知识论中寻找解决的努力旋即受到了批判。这既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幸运，又是不幸，幸运是因为《大纲》促进中国现代学术的形成，为探索期的学术指出一条可行的路线，不幸是因为，自此知识论与解释学始终在中国现代学术中得不到有效的认可，虽然《大纲》本身的提供的“范式”就是一种解释。正是具有这种矛盾，“胡适的《大纲》并不是过眼烟云，他的研究至今仍有意义和启发，但是这意义与启发更多的并不是哲学史本身，而是有关学术史一个新范型的生成，过度与消失的话题”及新“范式”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学术的影响。
参考文献：
[1][4]格里德，著.鲁奇，译.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義（1917—197）[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41，137.
[2]章清，著.胡适评传[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5：66.
[3]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191.
[5][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0：150，96.
关键词： 《中国哲学史大纲》 胡适 学术史
一、《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方法论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导言中以大量篇幅论述了“审定史料之法”，综合来说恰是清儒汉学所使用的方法：考据、训诂、校勘。蔡元培在《答林琴南书》中指出：“胡君家世汉学，其旧作古文岁不多见，然及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清代乾嘉学者。”梁启超称“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
阅读《大纲》体例本身，可以发现《大纲》在编撰方法与治学方法上的对清儒汉学的承袭性，大纲的各个章节，从老子到荀子，其基本结构都是：先是人物传略，再是人物思想。这一体例和“学案”体的思想史记录——人物传略，言论摘录——在体例上是十分接近的。同时，胡适在导言部分反复多次强调清儒的方法的重要性，并认为考辨别史料与训诂是最为困难的和需要下精力的部分。但是从《大纲》的写作来看胡适显然不满足于清儒的考证训诂，希望再推进一步。《大纲》之所以对思想史材料的分析采用训诂方法是因为“古书年代久远，书中的字义，古今不同。宋儒解书，往往妄用己意，故常失古义”，训诂在胡适看来是理解书的真义的途径。
《大纲》在分析《墨经》时，方法出现了例外，胡适没有再使用清儒汉学的训诂，而是使用了西方形式逻辑的方法，对于《墨经》的问题，暂时按下，综合来说，“显然，胡适在以适合他自己的目的的方式解释传统”[1]，他做《中国哲学史大纲》的目的在于“义理”而非单纯考据与训诂。
二、《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学术史上与思想史上的影响
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修改自胡适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先秦名学史》）的《大纲》导言与原论文导言在方法论上的差距。在《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的导言中胡适主张的是历史的或者发展的观点，并称“如果用现代哲学方法重新解释中国古代哲学，又用中国固有的哲学解释现代哲学，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哲学家和哲学研究在运用思考与研究的新方法与工具时感到心安理得”[2]。这篇具有现代哲学意味和思辨性质的论文导言，在1919年以后，摇身一变成为《大纲》中那篇充满着对清儒汉学称赞与宣扬的导言。导言的变化，显示了论文本身，从哲学研究转向了经学、子学与史学传统中国学术研究范畴。胡适在修改导言时的心态已经难以揣测，但是原因或许可以从博士论文本身及20世纪初中国的学术环境中得到解答。
胡适对自己有着明确的定位，正像博士论文所写的哪样，他要做的是一个能够解决中国思想文化问题的知识界的领导人物。而胡适所面对的中国上层知识界是这样一种状态：“儒学作为一种思想而言，则在当时不但具有很大的活力，而且仍然居于最高的地位”，“学术界的领导人尽管各有不同的背景和专长……但是他们的精神凭借和价值系统基本上则多来自儒家”。仅靠西学是无法取得思想界的领导权的。“胡适自己当然更明白这种情势：他首先必须在考证学上一显身手才能期望在上层文化领域能取得发言的资格”[3]。故此，胡适在《大纲》的导言中，大量的谈论考据训诂，各个章节也尽量使用训诂的方式完成分析，“胡适的学术基地自始即在中国的考证学”。胡适在《大纲》中采用的新观点和新方法，使他把当时北京大学“国学程度最深而且具有领导力量的几个学生从就派教授的阵营中争取过来”，使得整个北京大学至少在国学领域逐步接受并认可的胡适的汉学基础的方法论，这种影响至今仍存，在学术史上意义很大。
《大纲》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在于胡适“利用新的判断标准解决传统问题，而不是在于他对新材料的利用”[4]，这是清儒汉学考证学的基础。20世纪初，当时一般知识分子所最感困的是中学和西学异同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胡适将汉学的方法与杜威的实用主义结合起来，修改而成的《大纲》所提供的一整套关于国故整理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就这样，胡适凭借方法论而非知识论将从晚清到民国初年一直困扰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暂时解决了。
三、《中国哲学史大纲》所具有的内在矛盾及影响
学术史与思想史的两种不同的评价，掩盖了胡适在治学的一个矛盾。“胡适平生治学，希望既博通又专精，始终在‘专家之学’与‘通人之学’之间徘徊”。这在胡适身上表现为“他想比清代的考证再进一步，走向历史，特别是思想史的综合贯通的途径”，这种想法的成果体现就是《大纲》。但是当问题转化为纯粹学术方法的角度，胡适的矛盾变得无法调节。史学上的贯通，无论是思想史、政治史抑或文学史，贯通的必然依靠一种“范式”，或者说至少需要一个史家能够对大量的史料做出概括判断与解释。表面上看，这种判断可以用胡适所提倡的“科学方法”的“大胆假设”和“小心求证”解决的，但是当史料无法做到完全的归纳时，“小心求证”就失去了作用，所剩的只有“大胆假设”了。胡适的《大纲》表面上看上去是使用了汉学的方法，实质在于胡适“截断众流”的判断，本身就是一种重新对历史的解释，而这种解释所依据的并不是汉学考证的方法。这种解释与考证的矛盾，是胡适的汉学基础无法调节，并且这种矛盾如果放大到一个足够大的层面，就可以成为知识论与方法论的矛盾。
胡适强调的《大纲》的方法论，这种做法适应民国初年上层学术界的学术需求，同时《大纲》掀起了“史学革命”，开启现代学术之门，但是胡适回避自己对已有史料的解释问题，而强调方法论的极具化约式的方法论思维，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将在中国方兴未艾的知识论视同宋明理学一样，以“科学的方法”的规则，批判其为谬种邪说。晚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由于受到西方的刺激，“已经有人开始注重墨子、荀子的‘名学’和佛家的唯识论、因明学”。谭嗣同本“法相”、“华严”得以著作《仁學》，梁启超“其所作论著，往往推挹佛教”，康有为“往往以己意进退佛说”，“章炳麟亦好法相宗，有著述”。“故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5]。这种喜好在于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想把中国思想和西方哲学的主流接上头”。蒋方震曰：“欧洲近世史之曙光，发自两大潮流。其一，希腊思想复活，则‘文艺复兴’也；其二，原始基督复活，则‘宗教改革’也。我国今后之新机运，亦当从两途开拓，一为情感的方面，则新文学新美术也；一为理性的方面，则新佛教也。”[6]在胡适的影响之下，几次广有影响的争论，如科玄之争，比较极端地说，是在方法论和知识论上的争论，在于“人生观”争论中，“玄学鬼”们更侧重从知识论的角度解释“人生观”应有应为的形态，而批判者则认为“科学的方法”是可以解决“人生观”问题的。在知识的认识上，张东荪认为，科学并不是以方法统一的，而是以目的统一的，他的目的是从特殊当中引出一般的结论，并且对各种结构和关系进行解释。就科学具有的适于所有其旁支学科的方法来说，这方法就是逻辑的方法，但是有清代学者所高度发展起来的技巧，只可说成是表现了“一点点的科学精神”；他们的方法只适于他们自己的兴趣，小学和校勘性学术研究所提出的任务，而用于其他领域时则不会带来相似的结果。此外，他们也没有表现出根据他们的发现而提出全面系统的观点和愿望这种更强调“精神哲学”及知识本身的知识论，在争论中被“科学的方法论”所掩盖。 四、结语
胡适的《大纲》通过强调方法，掩盖了自己在解释历史的那种“理性上的不负责”，并且将方法论的使用几乎贯穿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使知识论的解释学始终没有能够形成有效的学术影响。或许说，《大纲》的这种学术方法，与从知识论上衔接中国传统与世界文化的差异的尝试相比，能够更方便地在自清代已降的学术与西方科学之间画上联系，也更容易完成胡适最初走向学术的目的，同时，当时学界对这种方法论强调的又是清代以来的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的一种结果。汉学对知识界的影响，并没有因为清末今古文经学的争论而变得削弱，双方都认可清代汉学的考证方法，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章太炎的评价“虽然炳麟谨守家法之结习甚深，故门户之见，时不能免，如治小学排斥钟鼎文龟甲文，治经排斥‘今文派’，其言常不免过当。而对思想解放之勇决，炳麟或不逮今文家也”。清代汉学的方法给了中国知识分子一种可以将政治与学术分治的可能，加上中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以天下为己任，且存进退的思想，考证学就给他们留下了无限的空间。面对必须解释一切的知识论，传统知识分子无论如何也无法形成有效的接受。胡适的《大纲》出现给当时学界解决了传统与现在、东方与西方的衔接问题，在知识论中寻找解决的努力旋即受到了批判。这既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幸运，又是不幸，幸运是因为《大纲》促进中国现代学术的形成，为探索期的学术指出一条可行的路线，不幸是因为，自此知识论与解释学始终在中国现代学术中得不到有效的认可，虽然《大纲》本身的提供的“范式”就是一种解释。正是具有这种矛盾，“胡适的《大纲》并不是过眼烟云，他的研究至今仍有意义和启发，但是这意义与启发更多的并不是哲学史本身，而是有关学术史一个新范型的生成，过度与消失的话题”及新“范式”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学术的影响。
参考文献：
[1][4]格里德，著.鲁奇，译.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義（1917—197）[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41，137.
[2]章清，著.胡适评传[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5：66.
[3]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191.
[5][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0：15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