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八国集团的前身是七国集团，是几个经济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领导人自1975年开始举行的经济政治论坛的延伸和扩大，尽管作为会议形式的八国集团决议对其成员国不具有强制约束力，但是，随着八国集团向外部开放的力度加大，并逐渐成为塑造国际新秩序的“全球治理中心”，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公民社会组织，逐渐认识到八国集团作为一个国际机制的重要作用，加强了同它的对话和密切合作。今年6月德国召开的八国集团峰会，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也应邀参与八国集团与发展中大国高峰对话会，中国和八国集团的关系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
八国集团的缘起及其角色
冷战开始后，国际社会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对垒的格局，并逐步演变成美苏两极争霸主导的国际体系。20世纪70年代，世界体系内出现了权力明显地向美国之外转移的现象：一是欧共体和日本成为新的经济中心，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出现多极竞争的趋势，导致美、日、欧等西方大国有可能平等商讨“低级政治”的经济事务；二是美苏之间的经济、军事差距缩小，苏联在全球范围内对美国的挑战能力提高，国际关系缓和为西方大国考虑经济衰退和相互依存关系提供了时间和机会；三是科技革命和全球化的初步发展使经济因素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中心话题”，第三世界力量的不断崛起开始影响国际经济、政治关系，协调新经济环境下的全球秩序成为西方大国面临的重要任务，也使西方大国意识到“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是更为迫切和更加长远的事业”。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引起的金融危机、石油输出国组织提高石油价格造成的第一次石油危机等事件直接导致了七国集团首脑会议机制的创立。1975年11月，在法、德等国的倡议下，法国、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在巴黎召开了第一次峰会，1976年第二次峰会时，加拿大在美国的强烈支持下加入，1977年第三次峰会时，欧洲共同体作为一个组织参与了峰会，形成七国集团的会议格局，1998年伯明翰会议俄罗斯的加入最终形成了八国集团。不过，七国集团作为一种平行的机制保留到2006年。2002年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决定2006年由俄罗斯担任八国集团峰会主席，最终形成了每年一次，由法美英德日意俄轮流做东道主的峰会形式。峰会创建的主要目的有三个：一是为世界经济提供集体管理，欧洲、日本和加拿大与美国分享责任；二是调解互相依赖的紧张，这种紧张得以产生是因为外部因素逐渐地深入渗透进国内经济政策；三是形成政治上的领导资格，与它们的官员和部长相比，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可以进一步地进行合作。这些目标至今依然有效，唯一的变化是全球化已经取代了相互依赖——现在的互相依赖更深。
就形式而言，八国集团是一种国际会议制度，参加该论坛的国家和组织每年举行一次首脑会议以及若干次部长级会议，每次峰会确立一个或几个主题进行对话和讨论，会议宣言或决议等对成员国不具有强制约束力。就会议设置而言，八国集团一直没有成立常设机构，也没有秘书处负责日常事务，但是，八国集团首脑委托专门的私人助理进行相当频繁的会晤，根据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定期不定期地召开各种部长级会议，为峰会做准备。此外，为这些私人助理服务的工作组、专家组和任务小组也不断壮大，除了冷战期间创建的国际能源技术工作组、金融行动任务小组等，又新建了有组织跨国犯罪专家小组、恐怖行动专家组、数字机遇任务小组、再生能源任务小组、教育工作组、安全和核安全小组、运输安全专家组等近10个小组。
就性质而言，七/八国集团是一种国际协调机制，其主要任务是协调西方大国间的经济政策，统一各自对外立场，以达到维护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既得利益和强势地位。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通过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和众多的不同部长级会议的有效协调，在化解石油危机、抑制发展中国家崛起、度过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等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80年代，通过协调推动了各成员国采取有益于国际经济稳定与发展的政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汇率的波动和各成员国经济的不平衡。同时，在东西关系上，七国集团始终将内部矛盾控制在“斗而不破”的范围内，七个主权国家和一个国际组织组成的七国集团，集中了当时一半以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成为资本主义阵营敌视和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工具，尤其是在70年代末的第二次冷战高峰时期，七国集团作为一种“软实力”，有效地帮助美国反击了前苏联的攻势。
八国集团的演变和影响
作为历史的产物，八国集团从成立起就随着国际格局的转变不断调整其角色和议程。
从1975年到1979年，七国集团的议题主要集中于货币问题和宏观经济合作上。因此，首次会议的名称就是“西方主要国家经济首脑会议”，通过协调各国的经济和对外政策，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80年到1987年，峰会议题逐渐从经济事务上更多地转向政治主题。进入80年代，受西方世界又一次经济危机和打击和苏联入侵阿富汗带来的东西方关系紧张，1980年威尼斯峰会开始不断增加政治和安全问题的讨论力度，继1978年波恩峰会发布第一个有关劫机的非经济文件后，1980年开始关于东西方关系的政治声明和政治类文件没有中断过。至80年代中期，政治和经济问题已经并驾齐驱，这期间的主要议题只有两个：一是如何恢复经济增长，二是如何阻止前苏联的攻势。因此，维持和改善现存的东西方关系一直是峰会的努力方向，当时的七国峰会极大地受制于两极霸权结构，为维持两极霸权结构的稳定而努力。从1988年到1994年，七国集团会议的重心是鼓励前共产主义国家实行有效的民主和市场经济，赋予了贸易、消除债务和环境新的优先考虑。针对苏东地区出现的政治变动，峰会将经济问题放在次要地位，突出讨论政治问题，如人权、跨国犯罪、恐怖主义、政治民主等，从而完成了七国集团角色由于经济协调向政治协调机制的转变。从1995年至今，受全球性问题的冲击，峰会的议题和形式都发生了重大转变。自1994年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全球性问题的突显，峰会一直拓宽其议程表上的问题领域和议题数量，不断加深地参与国际事务甚至各国国内事务，大力推进并力求主导全球化进程，经济、政治、安全和社会议题齐头并进，特别是社会议题在七国集团峰会议程中占据了显赫的地位，环境、反恐、信息技术、犯罪、劳工、疾病等各个领域纷纷纳入峰会关注的焦点。1995年以来，又发起了对现存国际金融体系及国际机构的全面改革，并始终排他性地控制着前者的改革进程。事实表明，八国集团逐步地由一个协调西方世界对外政策的核心机制转变为协调国际政治、安全、经济及社会政策的全球治理中心。
综上所述，从八国集团角色功能的演变中，我们看到，冷战时期两极结构孕育了它的出现、巩固和演变，它的形成和存在本身，推进了西方国家间的互动，直接反映和影响着冷战时期国际体系结构的演变和国际体系的演进。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体系结构由两极对抗向多极化发展，该机制也由力图保持和受制于两极结构的角色，转变为推动和塑造新国际体系结构形成的角色。从力量上讲，现在的八国集团中有四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八国GDP总值占世界GDP总值的60%以上。不论经济实力，还是政治影响，八国集团的成员都是国际社会中重要的角色，左右着国际格局的变化发展。从功能上讲，八国集团开始由短暂的以政治议题为主，迅速转变为处理全球范围内的环境、人类安全、最贫穷国家债务消除以及冲突预防等广泛议题，同时，扩大了同发展中国家、非政府组织和私营企业等国际行为体的交流，会议讨论渗透进各国的国内政策，使八国集团的影响渗透到世界各地区、各阶层，其他国际行为体认识到八国集团的“西方”世界的协调中枢性质，加强同其在金融稳定论坛、20国集团这些机制中的对话与合作，八国集团所作的决议虽然对成员国没有强制约束力，但重视和认同的程度不断上升，并对非成员国也发挥着一定政策导向作用。从角色上讲，八国集团尽管依然维持着松散的会议制度，但是，已经突破了单纯的经济和对外政策协调，也突破了政治和社会事务的讨论，逐步成为一个经过精心设计的体系，成为国际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随着功能和价值观的转变，力图形成为“一个有效的全球治理中心”。
中国和八国集团
当前，在世界上公认的多极力量和体系大国中，只有中国处于八国集团之外。随着中国经济、科技、军事等综合实力的加强，中国和八国集团间的关系成为世界关注的问题。
中国和八国集团的关系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动经历了排斥、接触、对话与合作的一个过程。冷战年代，中国对于当时的七国集团只是作为一种背景存在，由于意识形态的因素，双方一直采取敌视和排斥的态度，随着七国集团越来越多地处理大量地缘政治问题，开始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1987年威尼斯峰会关于政治议题的主席总结中，首次指出：“我们一致认为，在亚洲，我们应该对中国进行经济改革的努力给予特别关注。”随着苏东剧变和国际格局的转变，综观1989-1999的10年间，七国集团曾与中国之间围绕着人权、环境、军控、贸易等议题进行了外围接触，但依然维持着作为一个志同道合者组成的排他性论坛。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及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使七国集团态度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在当年召开的伯明翰峰会结束时的记者招待上，布莱尔指出，七国集团“高度评价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所做的工作及其对金融稳定的坚定承诺”。1999年11月2日，当年的峰会东道主、德国总理施罗德指出中国的规模和重要性后认为，“在21世纪，让中国参与有关控制与防止地区冲突和促进国际合作的讨论，当然是很有意义的”。同日，中国公开主张八国集团要更多地听取北京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指出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并表示希望八国集团在促进全球稳定和平衡发展的同时，能够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与此同时，中国参加了七国集团财长于1999年创建的20国集团并分享平等的地位，八国集团和中国开始进行真正的对话和交流。
近年来，随着中国和平崛起国际战略的提出，“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成为中国外交的指导方针，中国加入了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内的13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等267个国际多边条约，在反恐、军控、防扩散、维和、经贸、发展、人权、司法和环境等方面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此同时，随着八国集团逐渐从单纯的会议制度向塑造国际新秩序的“全球治理中心”转变，其成员国认识到中国在世界事务建设中的建设性作用、在世界金融秩序中的重要性以及作为亚洲地区代表的重要地位。2003年6月在法国埃维昂举行的八国集团峰会上，法国首次邀请包括中国在内的11个发展中国家和瑞士参加与八国集团举行的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议。2004年在美国佐治亚洲海岛举行的峰会期间，当时的法国总统希拉克表示:“我们需要尝试建立在八国集团成员国也就是当今世界的重大经济体与那些在全球经济舞台上越来越重要的国家如中国之间的扩大对话，我认为，当前，我们在讨论重大经济问题时，不邀请中国和印度、巴西、南非参与，是没有意义的。”随着八国集团和中国对话、沟通的日益频繁，一些八国集团的领导开始邀请中国加入八国集团或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八国集团首脑会议。
鉴于此，中国要在现行国际框架和国际制度下，积极和八国集团有关国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对话、沟通，通过接触、对话和合作，维护联合国的权益和通过联合国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推进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为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促进世界的发展和共同繁荣。
（本文责任编辑：王栋）
八国集团的缘起及其角色
冷战开始后，国际社会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对垒的格局，并逐步演变成美苏两极争霸主导的国际体系。20世纪70年代，世界体系内出现了权力明显地向美国之外转移的现象：一是欧共体和日本成为新的经济中心，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出现多极竞争的趋势，导致美、日、欧等西方大国有可能平等商讨“低级政治”的经济事务；二是美苏之间的经济、军事差距缩小，苏联在全球范围内对美国的挑战能力提高，国际关系缓和为西方大国考虑经济衰退和相互依存关系提供了时间和机会；三是科技革命和全球化的初步发展使经济因素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中心话题”，第三世界力量的不断崛起开始影响国际经济、政治关系，协调新经济环境下的全球秩序成为西方大国面临的重要任务，也使西方大国意识到“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是更为迫切和更加长远的事业”。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引起的金融危机、石油输出国组织提高石油价格造成的第一次石油危机等事件直接导致了七国集团首脑会议机制的创立。1975年11月，在法、德等国的倡议下，法国、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在巴黎召开了第一次峰会，1976年第二次峰会时，加拿大在美国的强烈支持下加入，1977年第三次峰会时，欧洲共同体作为一个组织参与了峰会，形成七国集团的会议格局，1998年伯明翰会议俄罗斯的加入最终形成了八国集团。不过，七国集团作为一种平行的机制保留到2006年。2002年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决定2006年由俄罗斯担任八国集团峰会主席，最终形成了每年一次，由法美英德日意俄轮流做东道主的峰会形式。峰会创建的主要目的有三个：一是为世界经济提供集体管理，欧洲、日本和加拿大与美国分享责任；二是调解互相依赖的紧张，这种紧张得以产生是因为外部因素逐渐地深入渗透进国内经济政策；三是形成政治上的领导资格，与它们的官员和部长相比，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可以进一步地进行合作。这些目标至今依然有效，唯一的变化是全球化已经取代了相互依赖——现在的互相依赖更深。
就形式而言，八国集团是一种国际会议制度，参加该论坛的国家和组织每年举行一次首脑会议以及若干次部长级会议，每次峰会确立一个或几个主题进行对话和讨论，会议宣言或决议等对成员国不具有强制约束力。就会议设置而言，八国集团一直没有成立常设机构，也没有秘书处负责日常事务，但是，八国集团首脑委托专门的私人助理进行相当频繁的会晤，根据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定期不定期地召开各种部长级会议，为峰会做准备。此外，为这些私人助理服务的工作组、专家组和任务小组也不断壮大，除了冷战期间创建的国际能源技术工作组、金融行动任务小组等，又新建了有组织跨国犯罪专家小组、恐怖行动专家组、数字机遇任务小组、再生能源任务小组、教育工作组、安全和核安全小组、运输安全专家组等近10个小组。
就性质而言，七/八国集团是一种国际协调机制，其主要任务是协调西方大国间的经济政策，统一各自对外立场，以达到维护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既得利益和强势地位。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通过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和众多的不同部长级会议的有效协调，在化解石油危机、抑制发展中国家崛起、度过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等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80年代，通过协调推动了各成员国采取有益于国际经济稳定与发展的政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汇率的波动和各成员国经济的不平衡。同时，在东西关系上，七国集团始终将内部矛盾控制在“斗而不破”的范围内，七个主权国家和一个国际组织组成的七国集团，集中了当时一半以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成为资本主义阵营敌视和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工具，尤其是在70年代末的第二次冷战高峰时期，七国集团作为一种“软实力”，有效地帮助美国反击了前苏联的攻势。
八国集团的演变和影响
作为历史的产物，八国集团从成立起就随着国际格局的转变不断调整其角色和议程。
从1975年到1979年，七国集团的议题主要集中于货币问题和宏观经济合作上。因此，首次会议的名称就是“西方主要国家经济首脑会议”，通过协调各国的经济和对外政策，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80年到1987年，峰会议题逐渐从经济事务上更多地转向政治主题。进入80年代，受西方世界又一次经济危机和打击和苏联入侵阿富汗带来的东西方关系紧张，1980年威尼斯峰会开始不断增加政治和安全问题的讨论力度，继1978年波恩峰会发布第一个有关劫机的非经济文件后，1980年开始关于东西方关系的政治声明和政治类文件没有中断过。至80年代中期，政治和经济问题已经并驾齐驱，这期间的主要议题只有两个：一是如何恢复经济增长，二是如何阻止前苏联的攻势。因此，维持和改善现存的东西方关系一直是峰会的努力方向，当时的七国峰会极大地受制于两极霸权结构，为维持两极霸权结构的稳定而努力。从1988年到1994年，七国集团会议的重心是鼓励前共产主义国家实行有效的民主和市场经济，赋予了贸易、消除债务和环境新的优先考虑。针对苏东地区出现的政治变动，峰会将经济问题放在次要地位，突出讨论政治问题，如人权、跨国犯罪、恐怖主义、政治民主等，从而完成了七国集团角色由于经济协调向政治协调机制的转变。从1995年至今，受全球性问题的冲击，峰会的议题和形式都发生了重大转变。自1994年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全球性问题的突显，峰会一直拓宽其议程表上的问题领域和议题数量，不断加深地参与国际事务甚至各国国内事务，大力推进并力求主导全球化进程，经济、政治、安全和社会议题齐头并进，特别是社会议题在七国集团峰会议程中占据了显赫的地位，环境、反恐、信息技术、犯罪、劳工、疾病等各个领域纷纷纳入峰会关注的焦点。1995年以来，又发起了对现存国际金融体系及国际机构的全面改革，并始终排他性地控制着前者的改革进程。事实表明，八国集团逐步地由一个协调西方世界对外政策的核心机制转变为协调国际政治、安全、经济及社会政策的全球治理中心。
综上所述，从八国集团角色功能的演变中，我们看到，冷战时期两极结构孕育了它的出现、巩固和演变，它的形成和存在本身，推进了西方国家间的互动，直接反映和影响着冷战时期国际体系结构的演变和国际体系的演进。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体系结构由两极对抗向多极化发展，该机制也由力图保持和受制于两极结构的角色，转变为推动和塑造新国际体系结构形成的角色。从力量上讲，现在的八国集团中有四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八国GDP总值占世界GDP总值的60%以上。不论经济实力，还是政治影响，八国集团的成员都是国际社会中重要的角色，左右着国际格局的变化发展。从功能上讲，八国集团开始由短暂的以政治议题为主，迅速转变为处理全球范围内的环境、人类安全、最贫穷国家债务消除以及冲突预防等广泛议题，同时，扩大了同发展中国家、非政府组织和私营企业等国际行为体的交流，会议讨论渗透进各国的国内政策，使八国集团的影响渗透到世界各地区、各阶层，其他国际行为体认识到八国集团的“西方”世界的协调中枢性质，加强同其在金融稳定论坛、20国集团这些机制中的对话与合作，八国集团所作的决议虽然对成员国没有强制约束力，但重视和认同的程度不断上升，并对非成员国也发挥着一定政策导向作用。从角色上讲，八国集团尽管依然维持着松散的会议制度，但是，已经突破了单纯的经济和对外政策协调，也突破了政治和社会事务的讨论，逐步成为一个经过精心设计的体系，成为国际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随着功能和价值观的转变，力图形成为“一个有效的全球治理中心”。
中国和八国集团
当前，在世界上公认的多极力量和体系大国中，只有中国处于八国集团之外。随着中国经济、科技、军事等综合实力的加强，中国和八国集团间的关系成为世界关注的问题。
中国和八国集团的关系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动经历了排斥、接触、对话与合作的一个过程。冷战年代，中国对于当时的七国集团只是作为一种背景存在，由于意识形态的因素，双方一直采取敌视和排斥的态度，随着七国集团越来越多地处理大量地缘政治问题，开始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1987年威尼斯峰会关于政治议题的主席总结中，首次指出：“我们一致认为，在亚洲，我们应该对中国进行经济改革的努力给予特别关注。”随着苏东剧变和国际格局的转变，综观1989-1999的10年间，七国集团曾与中国之间围绕着人权、环境、军控、贸易等议题进行了外围接触，但依然维持着作为一个志同道合者组成的排他性论坛。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及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使七国集团态度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在当年召开的伯明翰峰会结束时的记者招待上，布莱尔指出，七国集团“高度评价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所做的工作及其对金融稳定的坚定承诺”。1999年11月2日，当年的峰会东道主、德国总理施罗德指出中国的规模和重要性后认为，“在21世纪，让中国参与有关控制与防止地区冲突和促进国际合作的讨论，当然是很有意义的”。同日，中国公开主张八国集团要更多地听取北京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指出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并表示希望八国集团在促进全球稳定和平衡发展的同时，能够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与此同时，中国参加了七国集团财长于1999年创建的20国集团并分享平等的地位，八国集团和中国开始进行真正的对话和交流。
近年来，随着中国和平崛起国际战略的提出，“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成为中国外交的指导方针，中国加入了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内的13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等267个国际多边条约，在反恐、军控、防扩散、维和、经贸、发展、人权、司法和环境等方面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此同时，随着八国集团逐渐从单纯的会议制度向塑造国际新秩序的“全球治理中心”转变，其成员国认识到中国在世界事务建设中的建设性作用、在世界金融秩序中的重要性以及作为亚洲地区代表的重要地位。2003年6月在法国埃维昂举行的八国集团峰会上，法国首次邀请包括中国在内的11个发展中国家和瑞士参加与八国集团举行的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议。2004年在美国佐治亚洲海岛举行的峰会期间，当时的法国总统希拉克表示:“我们需要尝试建立在八国集团成员国也就是当今世界的重大经济体与那些在全球经济舞台上越来越重要的国家如中国之间的扩大对话，我认为，当前，我们在讨论重大经济问题时，不邀请中国和印度、巴西、南非参与，是没有意义的。”随着八国集团和中国对话、沟通的日益频繁，一些八国集团的领导开始邀请中国加入八国集团或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八国集团首脑会议。
鉴于此，中国要在现行国际框架和国际制度下，积极和八国集团有关国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对话、沟通，通过接触、对话和合作，维护联合国的权益和通过联合国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推进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为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促进世界的发展和共同繁荣。
（本文责任编辑：王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