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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制”到“法治”
1997年9月，一个金色烂漫的寻常秋日，却永载共和国史册。庄严肃穆的人民大会堂，来自全国各地的党代表们云集一堂、集思广益，为党的十五大献计献策，为共和国的民主法治建设“隆重剪彩”——
“依法治国，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从“法制”到“法治”，20年改一字。个中艰辛，又有几人深尝其味?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要“法治”还是要“人治”，曾在社会各界引发了一场广泛争论。其中，主张“法制”的并不在少数。
然而，真理愈辩愈明，法治的思想和主张逐渐被大多数人接受。持续近20年的论战，为党中央和全国人大正式将“依法治国”作为法治建设的基本目标、党领导人民治国的基本方略，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张“法治蓝图”的恢宏勾勒，不仅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根本转变，更标志着共和国的民主法治建设从此迈向新征程，又翻开了崭新而充满希望的一页!
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依法治国”写入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予以保障；2002年，党的十六大再起风云，“依法治国”被列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依法执政，成为党中央确立的基本执政方式；构“史上最牛钉子户”——杨武，2007年借助《物权法》的出台，上演了一出抵制“强制拆迁”的“保卫战”，表明了在中国私权的神圣。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次作为科学命题提出，民主法治位列六大基本特征之首。
中国法治一路奔来，风驰电掣，但快而不乱、繁而不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改革司法体制、尊重保障人权、培养社会主义法治意识……“先立再破”、“渐立渐破”，谨慎稳健的法治构建路径，倡导秩序稳定，从而跳出了俄罗斯等转轨国家“先破后立”的窠臼。稳健的法治建设，在赢得了坊间好评的同时，也向国际传达出中国依法改革的积极信号。
“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規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马克思语)法治已成为全社会的价值观和价值标准，公民的法治意识被唤醒，激发出“依法治国”的澎湃动力。
由“平民”到“公民”
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教师……不断壮大的法律职业群体，成为公民法治意识的“良师益友”。截至2D05年年底，法学本科专业的高等院校已达559所，法学专业在校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达30万人，其中本科生为20多万人，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2万多人，法学硕士研究生6万多人，法学博士研究生6000多人。
2001年12月4日，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不同阶层、不同领域的人都拥上街头，以各种方式庆祝第一个全国法制宣传日。此后每年的“12-4”，都成为宣传宪法知识、普及法治观念的标志性载体。“四五”普法期间，8.5亿普法对象接受教育；全国共有8516个政府法律顾问团……
在“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驱动下，加速了法治意识的觉醒。在国家连续普法的催生中，在社会法治事件的亲身参与中，古老的“东方之子”逐渐改变了历史上的“臣民”角色，而实现着由“平民”向“公民”身份的转变。面对不公，他们不再选择沉默，而是积极地捍卫自己的权利。
2002年8月18日晚，当延安市公安局万花派出所的四名便衣民警闯入张某诊所卧室时，怎么也不可能想到会产生那么大的轰动效应，一次再简单不过的查处黄碟执法，引起了全国民众的一致谴责。在面对公权的非正当介入时，公民表现出了不约而同的担忧与抵制，捍卫公民权利成为一种时尚。
无数事实证明，国家经济的发展和政治改革的推进，正促使一种以公民意识的觉醒、公民权利的彰显为特征的公民社会的生长。2004年4月1日，北京一位63岁的黄老汉手持新修正的宪法，抵制有关部门的强制搬迁。此举不仅昭示着公民权利意识的提高和宪法观念的增强，更表明法律正在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姿态，从单纯的文本悄然进入民众的内心深处。而随后一个叫李红光的普通公民，自费登广告推荐治理深圳12条建议，以“广告参政”方式让全社会深刻领悟到“公民”二字的分量。
与臣民、平民相比，现代意义上公民的最大特征，在于一种政治的参与，一份责任的担当。历史上“公车上书”是一种知识分子的选择，现实中“公民上书”更是一种意见公民的选择。近年来，就公共议题频频上书公权力机关或发表公开信，已构成公民社会迅速成长的历史性标记。
从孙志刚事件中三位博士和五位学者上书全国人大开始，公民向有关机关提交呼吁书、立法建议书、违宪审查建议书等上书行为层出不穷，仅公开报道的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书就达十五件之多，内容涉及户籍制度、暂住证制
2003年“孙志刚的不幸”推立法3月，刚毕业的大学生孙志刚，因为没有随身携带身份证而被关进收容所，悲剧上演了——被毒打致死。媒体报道了这一案件，全国哗然。不久，全国人大废除了实行多年的收容审查制度，代之以救助办法。2004年3月，全国人大修改宪法，加入了保障人权的条款。一人不幸换来了千万人的幸运。
2004年“阜阳劣质奶粉”惊总理安徽阜阳市因食用劣质奶粉造成营养不良而死亡的婴儿共计12人，因食用劣质奶粉造成营养不良的婴儿229人，其中轻中度营养不良的189人。此案共查获55种不合格奶粉，涉及10个省区市的40家企业被查处，10多万袋劣质奶粉被停售；立案查处涉嫌销售不合格奶粉案件3g起，审结此类刑事案件15件。
2005年“成都警贼勾结”引轰动12月5日，重庆铁路运输法院和贵阳铁路运输法院在贵阳对“警贼勾结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徇私枉法罪分别对11名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7年至缓刑不等的刑罚，包括原成都车站派出所警务队3名队长和8名警长、瞀员。
2007年“农民告赢省长”显进步2004年5月，浙江省长汀村所在的地段被划拨给市土地流转中心，项目获得了省政府批准。2005年8月，张召良向省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请求撤销省政府的决定。在申请不予受理的情况下，2006年2月，张召良等人向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获得胜诉。省政府受理了行政复议申请，宣布原行政行为不符合《国家土地管理法》，予以撤销。度、强制婚检、公路收费、养路费征收、对造假者惩罚性赔偿、航空旅客伤亡赔偿标准、业主自治、保护虚拟财产、消除歧视就业、涉黄示众等诸多方面。“公民上书”以鲜活的形式向人们演示了公民监督权、建议权等民主权利的实现路径，深刻体现出公民意识的崛起。 短短十年间，无论是公民基于个人维权的努力，还是对“处女卖淫案”、“稷山诽谤案”、“孟州书祸”等公共事件的正义呐喊，无不透射出一种公民责任的担当。这些事例告诉我们：从理论到行动，从制度到观念，法律的影响力早已成为我们生活中最熟悉的部分。
法治是一连串鲜活的事件
法治总是在关怀“小人物”的命运中不断前进的。
——乔占祥，河北律师。因为春运火车票涨价而叫板铁道部，虽然最终的司法结果并没有支持他的诉求，但却引发了公众对政府涨价程序的普遍质疑，并直接激发了第一个铁路春运涨价听证会的产生。
——郝劲松，中国政法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因为小小的发票，先后7次将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地铁运营公司、北京铁路局告上法庭，以个人的力量举起公益诉讼的大旗，成了“打破行业‘霸王条款”’的斗士。
——李刚，北京市民。因为“进津费”、“进沪费”，先后将天津和上海路政管理部门告上法庭。随后又请求法院确认乐天木糖醇口香糖使用“全国牙防组认证”标志构成对消费者的欺诈，“意见公民”的孤胆战斗，结束了全国牙防组长期“忽悠”全国人民的历史，让人感到小人物也有撼动大树的力量。
——李文娟，举报人。因举报辽宁鞍山市国税局违法违规行为，遭受了两次被辞退及劳教一年的一系列打击报复。2006年3月27日经中央电视台报道后，引起公众极度关注，“保护中国的‘深喉’”、“保护社会的良心”之声络绎不绝。
——杨武，“史上最牛钉子户”。2007年借助《物权法》出台的热潮，上演了一出抵制“强制拆迁”的“保卫战”。坚毅的维权决心，强劲的舆论风暴，勾勒出中国私权神圣的美丽画卷。
——辛艳华，一位普通母亲。2007年6月5日，她写的《400位父亲泣血呼救：谁来救救我们的孩子》发表在大河网上，由此点燃了山西打击黑砖窑风暴。“所做的一切，纯粹出于感恩和正义”。一种缘于亲情道义的简单义举，其实也能成为剔除社会毒瘤、推动法治进步的力量。
无论是出于公益的叫板，还是做维护正义的“斗士”，抑或是坚定的权利维护者，“小人物”们用自己的具体行动，勾画出了一幕幕平凡人生动具体的法治片段。在他们的命运起伏中，虽然浓缩了中国法治十年的坎坷波折，酸甜苦辣，然而也散发出法治的无穷魅力：法治是“法律大厦”的宏伟；法治是“依法行政”的睿智；法治是“司法改革”的炙热……法治，既是小人物化身“风向标”，也是一连串鲜活的事件。
一怒之下，山东女青年齐玉苓将冒名顶替上学的陈某等告上法庭，由此拉开了民间“宪法诉讼”的序幕。
虽然至今为止，中国还没有确立起正式的宪法诉讼，但公民不断向司法寻求宪法性权利救济，演化出了一幕幕“活化宪法”的经典。齐玉苓援引宪法依据为自己争取到了基本权利的尊严，促使更多的公民开始寻求宪法上的权利救济。
2002年，四川大学毕业生蒋韬以侵犯宪法平等权为由，将在招聘中限制身高的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告上法庭，最终迫使招聘者取消限制。2003年，报考公务员的安徽芜湖市考生张先著一纸诉状把人事局告上法庭，“中国乙肝歧视第一案”在社会上掀起一股强烈的反歧视浪潮。一年之后，《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正式颁布实施，乙肝病原携带者、艾滋病毒携带者获得平等录用权，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这些宪法司法化的原始判例，再次折射出“宪法之美”。
法治的价值和生命，从来不是静静地躺在精巧的法典或厚厚的法律匯编中，而是表现在“一个重大的公共事件中，那些坚信法治的人们汇聚力量和才智去捍卫法律的尊严”。2003年3月，当27岁的大学毕业生孙志刚因缺暂住证命丧广州收容站时，一个生命的死亡预示着一个制度的终结。如果不是媒体的曝光，如果不是三位法学博士和五位法学家先后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如果不是广大民众的抗争，孙志刚或许与其他遭遇非正常死亡的公民一样销声匿迹。正因为此，孙志刚事件才成为中国法治进程的重要标志。
如果把生活中的法治事件连接起来，它就是一幅鲜活美丽的画卷。2004年4月，我国首部法治蓝皮书将这一画卷作了截图，书中对足球“黑哨”问题、医患纠纷问题、离婚财产分割问题等影响较大、意义深刻的法治热点事件进行了综述评价，生动地记录下了社会法治进步的点点滴滴。
作为一个进程的法治，从不完善到完善、从初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中，社会肯定会付出相应的代价，但是十年的时光，流动的法治又宛如一条澎湃的河，立法步伐开放稳健、法治政府初显端倪、司法改革风起云涌、社会法治分外妖娆，安乐死、受教育权、乙肝歧视、“恶搞”等鲜活的法治事件，激起一连串美丽的浪花，让人如此心动，荡漾着法治的醉人涟漪……
法治十载满园春。十年前的那个平静的秋天，一举奠定了中国法治最重要的策略基石。2007年10月15日，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在北京隆重召开，秋天的盛会再聚首，“依法治国”的伟大征程又会注入什么新基因呢?人们憧憬着这一刻的到来。
1997年9月，一个金色烂漫的寻常秋日，却永载共和国史册。庄严肃穆的人民大会堂，来自全国各地的党代表们云集一堂、集思广益，为党的十五大献计献策，为共和国的民主法治建设“隆重剪彩”——
“依法治国，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从“法制”到“法治”，20年改一字。个中艰辛，又有几人深尝其味?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要“法治”还是要“人治”，曾在社会各界引发了一场广泛争论。其中，主张“法制”的并不在少数。
然而，真理愈辩愈明，法治的思想和主张逐渐被大多数人接受。持续近20年的论战，为党中央和全国人大正式将“依法治国”作为法治建设的基本目标、党领导人民治国的基本方略，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张“法治蓝图”的恢宏勾勒，不仅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根本转变，更标志着共和国的民主法治建设从此迈向新征程，又翻开了崭新而充满希望的一页!
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依法治国”写入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予以保障；2002年，党的十六大再起风云，“依法治国”被列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依法执政，成为党中央确立的基本执政方式；构“史上最牛钉子户”——杨武，2007年借助《物权法》的出台，上演了一出抵制“强制拆迁”的“保卫战”，表明了在中国私权的神圣。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次作为科学命题提出，民主法治位列六大基本特征之首。
中国法治一路奔来，风驰电掣，但快而不乱、繁而不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改革司法体制、尊重保障人权、培养社会主义法治意识……“先立再破”、“渐立渐破”，谨慎稳健的法治构建路径，倡导秩序稳定，从而跳出了俄罗斯等转轨国家“先破后立”的窠臼。稳健的法治建设，在赢得了坊间好评的同时，也向国际传达出中国依法改革的积极信号。
“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規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马克思语)法治已成为全社会的价值观和价值标准，公民的法治意识被唤醒，激发出“依法治国”的澎湃动力。
由“平民”到“公民”
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教师……不断壮大的法律职业群体，成为公民法治意识的“良师益友”。截至2D05年年底，法学本科专业的高等院校已达559所，法学专业在校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达30万人，其中本科生为20多万人，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2万多人，法学硕士研究生6万多人，法学博士研究生6000多人。
2001年12月4日，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不同阶层、不同领域的人都拥上街头，以各种方式庆祝第一个全国法制宣传日。此后每年的“12-4”，都成为宣传宪法知识、普及法治观念的标志性载体。“四五”普法期间，8.5亿普法对象接受教育；全国共有8516个政府法律顾问团……
在“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驱动下，加速了法治意识的觉醒。在国家连续普法的催生中，在社会法治事件的亲身参与中，古老的“东方之子”逐渐改变了历史上的“臣民”角色，而实现着由“平民”向“公民”身份的转变。面对不公，他们不再选择沉默，而是积极地捍卫自己的权利。
2002年8月18日晚，当延安市公安局万花派出所的四名便衣民警闯入张某诊所卧室时，怎么也不可能想到会产生那么大的轰动效应，一次再简单不过的查处黄碟执法，引起了全国民众的一致谴责。在面对公权的非正当介入时，公民表现出了不约而同的担忧与抵制，捍卫公民权利成为一种时尚。
无数事实证明，国家经济的发展和政治改革的推进，正促使一种以公民意识的觉醒、公民权利的彰显为特征的公民社会的生长。2004年4月1日，北京一位63岁的黄老汉手持新修正的宪法，抵制有关部门的强制搬迁。此举不仅昭示着公民权利意识的提高和宪法观念的增强，更表明法律正在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姿态，从单纯的文本悄然进入民众的内心深处。而随后一个叫李红光的普通公民，自费登广告推荐治理深圳12条建议，以“广告参政”方式让全社会深刻领悟到“公民”二字的分量。
与臣民、平民相比，现代意义上公民的最大特征，在于一种政治的参与，一份责任的担当。历史上“公车上书”是一种知识分子的选择，现实中“公民上书”更是一种意见公民的选择。近年来，就公共议题频频上书公权力机关或发表公开信，已构成公民社会迅速成长的历史性标记。
从孙志刚事件中三位博士和五位学者上书全国人大开始，公民向有关机关提交呼吁书、立法建议书、违宪审查建议书等上书行为层出不穷，仅公开报道的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书就达十五件之多，内容涉及户籍制度、暂住证制
2003年“孙志刚的不幸”推立法3月，刚毕业的大学生孙志刚，因为没有随身携带身份证而被关进收容所，悲剧上演了——被毒打致死。媒体报道了这一案件，全国哗然。不久，全国人大废除了实行多年的收容审查制度，代之以救助办法。2004年3月，全国人大修改宪法，加入了保障人权的条款。一人不幸换来了千万人的幸运。
2004年“阜阳劣质奶粉”惊总理安徽阜阳市因食用劣质奶粉造成营养不良而死亡的婴儿共计12人，因食用劣质奶粉造成营养不良的婴儿229人，其中轻中度营养不良的189人。此案共查获55种不合格奶粉，涉及10个省区市的40家企业被查处，10多万袋劣质奶粉被停售；立案查处涉嫌销售不合格奶粉案件3g起，审结此类刑事案件15件。
2005年“成都警贼勾结”引轰动12月5日，重庆铁路运输法院和贵阳铁路运输法院在贵阳对“警贼勾结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徇私枉法罪分别对11名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7年至缓刑不等的刑罚，包括原成都车站派出所警务队3名队长和8名警长、瞀员。
2007年“农民告赢省长”显进步2004年5月，浙江省长汀村所在的地段被划拨给市土地流转中心，项目获得了省政府批准。2005年8月，张召良向省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请求撤销省政府的决定。在申请不予受理的情况下，2006年2月，张召良等人向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获得胜诉。省政府受理了行政复议申请，宣布原行政行为不符合《国家土地管理法》，予以撤销。度、强制婚检、公路收费、养路费征收、对造假者惩罚性赔偿、航空旅客伤亡赔偿标准、业主自治、保护虚拟财产、消除歧视就业、涉黄示众等诸多方面。“公民上书”以鲜活的形式向人们演示了公民监督权、建议权等民主权利的实现路径，深刻体现出公民意识的崛起。 短短十年间，无论是公民基于个人维权的努力，还是对“处女卖淫案”、“稷山诽谤案”、“孟州书祸”等公共事件的正义呐喊，无不透射出一种公民责任的担当。这些事例告诉我们：从理论到行动，从制度到观念，法律的影响力早已成为我们生活中最熟悉的部分。
法治是一连串鲜活的事件
法治总是在关怀“小人物”的命运中不断前进的。
——乔占祥，河北律师。因为春运火车票涨价而叫板铁道部，虽然最终的司法结果并没有支持他的诉求，但却引发了公众对政府涨价程序的普遍质疑，并直接激发了第一个铁路春运涨价听证会的产生。
——郝劲松，中国政法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因为小小的发票，先后7次将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地铁运营公司、北京铁路局告上法庭，以个人的力量举起公益诉讼的大旗，成了“打破行业‘霸王条款”’的斗士。
——李刚，北京市民。因为“进津费”、“进沪费”，先后将天津和上海路政管理部门告上法庭。随后又请求法院确认乐天木糖醇口香糖使用“全国牙防组认证”标志构成对消费者的欺诈，“意见公民”的孤胆战斗，结束了全国牙防组长期“忽悠”全国人民的历史，让人感到小人物也有撼动大树的力量。
——李文娟，举报人。因举报辽宁鞍山市国税局违法违规行为，遭受了两次被辞退及劳教一年的一系列打击报复。2006年3月27日经中央电视台报道后，引起公众极度关注，“保护中国的‘深喉’”、“保护社会的良心”之声络绎不绝。
——杨武，“史上最牛钉子户”。2007年借助《物权法》出台的热潮，上演了一出抵制“强制拆迁”的“保卫战”。坚毅的维权决心，强劲的舆论风暴，勾勒出中国私权神圣的美丽画卷。
——辛艳华，一位普通母亲。2007年6月5日，她写的《400位父亲泣血呼救：谁来救救我们的孩子》发表在大河网上，由此点燃了山西打击黑砖窑风暴。“所做的一切，纯粹出于感恩和正义”。一种缘于亲情道义的简单义举，其实也能成为剔除社会毒瘤、推动法治进步的力量。
无论是出于公益的叫板，还是做维护正义的“斗士”，抑或是坚定的权利维护者，“小人物”们用自己的具体行动，勾画出了一幕幕平凡人生动具体的法治片段。在他们的命运起伏中，虽然浓缩了中国法治十年的坎坷波折，酸甜苦辣，然而也散发出法治的无穷魅力：法治是“法律大厦”的宏伟；法治是“依法行政”的睿智；法治是“司法改革”的炙热……法治，既是小人物化身“风向标”，也是一连串鲜活的事件。
一怒之下，山东女青年齐玉苓将冒名顶替上学的陈某等告上法庭，由此拉开了民间“宪法诉讼”的序幕。
虽然至今为止，中国还没有确立起正式的宪法诉讼，但公民不断向司法寻求宪法性权利救济，演化出了一幕幕“活化宪法”的经典。齐玉苓援引宪法依据为自己争取到了基本权利的尊严，促使更多的公民开始寻求宪法上的权利救济。
2002年，四川大学毕业生蒋韬以侵犯宪法平等权为由，将在招聘中限制身高的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告上法庭，最终迫使招聘者取消限制。2003年，报考公务员的安徽芜湖市考生张先著一纸诉状把人事局告上法庭，“中国乙肝歧视第一案”在社会上掀起一股强烈的反歧视浪潮。一年之后，《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正式颁布实施，乙肝病原携带者、艾滋病毒携带者获得平等录用权，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这些宪法司法化的原始判例，再次折射出“宪法之美”。
法治的价值和生命，从来不是静静地躺在精巧的法典或厚厚的法律匯编中，而是表现在“一个重大的公共事件中，那些坚信法治的人们汇聚力量和才智去捍卫法律的尊严”。2003年3月，当27岁的大学毕业生孙志刚因缺暂住证命丧广州收容站时，一个生命的死亡预示着一个制度的终结。如果不是媒体的曝光，如果不是三位法学博士和五位法学家先后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如果不是广大民众的抗争，孙志刚或许与其他遭遇非正常死亡的公民一样销声匿迹。正因为此，孙志刚事件才成为中国法治进程的重要标志。
如果把生活中的法治事件连接起来，它就是一幅鲜活美丽的画卷。2004年4月，我国首部法治蓝皮书将这一画卷作了截图，书中对足球“黑哨”问题、医患纠纷问题、离婚财产分割问题等影响较大、意义深刻的法治热点事件进行了综述评价，生动地记录下了社会法治进步的点点滴滴。
作为一个进程的法治，从不完善到完善、从初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中，社会肯定会付出相应的代价，但是十年的时光，流动的法治又宛如一条澎湃的河，立法步伐开放稳健、法治政府初显端倪、司法改革风起云涌、社会法治分外妖娆，安乐死、受教育权、乙肝歧视、“恶搞”等鲜活的法治事件，激起一连串美丽的浪花，让人如此心动，荡漾着法治的醉人涟漪……
法治十载满园春。十年前的那个平静的秋天，一举奠定了中国法治最重要的策略基石。2007年10月15日，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在北京隆重召开，秋天的盛会再聚首，“依法治国”的伟大征程又会注入什么新基因呢?人们憧憬着这一刻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