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代的曾国藩是“人定胜天”主义者，非常推崇意志的力量。他认为人的意志是无所不能的：“志之所向，金石为开，谁能御之。”初创湘军时他一无所有，有的只是意志。唯意志论的信念，支撑他穿越了本不可能穿越的重重艰险，以一介书生，赤地立新，创立起湘军。
　　在湘军连获胜仗之际，曾国藩一度顾盼自得，予智予雄，对自己的主观能动能量相当自负，以为“天下事果能坚忍不懈，总可有志竟成”。
　　但是随着一生经历多次挫折，特别是咸丰七年被皇帝罢黜回家的大挫折后，他开始意识到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局限。被罢黜居家这一段时间，是曾国藩一生最痛苦的时期之一。命运由大荣瞬间转为大辱，状态由大喜急坠入大悲，使他恍然体悟到人力的无可奈何。回顾往事，细究天人，曾国藩恍然发觉，人生不过是一股水流，流到哪里，完全是由地形决定。自己其实不过如一粒豆粒，在命运的簸箕中随机跃动。极度痛苦之中，他找到了“天命”之说与“黄老之术”作为挽救心理危局的良药。
　　天意从来高难问。事实上，那位天上的神秘人物，经常做出一些看起来乖戾无理的决定。古来如李斯、董卓、杨素，智力皆横绝一世，早年飞黄腾达，看起来命运对他们很厚待，结果下场都很惨。也有一些能力超群锐意进取者，终生不得施展，却幸运地逃过了动乱，得以享尽天年。
　　大彻大悟的曾国藩悟到，人力其实是很弱小的。“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粒耳。”如果把心胸放大到宇宙世界层面，则人间小小荣辱风波不值一提。
　　皈依天命说后，曾国藩一改过去的急切焦躁，在处理大事时变得从容不迫。他不再认为，王朝的命运可以由他一手左右。太平天国能不能平，大清王朝还能存在多少年，这些太大尺度的事件，不是某一个人甚至某一个集团能够决定的。在这些大事件背后，有着天时、历史、人心等诸多深层次力量，个人所能发挥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因此，他所要做的，只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尽自己的能力而已，而不必杞人忧天，将太多无法承受之重揽到自己肩上。
　　曾国荃久攻天京不下，肝气上升，心情焦躁，行将得病。曾国藩写信告诉曾国荃，太平军能不能平，南京攻不攻得下，乃是天地间那神秘的大力量决定的，个人能发挥的空间十分有限。“金陵之克，亦本朝之大勋，千古之大名，全凭天意主张，岂尽关乎人力？”因此要求曾国荃将能否攻下南京“付诸可必不可必之数，不敢丝毫代天主张”。
　　他打了这样一个比方，用科举考试来比喻天京之战：“譬如场屋考试，文有理法才气，诗不错平仄抬头，此人谋主张也。主司之取舍，科名之迟早，此天意之主张也。”个人在天命力量面前，只能老老实实地努力，不可妄图侥幸，鲁莽裂灭。
　　到了晚年，回首往事，曾国藩越来越认同，人的主观努力能施展的范围其实相当狭窄，环境和时机远比人的努力重要。运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没有那个运气，一个人再挣扎奋斗也无济于事。
　　对于自己一生功业，他以“运气”总结之：“其初办理团练，略招勇丁以剿土匪，其后四方多故，事会相近，遂有不克中止之势。”“国家……正值剥极将复之际，不才会逢其适，侥幸有成。”“湘淮诸公应由布衣徒步以取将相，特借鄙人以发其端。”其间离合得失，千变万态，“纯关天意，不由人谋。”这其中固有谦词，也有灼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