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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我在南京军事学院政治部担任秘书，主要负责资料工作和记录整理首长报告。在多年的工作中，我和时任军事学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的钟期光接触较多，在耳濡目染中，他高大的形象永远屹立在我的脑海里，成为我一生成长的指路明灯。
凝聚伟大人格力量的“钟主任”
钟期光，湖南省平江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大革命时期的斗争，担任过区农民协会委员长。1927年加入湖南工农义勇军平江第一大队后，参加了秋收起义、平江起义和支援攻打长沙的战斗。他是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苏浙皖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_。新中国成立前后，他又成为华东军事政治大学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堪称“华野名将，学府高师”。1956年中共八大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曾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由此可见，钟期光对中国革命战争和军队建设贡献之大。
说来有趣，就是这样一位功勋卓著、57名开国上将之一的解放军著名领导人，几十年来，无论在哪个岗位上、担任什么职务，人们都一直亲切地称呼他为“我们的钟主任”，即使他担任了副政委、政委或是别的什么职务，大家仍然这样尊称他为“钟主任”。他的一位老部下在悼念诗中赞日：“部下爱称钟主任，纷纷著文美德传。”有的女同志甚至亲昵地叫他“妈妈主任”。为什么会这样呢？这首先是因为他历任的职务大多是各级政治部（处）主任、副主任，具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对我军政治工作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更主要的是他一生赤胆忠心为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在部属、群众面前，始终呈现出一副平等待人、和蔼可亲的形象。钟期光不抽烟，不喝酒，闲暇之时，常爱抓把蚕豆，和大家一起剥着吃。他通过“见事就教”的方式，对干部战士政治上关心，工作上支持，生活上体贴，使大家感到分外温暖。所以人们都愿意接近他，向他敞开思想，讲真心话。
我刚接触钟主任时，只有十八九岁。当时，我与他编在同一个党小组，对他丝毫没有畏惧感。我特别爱听他讲革命故事，谈学习体会。当年有共产国际时，中共是它的一个支部，这样的历史知识最早就是从他那里听来的。我的老伴曾在钟主任身边工作过，她们几位女兵一遇到什么问题，钟期光知道后，就让她们到家里坐坐，一杯浓香的清茶，一席温馨的话语，就使她们的思想豁然开朗了。由此可见，“钟主任”，这已不只是对一位高级首长任职的称呼，而是一种伟大人格力量的代名词。
哲学“学习要加以系统化”
在与钟期光的接触中，令我感触最深的是他政治工作功底深厚。他读过几年私塾，17岁就当小学老师，加上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知识面非常宽，文化功底深厚。他做起报告来总是自己动手，写上几条，上台就讲。老同志们说：钟期光在战争年代更是这样，那时也无条件先写讲稿，这是他的光荣传统。作为军事学院政治工作的领导人，他的讲话、报告，需要下发和作为档案留存，这就要有工作人员作记录。他一口平江味很浓的湖南话，语速既快又难懂，很难记下来，有时还会把重要内容漏掉了。那时，虽然有了钢丝录音机，但价格昂贵，一般机关很少有。于是组织上就派几位青年同志到当时的亚伟速记学校去学习，我也参加了，并且很快掌握了这门技巧，记录起来就从容多了。此后我常为钟期光做记录，并整理出来，最后由他审定修改。有一次他还表扬了我，说我整理的记录稿不错，特别是既保留了他的口语化风格，同时也通过整理使文字通顺流畅。这使我受到了很大鼓励，从此我更加努力学习汉语。后来还读完了以吴晗为校长的北京电视大学中文系的全部课程，为我以后调到军事院校从事教学和科研，打下了较好的基础。经过与钟期光多年的近距离接触，我对这位老前辈的了解更深刻了，对他的敬重也提升到更高层次。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军进到了“建军的高级阶段”，客观形势要求人们要努力学习。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刘伯承，身体有疾，眼睛受伤，还带头学习，不仅学习政治军事，还努力提高俄语水平，亲自译校苏军的条令条例，并向全院提出了“共同学习政治，各自钻研业务”的口号。作为刘伯承政治工作助手的钟期光，深感形势逼人，时不我待。1954年6月22日，他在给陈毅的信中表明了“发誓愿学习理论”的态度。陈毅6月29日复信给予鼓励，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我特别支持这一方面”。
在学习理论中，钟期光十分注意哲学学习。在他看来，哲学是管“总”的，是人生的“总开关”，学好了，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都会提高。当时南京军事学院设置的教授会（即今教研室）中，有个哲学教授会。教授会主任郭奇，是北平一二九运动的地下党员，毛泽东曾说他是“延安的大哲学家”。当时，哲学教授会聘请的苏联顾问，也曾系统地向教员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讲课时，罗卓英翻译，我用速记作记录。钟期光深感在这样的单位指导工作，自己不懂行不行，抓紧一切时间学习哲学。
1955年8月，钟期光因病到青岛疗养，还念念不忘学习哲学。他在给我的亲笔信中要求我把哲学教授分发给他的哲学讲义收集全、整理好，等他病愈后回来学习。他表示，哲学“学习加以系统化，是主要的”，另一方面，“也可以参加增略的某些部分或点滴意见”。这表明，钟期光的学习是和工作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既是为了改造主观世界，也是为了改造客观世界。
“学了哲学关键是要用”
在钟期光的影响下，我也对学习哲学产生了兴趣。当时通过做记录，我系统地了解了苏联专家讲解的哲学课。同时，我也阅读了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讲授提纲”——《辩证法唯物论》（毛泽东后来发表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此基础上的理论突破），以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哲学著作。我对哲学这门学问大体上有了框架性的了解。
一次，钟期光和我聊天时问我：“什么是哲学？”我顺口答道：“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钟期光还未听完就哈哈大笑说：“不能说你回答得不对，但是学了哲学关键是要用啊！要用于生活、用于工作、用于斗争。你没有回答。”我一时茫然，无言以对。后来，他又告诉我：毛主席说过，我们的干部实际上是懂得哲学的，像连队指导员在点名时，讲了情况和成绩之后，总要说点缺点，这不就是辩证法唯物论的运用吗，不过他们还不太自觉罢了。
在钟期光的启示下，我找来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贪婪地读了起来。这本书是艾思奇1936年在上海出版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读物。作者以简洁的语言，流畅的文字，生动的事例，对哲学的基本原理，以及哲学与日常生活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和深入浅出的阐述，开通俗哲学写作之一代风气，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在历史上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人们的评价是，它影响和教育了几代人，至今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20世纪50年代初，艾思奇应邀到南京军事学院辅导讲解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我参加了听课。在读了《大众哲学》和听了艾思奇的讲课后，使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钟期光要求我要学好用好哲学的重要意义！
钟期光离开我们已经快要25年了。人逝音在，风范犹存。在笔者进入耄耋之年后，每当忆及往事，总要想起在他身边工作的那些时日。对于我来说，那是一段提高思想、增长学识最丰富的年代，是我一生中难忘的重要日子。我永远怀念在解放军这所大学校里遇到的这位导师，这位首长，这位好主任！
凝聚伟大人格力量的“钟主任”
钟期光，湖南省平江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大革命时期的斗争，担任过区农民协会委员长。1927年加入湖南工农义勇军平江第一大队后，参加了秋收起义、平江起义和支援攻打长沙的战斗。他是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苏浙皖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_。新中国成立前后，他又成为华东军事政治大学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堪称“华野名将，学府高师”。1956年中共八大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曾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由此可见，钟期光对中国革命战争和军队建设贡献之大。
说来有趣，就是这样一位功勋卓著、57名开国上将之一的解放军著名领导人，几十年来，无论在哪个岗位上、担任什么职务，人们都一直亲切地称呼他为“我们的钟主任”，即使他担任了副政委、政委或是别的什么职务，大家仍然这样尊称他为“钟主任”。他的一位老部下在悼念诗中赞日：“部下爱称钟主任，纷纷著文美德传。”有的女同志甚至亲昵地叫他“妈妈主任”。为什么会这样呢？这首先是因为他历任的职务大多是各级政治部（处）主任、副主任，具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对我军政治工作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更主要的是他一生赤胆忠心为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在部属、群众面前，始终呈现出一副平等待人、和蔼可亲的形象。钟期光不抽烟，不喝酒，闲暇之时，常爱抓把蚕豆，和大家一起剥着吃。他通过“见事就教”的方式，对干部战士政治上关心，工作上支持，生活上体贴，使大家感到分外温暖。所以人们都愿意接近他，向他敞开思想，讲真心话。
我刚接触钟主任时，只有十八九岁。当时，我与他编在同一个党小组，对他丝毫没有畏惧感。我特别爱听他讲革命故事，谈学习体会。当年有共产国际时，中共是它的一个支部，这样的历史知识最早就是从他那里听来的。我的老伴曾在钟主任身边工作过，她们几位女兵一遇到什么问题，钟期光知道后，就让她们到家里坐坐，一杯浓香的清茶，一席温馨的话语，就使她们的思想豁然开朗了。由此可见，“钟主任”，这已不只是对一位高级首长任职的称呼，而是一种伟大人格力量的代名词。
哲学“学习要加以系统化”
在与钟期光的接触中，令我感触最深的是他政治工作功底深厚。他读过几年私塾，17岁就当小学老师，加上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知识面非常宽，文化功底深厚。他做起报告来总是自己动手，写上几条，上台就讲。老同志们说：钟期光在战争年代更是这样，那时也无条件先写讲稿，这是他的光荣传统。作为军事学院政治工作的领导人，他的讲话、报告，需要下发和作为档案留存，这就要有工作人员作记录。他一口平江味很浓的湖南话，语速既快又难懂，很难记下来，有时还会把重要内容漏掉了。那时，虽然有了钢丝录音机，但价格昂贵，一般机关很少有。于是组织上就派几位青年同志到当时的亚伟速记学校去学习，我也参加了，并且很快掌握了这门技巧，记录起来就从容多了。此后我常为钟期光做记录，并整理出来，最后由他审定修改。有一次他还表扬了我，说我整理的记录稿不错，特别是既保留了他的口语化风格，同时也通过整理使文字通顺流畅。这使我受到了很大鼓励，从此我更加努力学习汉语。后来还读完了以吴晗为校长的北京电视大学中文系的全部课程，为我以后调到军事院校从事教学和科研，打下了较好的基础。经过与钟期光多年的近距离接触，我对这位老前辈的了解更深刻了，对他的敬重也提升到更高层次。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军进到了“建军的高级阶段”，客观形势要求人们要努力学习。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刘伯承，身体有疾，眼睛受伤，还带头学习，不仅学习政治军事，还努力提高俄语水平，亲自译校苏军的条令条例，并向全院提出了“共同学习政治，各自钻研业务”的口号。作为刘伯承政治工作助手的钟期光，深感形势逼人，时不我待。1954年6月22日，他在给陈毅的信中表明了“发誓愿学习理论”的态度。陈毅6月29日复信给予鼓励，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我特别支持这一方面”。
在学习理论中，钟期光十分注意哲学学习。在他看来，哲学是管“总”的，是人生的“总开关”，学好了，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都会提高。当时南京军事学院设置的教授会（即今教研室）中，有个哲学教授会。教授会主任郭奇，是北平一二九运动的地下党员，毛泽东曾说他是“延安的大哲学家”。当时，哲学教授会聘请的苏联顾问，也曾系统地向教员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讲课时，罗卓英翻译，我用速记作记录。钟期光深感在这样的单位指导工作，自己不懂行不行，抓紧一切时间学习哲学。
1955年8月，钟期光因病到青岛疗养，还念念不忘学习哲学。他在给我的亲笔信中要求我把哲学教授分发给他的哲学讲义收集全、整理好，等他病愈后回来学习。他表示，哲学“学习加以系统化，是主要的”，另一方面，“也可以参加增略的某些部分或点滴意见”。这表明，钟期光的学习是和工作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既是为了改造主观世界，也是为了改造客观世界。
“学了哲学关键是要用”
在钟期光的影响下，我也对学习哲学产生了兴趣。当时通过做记录，我系统地了解了苏联专家讲解的哲学课。同时，我也阅读了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讲授提纲”——《辩证法唯物论》（毛泽东后来发表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此基础上的理论突破），以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哲学著作。我对哲学这门学问大体上有了框架性的了解。
一次，钟期光和我聊天时问我：“什么是哲学？”我顺口答道：“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钟期光还未听完就哈哈大笑说：“不能说你回答得不对，但是学了哲学关键是要用啊！要用于生活、用于工作、用于斗争。你没有回答。”我一时茫然，无言以对。后来，他又告诉我：毛主席说过，我们的干部实际上是懂得哲学的，像连队指导员在点名时，讲了情况和成绩之后，总要说点缺点，这不就是辩证法唯物论的运用吗，不过他们还不太自觉罢了。
在钟期光的启示下，我找来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贪婪地读了起来。这本书是艾思奇1936年在上海出版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读物。作者以简洁的语言，流畅的文字，生动的事例，对哲学的基本原理，以及哲学与日常生活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和深入浅出的阐述，开通俗哲学写作之一代风气，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在历史上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人们的评价是，它影响和教育了几代人，至今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20世纪50年代初，艾思奇应邀到南京军事学院辅导讲解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我参加了听课。在读了《大众哲学》和听了艾思奇的讲课后，使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钟期光要求我要学好用好哲学的重要意义！
钟期光离开我们已经快要25年了。人逝音在，风范犹存。在笔者进入耄耋之年后，每当忆及往事，总要想起在他身边工作的那些时日。对于我来说，那是一段提高思想、增长学识最丰富的年代，是我一生中难忘的重要日子。我永远怀念在解放军这所大学校里遇到的这位导师，这位首长，这位好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