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我正在太湖边静修，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妻发来一条短信：“高信疆在一星期前去世。”虽在意料之中，但依然悲从心来，中国的文化孤军又少了一名斗士。上网搜寻有关信疆去世的消息，虽有不少追忆文章，但大半是讴歌他早年的辉煌，很少有人讲述他晚年的落寞——理想和现实冲突导致的落寞。我作为他最后的少数密友之一，应该留下一点纪念文字，写写他的最后岁月。
　　和信疆相识在十多年前。我在《明报》担任主笔，他应《明报》主席张晓卿之邀出任集团编务总裁。虽然往常我总是会和上司拉开一定的距离，但和信疆因为有太多共同的友人，于是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挚友。信疆到任不久，《苹果日报》掀起的新闻娱乐化浪潮，冲击着香港报业的生态环境，《明报》的销量急剧下降。此时，要不要坚持知识分子办报的理念，在报社内部发生了尖锐冲突。信疆平时为人极其随和，但在坚持理念的时候是个寸步不让的人。最后，他决定放弃数百万的年薪，黯然离开了到任才一年多的《明报》。
　　记得那是一个天色灰暗的周末的黄昏，往日簇拥在他身边的人一个也不见了，我帮他把私人物品一件件从18楼搬到出租车上。回到他刚租下不久的公寓，我俩喝了一夜的酒，聊了一夜的天。我赞赏信疆的坚持，但我没有和他共进退的勇气。我需要这份工作养家活口。信疆理解我的处境，从此我们成为彼此可以敞开心扉的密友。
　　信疆回台湾去了。每次去台湾，我都会去他的书房坐坐，整夜整夜地喝酒聊天。此时，他常常会约来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何怀硕、陈映真、南方朔、陈晓林等，后来往往只有信疆、怀硕和我三人。
　　有一次，我们谈到文坛现状都有无限感叹。文人的笔和脑越来越多地成为权力的工具和媚俗的商品，很少再听到有人谈论这个时代的文化理想。当然，在两岸三地还有一批有理想、有使命感的知识分子，只是散落各处，难成气候。怀硕倡言办一份杂志，集合志同道合者，发出我们的声音。信疆和我都觉得好，还为这个杂志起了个名字“孤军”。我们这些人就像这个时代退守最后文化理想的一支孤军。尽管难以力挽狂澜，也当尽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责任。然而，我们都是没有钱、又不屑低头哈腰去向有钱人化缘的穷文人，杂志最终没有办起来，但我们仍然心甘情愿做文化孤军的一员。
　　再后来，信疆去北京办一份周末报。最初他很兴奋，以为可以实现自己的文化理想，然结局是可以料见的。我每次去北京看他，他越来越落寞。在台湾，尽管他是最早倡导乡土文学的，却始终坚持民族统一的立场。在北京，尽管他是旗帜鲜明反台独的，但却坚持自由民主的理想。他不像那些游走于两岸的投机分子，于是也就必然两面不讨好，只能是越来越孤独。
　　李嘉诚在北京办长江传媒学院。我想，信疆如能去教书，把自己一生的传媒经验贡献出来，对他、对学校、对社会都是有益的。我游说学院负责人，信疆以往的一个追随者。她敷衍我，满口答应却石沉大海。信疆，这个当年的“纸上风云第一人”欲求一个教席而不得。我愤愤地向信疆抱怨，他凄然一笑说：你和我都是很难为世俗所容的人啊。
　　信疆去世前两年，我下海经商去了，忙得和信疆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2008年底，从台湾著名女作家平路那里突然听到他患上绝症的消息。我马上买了机票去台湾看望他。几次化疗使他声音嘶哑，头发脱落，已经失去了昔日美男子的风采。但信疆依然十分乐观，在死亡面前保持着人的尊严。我怕聊得太久，他会累，坐了一个小时就告辞了。信疆站起来要送我，走到门口，微笑着向我告别。我知道这是最后的告别，他最后的笑容将永驻我的脑海。
　　回到太湖边，在一起静修的建筑师登琨艳也是信疆的好友，常常问起他的病情。我说，没消息就是好消息，说明信疆没事。不料，信疆还是走了。我只能默默地送信疆远行。信疆的人生从辉煌到落寞，就像他自己说的：理想决定命运。在这个灯红酒绿的时代，一个坚持文化理想的知识分子就要像信疆那样耐得住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