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摘要：本文集中考察了张祜乐府诗的文献留存，分析郭茂倩编辑《乐府诗集》时是否参看过张祜文集，以及《乐府诗集》与《张承吉文集》所收乐府差异问题。
关键词：张祜 乐府 留存
张祜为晚唐著名诗人，其名因“乐府”著，“祜初得名，乃作乐府艳发之词，其不羁之状，往往间见。”但他的乐府诗歌在其文集中却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现所能见最早的张祜文集为《张承吉文集》，其中收录张祜乐府诗歌十九题二十首，但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录有张祜乐府诗歌三十六题四十二首。郭氏所录，明显多于《张承吉文集》。本文试图从乐府学角度探讨岑参乐府诗的留存问题，考察《乐府诗集》与《张承吉文集》之间著录乐府诗歌的差异，进一步探讨分析差异形成的原因，并对郭茂倩编辑《乐府诗集》时是否参看过张祜文集进行合理推断。1
一.张祜诗集著录问题及其原貌探寻
宋人著录的张祜诗集，《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四》、《崇文总目》卷五、《郡斋读书志》卷四均记载《张祜诗集》一卷。但是《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九中记载有张祜集十卷。张祜有无自编文集的行为，现亦已无法确切得知，只其诗集最早刊行于世者便应为《崇文总目》所记的一卷本。
因《崇文总目》中所录为宋初之时，于各种记录中年代最早，并真实可信。可见张祜诗集原貌，即应为《崇文总目》所记的一卷本。
又一卷本早已不存，现存最早的本子只为十卷本的《张承吉文集》，南宋初蜀刻大字本，书名为“文集”，实际上乃为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六月出版的“宋蜀刻本唐人集丛刊”中有此集，万曼先生在《唐集叙录》中断其为今存张祜诗集之唯一宋刻本，扉页上写明“据北京图书馆藏宋蜀刻本影印，板框尺寸悉准原书”。此十卷本概即为《直斋书录解题》中记载的张祜诗集十卷。中华再造善本之中亦有张祜集，作《张承吉集》，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影印，原书板框高十九·七厘米，宽十四·四厘米。2
据上所述，盖与《崇文总目》所录一卷本的张祜集比，十卷本的张祜集晚出，但由于一卷本之不传，所以，可以探寻到张祜集原貌的，只是这十卷本的面貌了。
这十卷本即是南宋时才出现的本子，那么大概应是编成于南宋文人之手，所以其中所反映出的编辑观念已不复为张祜自己本人的意愿了。而其中由乐府著录情况所透露出的乐府观念，则亦为宋人所有了。
另外，明、清又有六卷本、五卷本的张祜集3，皆为宋蜀本前六卷和前五卷。而其时的二卷本，则是五卷本的合并本。4张祜集的书名也有所不同，有以本名称为《张祜诗集》的，也有称其《张处士文集》的。总之，宋蜀本十卷本的《张承吉文集》就成为了现存最早的，且最全的本子。以是故本文亦以宋蜀十卷本为研究张祜乐府诗著录的本子。
二.张祜乐府诗作在集中的位置
皮日休《论白居易荐徐凝屈张祜》中提到：“祜初得名，乃作乐府艳发之词，其不羁之状，往往间见。”5可见张祜的最初扬名源于乐府。那么张祜集中是如何著录乐府诗的，乐府诗是否单独成卷？
宋蜀本《张承吉文集》共十卷，乐府诗也并未单独成卷。比之早些的一卷本之中，乐府之单独列出的可能也就微乎其微了。
下面看《乐府诗集》所载的张祜乐府在《张承吉文集》是如何著录的：
（一）《张承吉文集》卷次分类的特点。翻检《张承吉文集》，其卷次分类特点有二，第一，文集中各卷次的分类是粗略的，甚至可说是粗糙。览张祜集卷次排列，卷一为五言杂题，卷二、卷三为五言杂诗，卷四、卷五为七言杂题，卷六为五言杂题，卷七为七言杂题，卷八为杂题，卷九、卷十为五七言长韵。十卷当中，只是粗略按照诗作字数，分为五或七言，除了九、十两卷之外，只以“杂诗”或者是“杂题”别之。而观各卷所收之诗，这个“杂”字即体现了对诗作内容，诸如送别、伤悼等不加分别，亦标示了该集对诗作体裁，诸如古诗、律诗、绝句等一概不作分辨。可见，文集对诗作的分类是粗略的。
且诗集分类只在书目上有所显示，书籍正文当中更为简略，卷一、二、十仅标示为“杂诗”，卷三、四、五、六、七、八、九标为“杂题”，连五、七言的区分也省去了。
再看集中卷八，无论书目还是正文都标之为“杂题”，而卷首《投河阳石仆射》一诗至《投韩员外六韵》一诗均为五言，《投韩员外六韵》之后的《哭京兆庞尹》一诗至《公子行》一诗皆为七言，《公子行》之后的《高闲上人》一诗至末，则仅为五言。故纯以五、七言别，则卷八两者皆有，按照文集目录中的分类法，视之为五.七言杂题，亦非不可。从这一点来看，此文集对张祜诗歌的分类甚至有些混乱。
第二，《张承吉文集》之中，常有乐府同题之作，但这些作品却没有放在同一卷中，反被分别著录。这样的情况又分为两种。其中一种情况为，两首乐府诗体不同。比如，张祜集中有《公子行》二首，《乐府诗集》中均录入“新乐府辞”，二首的排列顺序为先“玉堂前后画帘垂”一首，后为“春色满城池”一首。而在张祜集中，却将同题的两首分别排在卷八“杂题”和卷一“五言杂题”之中。早前的一卷本张祜集中，两首诗作是否曾经被排列在一起，现在已无证据表明了。但在宋蜀刻本中，这两首乐府诗明显只是按照诗体进行划分，前一首为七言，后一首为五言，并没有考虑到题名相同这个因素，更不用说将其乐府特性考虑在内了。
另一种情况为，两首乐府诗的诗体相同。比如《乐府诗集》“新乐府辞”中录张祜二首《塞下曲》，“二十逐婹姚”一首著录在“万里配长陉”一首之前。《张承吉文集》中这两首乐府却分别置于卷三和卷二之中，并沒有被排列在一起，且卷二之中“万里配长陉”一首题名为《塞下》。这两首均为张祜的乐府作品，同为“五言杂诗”，中间却相隔了《忆云阳宅》等36首诗作。较为合理的理由，盖是编者见到的两首诗作题目有差异，一为《塞下曲》，一为《塞下》。
最后，张祜乐府诗《爱妾换马》亦为一题两首之作，在《张承吉文集》当中“一面妖桃千里蹄”一首在卷七，“绮阁香销华廏空”一首列在卷八。6两首同为乐府，且同题同体，诗歌题目相同，均为七言，亦未能前后相继的放在同一卷中。
关键词：张祜 乐府 留存
张祜为晚唐著名诗人，其名因“乐府”著，“祜初得名，乃作乐府艳发之词，其不羁之状，往往间见。”但他的乐府诗歌在其文集中却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现所能见最早的张祜文集为《张承吉文集》，其中收录张祜乐府诗歌十九题二十首，但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录有张祜乐府诗歌三十六题四十二首。郭氏所录，明显多于《张承吉文集》。本文试图从乐府学角度探讨岑参乐府诗的留存问题，考察《乐府诗集》与《张承吉文集》之间著录乐府诗歌的差异，进一步探讨分析差异形成的原因，并对郭茂倩编辑《乐府诗集》时是否参看过张祜文集进行合理推断。1
一.张祜诗集著录问题及其原貌探寻
宋人著录的张祜诗集，《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四》、《崇文总目》卷五、《郡斋读书志》卷四均记载《张祜诗集》一卷。但是《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九中记载有张祜集十卷。张祜有无自编文集的行为，现亦已无法确切得知，只其诗集最早刊行于世者便应为《崇文总目》所记的一卷本。
因《崇文总目》中所录为宋初之时，于各种记录中年代最早，并真实可信。可见张祜诗集原貌，即应为《崇文总目》所记的一卷本。
又一卷本早已不存，现存最早的本子只为十卷本的《张承吉文集》，南宋初蜀刻大字本，书名为“文集”，实际上乃为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六月出版的“宋蜀刻本唐人集丛刊”中有此集，万曼先生在《唐集叙录》中断其为今存张祜诗集之唯一宋刻本，扉页上写明“据北京图书馆藏宋蜀刻本影印，板框尺寸悉准原书”。此十卷本概即为《直斋书录解题》中记载的张祜诗集十卷。中华再造善本之中亦有张祜集，作《张承吉集》，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影印，原书板框高十九·七厘米，宽十四·四厘米。2
据上所述，盖与《崇文总目》所录一卷本的张祜集比，十卷本的张祜集晚出，但由于一卷本之不传，所以，可以探寻到张祜集原貌的，只是这十卷本的面貌了。
这十卷本即是南宋时才出现的本子，那么大概应是编成于南宋文人之手，所以其中所反映出的编辑观念已不复为张祜自己本人的意愿了。而其中由乐府著录情况所透露出的乐府观念，则亦为宋人所有了。
另外，明、清又有六卷本、五卷本的张祜集3，皆为宋蜀本前六卷和前五卷。而其时的二卷本，则是五卷本的合并本。4张祜集的书名也有所不同，有以本名称为《张祜诗集》的，也有称其《张处士文集》的。总之，宋蜀本十卷本的《张承吉文集》就成为了现存最早的，且最全的本子。以是故本文亦以宋蜀十卷本为研究张祜乐府诗著录的本子。
二.张祜乐府诗作在集中的位置
皮日休《论白居易荐徐凝屈张祜》中提到：“祜初得名，乃作乐府艳发之词，其不羁之状，往往间见。”5可见张祜的最初扬名源于乐府。那么张祜集中是如何著录乐府诗的，乐府诗是否单独成卷？
宋蜀本《张承吉文集》共十卷，乐府诗也并未单独成卷。比之早些的一卷本之中，乐府之单独列出的可能也就微乎其微了。
下面看《乐府诗集》所载的张祜乐府在《张承吉文集》是如何著录的：
（一）《张承吉文集》卷次分类的特点。翻检《张承吉文集》，其卷次分类特点有二，第一，文集中各卷次的分类是粗略的，甚至可说是粗糙。览张祜集卷次排列，卷一为五言杂题，卷二、卷三为五言杂诗，卷四、卷五为七言杂题，卷六为五言杂题，卷七为七言杂题，卷八为杂题，卷九、卷十为五七言长韵。十卷当中，只是粗略按照诗作字数，分为五或七言，除了九、十两卷之外，只以“杂诗”或者是“杂题”别之。而观各卷所收之诗，这个“杂”字即体现了对诗作内容，诸如送别、伤悼等不加分别，亦标示了该集对诗作体裁，诸如古诗、律诗、绝句等一概不作分辨。可见，文集对诗作的分类是粗略的。
且诗集分类只在书目上有所显示，书籍正文当中更为简略，卷一、二、十仅标示为“杂诗”，卷三、四、五、六、七、八、九标为“杂题”，连五、七言的区分也省去了。
再看集中卷八，无论书目还是正文都标之为“杂题”，而卷首《投河阳石仆射》一诗至《投韩员外六韵》一诗均为五言，《投韩员外六韵》之后的《哭京兆庞尹》一诗至《公子行》一诗皆为七言，《公子行》之后的《高闲上人》一诗至末，则仅为五言。故纯以五、七言别，则卷八两者皆有，按照文集目录中的分类法，视之为五.七言杂题，亦非不可。从这一点来看，此文集对张祜诗歌的分类甚至有些混乱。
第二，《张承吉文集》之中，常有乐府同题之作，但这些作品却没有放在同一卷中，反被分别著录。这样的情况又分为两种。其中一种情况为，两首乐府诗体不同。比如，张祜集中有《公子行》二首，《乐府诗集》中均录入“新乐府辞”，二首的排列顺序为先“玉堂前后画帘垂”一首，后为“春色满城池”一首。而在张祜集中，却将同题的两首分别排在卷八“杂题”和卷一“五言杂题”之中。早前的一卷本张祜集中，两首诗作是否曾经被排列在一起，现在已无证据表明了。但在宋蜀刻本中，这两首乐府诗明显只是按照诗体进行划分，前一首为七言，后一首为五言，并没有考虑到题名相同这个因素，更不用说将其乐府特性考虑在内了。
另一种情况为，两首乐府诗的诗体相同。比如《乐府诗集》“新乐府辞”中录张祜二首《塞下曲》，“二十逐婹姚”一首著录在“万里配长陉”一首之前。《张承吉文集》中这两首乐府却分别置于卷三和卷二之中，并沒有被排列在一起，且卷二之中“万里配长陉”一首题名为《塞下》。这两首均为张祜的乐府作品，同为“五言杂诗”，中间却相隔了《忆云阳宅》等36首诗作。较为合理的理由，盖是编者见到的两首诗作题目有差异，一为《塞下曲》，一为《塞下》。
最后，张祜乐府诗《爱妾换马》亦为一题两首之作，在《张承吉文集》当中“一面妖桃千里蹄”一首在卷七，“绮阁香销华廏空”一首列在卷八。6两首同为乐府，且同题同体，诗歌题目相同，均为七言，亦未能前后相继的放在同一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