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荧屏前津津有味地“消费历史”的时候，又不知不觉地被这种“荧屏历史”所“消费”，它不仅影响着人们对过去的看法，甚至还影响着人们对今天和明天的看法
　　
　　“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有人伦品目焉。”由此可见，在中国的主流观念中，历史一直有着崇高甚至近于神圣的位置。“春秋笔法”也是中国文人在政治高压下指陈时弊的惯常手法，因此历代统治者对历史的写法也就极其敏感。
　　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历史悠久丰富、充满惊心动魄的故事，因此连村夫野老闲下来都喜欢谈古论今，种种稗官野史又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而且传统戏剧很少与现实生活有关，几乎都是“历史剧”。所以老老少少对历史又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历史”成为重要的休闲物。因此，时下“历史剧”在荧屏的热播、吸引大量观众，确非偶然。
　　在民间话语中，“历史剧”随着社会巨变，经历了从消失、复活到现在火爆异常的几个阶段。“历史”从来是中国大众日常生活中娱乐消闲的重要部分，从曲艺说书，到戏剧小说，无不如此。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个人生活方式被认为是“阶级斗争的重要方面”，所以时时刻刻要警惕“封建腐朽”或“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消闲”也被认为是有阶级性的，这个领域是“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主要战场”，因此，要用新编“革命故事”和“革命样板戏”取代民间传统的“历史话语”，在“文革”中可说只有“八个样板戏”，民间传统体闲的“历史话语”几乎完全消失。
　　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私人生活”的存在得到承认，对个人生活的干预越来越少，不再把“生活方式”与“政治”完全等同，允许一种精神“消闲品”的存在。在销声匿迹数十年后，市民文化、消闲文化迅速兴起。而且，这种社会变化与电视这种最强有力的大众传媒在中国的普及几乎同步，“看电视”成为最普遍的消闲方式。
　　但数十年的“休闲文化”的断层，已使人们对那种充满市民气息和商业化的消费文化的再生产，心有余而力不足。在90年代以前，大陆也拍了一些力图“消闲”的历史剧，都不成功，收视率平平，对大众明显缺乏吸引力。90年代初引进的香港电视剧《戏说乾隆》，一炮而红，风靡大江南北，全国数十个电视台同时播映此片，一时蔚为大观。内地观众和影视从业者第一次知道，“历史”竟能如此书写或曰如此编造!
　　《戏说乾隆》无疑是大陆这类“消闲历史剧”的“教科书”，也是大陆大众文化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可以说，后来荧屏热播的《康熙微服私访记》《宰相刘罗锅》《铁齿铜牙纪晓岚》等大陆自己拍摄的“戏说”，实际都以《戏说乾隆》为师。如果说琼瑶的“言情剧”是80年代大陆“言情剧”的发蒙老师，那《戏说乾隆》则可说是大陆从上世纪90年代一直到现在仍乐此不疲的“历史戏说”的发蒙老师。中国民间“消费历史”的传统，在新时代终于找到了“电视”这个最佳载体。
　　荧屏戏说历史的勃兴除了传统文化因素，还有现实的原因。相对现实题材，拍摄历史题材时影视人员发挥自己才华的空间要大得多，因此“历史剧”自然更吸引观众。反过来，历史剧的观众越多，制作人的利润也更多，对历史剧的投入则更多，越要千方百计适应观众的口味，拍出的片子当然更好看，无形中又进一步影响、强化了观众对历史剧的兴趣，塑造了观众的品味……这样，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使形成了一种彼此促进的互动，二者的“共谋”形成了荧屏“消费历史”的繁荣局面。
　　对中国以往一代又一代绝大多数受众来说，“历史”过去是由《三国演义》《说唐》《水浒》这类“小说家言”书写；现在，在这个所谓信息社会的新时代，“历史”则开始由弗远无届的荧屏书写!然而，人们在荧屏前津津有味地“消费历史”的时候，又不知不觉地被这种“荧屏历史”所“消费”，它不仅影响着人们对过去的看法，甚至还影响着人们对今天和明天的看法。君不见，一些“戏说”在美化皇帝时还某种程度有对皇帝的“调侃”，而一些所谓“历史正剧”却只有对皇上的歌颂、崇拜!
　　因此，对“历史剧”的生产者来说，剧中的“史观”问题其实格外重要；其责任之重大，恐怕生产者自己也想象不到。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