奖励由体现集体或者个人贡献和价值的标志，变为获取金钱及金钱相关利益的手段。
　　奖励机制的建立和运行，是推进各项工作的重要手段，在乡村也是同样如此。曾几何时，披绶带，戴红花，捧奖状，挂奖章，敲锣打鼓送到家，那是多么荣耀的事情。现在，似乎变了味，乡村中的所有奖励必须有金钱和物质的支撑，凡有获奖，必问奖金多少，奖励由体现集体或者个人贡献和价值的标志，变为获取金钱及金钱相关利益的手段。
　　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人们慢慢变为为金钱、或者与金钱相关的奖项去争取奖励，有的更是唯金钱去争取奖励，一切变得赤裸裸的，“奖状不能当饭吃”“没有奖金的奖励没人去争取”。
　　由此，奖励的设置也简单化和庸俗化。乡村中，凡是有阶段性的工作，突击性的工作，每一项工作都要有奖励，而且必须有奖金。更有甚者再简单的工作也似乎困难重重，一而再再而三的督查也无济于事；有了奖励，有了奖金，一切问题似乎也能够得以解决，也真正应了那句熟语，“重奖之下必有勇夫”！
　　奖金的多少还有比较。一个乡村奖励的与其它乡村奖励的相比，不能太少，如果奖励的差距太大，奖励了也等于不奖。因此，财力差的乡村，奖励所安排的奖金捉襟见肘就难以让工作人员满意，工作的积极性也就难以调动起来，工作自然难以顺利向前推进。
　　有人一定会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县及县以上的奖励就很少发放奖金，乡村里的单位和个人不是照样在努力争取吗？其实从深层次上分析，仍然是金钱与金钱相关的利益驱动。一方面，县及县以上的奖励，是能够作为提拔、重用、职称晋升的依据和砝码，与获奖者的政治前途、经济利益是相联系的。
　　虽然上级的奖项有的没有奖金，但乡村是要为上级奖励设置奖金的。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单位和个人向更高的级别、更大的奖项去争取，为乡村争光添彩。
　　以上的变化还是奖励变异的初级阶段，随着变异程度的加深，奖励就越来越异化了。以奖励的名义为群体谋福利。随着工资收入管理越来越规范，被定性为“滥发奖金”就会受到党纪政纪的处理。在经济发达地区，这样的“滥发”、“普发”，乡村比机关容易。于是，就出现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城乡之间人员的不同流向。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城市机关的人员越加速向乡村流动，即使是同样级别、同样岗位的交流，也会当做是重用，因为有的发达地区由城市到乡村的交流，个人经济收入就能翻番。反之则相反。
　　以奖励的名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了招商引资，引进项目和企业，各地就以种种奖励的名义，不仅把所有的地方合理收费全免，还把国家规定的税收返还给企业（过去叫“五免五减半”，现在叫“五奖五减半”），原因是地方没有权力减免税收的，于是以奖励的名义让没有权力减免税收的做法合理合法化。这样一来，国家和集体的钱就轻而易举地流入了个人的腰包，也造成了企业间的不平等竞争。这样的情形也在由市县向乡村蔓延，让本来经济困难的乡村更加举步维艰。
　　以奖励的名义实现个人利益寻租。现在，无论是什么项目，都要以奖励的名义向地方要种种的“优惠政策”，并且在各地之间将“优惠政策”进行比较，各地为了留住项目，“优惠政策”层层加码，有的地方以十年、二十年乃至更长时问的地方“贴本奖励”而为，这已经成为一种见怪不怪的做法。在这个过程中，有人（不仅仅是“一把手”）就与项目相关人员串通，抓住项目在考核中重要性的提高，最大限度地通过奖励寻求国家和集体利益向个人、企业方向转移，再通过退休后兼职、原料采购交易等方式，实现利益寻租。
　　种种奖励的变味、變异，乃至向异化发展，乡村只仅仅是社会的缩影，反映了经济秩序完善的紧迫性，期望完善的过程不要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