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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到母亲、母爱,这样的字眼,很多赞美的词语或许就会跳入我们的脑海,因为有太多的人写过感人的文章。趁春节放假期间,回娘家几天,陪母亲说说话。有时,看母亲年老瘦弱的身影,我想,母亲是那样的普通和弱小,说不上有什么高大上的赞美之词,自然也就没有什么感人的故事。她的勤劳老实和善良柔弱,在我心里,或者更像老屋上灰黑的瓦,或者更像以前老家土楼里那厚实坚硬的墙壁,即使历尽风雨,也要为家人牢牢的撑起一个温暖的小屋。所以,我还是想写一写,关于她的一些文字。
出生在四十年代的母亲七十多岁了。原本只有一米五出头的身高,现在又被岁月缩去了几厘米。以前喜欢扎麻花大辫子的长发早已稀松花白,并剪得很短。八十斤左右稍稍佝偻不能再挺直的身板,让我感觉母亲确实是老了,需要我们更多的照顾和体谅。只是母亲已经劳碌惯了,两只手老是忙个不停。叫她少做家务,不要做农活,可她经常是不听。有时回娘家看她,不是在菜园里,就是在山上的果园里锄草什么的,没个清闲。我总是一再强调她,年纪大了,不要再上山劳动了。母亲老是笑着说没事没事,哪就那么娇嫩了。我有时电话回去想和她聊會,嘱咐她一些事。只是她的耳朵已经不大能听清楚我电话里的声音,总是答非所问的说:“知道知道,没事没事,好得很,别浪费电话费了啊”,然后就挂了我的电话。总之,她不觉得自己已经老了,需要别人来照顾她。偶尔,她也会说,我没有工作,没有退休金,哪能在家吃闲饭呢。
母亲每个月有空闲的时候也会来我家里和我们住几天。来了也基本不告诉我,自己搭公交车就上城里来了。到家了才给我打电话,说,饭已经在煮了,下班早点回来吃。而且每次来,还总带点自己种的东西。如果确实没东西可以带,也会带几个自己蒸的馒头来。她说,我小时候最喜欢吃馒头了。前段时间我老是咳嗽,她不知去哪个田间地头,挖了好多鱼腥草,然后叮嘱我如何煎熬,不放糖,常常喝,并一再嘱咐我少吃西药。从我记事起,就知道母亲不喜欢西药治疗,她自己若有什么身体不适,也大都是煎熬各种中药来治疗。她老说,西药比较伤身,最好不吃。我知道母亲唠唠叨叨的脾性,也就随了她的意思,即使去医院拿了西药回来也大都瞒着她。最让我无可奈何地是,每天晚上十点多就催促我赶紧去睡觉,要我早睡早起,念叨得我耳朵疼。若是在二三十岁的年纪,对于母亲关心的管教,我大多会“从左耳朵入,从右耳朵出”那样不以为然,有时甚至顶撞她几句。人到中年以后,我好像越来越能迁就她了,只好早早钻进被窝,一睡了之。就这样,反反复复的咳嗽,在母亲特意来过多次,又寻来好几个偏方,在她的中药监管和关切的唠叨声中,终于是慢慢地好了。
听我以前的外公外婆说过,年轻时的母亲是话比较少的一个姑娘,而且胆子特别小。也许是岁月的磨砺,也许是当了四个孩子的母亲,长年累月地想要管好我们的心吧,才让她渐渐地有了这唠唠叨叨,什么都要管的习惯。对于母亲的成长过程,从以前长辈的一些话语中,我多少能够有所了解。母亲年幼时家境尚好,有送到乡镇、县上去念书,而且书也念得可以。据说我外祖父是当年村里的殷实人家,曾送我外公到外省读书并成了有知识的教书先生。我母亲按正常逻来说本来可以顺利读完初中甚至高中,成为和我外公一样有文化和学问的人,再顺利谋到一份职业也许并不困难。不料因为当时的各种历史原因和家庭变故,十五岁刚上完初中一年级的母亲就辍学回家务农和承担各种家务。再后来,十年的文革,家境更糟,用我外公当年的话讲,那是“几次折腾和被抄家,已经穷得只剩下睡觉的凉席和四条腿的板凳了。”
连饭都吃不饱的母亲,后来有去当学徒学习唱戏一段时间,两三年时间,已经能登台唱花旦,但终究是放弃。没有再坚持唱戏的原因,除了生活困顿,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年的外婆身体不好,经常卧床养病,需要身为长女的她回来操持家务和农活,并照料幼小的弟弟妹妹。直到二十一岁,母亲嫁给了我父亲。在二十八岁的时候,母亲已经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了。听长辈说,在母亲二十几岁的时候,有个机会差点就让母亲当上了老师。当时乡村的小学需要招几个民办教师,母亲因为上过初中,在当时也算是有文化的人,由村里报送到乡里,本来已经都定下来了。只是当时七十年代的“文革运动”还没完全过去。因为我外祖父曾经有被划分为“地主”身份的缘故,母亲最终被卡下来,又换了其他“根正苗红”的人去替补她的名额。被招进去当民办教师的这一批人,在工作多年后又都通过考试被转了正,成了光荣的人民教师。对于这一段遗憾往事,母亲很少说,偶尔提前,也只是淡淡地说,“总要有人有工作,有的人没工作,种地也好,只是我没有退休金,老了不能赚钱,要拖累你们了。”
朴实得有点过了头的母亲啊,在她的心里,大概没有索取这个字眼。她心里想的大概是自己没有退休金,要拖累我们来养她。我经常想,如果没有母亲多年来辛劳的付出,哪来的我们和我们的家?
记得当教师的父亲,经常在离家几公里的乡村教学,所以家里的农活重活基本是由弱小的母亲承担起来。在我渐渐懂事的时候,就经常看见弱小的母亲挑着粪桶在田间地头艰难地劳动。可能是因为身材太矮小,跨不过沟渠,有好几次我看到她连同沉重的粪桶,跌进沟里去。可就是这样瘦弱的母亲,在我们孩子面前还是很逞强的样子。记得有几次,年级还很小的我,随她到田地里劳动。有时踩在水田里的脚被蝗虫咬住吸血,那还不算很怕,最怕的是好几次突然发现在水田里游来游去的小花蛇(我们本地话经常叫“水蛇”),把我惊得又哭又叫。母亲总是像箭一样冲过来,猛地抓起小花蛇,远远地扔向远处,然后拍拍我的背说“不怕不怕,那种‘水蛇’没有毒。”多年后我偶尔回想母亲当年那慌乱的神情,知道其实她也很害怕,只是生活的磨炼和保护孩子的天性,才让她变得那样勇敢吧。
在我从小到大的记忆里,母亲一直是那样的忙碌,在各种农活家务活之余,还会努力去学习各种手艺以尽量贴补家用。也许在她的意识里,自己没有工作,比我父亲底一头,所以事事必要勤劳自强吧。自我记事起,就看见她几乎每个晚上她都要缝制斗笠,然后等墟日再由奶奶挑到农贸市场去卖钱。母亲的这个手艺一直做到八十年代末,在很多人已经更喜欢买成批生产的草帽,没有了销路后才开始停下来不再缝制。而每逢墟日,母亲因为打得一手好算盘,经常都在乡镇工商所对外承包的生猪交易市场与人合作去收缴交易税。最初的时候还没有计算机,所有的交易数字都要用算盘打。记得那时候还很小的我,经常溜到那个生猪交易市场找母亲。看母亲端坐在一张宽大的木桌子前,两只手灵活地在算盘上拨来拨去,一很快地就算出需要缴纳的钱数。那时的母亲,在我眼里是很了不起的模样,和她在田间地头劳作时相比,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只是这段有点像工作人员的经历在十多年后,因为乡镇里的生猪交易市场都拆了,据说交易税也取消了,母亲每逢墟日就去上班的工作就没有了。 在八十年代左右,有一天,父母买回来一台半旧的缝纫机,父母亲在三十多岁的时候,才开始跟裁缝学习做衣服。在后来十多年的岁月里,我们身上各种各样的衣裳,有好多件都是由父亲裁布,母亲踩着那台越来越旧的缝纫机,在昏暗的灯光下,“嚓嚓嚓”地为我们一家老小“做”出来的。在我上初中的时候,的确良布料非常流行又很贵,母亲想办法给我做了一件粉红色的衬衫,那件衬衫我每天放学就赶紧脱下来洗好挂起来,到第二天上学再穿。直到初中快毕业,衬衫已经又窄又小,我还是经常穿着它。后来九十年代到福州读书的我,有一天平和的老乡给我带来我母亲做的一件厚厚的绿色大衣,说是因为我在信里说到福州冬天的寒风大这样话,母亲赶了一夜做出来的。那件布料和款式都显得和城里卖的衣服不一样的绿色大衣,在当年福州城里显得很老土,却为我挡住了福州几个冬天的呼呼寒风。在我小时候来读书,学习到很多人都耳熟能详的唐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样的诗句时,其实并没有什么感觉。直到多年以后,年纪渐长,有时回想起母亲曾经缝制过的那些针脚密密麻麻的衣服,再想起这样的诗句,才会在心里渐渐地感受到一种被人疼爱的心暖。
所以,为了让母亲宽心,不要老想什么拖累孩子的话,有时候我会开玩笑地和母亲说,“老妈你很厉害嘛。如果按照现在的工钱来计算,不得了哦。且不说现在的月嫂每个月的工资都是上万的,就是普通的保姆也都要三四千的工资。这么多年,养儿育女,又带孙子,各种家务活、农活,手工活,算都算不清了,老爸那点死工资,跟你比,那就像是三瓜两枣呢。现在你就应该好好享福,真要算钱,我们都欠你太多了,永远也还不清了”老爸有时也附和一下,说:“对对对,都是你老妈的功劳!”母亲听我说得笑嘻嘻,布满邹纹的脸上也经常会舒展开来,像个受到奖励的小孩一样。“这孩子,一家人说什么钱不钱的话呢”她回我们一句,然后自己也呵呵地笑了起来。
記得在刚步入社会的那些年,我经常想,我一定要赚很多钱,我可以给母亲更好的生活。只是这么多年了,我不但实现不了给母亲更好的生活这样的心愿,反而是经常在拖累母亲,让母亲为我操心操劳。在我结婚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是母亲过来和我们住在一起,帮我带孩子做家务将近十年的时间。在其他的时间里,母亲也一直不得闲,一直在帮我其他的三个兄弟带孩子,做家务,做农活。所有的辛劳,在母亲看来,那都是理所当然,丝毫也不会推辞。有时我们做儿女的拿一点钱给她,她几乎都拿去存起来舍不得花。再给她,就不要,说,你们负担都比我重呢,房贷车贷的,我没有任何贷款,还有存一点钱,比你们富有呢。
也许,很多做儿女的也都和我一样,在年轻的时候,并不会觉得父母为我们做了很多,有时甚至怀疑父母的能力。只有在自己步入社会,与生活作战,几个回合下来,才能深切体会到现实生活之残酷,养儿育女之艰辛,为人处世之不易。现在,随着年纪渐长,关于母亲的种种好,有时会渐渐在我的心里有了更多的领悟。也许,很多人的母亲也都也是这样的,普普通通,柔柔弱弱,可是为了孩子,为了家庭,她们可以像与生活作战的勇士一样,为我们辛劳付出,挡住生活所有的刀叉,挡住岁月所有的风雨,直到她们再也没有力气。如果你的母亲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或许她可以稍稍轻松一点,如果你的母亲没有固定的工作,需要为了家庭和孩子,付出更艰辛的劳动,这样的母亲,更应该被我们所铭记和感恩。尽管我们能回馈给父母的,往往只能是杯水车薪,不及他们付出的一点点,但对年迈的父母更多的尊重、迁就和陪伴,或许就已经能够让父母感到莫大的满足了。
出生在四十年代的母亲七十多岁了。原本只有一米五出头的身高,现在又被岁月缩去了几厘米。以前喜欢扎麻花大辫子的长发早已稀松花白,并剪得很短。八十斤左右稍稍佝偻不能再挺直的身板,让我感觉母亲确实是老了,需要我们更多的照顾和体谅。只是母亲已经劳碌惯了,两只手老是忙个不停。叫她少做家务,不要做农活,可她经常是不听。有时回娘家看她,不是在菜园里,就是在山上的果园里锄草什么的,没个清闲。我总是一再强调她,年纪大了,不要再上山劳动了。母亲老是笑着说没事没事,哪就那么娇嫩了。我有时电话回去想和她聊會,嘱咐她一些事。只是她的耳朵已经不大能听清楚我电话里的声音,总是答非所问的说:“知道知道,没事没事,好得很,别浪费电话费了啊”,然后就挂了我的电话。总之,她不觉得自己已经老了,需要别人来照顾她。偶尔,她也会说,我没有工作,没有退休金,哪能在家吃闲饭呢。
母亲每个月有空闲的时候也会来我家里和我们住几天。来了也基本不告诉我,自己搭公交车就上城里来了。到家了才给我打电话,说,饭已经在煮了,下班早点回来吃。而且每次来,还总带点自己种的东西。如果确实没东西可以带,也会带几个自己蒸的馒头来。她说,我小时候最喜欢吃馒头了。前段时间我老是咳嗽,她不知去哪个田间地头,挖了好多鱼腥草,然后叮嘱我如何煎熬,不放糖,常常喝,并一再嘱咐我少吃西药。从我记事起,就知道母亲不喜欢西药治疗,她自己若有什么身体不适,也大都是煎熬各种中药来治疗。她老说,西药比较伤身,最好不吃。我知道母亲唠唠叨叨的脾性,也就随了她的意思,即使去医院拿了西药回来也大都瞒着她。最让我无可奈何地是,每天晚上十点多就催促我赶紧去睡觉,要我早睡早起,念叨得我耳朵疼。若是在二三十岁的年纪,对于母亲关心的管教,我大多会“从左耳朵入,从右耳朵出”那样不以为然,有时甚至顶撞她几句。人到中年以后,我好像越来越能迁就她了,只好早早钻进被窝,一睡了之。就这样,反反复复的咳嗽,在母亲特意来过多次,又寻来好几个偏方,在她的中药监管和关切的唠叨声中,终于是慢慢地好了。
听我以前的外公外婆说过,年轻时的母亲是话比较少的一个姑娘,而且胆子特别小。也许是岁月的磨砺,也许是当了四个孩子的母亲,长年累月地想要管好我们的心吧,才让她渐渐地有了这唠唠叨叨,什么都要管的习惯。对于母亲的成长过程,从以前长辈的一些话语中,我多少能够有所了解。母亲年幼时家境尚好,有送到乡镇、县上去念书,而且书也念得可以。据说我外祖父是当年村里的殷实人家,曾送我外公到外省读书并成了有知识的教书先生。我母亲按正常逻来说本来可以顺利读完初中甚至高中,成为和我外公一样有文化和学问的人,再顺利谋到一份职业也许并不困难。不料因为当时的各种历史原因和家庭变故,十五岁刚上完初中一年级的母亲就辍学回家务农和承担各种家务。再后来,十年的文革,家境更糟,用我外公当年的话讲,那是“几次折腾和被抄家,已经穷得只剩下睡觉的凉席和四条腿的板凳了。”
连饭都吃不饱的母亲,后来有去当学徒学习唱戏一段时间,两三年时间,已经能登台唱花旦,但终究是放弃。没有再坚持唱戏的原因,除了生活困顿,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年的外婆身体不好,经常卧床养病,需要身为长女的她回来操持家务和农活,并照料幼小的弟弟妹妹。直到二十一岁,母亲嫁给了我父亲。在二十八岁的时候,母亲已经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了。听长辈说,在母亲二十几岁的时候,有个机会差点就让母亲当上了老师。当时乡村的小学需要招几个民办教师,母亲因为上过初中,在当时也算是有文化的人,由村里报送到乡里,本来已经都定下来了。只是当时七十年代的“文革运动”还没完全过去。因为我外祖父曾经有被划分为“地主”身份的缘故,母亲最终被卡下来,又换了其他“根正苗红”的人去替补她的名额。被招进去当民办教师的这一批人,在工作多年后又都通过考试被转了正,成了光荣的人民教师。对于这一段遗憾往事,母亲很少说,偶尔提前,也只是淡淡地说,“总要有人有工作,有的人没工作,种地也好,只是我没有退休金,老了不能赚钱,要拖累你们了。”
朴实得有点过了头的母亲啊,在她的心里,大概没有索取这个字眼。她心里想的大概是自己没有退休金,要拖累我们来养她。我经常想,如果没有母亲多年来辛劳的付出,哪来的我们和我们的家?
记得当教师的父亲,经常在离家几公里的乡村教学,所以家里的农活重活基本是由弱小的母亲承担起来。在我渐渐懂事的时候,就经常看见弱小的母亲挑着粪桶在田间地头艰难地劳动。可能是因为身材太矮小,跨不过沟渠,有好几次我看到她连同沉重的粪桶,跌进沟里去。可就是这样瘦弱的母亲,在我们孩子面前还是很逞强的样子。记得有几次,年级还很小的我,随她到田地里劳动。有时踩在水田里的脚被蝗虫咬住吸血,那还不算很怕,最怕的是好几次突然发现在水田里游来游去的小花蛇(我们本地话经常叫“水蛇”),把我惊得又哭又叫。母亲总是像箭一样冲过来,猛地抓起小花蛇,远远地扔向远处,然后拍拍我的背说“不怕不怕,那种‘水蛇’没有毒。”多年后我偶尔回想母亲当年那慌乱的神情,知道其实她也很害怕,只是生活的磨炼和保护孩子的天性,才让她变得那样勇敢吧。
在我从小到大的记忆里,母亲一直是那样的忙碌,在各种农活家务活之余,还会努力去学习各种手艺以尽量贴补家用。也许在她的意识里,自己没有工作,比我父亲底一头,所以事事必要勤劳自强吧。自我记事起,就看见她几乎每个晚上她都要缝制斗笠,然后等墟日再由奶奶挑到农贸市场去卖钱。母亲的这个手艺一直做到八十年代末,在很多人已经更喜欢买成批生产的草帽,没有了销路后才开始停下来不再缝制。而每逢墟日,母亲因为打得一手好算盘,经常都在乡镇工商所对外承包的生猪交易市场与人合作去收缴交易税。最初的时候还没有计算机,所有的交易数字都要用算盘打。记得那时候还很小的我,经常溜到那个生猪交易市场找母亲。看母亲端坐在一张宽大的木桌子前,两只手灵活地在算盘上拨来拨去,一很快地就算出需要缴纳的钱数。那时的母亲,在我眼里是很了不起的模样,和她在田间地头劳作时相比,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只是这段有点像工作人员的经历在十多年后,因为乡镇里的生猪交易市场都拆了,据说交易税也取消了,母亲每逢墟日就去上班的工作就没有了。 在八十年代左右,有一天,父母买回来一台半旧的缝纫机,父母亲在三十多岁的时候,才开始跟裁缝学习做衣服。在后来十多年的岁月里,我们身上各种各样的衣裳,有好多件都是由父亲裁布,母亲踩着那台越来越旧的缝纫机,在昏暗的灯光下,“嚓嚓嚓”地为我们一家老小“做”出来的。在我上初中的时候,的确良布料非常流行又很贵,母亲想办法给我做了一件粉红色的衬衫,那件衬衫我每天放学就赶紧脱下来洗好挂起来,到第二天上学再穿。直到初中快毕业,衬衫已经又窄又小,我还是经常穿着它。后来九十年代到福州读书的我,有一天平和的老乡给我带来我母亲做的一件厚厚的绿色大衣,说是因为我在信里说到福州冬天的寒风大这样话,母亲赶了一夜做出来的。那件布料和款式都显得和城里卖的衣服不一样的绿色大衣,在当年福州城里显得很老土,却为我挡住了福州几个冬天的呼呼寒风。在我小时候来读书,学习到很多人都耳熟能详的唐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样的诗句时,其实并没有什么感觉。直到多年以后,年纪渐长,有时回想起母亲曾经缝制过的那些针脚密密麻麻的衣服,再想起这样的诗句,才会在心里渐渐地感受到一种被人疼爱的心暖。
所以,为了让母亲宽心,不要老想什么拖累孩子的话,有时候我会开玩笑地和母亲说,“老妈你很厉害嘛。如果按照现在的工钱来计算,不得了哦。且不说现在的月嫂每个月的工资都是上万的,就是普通的保姆也都要三四千的工资。这么多年,养儿育女,又带孙子,各种家务活、农活,手工活,算都算不清了,老爸那点死工资,跟你比,那就像是三瓜两枣呢。现在你就应该好好享福,真要算钱,我们都欠你太多了,永远也还不清了”老爸有时也附和一下,说:“对对对,都是你老妈的功劳!”母亲听我说得笑嘻嘻,布满邹纹的脸上也经常会舒展开来,像个受到奖励的小孩一样。“这孩子,一家人说什么钱不钱的话呢”她回我们一句,然后自己也呵呵地笑了起来。
記得在刚步入社会的那些年,我经常想,我一定要赚很多钱,我可以给母亲更好的生活。只是这么多年了,我不但实现不了给母亲更好的生活这样的心愿,反而是经常在拖累母亲,让母亲为我操心操劳。在我结婚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是母亲过来和我们住在一起,帮我带孩子做家务将近十年的时间。在其他的时间里,母亲也一直不得闲,一直在帮我其他的三个兄弟带孩子,做家务,做农活。所有的辛劳,在母亲看来,那都是理所当然,丝毫也不会推辞。有时我们做儿女的拿一点钱给她,她几乎都拿去存起来舍不得花。再给她,就不要,说,你们负担都比我重呢,房贷车贷的,我没有任何贷款,还有存一点钱,比你们富有呢。
也许,很多做儿女的也都和我一样,在年轻的时候,并不会觉得父母为我们做了很多,有时甚至怀疑父母的能力。只有在自己步入社会,与生活作战,几个回合下来,才能深切体会到现实生活之残酷,养儿育女之艰辛,为人处世之不易。现在,随着年纪渐长,关于母亲的种种好,有时会渐渐在我的心里有了更多的领悟。也许,很多人的母亲也都也是这样的,普普通通,柔柔弱弱,可是为了孩子,为了家庭,她们可以像与生活作战的勇士一样,为我们辛劳付出,挡住生活所有的刀叉,挡住岁月所有的风雨,直到她们再也没有力气。如果你的母亲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或许她可以稍稍轻松一点,如果你的母亲没有固定的工作,需要为了家庭和孩子,付出更艰辛的劳动,这样的母亲,更应该被我们所铭记和感恩。尽管我们能回馈给父母的,往往只能是杯水车薪,不及他们付出的一点点,但对年迈的父母更多的尊重、迁就和陪伴,或许就已经能够让父母感到莫大的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