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编者按：曹禺是中国话剧史上继往开来的作家。在他之前的话剧先驱者们，大都是以话剧作为宣传鼓吹民主革命思想的工具，没有机会去推敲话剧的艺术问题。曹禺继承了先驱者们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精神，广泛借鉴和吸收了中国古典戏曲和欧洲近代戏剧的表现方法，把中国话剧艺术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的作品《雷雨》成为中国话剧艺术成熟的标志，使话剧成为真正的综合性艺术。周总理是话剧的“发烧友”，在扶持话剧艺术发展的过程中，与曹禺结下了深厚情谊。今年是曹禺诞辰100周年，谨以此文作纪念。
1976年伊始，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不幸逝世了，曹禺为失去一位挚爱的良师益友而悲痛万分。他噙着泪水说：“仿佛自己的部分生命也随之逝去。”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周总理在解放后20多年里经常来剧院看演出、看排练、参加晚会、出席座谈会、串宿舍，与曹禺结下了深厚友谊。
一
周总理总是以“老同学”来称呼曹禺的。果真是“老同学”吗?曹禺曾说：“那是总理谦虚，实际上我们只是先后同学，先后在一个剧团里演过戏罢了。”
1925年，15岁的曹禺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即加入了南开新剧团。远在这11年前，即1914年南开新剧团成立的时候，正在南开中学读书的周恩来担任南开新剧团布景部副部长。他们并没有见过面，但是周恩来的戏剧主张对南开新剧团的发展是有影响的，因而也对曹禺产生了影响。
周恩来主张，新剧应当与“重整河山、复兴祖国”的伟大目标联系在一起。他认为以新剧的作用“施之以教，齐之以耻，生聚教训不十年，神州古国，或竟一跃到强国之林，亦意中事也”。同样也是基于这种思想，张彭春先生写出了并由南开新剧团演出的《新村正》。这个戏写了辛亥革命后在农村发生的一个故事：恶霸地主吴绅欺压农民，作恶多端，辛亥革命以后非但没有受到打击，反而摇身一变当上了“新村正”。南开新剧团还排演了易卜生的名剧《国民公敌》。这个戏写了一位正直、勇敢的医生斯多克芒发现疗养区矿泉中含有病菌，因而不顾浴场主的威迫利诱，坚持要改造泉水浴场，最后因触犯了浴场主和政府官吏的利益，被宣布为“国民公敌”，受到了极大的孤立和难以忍受的迫害。曹禺在这个戏里扮演女主角——斯多克芒的女儿裴特拉。也正是通过这个戏的排练和演出，曹禺真正认识到戏剧的社会意义的。这便是周总理对曹禺“老同学”称谓的缘由和始末。
二
1942年的冬天，曹禺在重庆的复旦大学任教时，收到了周恩来诚挚的邀请信，希望他去曾家岩50号做客。从此，曹禺经常去看望周恩来。多年后他回忆道：“那个时候，只要去曾家岩，走起路就脚下生风，心中畅快极了。一踏进曾家岩的小门，就觉得把国民党陪都的污浊都撇在了外面，在这里能呼吸到新鲜空气。一眼看到周总理的亲切微笑，阳光就照进了心中。”
曹禺成了八路军办事处的常客。他经常和周恩来促膝谈心，一谈就是几个小时，谈思想，谈生活，谈创作，可以说无话不谈，而周恩来对他提出的种种问题也是有问必答。据吴祖光先生回忆，有一次他与周恩来谈话时，周恩来竟然用了一半的时间询问曹禺的写作、家庭、婚姻等情况，而且问得十分详细。
1945年的秋天，气候宜人。一天，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重庆文化界20余位知名人士，在上清寺见到了毛主席。曹禺也荣幸地参加了会见。这是曹禺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只见毛泽东穿着一身蓝灰色中山装，身材魁梧，神采奕奕，笑容满面。周恩来把曹禺介绍给毛泽东。
毛泽东紧紧地握着曹禺的手说：“足下春秋鼎盛，好自为之。”
著名导演沈浮说：“国统区太黑暗了，要到延安去。”
毛泽东说：“欢迎你们去延安，但只有小米招待大家。”
就在此刻，曹禺谈到了在重庆《新华日报》头版头条上发表的毛泽东谈话：“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人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毛泽东表示同意。对此，曹禺深受鼓舞，认为一切都会好起来，一个新的、强大的中国将会屹立于东方。
三
1954年12月31日的除夕之夜，周恩来在曹禺的陪同下来到北京剧场观看曹禺解放以后写的第一部戏《明朗的天》。
演出结束以后，周总理兴致勃勃地来到了舞台上与演职员握手，合影留念。周总理站在舞台当中，人们把他团团围住，都想听听他的讲话。
突然，周总理摆了摆手说：“今天是除夕，谁有约会谁走，挨了骂我可不负责任!”一句话，引得人们哄然大笑。
由于人太多，站在后边的人很难听清周总理的讲话。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到观众休息室去吧!”周总理听到了，点点头表示赞成。
于是，人们簇拥着周总理来到了观众休息室。周总理摆着手，让大家都坐下。周总理坐下以后，满脸带笑地对身旁的曹禺说：“我看了你们的戏，总得了解点情况，这个除夕也就没白过。谈谈吧。”周总理的调查研究是很细致的，从男女演员比例、工资待遇、住房问题，到剧院能否企业化，一一作了询问。最后，周总理对曹禺说：“你们剧院的问题，也要和今天现实的问题结合起来。话剧演得太少了。去年起好了一些，但还是不够。今年要搞话剧比赛，是不是?”曹禺答：“是，今年年底。”周总理继续说：“那要在话剧比赛前先做一些思想工作。我希望你的检查报告放出一点光彩来。”曹禺边听边点着头。周总理还说：“你是院长，你要能自我批评，也敢于批评别人。要起个带头作用。过去做的不够，可以赶上的。我是兼外交部长的，自从1952年到现在，3年了，外交部要我去做报告，总是没空去，官僚主义也很厉害了。后来下定决心去了一趟，报告就是3个钟头，批评了我自己，也批评了别人，也谈到了思想问题，就很有作用。你在剧院的时间，总比我在外交部的时间要多吧?”曹禺作了一个肯定的手势。之后，周总理说：“报告还是可以做的。告诉我，我要来听的。”
座谈会结束后，周总理走出观众休息室，来到院子里，又对曹禺说：“你们写点东西给我好了。剧院院长、导演、党组织各个方面，写个东西给我。把你们的问题写给我嘛，10天，我等着。”他边说边伸着五个手指前后摇了摇，表示“十天”的意思。一直到周总理走到自己的小汽车旁，仍然回过身来对曹禺说：“老同学，今天算是我将了你一军吧!”
事后，曹禺按照周总理的指示作了检查报告，但是考虑到周总理的工作太忙，时间宝贵，没有请他来听，为此，曹禺一直深深地感到内疚和懊悔。
四
1962年2月17日，周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召集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开座谈会，曹禺终生难以忘怀 这个会。
在这个会上，周总理讲话时曾多次提到了曹禺。“这几年树立了许多新的偶像，新的迷信，框框很多。比如写一个党委书记，只能这样写，不能那样写，要他代表所有的党委书记。这样就千篇一律，概念化。这样就一个阶级只能有一个典型，别的典型不能出现，反面人物也只能有一个典型。这样当批评家就很容易了，党委领导文艺也太容易了，只要打出几十条就行了。京剧是程式化的，还有不少‘型’，黑头中张飞就不同于李逵，武生中武松就不同于十一郎。今天舞台上的这些人物和过去又有不同，因为是经过革新的形象。新的迷信把我们的思想束缚起来了，于是作家们不敢写了，帽子很多，写得很少，但求无过，不求有功。”周总理首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文学创作中存在的“新的迷信”问题，并且认为这是繁荣创作的最大障碍之所在。
“曹禺同志是有勇气的作家，是有信心的作家，大家很尊重他。但他写《胆剑篇》也很苦恼。他入了党，应该更大胆，但反而更胆小了。谦虚是好事，但胆子变小了不好。入了党应该对他有好处，要求严格一些，但写作上好像反而有了束缚。把一个具体作家作为例子讲一下有好处。所以举曹禺同志为例，因为他是党员，又因为他是我的老同学、老朋友，对他要求严格一些，说重了他不会怪我。过去和曹禺同志在重庆谈问题的时候，他拘束少，现在好像拘束多了。生怕这个错、那个错，没有主见，没有把握。这样就写不出好东西来。成见是不好的，意见要从实际出发，否则是谬见，是主观主义。但要有主见，现在主见少了。《明朗的天》好像还活泼些。有人说它不深刻，但这是解放后不久写的，写在1953年。这个戏把帝国主义办医学院的反面的东西揭露出来了，我看过几次，每次都受感动。《胆剑篇》有它的好处，主要方面是成功的，但我没有那样受感动。作者好像受了某种束缚，是新的迷信所造成的。”
周总理表面上批评了曹禺，实际上是以他为例，更深刻、更尖锐地剖析了危害极大的“新的迷信”。同时，周总理又极有人情味地嘱咐：“曹禺同志，今天我讲了你，你身体也不好，不要紧张。”
“曹禺同志的《雷雨》写于‘九·一八’以后，那个时代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民国时代，写的是‘五四’前后的历史背景，已经没有辫子了。写的是封建买办的家庭，作品反映的生活合乎那个时代，这作品保留下来了。这样的戏，现在站得住，将来也站得住。有人问：为什么鲁大海不领导工人革命?《日出》中为什么工人只在后面打夯，为什么不把小东西救出去?让他去说吧，这意见是很可笑的，因为当时工人只有那样的觉悟程度，作家只有那样的认识水平。这是合乎那个时代进步作家的认识水平的。那时还有左翼作家的更革命的作品，但带有宣传味道，成为艺术品的很少。我在重庆对曹禺说过，我欣赏你的，就是你的剧本是合乎你的思想水平的。…‘时代精神要广义地来理解，问题在于作品站得住站不住。曹禺同志的三部曲，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生活侧面，表现了作家当时的思想。两部站得住，但《原野》就比较差。我是热爱他作品的一个，推荐他作品的一个。”
周总理最后通过分析“时代精神”再一次肯定了曹禺的“三部曲”，充分地表现出对作家的关心、爱护和尊重。
对于这一切曹禺又是怎么看的呢?曹禺事后回忆道：“总理对我的批评，我听了心中热乎乎的，我毫无紧张之感，觉得如释重负。我的确变得胆小了，谨慎了，不是我没有主见，是判断不清楚。”曹禺还说；“那时，我倒没有挨过整，可是讲的那些头头是道的大道理，好像都对似的。现在，懂得那是‘左’倾思潮，但当时却看不清楚。在创作中也感到苦恼，周围好像有种见不到的墙，说不定又碰到什么。总理是说到我，但他是希望作家把沉重的包袱放下来，从‘新的迷信’中解放出来。”
与这次紫光阁会议相隔刚刚一个月，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又在广州召开。周恩来总理在广州会议上说：“现在‘白专道路’这个口号很流行，这个口号大概不是我们提的。…一个人只要在社会主义土壤上专心致志为社会主义服务，虽然政治上学得少，不能算‘白’。只有打起白旗，反对社会主义，才是‘白’。”
曹禺在广州会议上进一步受到了鼓舞和激励。他深有感触地说：“解放后，我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是努力工作的。虽说组织上入了党，但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实际上是背着的。实在叫人抬不起头来，透不过气来。那时，也是心有顾虑啊?不只我，许多同志都是这样，深怕弄不好，就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曹禺后来谈到：“广州会议，一下子把人们思想解放!把帽子脱掉了。建国后13年那种隐隐约约、时现时隐的怪影，终于在心头消失，怎能不让人由衷地感谢党呢?怎能不令人愉快呢?”
正是这种情形下，曹禺在会上大胆地谈出了自己对戏剧创作的看法。曹禺坦率地说出心中埋了许久的命题：“我以为必须真知道，才可以写，必须深有所感，才可以写。”“我写过一点东西，常是写不好。写不好可以列举很多原因，但主要的还是因为自己真不知道，不深有所感。”
应当说，曹禺掏心窝子的话正是在周总理激励之下才敢于针砭时弊的。
五
1966年7月，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爆发，但曹禺仍可作为中国作家的代表，陪同亚非作家会议的作家们，在武汉的长江岸边，观看毛主席游泳。
他做梦也想不到，中国大地上将会发生多么可怕的事情。回到北京以后，“红色恐怖”已经弥漫于全城。一队队身穿国防绿军服、腰系铜头皮带、臂佩“红卫兵”的袖章的青少年们唱着“造反有理”歌，在大街小巷横冲直闯。曹禺的心颤抖了，他没有也不可能对眼前发生的一切作出任何解释。北京人艺的“造反派”已经把党委书记赵起扬等“走资派”揪了出来。对曹禺的要求还仅仅是按时上下班，看大字报，写大字报。曹禺每天从铁狮子胡同3号，胆战心惊地来到首都剧场，作为一个“特殊人物”谁也不敢理，只能看看大字报，有时还要按照社论的调子写一张大字报。
更难熬的是下班以后，曹禺回到自己的家里，吃不进睡不着，常常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发呆，睁着两只大眼，一熬就是一个夜晚。不知道为什么，曹禺越来越感觉到，自己被“揪出来”的日子不远了。12月的一个深夜，天气格外的冷。铁狮子胡同3号的院子里万籁俱寂，曹禺全家已经入睡。在一阵急促而令人揪心的敲门声以后，一队“红卫兵”闯进屋里来，呵斥着把曹禺从床上拖下来，在凛冽的寒风中塞进了小汽车。在茫茫的黑夜中，曹禺被押送到中央音乐学院的小礼堂。那里没有开灯，所有被“揪出来”的人，一律靠墙席地而坐。曹禺低着头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心脏都几乎停止了跳动。
次日清晨，天渐渐亮起来。曹禺偷偷地侧着脸看看屋子里的人，当他看到了彭真、刘仁等人的时候，惊呆得一句话也说不出了。
周恩来闻讯后，十分焦急，连夜进行干预，责令“造反派”立即放人。曹禺懵懵懂懂地回到家，仿佛是做了一场噩梦。夫人方瑞一夜也没有合眼，见到曹禺后热泪盈眶。曹禺也又惊又喜地看着方瑞。然而，此时曹禺哪里会知道是周总理竭尽全力地保护了他。
1976年1月8日后的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宣布了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正在家里的曹禺听到以后，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当他再次从播音员嘴里听到“周恩来”三个字的时候，心往下一沉，泪水如同决了堤的河水，一下子涌了出来。
那些日子里，曹禺觉得天昏地暗，准备迎接更大的厄运临头。进入3月底4月初，天安门广场出现了花山、诗海、人潮。愤怒的人民群众不可阻挡地呐喊着，敲响了“四人帮”的丧钟。
曹禺自然不敢去天安门广场，但是小女几万欢却每天都要去天安门广场，并且给父亲带回来动人的诗篇。万欢坐在曹禺的旁边，轻声地朗读着：“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总理和人民同甘苦，人民和总理心连心。”曹禺听着这些发自心底的诗篇，脸上又出现了难得的笑容，因为他仿佛再一次看到了周恩来总理，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1976年伊始，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不幸逝世了，曹禺为失去一位挚爱的良师益友而悲痛万分。他噙着泪水说：“仿佛自己的部分生命也随之逝去。”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周总理在解放后20多年里经常来剧院看演出、看排练、参加晚会、出席座谈会、串宿舍，与曹禺结下了深厚友谊。
一
周总理总是以“老同学”来称呼曹禺的。果真是“老同学”吗?曹禺曾说：“那是总理谦虚，实际上我们只是先后同学，先后在一个剧团里演过戏罢了。”
1925年，15岁的曹禺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即加入了南开新剧团。远在这11年前，即1914年南开新剧团成立的时候，正在南开中学读书的周恩来担任南开新剧团布景部副部长。他们并没有见过面，但是周恩来的戏剧主张对南开新剧团的发展是有影响的，因而也对曹禺产生了影响。
周恩来主张，新剧应当与“重整河山、复兴祖国”的伟大目标联系在一起。他认为以新剧的作用“施之以教，齐之以耻，生聚教训不十年，神州古国，或竟一跃到强国之林，亦意中事也”。同样也是基于这种思想，张彭春先生写出了并由南开新剧团演出的《新村正》。这个戏写了辛亥革命后在农村发生的一个故事：恶霸地主吴绅欺压农民，作恶多端，辛亥革命以后非但没有受到打击，反而摇身一变当上了“新村正”。南开新剧团还排演了易卜生的名剧《国民公敌》。这个戏写了一位正直、勇敢的医生斯多克芒发现疗养区矿泉中含有病菌，因而不顾浴场主的威迫利诱，坚持要改造泉水浴场，最后因触犯了浴场主和政府官吏的利益，被宣布为“国民公敌”，受到了极大的孤立和难以忍受的迫害。曹禺在这个戏里扮演女主角——斯多克芒的女儿裴特拉。也正是通过这个戏的排练和演出，曹禺真正认识到戏剧的社会意义的。这便是周总理对曹禺“老同学”称谓的缘由和始末。
二
1942年的冬天，曹禺在重庆的复旦大学任教时，收到了周恩来诚挚的邀请信，希望他去曾家岩50号做客。从此，曹禺经常去看望周恩来。多年后他回忆道：“那个时候，只要去曾家岩，走起路就脚下生风，心中畅快极了。一踏进曾家岩的小门，就觉得把国民党陪都的污浊都撇在了外面，在这里能呼吸到新鲜空气。一眼看到周总理的亲切微笑，阳光就照进了心中。”
曹禺成了八路军办事处的常客。他经常和周恩来促膝谈心，一谈就是几个小时，谈思想，谈生活，谈创作，可以说无话不谈，而周恩来对他提出的种种问题也是有问必答。据吴祖光先生回忆，有一次他与周恩来谈话时，周恩来竟然用了一半的时间询问曹禺的写作、家庭、婚姻等情况，而且问得十分详细。
1945年的秋天，气候宜人。一天，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重庆文化界20余位知名人士，在上清寺见到了毛主席。曹禺也荣幸地参加了会见。这是曹禺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只见毛泽东穿着一身蓝灰色中山装，身材魁梧，神采奕奕，笑容满面。周恩来把曹禺介绍给毛泽东。
毛泽东紧紧地握着曹禺的手说：“足下春秋鼎盛，好自为之。”
著名导演沈浮说：“国统区太黑暗了，要到延安去。”
毛泽东说：“欢迎你们去延安，但只有小米招待大家。”
就在此刻，曹禺谈到了在重庆《新华日报》头版头条上发表的毛泽东谈话：“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人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毛泽东表示同意。对此，曹禺深受鼓舞，认为一切都会好起来，一个新的、强大的中国将会屹立于东方。
三
1954年12月31日的除夕之夜，周恩来在曹禺的陪同下来到北京剧场观看曹禺解放以后写的第一部戏《明朗的天》。
演出结束以后，周总理兴致勃勃地来到了舞台上与演职员握手，合影留念。周总理站在舞台当中，人们把他团团围住，都想听听他的讲话。
突然，周总理摆了摆手说：“今天是除夕，谁有约会谁走，挨了骂我可不负责任!”一句话，引得人们哄然大笑。
由于人太多，站在后边的人很难听清周总理的讲话。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到观众休息室去吧!”周总理听到了，点点头表示赞成。
于是，人们簇拥着周总理来到了观众休息室。周总理摆着手，让大家都坐下。周总理坐下以后，满脸带笑地对身旁的曹禺说：“我看了你们的戏，总得了解点情况，这个除夕也就没白过。谈谈吧。”周总理的调查研究是很细致的，从男女演员比例、工资待遇、住房问题，到剧院能否企业化，一一作了询问。最后，周总理对曹禺说：“你们剧院的问题，也要和今天现实的问题结合起来。话剧演得太少了。去年起好了一些，但还是不够。今年要搞话剧比赛，是不是?”曹禺答：“是，今年年底。”周总理继续说：“那要在话剧比赛前先做一些思想工作。我希望你的检查报告放出一点光彩来。”曹禺边听边点着头。周总理还说：“你是院长，你要能自我批评，也敢于批评别人。要起个带头作用。过去做的不够，可以赶上的。我是兼外交部长的，自从1952年到现在，3年了，外交部要我去做报告，总是没空去，官僚主义也很厉害了。后来下定决心去了一趟，报告就是3个钟头，批评了我自己，也批评了别人，也谈到了思想问题，就很有作用。你在剧院的时间，总比我在外交部的时间要多吧?”曹禺作了一个肯定的手势。之后，周总理说：“报告还是可以做的。告诉我，我要来听的。”
座谈会结束后，周总理走出观众休息室，来到院子里，又对曹禺说：“你们写点东西给我好了。剧院院长、导演、党组织各个方面，写个东西给我。把你们的问题写给我嘛，10天，我等着。”他边说边伸着五个手指前后摇了摇，表示“十天”的意思。一直到周总理走到自己的小汽车旁，仍然回过身来对曹禺说：“老同学，今天算是我将了你一军吧!”
事后，曹禺按照周总理的指示作了检查报告，但是考虑到周总理的工作太忙，时间宝贵，没有请他来听，为此，曹禺一直深深地感到内疚和懊悔。
四
1962年2月17日，周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召集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开座谈会，曹禺终生难以忘怀 这个会。
在这个会上，周总理讲话时曾多次提到了曹禺。“这几年树立了许多新的偶像，新的迷信，框框很多。比如写一个党委书记，只能这样写，不能那样写，要他代表所有的党委书记。这样就千篇一律，概念化。这样就一个阶级只能有一个典型，别的典型不能出现，反面人物也只能有一个典型。这样当批评家就很容易了，党委领导文艺也太容易了，只要打出几十条就行了。京剧是程式化的，还有不少‘型’，黑头中张飞就不同于李逵，武生中武松就不同于十一郎。今天舞台上的这些人物和过去又有不同，因为是经过革新的形象。新的迷信把我们的思想束缚起来了，于是作家们不敢写了，帽子很多，写得很少，但求无过，不求有功。”周总理首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文学创作中存在的“新的迷信”问题，并且认为这是繁荣创作的最大障碍之所在。
“曹禺同志是有勇气的作家，是有信心的作家，大家很尊重他。但他写《胆剑篇》也很苦恼。他入了党，应该更大胆，但反而更胆小了。谦虚是好事，但胆子变小了不好。入了党应该对他有好处，要求严格一些，但写作上好像反而有了束缚。把一个具体作家作为例子讲一下有好处。所以举曹禺同志为例，因为他是党员，又因为他是我的老同学、老朋友，对他要求严格一些，说重了他不会怪我。过去和曹禺同志在重庆谈问题的时候，他拘束少，现在好像拘束多了。生怕这个错、那个错，没有主见，没有把握。这样就写不出好东西来。成见是不好的，意见要从实际出发，否则是谬见，是主观主义。但要有主见，现在主见少了。《明朗的天》好像还活泼些。有人说它不深刻，但这是解放后不久写的，写在1953年。这个戏把帝国主义办医学院的反面的东西揭露出来了，我看过几次，每次都受感动。《胆剑篇》有它的好处，主要方面是成功的，但我没有那样受感动。作者好像受了某种束缚，是新的迷信所造成的。”
周总理表面上批评了曹禺，实际上是以他为例，更深刻、更尖锐地剖析了危害极大的“新的迷信”。同时，周总理又极有人情味地嘱咐：“曹禺同志，今天我讲了你，你身体也不好，不要紧张。”
“曹禺同志的《雷雨》写于‘九·一八’以后，那个时代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民国时代，写的是‘五四’前后的历史背景，已经没有辫子了。写的是封建买办的家庭，作品反映的生活合乎那个时代，这作品保留下来了。这样的戏，现在站得住，将来也站得住。有人问：为什么鲁大海不领导工人革命?《日出》中为什么工人只在后面打夯，为什么不把小东西救出去?让他去说吧，这意见是很可笑的，因为当时工人只有那样的觉悟程度，作家只有那样的认识水平。这是合乎那个时代进步作家的认识水平的。那时还有左翼作家的更革命的作品，但带有宣传味道，成为艺术品的很少。我在重庆对曹禺说过，我欣赏你的，就是你的剧本是合乎你的思想水平的。…‘时代精神要广义地来理解，问题在于作品站得住站不住。曹禺同志的三部曲，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生活侧面，表现了作家当时的思想。两部站得住，但《原野》就比较差。我是热爱他作品的一个，推荐他作品的一个。”
周总理最后通过分析“时代精神”再一次肯定了曹禺的“三部曲”，充分地表现出对作家的关心、爱护和尊重。
对于这一切曹禺又是怎么看的呢?曹禺事后回忆道：“总理对我的批评，我听了心中热乎乎的，我毫无紧张之感，觉得如释重负。我的确变得胆小了，谨慎了，不是我没有主见，是判断不清楚。”曹禺还说；“那时，我倒没有挨过整，可是讲的那些头头是道的大道理，好像都对似的。现在，懂得那是‘左’倾思潮，但当时却看不清楚。在创作中也感到苦恼，周围好像有种见不到的墙，说不定又碰到什么。总理是说到我，但他是希望作家把沉重的包袱放下来，从‘新的迷信’中解放出来。”
与这次紫光阁会议相隔刚刚一个月，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又在广州召开。周恩来总理在广州会议上说：“现在‘白专道路’这个口号很流行，这个口号大概不是我们提的。…一个人只要在社会主义土壤上专心致志为社会主义服务，虽然政治上学得少，不能算‘白’。只有打起白旗，反对社会主义，才是‘白’。”
曹禺在广州会议上进一步受到了鼓舞和激励。他深有感触地说：“解放后，我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是努力工作的。虽说组织上入了党，但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实际上是背着的。实在叫人抬不起头来，透不过气来。那时，也是心有顾虑啊?不只我，许多同志都是这样，深怕弄不好，就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曹禺后来谈到：“广州会议，一下子把人们思想解放!把帽子脱掉了。建国后13年那种隐隐约约、时现时隐的怪影，终于在心头消失，怎能不让人由衷地感谢党呢?怎能不令人愉快呢?”
正是这种情形下，曹禺在会上大胆地谈出了自己对戏剧创作的看法。曹禺坦率地说出心中埋了许久的命题：“我以为必须真知道，才可以写，必须深有所感，才可以写。”“我写过一点东西，常是写不好。写不好可以列举很多原因，但主要的还是因为自己真不知道，不深有所感。”
应当说，曹禺掏心窝子的话正是在周总理激励之下才敢于针砭时弊的。
五
1966年7月，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爆发，但曹禺仍可作为中国作家的代表，陪同亚非作家会议的作家们，在武汉的长江岸边，观看毛主席游泳。
他做梦也想不到，中国大地上将会发生多么可怕的事情。回到北京以后，“红色恐怖”已经弥漫于全城。一队队身穿国防绿军服、腰系铜头皮带、臂佩“红卫兵”的袖章的青少年们唱着“造反有理”歌，在大街小巷横冲直闯。曹禺的心颤抖了，他没有也不可能对眼前发生的一切作出任何解释。北京人艺的“造反派”已经把党委书记赵起扬等“走资派”揪了出来。对曹禺的要求还仅仅是按时上下班，看大字报，写大字报。曹禺每天从铁狮子胡同3号，胆战心惊地来到首都剧场，作为一个“特殊人物”谁也不敢理，只能看看大字报，有时还要按照社论的调子写一张大字报。
更难熬的是下班以后，曹禺回到自己的家里，吃不进睡不着，常常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发呆，睁着两只大眼，一熬就是一个夜晚。不知道为什么，曹禺越来越感觉到，自己被“揪出来”的日子不远了。12月的一个深夜，天气格外的冷。铁狮子胡同3号的院子里万籁俱寂，曹禺全家已经入睡。在一阵急促而令人揪心的敲门声以后，一队“红卫兵”闯进屋里来，呵斥着把曹禺从床上拖下来，在凛冽的寒风中塞进了小汽车。在茫茫的黑夜中，曹禺被押送到中央音乐学院的小礼堂。那里没有开灯，所有被“揪出来”的人，一律靠墙席地而坐。曹禺低着头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心脏都几乎停止了跳动。
次日清晨，天渐渐亮起来。曹禺偷偷地侧着脸看看屋子里的人，当他看到了彭真、刘仁等人的时候，惊呆得一句话也说不出了。
周恩来闻讯后，十分焦急，连夜进行干预，责令“造反派”立即放人。曹禺懵懵懂懂地回到家，仿佛是做了一场噩梦。夫人方瑞一夜也没有合眼，见到曹禺后热泪盈眶。曹禺也又惊又喜地看着方瑞。然而，此时曹禺哪里会知道是周总理竭尽全力地保护了他。
1976年1月8日后的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宣布了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正在家里的曹禺听到以后，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当他再次从播音员嘴里听到“周恩来”三个字的时候，心往下一沉，泪水如同决了堤的河水，一下子涌了出来。
那些日子里，曹禺觉得天昏地暗，准备迎接更大的厄运临头。进入3月底4月初，天安门广场出现了花山、诗海、人潮。愤怒的人民群众不可阻挡地呐喊着，敲响了“四人帮”的丧钟。
曹禺自然不敢去天安门广场，但是小女几万欢却每天都要去天安门广场，并且给父亲带回来动人的诗篇。万欢坐在曹禺的旁边，轻声地朗读着：“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总理和人民同甘苦，人民和总理心连心。”曹禺听着这些发自心底的诗篇，脸上又出现了难得的笑容，因为他仿佛再一次看到了周恩来总理，看到了希望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