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国总统顾问、著名美国学者、中国研究专家李侃如的著作《治理中国》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独特的视角对中国社会变革、政府管理体系、经济发展以及中国社会目前所面临的挑战等问题进行了分析。近日,本刊特约记者在北京对李侃如作了专访。
　　李侃如:中国当代政治问题专家,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和全球经济与发展资深研究员,同时还是奥巴马总统中国顾问团成员,主要为美国对东北亚、东亚和东南亚政策提供政策建议。
　　
　　看历史:中国传统与现代转型
　　记者:《治理中国》的前一部分非常注重中华帝国的遗产,并认为它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就当下的中国社会而言,有哪些遗产现在是仍然存在,并且作用于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
　　李侃如:我觉得中国历史留下的遗产还是很沉重的:第一,威权政府的理念是一种体现。第二,政府对于社会的这种指导作用是非常强大的。第三,政府对在经济生活发挥的作用,特别是非农业之外的经济中的作用还是很小的。第四,政府对于社会组织的控制程度。
　　在美国,早期就存在着很多独立的社会组织,有的组织是基于宗教,有的是基于行业,有的是基于地理位置。在中国,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社会团体还是比较弱的。在这点上,政府对社会控制程度两国是不一样的。从根本上,在中国,国家被认为是社会伦理的源泉,就像儒学的地位一样,政府对于指导社会方面是发挥很大的作用,要做到这一点,权力应当是集中的。
　　
　　记者:近两千年来中国的制度和社会结构上发生了哪些深层次的变化?
　　李侃如:从基本面来讲,中国现在所发生的变化可能大于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期所发生的变化,有几个方面需要特别关注。
　　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实行的独生子女的政策,现在有许多人不再有兄弟姐妹,这种新的现象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影响现在还难以看清。第二,中国的城市化程度大大提高。第三,中国和其他国家、地区一样,现在由于信息革命的发生,人们学习、相互沟通的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四,中国的经济与全球经济其他部分的一体化程度已经很深了,因此中国与国际体系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也大大增加了。
　　对于每一个现代社会来说,历史上都经历过大的转型,但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同时经历这些变革,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出现这些变革的速度像中国这么快,规模像中国这样大。但同时也要看到,每一个转折都会带来矛盾,都会带来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尽管这些变革对未来是好的。
　　
　　记者:您书中认为,儒学是一种极为保守的统治思想,儒学崇尚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尊卑次序,儒家学说对上下级关系的界定极大地压抑了年轻人的主动性,社会权力一般掌握在年长者手中。那么,儒学是否不适宜于现代社会?
　　李侃如:儒学的一个很大的优势是它提供了一个关于伦理的体系和社会义务的体系,它告诉人们应当如何行事,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当然在传统中国社会奏效的东西,在中国现代社会不一定还继续奏效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儒学本身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演变,也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在当代的韩国和新加坡,儒学的伦理道德还是很重要的。因此,传统的儒学理念也是可以经过演变适应现代社会的。
　　察现实:发展階段的问题
　　记者:您书中谈到,中国政府仍然系统性地参与经济和企业的运作,这对于市场经济来说造成哪些负面影响?
　　李侃如:在中国,政府的决策对于信贷、土地的供应,都是有影响的,地方保护主义有很大的生存空间。这种政府的影响会带来两种结果,一是腐败,因为政府官员和企业的利益的关联程度过于密切。第二点,企业的效率往往不高,因为企业的竞争优势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跟当地政府的关系多么密切,而不是取决于其生产的效率是否更高了。因此中国现在这种体制,一方面是可以做到动员大规模的资源用于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导致企业的运营效率不高。
　　
　　记者:很多中国社会学家对于中国贫富差距的扩大和基尼系数的增高十分忧虑,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李侃如:中国在很短时间内,从大国中平均主义最强的一个国家,发展成为可能是世界上平均主义最小的国家之一,这导致社会分配的差距,尽管世界上很多国家存在贫富差距的问题,但是中国这种转型时间太快了,应该采取许多措施来纠正这一点,缩小贫富差距,包括完善社保体系,加快内陆发展,加快服务业和民营行业的发展等等。
　　
　　记者:您对中国社会的价值观缺失忧心忡忡,您认为中国人应该怎样重建社会价值观?
　　李侃如: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我认为不存在简单答案。因为社会价值观的体现往往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它依赖于该社会的教育体制,这个教育体制教了什么样的内容,以及这个社会中哪些有地位有威望的人发挥了怎么样的表率作用和模范作用。中国领导人对此问题还是非常担忧的,他们经常谈到要提高社会的伦理水平,减少腐败,增加社会理想的精神。但是我认为,中国目前的体制还不太有利于重建这种价值观,这是需要认真寻找答案的一个问题。令人感到鼓舞的是,这几年大家提企业社会责任的说法多了,10年以前还没有人谈企业社会责任,说明现在大家有这方面的意识了,如果每个人都只顾追求自己的利润,那么可能会导致非常恶劣的事情发生,因此这种企业社会责任被提出来了。
　　
　　记者:腐败问题是目前社会非常关注的话题,在您看来,腐败已经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哪些危害?如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李侃如:关于腐败的危害可以是两方面的,腐败会导致公民在社会中享受的服务质量下降,机会也是减少了。第二点,腐败会让体制效率下降,及资源没有用在应该用的地方,而是被私人、个人据为己有,用于个人的目的。
　　如何治理腐败,至少有两点是必须的,第一,在现代的经济体中,不可能政府对每个经济企业的运行都参与其中,政府在一个现代经济体中发挥作用,应该是制订法律,负责监管,或者是包括制订和执行行业政策,不应当是在每个行业的运行中都采取,这种制度只会为腐败,成为腐败滋生的土壤。另外一方面有必要采取的措施要建立真正打击腐败的独立体制,30年前香港建立的反腐制度可以看出来,正是建立这种制度,香港才降低了当地的腐败现象。
　　
　　记者:很多中国人都缺乏幸福感,原因是工作压力大,收入不理想,过于忙碌。这是为何?
　　李侃如:我想部分原因是中国目前处于发展阶段,中国人现在属于工作时间长换取低工资,这样中国才能积累基本的社会资本。另外,对于那些相对富有的人,可能是因为价值观的原因,大家的理念还是不停赚钱,刚才我所说的社会价值观就是这个问题。只有当中国超越了这种社会阶段,大家不以追求赚钱为幸福感,而有其他的社会价值观的时候,可能会更好一些,大家会更好地处理工作和人生中其他部分的关系,富人的人生满足感,不再是源自于赚钱了,可以超越自己的想法,通过其他方式获得满足感。
　　望未来:即将遭遇的瓶颈和挑战
　　记者:一些学者现在热衷于谈论“中国模式”,认为中国的发展有自己的特色且不同于其他国家,这一问题在学者之间引发了激烈争论。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李侃如:到目前为止,中国模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提高了经济增长、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让人民生活的选择面增加了。但是中国现在也面临着重大的制约因素,中国必须用挑战来应对。我想列举三个挑战:一是中国现在的发展模式是要动员巨大的资源来实现发展,但资源的使用效率按照国际标准比较低。在能效方面,甚至印度都远超中国,这反映了中国模式将来肯定要进行必要的调整。
　　二是在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下,保护好环境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地方政府头号的目标是实现社会稳定和当地经济增长,而环境因素的考虑往往要求降低增长速度,除非中国的激励机制发生变化,环境问题才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三是人口方面,我认为中国就业人口与抚养人口比例较好的时代就要结束了。从2015年中国的社会老龄化会迅速发展,即从2015年开始,未来15年中国的就业能力人口和抚养人口之间的比例会大大下降,这要求中国将来在服务和财富的再分配上进行调整,即重新再分配。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模式在中国特定的发展阶段是很好的,但在将来出现障碍的时候是必须要进行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