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施中祥，云阳县华锐供销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书记。
　　党支部的６名党员，都是原县供销联社储运站的下岗职工。２００１年企业关门时，我们的平均年龄是４８岁，每个人手里只有万把块钱补偿费。打工，年纪太大，申请低保，不符合条件。万把块钱坐吃山空，拿什么养家糊口呢？
　　在我下岗前，妻子中风瘫痪，已卧床６年了。就在我下岗不久，儿子也从县农资公司下岗了。望着瘫在床上的妻子，我只能偷偷地流泪，到处去寻偏方，尽一个当丈夫的责任。然而，老天爷并没有同情我，妻子还是离我而去！
　　胡益全下岗时，比我更艰难。他妻子得癌症刚去世，家里欠下５万多元债务。两个孩子，大的才１３岁，小的９岁，他既当爹又当娘。没有了生活来源，他只好把两个孩子送到乡下，帮他８２岁的母亲种地糊口，自己跑到广东、西藏等地打工，累死累活干一年，却拿不到工钱，回家时还是工友们凑的路费。
　　其他几位党员和我们的处境大同小异。看不到生活的航向，大家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生闷气。
　　经过一年多痛苦的煎熬，原储运站的负责人、５４岁的石道华，找到我们几个老伙计，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关着门生闷气，不是个办法。”
　　他动员我们去拾破烂。
　　听到这个主意，大家心里有说不出的别扭，总觉得放不下老脸。可话又说回来，不去拾破烂，我们又能做什么呢？再说，拾破烂不需要技术，成本低，风险小，吹糠见米，自己养活自己，不丢人！老石一番点拨后，我们决定一起干。
　　要干就干出个名堂来，大家决定成立一个公司。然而，经过一年多的折腾，下岗时领到的那万把块钱补偿费，早就花完了，再加上移民搬迁买住房，个个都欠下了一屁股账，哪来的钱入股办公司呢？我们找过银行，结果空手而归，大家只好找亲戚朋友借，最后硬是凑了７５０００元。没有场地，县供销联社把一块空地暂时租给我们，我们买了些玻纤瓦、木料等，自己动手搭起了货场。大家又分头找了几张旧桌子，支起一台磅秤。
　　２００２年７月１日，“云阳县华锐供销有限责任公司”这块牌子，终于挂在了货场门前。选择这个特殊的日子挂牌，一来是为了庆祝党的生日，二来也是为了提醒我们不要忘了自己的党员身份。
　　挂牌后，我们推举石道华为董事长兼经理，我们几个也在名片上印上了“财务科长”、“业务科长”等头衔。
　　公司终于开张了。收购废旧钢材利润高，可我们的周转资金不够，只好放弃，从收购废旧书报、纸壳、塑料品做起，挣点分分钱。
　　一入行才发现，原来收破烂并不容易，竞争相当激烈。就在云阳县城，正儿八经挂起牌子收破烂的公司，就有七八家。
　　我们６个都是党员，当然不能昧着良心去抢别人的饭碗。多年从事供销业务积累的经验，让我们很快进入角色。凭着良好的信誉，我们不但没有被市场挤垮，一些“散兵游勇”反而加入了我们的队伍。
　　公司的业务越做越大。我们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党员身份。一些熟悉我们的群众，把我们的公司称为“党员公司”。我们非常珍惜这块金字招牌。
　　九龙乡有位７２岁的彭玉芳老大娘，每天早上６点半从家里出发，背着头天捡到的纸壳，赶第一趟渡船，不到７点，就要到货场交货。公司的收购员，每天都准时为她开秤。石门乡有个叫刘昌建的，一般要到晚上９点，才把废品运到货场。不论再晚，收购员都要把他的货收了才回家。
　　去年除夕，彭玉芳老大娘为了捡燃放烟花爆竹的废纸筒，在县城整整守了一个通宵。大年初一早上，她把捡到的废品，兴高采烈地背到我们货场。值班的张柱明发现后，连忙跑回家，端来一大碗汤圆给彭大娘。彭大娘说：“只要我捡一天破烂，就要卖给你们‘党员公司’。”
　　双江镇６６岁的张大秀，碰到捡破烂的人就说，把货卖给“党员公司”。她说，“党员公司”不缺斤少两。我们公司有个规定，货款若是八九角，就给一块钱。这些捡破烂的群众，挣的是分分钱，能帮一把，就尽量帮他们一把。去年“五一”，公司向４６个货主，每人赠送了一顶草帽。中秋节，公司给５６个货主送了月饼。年前，公司把６１个货主请到县城，搞了一场春节联欢会。
　　今天，我可以毫不谦虚地说，在云阳，我们是名副其实的“破烂王”。２００３年，公司实现销售额３０万元，２００４年达到４９万元，去年已经是１１８万元了。公司被县里评为先进企业，党支部被县委评为先进支部，“一把手”石道华，被县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企业有了效益，我们的收入也增加了，年底还要分红呢。现在，我们走在大街上，再也没有被人瞧不起的感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