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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美国几个州在死刑执行上接连遇到麻烦——没有合适的药物可供执行，找来的几种替代品效果又不稳定，弄出了许多尴尬的事情；前几天，犹他州的议会甚至打算恢复枪决的执行方式！
实际上，美国人大概是现代国家中最喜欢琢磨死刑问题的了，在“该不该执行”和“怎么执行”问题上折腾来折腾去——而这一切的根源，居然是《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中的一句话而已。
众所周知，美国的首批国民来自英国，新教徒们坐着“五月花”号飘洋过海来到了新大陆；后来，又经过了独立战争，和老东家彻底决裂而缔造了合众国——顺便把英国法律中的一些规定也给摈弃了，其中就包括“强制死刑”。
所谓“强制死刑”，就是法律对某些罪名只规定了死刑这一种刑罚，法官遇到这种案子，要么宣告被告人无罪释放，要么就必须判处死刑，没有任何斟酌的余地。在19世纪的英国，法律相当严苛，无论是阴谋叛国，还是偷窃价值超过于12便士的财物（比如偷偷砍了别人一棵树，牵了人家的马，或是未经国王许可擅自打捞沉船上的财物），结局都只有一个：判处死刑。所以，这段时期的英国法律被后人称为“血腥法典”，大概有两百多个罪名都必须判处死刑。直到1823年的《死刑裁决法令》（Judgement of Death Act），才开始允许法官对一些案情显著轻微的案件不判死刑——但也要判处流放。
于是，美国的国父们，就觉得这样很不合理，不能说什么犯罪都剥夺生命啊。所以，在创建《宪法》时，他们就在里头加了一条（全称是《合众国宪法第八修正案》），“不得施加残酷和非常的刑罚”。
这个规定挺合理的，但先贤们一不小心，就给后来的法官和议员们挖了一个大坑：
什么样的刑罚，才算是“残酷和非常”的呢？
徒刑肯定不算，否则监狱就形同虚设；而死刑算不算就不好说了。历史上，各国都用过一些很极端、很夸张的执行方式，比如火刑、炮决（火炮里只放火药而不放炮弹，把被处决者绑在炮口，咣一声轰成碎渣）、分尸等等，显然属于“残酷而非常”；但其他的执行方式，比如绞刑、枪决算不算残酷，不同的人、不同时代就会有严重的分歧。
在南北战争期间，各州都有自己的执行方式（包括用马拉吊死、枪决、鞭刑等等），稳定下来之后统一改成了绞刑。然而，这是个技术活，对刽子手要求极高：绞索留得太短，很容易出现将被执行人吊在空中，蹬腿许久才咽气的情况；留得太长呢，又可能将脑袋直接拽下来，变成了无头骑士……
所以呢，随着电气时代的到来，有位牙医索思威克，就异想天开地搞出了一个小发明：电椅。
在他和纽约州议会看来，只要电火花噼啪闪过，短短几十秒内被执行人就失去了知觉，一两分钟就会死亡，那一定是比绞刑更加人道、更不残酷。只可惜从第一次实验开始，电椅这玩意就不怎么可靠，如果操作不当就很容易变成烧烤……更糟糕的是，如果第一次电流不够大，被执行人片刻之后又开始喘息的话，还得重新再来一次，这对被执行人和执行人来说都是很吓人的事情，绝对算得上“残酷而非常的刑罚”了。
然后呢，有个聪明人叫做丹佛·迪克森，时任内华达州监狱的典狱长，就决定改用另一种不残酷的方式来代替电椅死刑：毒气室。
简单地说，就是用化学方法代替物理方法来执行死刑。被执行人被关在一间金属制成的密封舱里（实际上就是个带窗玻璃的铁皮罐子），典狱长扳下杠杆，大概八两重的氰化钾就会掉落到被执行人座椅下方的酸缸里，发生化学反应而产生剧毒的氢氰酸气体，短时间内造成被执行人中毒死亡。
单从理论上说，毒气室应该是比电椅更加人道，至少看起来不那么吓人。然而，在美国历史上的五百多次毒气室死刑中，至少有七次是出了明显问题的。比如，密苏里州第一次用毒气室，是处决悍匪杰拉德·加里戈，执行时不知道哪出了故障，扳下杠杆却只产生了极少量的氢氰酸，让他在毒气室里折腾了四十多分钟才咽气……
还有个女犯芭芭拉·格雷姆，因为谋杀而被判处死刑。据说在执行前，典狱长好心地告诉她：“当烟雾升起来的时候，深呼吸，很快就结束了。”芭芭拉就反问说：“你咋知道的呢？”
这句著名的问答后来被改编进了电影《我想活下去》，成了毒气室死刑的独特记忆。
看起来，毒气室死刑，也可能被划入“残酷而非常”之列。
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呢？
答案就是：注射死刑。
所谓注射死刑，操作上跟我们平时去医院看病时“打点滴”一样，就是通过静脉注射，向被执行人体内注入足以致死的药物。
而注射死刑，同样还是富有创造精神的美国人发明的，而初衷仍然是为了解决“残酷而非常的刑罚”的问题。由于使用的药物都被研究得很透彻，客观地说，注射死刑应该是目前为止最温和的执行方式了。在1982年第一例注射死刑成功之后，美国各州就迅速采纳了这种方式，有许多州还把它作为唯一的执行方式。
当然，这种技术也并非完美无缺。比如，俄亥俄州有个罗梅尔·布鲁姆因为绑架、杀害一名14岁少女而被判处死刑。2009年9月15日，他的死刑在俄州被执行——但没成功。由于此人长期吸毒，周身血管萎缩，负责执行的狱警法医们，花了两个钟头试图建立输液通道，最终还是没能成功。典狱长只得电话报告州长，这事怎么办吧？州长说那就延缓两周执行吧。后来，又执行了一次，还是不成功……布鲁姆无奈地提出了上诉，说这样的刑罚太过残酷而违宪。对此，联邦最高法院目前依然没有定论。
2006年12月13日，安吉尔·尼夫斯·迪亚兹在佛州被执行注射处决。而他的麻烦是，按照常规打完针后，他还活得好好的。困惑不已的执行人员只得再来一次，两次加起来总共花了大概一个钟头……后来狱方解释是因为他患有肝病，一直服用的某种药物产生了影响，民间的说法则是医生把针头扎进了胳膊但没刺入静脉血管。不管是哪种原因，这例死刑说是“残酷与非常”，应该是没跑了。
说到这个，俄亥俄州有个死刑犯叫做罗纳德·珀斯特，因为1983年杀了一名旅店职员而被判处死刑。不过，判归判了，一直没法执行。因为此人重达450磅（约204公斤），他的律师上诉说，很显然，如果执行注射死刑，难度会很大，移动一下都费力，搞不好半天都找不到血管，就成了美国宪法上说的“残酷而非常的处罚”。 监狱方面，则对此矢口否认，认为执行没有问题。为此，他们还做了一个实验，找了一头重量相当的猪，用起重机械轻松地搬到了执行床上。不过，州高等法院还是迟迟没能下决心。于是，2013年7月23日，他获得了一个所有死刑犯都梦寐以求的结局：在狱中病逝。
更大的麻烦，则来自“药”的方面。
注射死刑常用的三种药物：氯化钾、戊硫代巴比妥钠、巴夫龙，其中最重要的是巴比妥类药物，因为大剂量注射巴比妥，可以导致被执行人迅速被麻醉而失去知觉，可以保证执行不“残酷”。但有个小问题却很难解决——美国本土的药厂不生产这类药物。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全国的死刑一年才需要多少药啊，专为它开一条生产线很不划算。所以，美国各州的司法部门一直都是从欧洲一些药厂进口。
好景不长，欧洲的政治家们知道这个小秘密后，纷纷向药厂施压，认为美国保持死刑很不人道，所以药厂不该助纣为虐。当年第一例毒气室死刑，迪克森典狱长是派了个手下，以“购买杀虫剂”为名搞到的氰化物，但今天美国的司法部门显然不能这么干，所以保留了死刑的各州就纷纷面临一个问题：没有药了。
一些州开动脑筋，用另一些能搞到的药物（如咪达唑仑、氢吗啡酮等）来代替巴比妥，可惜效果不尽如人意：俄克拉何马州今年1月处决罪犯克莱顿·洛克特，用的就是咪达唑仑，结果10分钟后才昏迷过去。而剩下的两种药物似乎在注射管线中堵塞了，大家只好等着他咽气——半个小时后，洛克特死于心脏衰竭，不知道是药物的作用还是被吓得心脏病发作。
当然，现代医学中还有许多药物，或许能够代替现有的死刑执行药物。然而，其效果究竟如何是很难预测的。如果借助动物试验呢，要找到和人类的体重、代谢速度都接近的动物很不容易；用比较接近人类的灵长目来做的话，还存在一个伦理学上的问题：如果说是为了寻找治病救人的新药，让猴子牺牲生命是说得过去的；但为了杀人而让猴子白白死去，是不是太过分了？
因此，在寻找替代药品方面，恐怕依然会困难重重，一不小心就会让洛克特的悲剧重演，坐实“残酷而非常的刑罚”的指责。另一方面，欧洲是断然不会批准出口原来的药物的，所以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各州的司法部门出钱，私下找一些小化工厂、高校实验室，少量地合成这些药物，反正不是用于医疗目的，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药物”，FDA也管不着。当然，这样做也太合适，万一粗制滥造的药物质量不好，打进去很久都不能死亡就闹大了。
最后一种办法：回归本真，把之前淘汰掉的毒气室、电椅、行刑队都搬出来再使用。实际上，美国有几个州的法律，依然是允许使用这些执行方式的，只不过是不常用而已；而这次犹他州议会修改法律，授权司法部门在找不到合适药物时重新使用枪决执行死刑，估计也是想从这边找到突破口。
实际上，比起“如何执行死刑”而言，另一个问题才是在美国争了好多年、引发无数关注，甚至成为每位总统候选人都必须明确表态的标签，那就是：该不该废除死刑？
对此，曾有多篇文章予以讨论过，所以也就不再赘述支持与反对者各自的理由，只简单回顾一下两起里程碑式的案件。
第一个案件叫做“费曼诉乔治亚州案”（Furman v. Georgia），一个叫做威廉姆·费曼的人入室盗窃，被房主发现后开枪杀人，遂被乔治亚州高等法院判处死刑。此案到了联邦最高法院，却给改判了：9位大法官经过激烈的辩论，最后以54的微弱优势，判定此案的死刑判决“残酷而非常”，因而违反了宪法。而做出这个裁定的理由，则是因为费曼当时是企图逃跑，一时心慌才开枪杀人的；乔治亚州未考虑具体案情，只是机械地按照该州法律判他死刑，似乎太过武断。
此案之后，美国各州开始重新审视死刑政策，不再判处新的死刑，已经判处的死刑也没有执行：联邦法院有权改判任何案件，而它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作出相反的判决打自己的脸的，因此死刑判了送上去也会被驳回来，何必自讨没趣呢？
这一拖就是四年……直到1976年的“克雷格诉乔治亚州案”（Gregg v. Georgia）。费曼案中，大法官们改判的主要理由是乔治亚州的法律并未考虑具体案情；而此刻，乔治亚州、得州等保留了死刑的州，已经从费曼案中吸取了教训，修改了各自的刑法，所以判处死刑的依据更加充分。而联邦最高法院，可能也有意纠正自己当年“一刀切”的做法，欣然同意复查此案。
比如，乔治亚州就列了个“十恶不赦”的清单，规定了10种情况应该考虑判处死刑，比如：被告人杀害了执勤的警察、预警、法官、检察官等司法人员的；雇凶杀人的；谋财害命的；逃狱后杀人的等等，总之就是人身危险性极大、社会危害极大的类型。
由此，大法官们就认为，乔治亚州的法律对于判处死刑是有严格、谨慎的标准的；并且也认真、慎重地考虑了克雷格的量刑问题，所以，这个死刑判决就不再是“残酷而非常的刑罚”，予以维持。
从此，美国一些州又恢复了死刑的执行。顺便提一下，在此案后第一个实际处决罪犯的，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犹他州，而且执行方式就是枪决……历史常常有着惊人的巧合。
死刑该不该废除，该以何种方式执行，都是值得讨论的话题，这其中的核心就是司法文明；而当死刑还存在时，少杀、慎杀的方针则是各国立法、司法者的一个难得的共识。
（摘自《新民周刊》）
实际上，美国人大概是现代国家中最喜欢琢磨死刑问题的了，在“该不该执行”和“怎么执行”问题上折腾来折腾去——而这一切的根源，居然是《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中的一句话而已。
众所周知，美国的首批国民来自英国，新教徒们坐着“五月花”号飘洋过海来到了新大陆；后来，又经过了独立战争，和老东家彻底决裂而缔造了合众国——顺便把英国法律中的一些规定也给摈弃了，其中就包括“强制死刑”。
所谓“强制死刑”，就是法律对某些罪名只规定了死刑这一种刑罚，法官遇到这种案子，要么宣告被告人无罪释放，要么就必须判处死刑，没有任何斟酌的余地。在19世纪的英国，法律相当严苛，无论是阴谋叛国，还是偷窃价值超过于12便士的财物（比如偷偷砍了别人一棵树，牵了人家的马，或是未经国王许可擅自打捞沉船上的财物），结局都只有一个：判处死刑。所以，这段时期的英国法律被后人称为“血腥法典”，大概有两百多个罪名都必须判处死刑。直到1823年的《死刑裁决法令》（Judgement of Death Act），才开始允许法官对一些案情显著轻微的案件不判死刑——但也要判处流放。
于是，美国的国父们，就觉得这样很不合理，不能说什么犯罪都剥夺生命啊。所以，在创建《宪法》时，他们就在里头加了一条（全称是《合众国宪法第八修正案》），“不得施加残酷和非常的刑罚”。
这个规定挺合理的，但先贤们一不小心，就给后来的法官和议员们挖了一个大坑：
什么样的刑罚，才算是“残酷和非常”的呢？
徒刑肯定不算，否则监狱就形同虚设；而死刑算不算就不好说了。历史上，各国都用过一些很极端、很夸张的执行方式，比如火刑、炮决（火炮里只放火药而不放炮弹，把被处决者绑在炮口，咣一声轰成碎渣）、分尸等等，显然属于“残酷而非常”；但其他的执行方式，比如绞刑、枪决算不算残酷，不同的人、不同时代就会有严重的分歧。
在南北战争期间，各州都有自己的执行方式（包括用马拉吊死、枪决、鞭刑等等），稳定下来之后统一改成了绞刑。然而，这是个技术活，对刽子手要求极高：绞索留得太短，很容易出现将被执行人吊在空中，蹬腿许久才咽气的情况；留得太长呢，又可能将脑袋直接拽下来，变成了无头骑士……
所以呢，随着电气时代的到来，有位牙医索思威克，就异想天开地搞出了一个小发明：电椅。
在他和纽约州议会看来，只要电火花噼啪闪过，短短几十秒内被执行人就失去了知觉，一两分钟就会死亡，那一定是比绞刑更加人道、更不残酷。只可惜从第一次实验开始，电椅这玩意就不怎么可靠，如果操作不当就很容易变成烧烤……更糟糕的是，如果第一次电流不够大，被执行人片刻之后又开始喘息的话，还得重新再来一次，这对被执行人和执行人来说都是很吓人的事情，绝对算得上“残酷而非常的刑罚”了。
然后呢，有个聪明人叫做丹佛·迪克森，时任内华达州监狱的典狱长，就决定改用另一种不残酷的方式来代替电椅死刑：毒气室。
简单地说，就是用化学方法代替物理方法来执行死刑。被执行人被关在一间金属制成的密封舱里（实际上就是个带窗玻璃的铁皮罐子），典狱长扳下杠杆，大概八两重的氰化钾就会掉落到被执行人座椅下方的酸缸里，发生化学反应而产生剧毒的氢氰酸气体，短时间内造成被执行人中毒死亡。
单从理论上说，毒气室应该是比电椅更加人道，至少看起来不那么吓人。然而，在美国历史上的五百多次毒气室死刑中，至少有七次是出了明显问题的。比如，密苏里州第一次用毒气室，是处决悍匪杰拉德·加里戈，执行时不知道哪出了故障，扳下杠杆却只产生了极少量的氢氰酸，让他在毒气室里折腾了四十多分钟才咽气……
还有个女犯芭芭拉·格雷姆，因为谋杀而被判处死刑。据说在执行前，典狱长好心地告诉她：“当烟雾升起来的时候，深呼吸，很快就结束了。”芭芭拉就反问说：“你咋知道的呢？”
这句著名的问答后来被改编进了电影《我想活下去》，成了毒气室死刑的独特记忆。
看起来，毒气室死刑，也可能被划入“残酷而非常”之列。
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呢？
答案就是：注射死刑。
所谓注射死刑，操作上跟我们平时去医院看病时“打点滴”一样，就是通过静脉注射，向被执行人体内注入足以致死的药物。
而注射死刑，同样还是富有创造精神的美国人发明的，而初衷仍然是为了解决“残酷而非常的刑罚”的问题。由于使用的药物都被研究得很透彻，客观地说，注射死刑应该是目前为止最温和的执行方式了。在1982年第一例注射死刑成功之后，美国各州就迅速采纳了这种方式，有许多州还把它作为唯一的执行方式。
当然，这种技术也并非完美无缺。比如，俄亥俄州有个罗梅尔·布鲁姆因为绑架、杀害一名14岁少女而被判处死刑。2009年9月15日，他的死刑在俄州被执行——但没成功。由于此人长期吸毒，周身血管萎缩，负责执行的狱警法医们，花了两个钟头试图建立输液通道，最终还是没能成功。典狱长只得电话报告州长，这事怎么办吧？州长说那就延缓两周执行吧。后来，又执行了一次，还是不成功……布鲁姆无奈地提出了上诉，说这样的刑罚太过残酷而违宪。对此，联邦最高法院目前依然没有定论。
2006年12月13日，安吉尔·尼夫斯·迪亚兹在佛州被执行注射处决。而他的麻烦是，按照常规打完针后，他还活得好好的。困惑不已的执行人员只得再来一次，两次加起来总共花了大概一个钟头……后来狱方解释是因为他患有肝病，一直服用的某种药物产生了影响，民间的说法则是医生把针头扎进了胳膊但没刺入静脉血管。不管是哪种原因，这例死刑说是“残酷与非常”，应该是没跑了。
说到这个，俄亥俄州有个死刑犯叫做罗纳德·珀斯特，因为1983年杀了一名旅店职员而被判处死刑。不过，判归判了，一直没法执行。因为此人重达450磅（约204公斤），他的律师上诉说，很显然，如果执行注射死刑，难度会很大，移动一下都费力，搞不好半天都找不到血管，就成了美国宪法上说的“残酷而非常的处罚”。 监狱方面，则对此矢口否认，认为执行没有问题。为此，他们还做了一个实验，找了一头重量相当的猪，用起重机械轻松地搬到了执行床上。不过，州高等法院还是迟迟没能下决心。于是，2013年7月23日，他获得了一个所有死刑犯都梦寐以求的结局：在狱中病逝。
更大的麻烦，则来自“药”的方面。
注射死刑常用的三种药物：氯化钾、戊硫代巴比妥钠、巴夫龙，其中最重要的是巴比妥类药物，因为大剂量注射巴比妥，可以导致被执行人迅速被麻醉而失去知觉，可以保证执行不“残酷”。但有个小问题却很难解决——美国本土的药厂不生产这类药物。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全国的死刑一年才需要多少药啊，专为它开一条生产线很不划算。所以，美国各州的司法部门一直都是从欧洲一些药厂进口。
好景不长，欧洲的政治家们知道这个小秘密后，纷纷向药厂施压，认为美国保持死刑很不人道，所以药厂不该助纣为虐。当年第一例毒气室死刑，迪克森典狱长是派了个手下，以“购买杀虫剂”为名搞到的氰化物，但今天美国的司法部门显然不能这么干，所以保留了死刑的各州就纷纷面临一个问题：没有药了。
一些州开动脑筋，用另一些能搞到的药物（如咪达唑仑、氢吗啡酮等）来代替巴比妥，可惜效果不尽如人意：俄克拉何马州今年1月处决罪犯克莱顿·洛克特，用的就是咪达唑仑，结果10分钟后才昏迷过去。而剩下的两种药物似乎在注射管线中堵塞了，大家只好等着他咽气——半个小时后，洛克特死于心脏衰竭，不知道是药物的作用还是被吓得心脏病发作。
当然，现代医学中还有许多药物，或许能够代替现有的死刑执行药物。然而，其效果究竟如何是很难预测的。如果借助动物试验呢，要找到和人类的体重、代谢速度都接近的动物很不容易；用比较接近人类的灵长目来做的话，还存在一个伦理学上的问题：如果说是为了寻找治病救人的新药，让猴子牺牲生命是说得过去的；但为了杀人而让猴子白白死去，是不是太过分了？
因此，在寻找替代药品方面，恐怕依然会困难重重，一不小心就会让洛克特的悲剧重演，坐实“残酷而非常的刑罚”的指责。另一方面，欧洲是断然不会批准出口原来的药物的，所以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各州的司法部门出钱，私下找一些小化工厂、高校实验室，少量地合成这些药物，反正不是用于医疗目的，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药物”，FDA也管不着。当然，这样做也太合适，万一粗制滥造的药物质量不好，打进去很久都不能死亡就闹大了。
最后一种办法：回归本真，把之前淘汰掉的毒气室、电椅、行刑队都搬出来再使用。实际上，美国有几个州的法律，依然是允许使用这些执行方式的，只不过是不常用而已；而这次犹他州议会修改法律，授权司法部门在找不到合适药物时重新使用枪决执行死刑，估计也是想从这边找到突破口。
实际上，比起“如何执行死刑”而言，另一个问题才是在美国争了好多年、引发无数关注，甚至成为每位总统候选人都必须明确表态的标签，那就是：该不该废除死刑？
对此，曾有多篇文章予以讨论过，所以也就不再赘述支持与反对者各自的理由，只简单回顾一下两起里程碑式的案件。
第一个案件叫做“费曼诉乔治亚州案”（Furman v. Georgia），一个叫做威廉姆·费曼的人入室盗窃，被房主发现后开枪杀人，遂被乔治亚州高等法院判处死刑。此案到了联邦最高法院，却给改判了：9位大法官经过激烈的辩论，最后以54的微弱优势，判定此案的死刑判决“残酷而非常”，因而违反了宪法。而做出这个裁定的理由，则是因为费曼当时是企图逃跑，一时心慌才开枪杀人的；乔治亚州未考虑具体案情，只是机械地按照该州法律判他死刑，似乎太过武断。
此案之后，美国各州开始重新审视死刑政策，不再判处新的死刑，已经判处的死刑也没有执行：联邦法院有权改判任何案件，而它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作出相反的判决打自己的脸的，因此死刑判了送上去也会被驳回来，何必自讨没趣呢？
这一拖就是四年……直到1976年的“克雷格诉乔治亚州案”（Gregg v. Georgia）。费曼案中，大法官们改判的主要理由是乔治亚州的法律并未考虑具体案情；而此刻，乔治亚州、得州等保留了死刑的州，已经从费曼案中吸取了教训，修改了各自的刑法，所以判处死刑的依据更加充分。而联邦最高法院，可能也有意纠正自己当年“一刀切”的做法，欣然同意复查此案。
比如，乔治亚州就列了个“十恶不赦”的清单，规定了10种情况应该考虑判处死刑，比如：被告人杀害了执勤的警察、预警、法官、检察官等司法人员的；雇凶杀人的；谋财害命的；逃狱后杀人的等等，总之就是人身危险性极大、社会危害极大的类型。
由此，大法官们就认为，乔治亚州的法律对于判处死刑是有严格、谨慎的标准的；并且也认真、慎重地考虑了克雷格的量刑问题，所以，这个死刑判决就不再是“残酷而非常的刑罚”，予以维持。
从此，美国一些州又恢复了死刑的执行。顺便提一下，在此案后第一个实际处决罪犯的，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犹他州，而且执行方式就是枪决……历史常常有着惊人的巧合。
死刑该不该废除，该以何种方式执行，都是值得讨论的话题，这其中的核心就是司法文明；而当死刑还存在时，少杀、慎杀的方针则是各国立法、司法者的一个难得的共识。
（摘自《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