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我15岁，在贵阳师范读初二。当时，来了一位年轻的校长，叫孙起孟。这位校长在我的印象中，风度翩翩，和蔼可亲，最关心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和中国传统的伦理教育。他除了报告当时的抗日时事外，还先后请老同盟会员平刚先生和著名的教育家黄齐生先生来校演讲。
　　平刚先生讲的是辛亥革命史，黄齐生先生讲《四书》的“在明明德”。记得有一次，黄先生讲完后，孙校长上台致词说：“黄老先生的这篇演讲，在北京某大学讲的也是这个题目，得到40块大洋。今天黄老先生来我们学校讲，分文不收。我们大家除深深感谢黄老先生外，应深刻领悟黄老先生阐述的‘在明明德’和‘格物致知’的精神，刻苦学习，我们伟大的祖国才能振兴强大，而不会受到列强的侵略与压迫……”由此可见，孙校长对学生的要求与期望。
　　当时的贵师本部（金筑大学原址）和学生宿舍（现贵阳师范学校）相隔一条街，一到下课或放学，上千名学生就在街上穿梭逗留，一条小街顿时觉得非常拥挤，而来往的市民觉得不方便了。为解决这个问题，学校制定了一些特别的措施，一方面加强对学生的管理，要求学生在校住宿，另一方面又修建了连接宿舍与教学区的过街楼，然后将两边的大门一锁，所有学生只能从过街楼上来往教室与宿舍，这样，文化路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鲜为人知的是，在修建过街楼的同时，因为孙校长对学生管教相当严格，引起了部分学生不满，有些教师也对这位只有24岁的安徽籍校长的治教方式怀有偏见，暗中支持那些想闹事的学生，一夜之间就写出标语“打倒自诩来黔改革教育的孙起孟”，向孙校长发难。在当时相当封闭的贵阳，孙起孟显得孤掌难鸣，最后还是被免去了校长的职务，而由朱自安先生接任。
　　免职文件下达后，血气方刚的孙起孟非但没有意气用事，也没有像碰了一鼻子灰那样就马上离开，而是自始自终在学校守着正在建设的“过街楼”，直到工程全部完工后，方才带着毛仁学、朱世芬、周树楹等几个愿意跟随他的学生离开了贵阳。孙起孟的敬业与执著，由此可见一斑。
　　我对孙老师印象最深的，是他到学校没多久，就能把学生的名字记得一清二楚。那是1935年，高中毕业班要参加全市的寒假军训，我和汪禄晋虽是初二学生，也去报了名参加。有一天，在法院街，远远看到孙校长迎面走来，我穿着军服不好意思，想躲开他。谁知我刚掉头想躲，他就喊开了我的名字：“彭家德！彭家德！”逼得我只好又调过头来，迎上前去，恭恭敬敬敬个礼：“校长好！”但我心里一直忐忑着，生怕他批评我冒充高中生。让我特别意外的是，校长不但没有批评我，反而拍拍我的肩，和蔼可亲地对我说：“好！好！去好好锻炼，将来好去打日本鬼子！”我不但没有受到批评，反而得到鼓励，心中自是高兴。
　　1987年，孙老师带着师母王之慧来到贵阳，想看看我们在筑的当年师生，因他当时是民主建国会和工商联合会的中央领导，是由市工商联出面通知的。当时我正在紫云洛河民中代课，老同学晏东凡一个加急电报打来，我即请假到贵阳参加这个难得的聚会。
　　当天参加聚会的老师只有中医研究所所长罗克聪和王启华、尹斌3人，当年的学生有21人。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天聚会招待我们的茶点、水果，均是由师母王之慧解囊的。
　　离休后，我先后到北京旅游过3次，都曾去探望老师和师母。但第一次去时没能如愿，因老师生病住院，连家属都不让探望。第二次我找到了老师家，老师和师母见到我格外高兴，特别打电话把女儿叫过来包饺子给我吃。第三次，我带着在德国留学的外侄女去，又受到老师和师母的盛情款待，临别时，秘书送我们出门，一路谈论的是老师的美德。
　　秘书说：“你们的这位老师，本来国家对他们曾经当过人大副委员长职务的领导，修建了住房供他们晚年安居，目前只有他一家没有搬过去，他要和我们一起住在旧房子里……”这不禁使我想起孙老师给我的一封信来，信纸用的是一张印废的纸，是在背面空白处写的，信封也是邮局的那种普通信封。他老人家这种处处为国为民节约的精神，真是令人从心里佩服。
　　现在孙老师已是位百岁老人，我也有87岁了，假如明年——也就是2008年，如果还能走动的话，我还想到北京去一次，再去看看我最敬爱的孙起孟老师和师母王之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