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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设计作为文化资源的显现手段，不仅仅是让商品、空间和建筑显得更华丽、美观和养眼，而更是一种确保公民在追求美好生活及面向未来所需的力量所在。
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如果从1998年文化部成立文化产业司开始计算，至今已经有十五个年头了。十五年的文化产业发展，给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综合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内涵式支撑。十五年来，文化产业发展除了增进经济转型发展、产业结构调整，除了推进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健全，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了我们文化态度的转变，促进了我们文化发展观念的转变。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的高层曾高度重视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重视文化的国家凝聚和思想统合的作用，把新闻传媒出版当作舆论控制的工具，在文化立场上发展到极端就陷入一种主观主义的一元思维模式，甚至出现了“文化革命”、“样板戏”等不同形式的文化破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逐渐深入，我们开始理性地看待人们多元化的精神文化需求，逐渐看到文化的经济价值和商品属性。在上个世纪末，文化产业进入中国政府宏观管理视野，我认为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文化事件，标志着我们的执政思维进入辩证主义的二元思维模式阶段，意味着我们开始正视文化的双重属性——意识形态属性和商品经济属性，开始发挥文化的双重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韩国和中国台湾先后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转变，并辅以多样化的文化扶持政策，极大地促进了本国和本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艺术的繁荣。
随着文化建设的深入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十八大报告等先后指出，“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这些论断表明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文化的时代，要以多元思维模式来看待文化的综合价值。
多元思维的文化发展模式，在我看来，就是要看到文化的四个发展层次：文化艺术、文化产业、文化经济和文化社会。这四个文化发展层次构成了文化金字塔结构，最上端是文化艺术，最下端是文化社会。文化艺术强调文化的原创性和原真性，以文艺美术、音乐舞蹈、戏曲戏剧等艺术形式为载体；文化产业强调复制性和商业性，推进“文化的产业化”，具有技术化的生产手段、规模化的生产效益、市场化的生产目的和企业化的生产主体等文化生产特点；文化经济强调文化资本、知识产权和符号价值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协同推进“文化的产业化”和“产业的文化化”，通过整合产业价值链和文化品牌的塑造来提升各个产业的附加价值；文化社会强调文化的外部效应和创意的溢出效益，实行生产、生态与生活的立体互动、园区与社区的双向融合、乡村、城镇与都市的全面耦合，以文化力和创意力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生活方式、环境营造和社会治理。从这一意义上来看，我们进入文化的时代，就是要重视文化发展在文化社会的高级层次。
文化社会强调文化追求和底层创意。文化社会追求有意义和价值的社会发展目标，追求有情趣和品位的生活目标。文化社会彰显了一个有灵魂、有诗意、有精神追求的民族的社会范式；文化社会显示了一个大国崛起的文化品位和国际尊严。文化社会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因此，大力发展公共文化服务，树立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观念，引导国民有更高的精神追求成为文化发展的核心任务。要求整个社会有更高的精神追求的时代，“把更高的精神追求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目标，一个标志，有极为深刻、极为深远的意义”。文化社会要改造和提升我们的国民性，要重铸我们的民族精神。文化社会的公民是经济公民、政治公民和文化公民的复合公民体，公民的文化权益不仅包括文化消费权利，还包括文化创意权利，自由表达的权利，要充分调度市民的自下而上的基层创意，要营造自由创意、宽松多元的社会氛围。
文化社会重视社会设计和公共创意。文化社会强调以人为本，注重“参与”和“沟通”，注重社会资源的整合和公共空间的扩展。创意设计作为文化资源的显现手段，不仅仅是让商品、空间和建筑显得更华丽、美观和养眼，而更是一种确保公民在追求美好生活及面向未来所需的力量所在。文化社会重视社区深耕、空间再造、资源再生和环境保护。一个成熟、优雅、精致的文化社会的文化形象，不是在历史悠久的文物古迹或富丽堂皇的大剧院和美术馆，不是在名目繁多的节庆会展或琳琅满目的影视演艺，而是在庙堂之外的百姓生活和普通自在的街景巷弄。在这样的文化社会里，十字街头或社区广场可能就是先锋戏剧的表演场所，地铁也可能是提供文化信息、艺术展览和文创商品的文化场地；在这样的文化社会里，公司办公大楼的大堂可能就是艺术展览的文化空间和艺术画廊，咖啡馆、茶馆、书店可能就是提供创意灵感、文化体验的创意空间。当银行的客服大厅成为艺术书屋或创意茶屋，当政府部门的机关大楼成为表演艺术和当代美术进行艺术实验的公共展场，那么这就是一个完美的文化社会形态；当一家企业的社会责任以文化责任为最高使命、当一座城市的发展目标以文化发展为最高目标、当一个国家的社会进步以文化进步为最高尺度，这那么就是一个完美的文化中国形象。
文化产业的发展最宝贵的价值就是赋予我们每一个人以创意精神和文化力量，去建设我们理想中的文化社会。
向勇：
北京大学管理学博士、副教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英国剑桥大学Judge商学院访问学者，英国伦敦Metropolitan大学商学院访问教授。兼任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副主任，国家扶持动漫产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专家评审委员会委员，北京市西城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北京市海淀区创意产业协会咨询专家委员会委员，韩国文化院顾问委员会文化产业组委员，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创意经济学术交流网络成员。
四川宣汉人，北京大学哲学学士、辅修经济学、艺术学硕士和管理学博士。2003年留校任教，多次赴英国、美国、意大利、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进行学术交流和访问研究。第十一届国家“五个一工程奖”电影《孟二冬》总制片人、出品人。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学术月刊》、《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国行政管理》等国家核心报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参与和主持中宣部、国家发改委、国家文化部委托的研究课题和地方文化产业规划项目数十项。曾获北京大学教学成果优秀奖、日本桐山教育基金。
著作成果
《文化立国》（2012，华文出版社）
《创意领导力》（2011，北京大学出版社）
《创意与管理》（2010，新世界出版社）
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如果从1998年文化部成立文化产业司开始计算，至今已经有十五个年头了。十五年的文化产业发展，给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综合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内涵式支撑。十五年来，文化产业发展除了增进经济转型发展、产业结构调整，除了推进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健全，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了我们文化态度的转变，促进了我们文化发展观念的转变。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的高层曾高度重视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重视文化的国家凝聚和思想统合的作用，把新闻传媒出版当作舆论控制的工具，在文化立场上发展到极端就陷入一种主观主义的一元思维模式，甚至出现了“文化革命”、“样板戏”等不同形式的文化破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逐渐深入，我们开始理性地看待人们多元化的精神文化需求，逐渐看到文化的经济价值和商品属性。在上个世纪末，文化产业进入中国政府宏观管理视野，我认为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文化事件，标志着我们的执政思维进入辩证主义的二元思维模式阶段，意味着我们开始正视文化的双重属性——意识形态属性和商品经济属性，开始发挥文化的双重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韩国和中国台湾先后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转变，并辅以多样化的文化扶持政策，极大地促进了本国和本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艺术的繁荣。
随着文化建设的深入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十八大报告等先后指出，“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这些论断表明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文化的时代，要以多元思维模式来看待文化的综合价值。
多元思维的文化发展模式，在我看来，就是要看到文化的四个发展层次：文化艺术、文化产业、文化经济和文化社会。这四个文化发展层次构成了文化金字塔结构，最上端是文化艺术，最下端是文化社会。文化艺术强调文化的原创性和原真性，以文艺美术、音乐舞蹈、戏曲戏剧等艺术形式为载体；文化产业强调复制性和商业性，推进“文化的产业化”，具有技术化的生产手段、规模化的生产效益、市场化的生产目的和企业化的生产主体等文化生产特点；文化经济强调文化资本、知识产权和符号价值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协同推进“文化的产业化”和“产业的文化化”，通过整合产业价值链和文化品牌的塑造来提升各个产业的附加价值；文化社会强调文化的外部效应和创意的溢出效益，实行生产、生态与生活的立体互动、园区与社区的双向融合、乡村、城镇与都市的全面耦合，以文化力和创意力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生活方式、环境营造和社会治理。从这一意义上来看，我们进入文化的时代，就是要重视文化发展在文化社会的高级层次。
文化社会强调文化追求和底层创意。文化社会追求有意义和价值的社会发展目标，追求有情趣和品位的生活目标。文化社会彰显了一个有灵魂、有诗意、有精神追求的民族的社会范式；文化社会显示了一个大国崛起的文化品位和国际尊严。文化社会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因此，大力发展公共文化服务，树立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观念，引导国民有更高的精神追求成为文化发展的核心任务。要求整个社会有更高的精神追求的时代，“把更高的精神追求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目标，一个标志，有极为深刻、极为深远的意义”。文化社会要改造和提升我们的国民性，要重铸我们的民族精神。文化社会的公民是经济公民、政治公民和文化公民的复合公民体，公民的文化权益不仅包括文化消费权利，还包括文化创意权利，自由表达的权利，要充分调度市民的自下而上的基层创意，要营造自由创意、宽松多元的社会氛围。
文化社会重视社会设计和公共创意。文化社会强调以人为本，注重“参与”和“沟通”，注重社会资源的整合和公共空间的扩展。创意设计作为文化资源的显现手段，不仅仅是让商品、空间和建筑显得更华丽、美观和养眼，而更是一种确保公民在追求美好生活及面向未来所需的力量所在。文化社会重视社区深耕、空间再造、资源再生和环境保护。一个成熟、优雅、精致的文化社会的文化形象，不是在历史悠久的文物古迹或富丽堂皇的大剧院和美术馆，不是在名目繁多的节庆会展或琳琅满目的影视演艺，而是在庙堂之外的百姓生活和普通自在的街景巷弄。在这样的文化社会里，十字街头或社区广场可能就是先锋戏剧的表演场所，地铁也可能是提供文化信息、艺术展览和文创商品的文化场地；在这样的文化社会里，公司办公大楼的大堂可能就是艺术展览的文化空间和艺术画廊，咖啡馆、茶馆、书店可能就是提供创意灵感、文化体验的创意空间。当银行的客服大厅成为艺术书屋或创意茶屋，当政府部门的机关大楼成为表演艺术和当代美术进行艺术实验的公共展场，那么这就是一个完美的文化社会形态；当一家企业的社会责任以文化责任为最高使命、当一座城市的发展目标以文化发展为最高目标、当一个国家的社会进步以文化进步为最高尺度，这那么就是一个完美的文化中国形象。
文化产业的发展最宝贵的价值就是赋予我们每一个人以创意精神和文化力量，去建设我们理想中的文化社会。
向勇：
北京大学管理学博士、副教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英国剑桥大学Judge商学院访问学者，英国伦敦Metropolitan大学商学院访问教授。兼任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副主任，国家扶持动漫产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专家评审委员会委员，北京市西城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北京市海淀区创意产业协会咨询专家委员会委员，韩国文化院顾问委员会文化产业组委员，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创意经济学术交流网络成员。
四川宣汉人，北京大学哲学学士、辅修经济学、艺术学硕士和管理学博士。2003年留校任教，多次赴英国、美国、意大利、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进行学术交流和访问研究。第十一届国家“五个一工程奖”电影《孟二冬》总制片人、出品人。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学术月刊》、《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国行政管理》等国家核心报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参与和主持中宣部、国家发改委、国家文化部委托的研究课题和地方文化产业规划项目数十项。曾获北京大学教学成果优秀奖、日本桐山教育基金。
著作成果
《文化立国》（2012，华文出版社）
《创意领导力》（2011，北京大学出版社）
《创意与管理》（2010，新世界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