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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知识分子的身份、从“战略高度”“问政”的传统，在当代中国，似乎并不长。除了从党和政府的文件中体会“战略的高度”之外，知识分子在公共媒体中对“国家战略”指手画脚，不是凤毛麟角，也是拐弯抹角、欲说还羞。九十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分裂和争论将关于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理解、当前中国形势的判断，发展模式的选择、内部政制的变化、国际战略的调整，社会观念和文化发展战略的变化等等都纳入了知识分子讨论的范畴，从而也慢慢挤出了一个从“战略的高度”讨论国家发展前途的“舆论空间”。这一方面可以看做是国家治理方式的某种转变，另一方面也是知识分子发言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五四”曲终人散之际，鲁迅眼中“高升”或“隐逸”的背后，是一场新的政治的转变。这场新的政治转变，尤其是新的现代政党政治的出现，使五四“新青年”一代从“新文化”入“新政治”的发言方式的有效性很快受到了质疑。最近三十年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一个隐喻的意义上重临了当年五四一代的遭遇。在“人文精神”溃灭，“思想隐退、学术凸显”，新的学术专业化分化的背后，知识分子在论题和发言方式上经历了从所谓的“文化热”到“财经热”到“法政热”的转变，这一转变之后，某种新的知识分子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也许正在构建。用这一粗线条的描画作为一个简单的背景，对于理解我们将要讨论的《战略高度——中国思想界访谈录》（下称“《战略高度》”）是有帮助的。
《战略高度》是玛雅所做专题访谈的汇集，其中一些篇章已在海内外杂志上发表并产生广泛影响。如今，这些陆续完成的访谈录最终汇集成书，我们可以看到，原来访问者是在有意识地进行一项系统的工作，用玛雅自己的话说，是要“为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思想的传播和普及做一件有益之事”。作者相信，虽然真正的战略思想家并不多见，但是在开放的话语空间中，战略性建树却常有。不仅如此，大战略思维既不是政治领袖的专利，也不局限于官场，它更多地来自民间，来自学界。
“三农问题”的政治光谱
全书四个部分互相关联又互相推进：“改革的总结和反思”直面当前困扰中国的最迫切问题及其解决思路；“政治体制改革”部分则以“民主”这一各界关注的热门话题为中心；国际部分先讨论国际战略思维的调整，再讲地缘政治、中美关系、中印比较，以及“颜色革命”；核心价值观以及“文化大国战略”的提出，则为战略的高度提供了价值依据。正如现实的问题是互相缠绕一样，有些问题在书中也会一再出现，但如果需要选择几个关键词作为本书主要内容的说明，我的答案是：“三农”、民主和核心价值观。
“三农”问题是本书的第一个重点，在访问者的追问下，学界这些年关于“三农”讨论的关键人物的重要思考和解答方案基本得到了呈现，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思路：
一、“权利派”。以研究乡村社会冲突著称的于建嵘认为，现在中国农村面临两大问题，首先就是保障农民的基本权利问题，“包括废除一些法律的权利”。“要给农民一个非常宽松的自我发展的权利，使他们能够创造社会财富的权利。”虽然没有直接点出，但土地的“所有权”当然是其中的应有之义。第二才是怎样发展，“发家致富”，“摆脱土地、走向市场”。徐勇也在确认“土地作为农民的一种物权”的前提下，把土地问题作为解决当前“三农”问题的根本。李凡也说，“三农问题的核心是政治问题，解决三农问题，我认为就是权利问题”。
二、“基于实践的乡建派”，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当非温铁军莫属。他认为，目前中国学术界奉行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这“四化”之路与中国乡村复杂多样的村社状况不符。他主张并试行一种“改良式”的乡建思路，并称自己为“新乡建派”，奉行一条在实事求是的基层调查研究和设点试行基础之上，强调农民的生计、联合协作与多元文化的道路。在农民维权问题上，他试图将“对抗性的矛盾转化成改良性的乡建”，因为对抗性的思路往往出自城市知识分子臆想性的“政治化”想象，会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导致农民无法承担的后果，且不利于真正解决问题。从这种基于实践的、渐进改良的思路出发，温铁军坚决反对实行土地私有化，他在比较了印度、巴西等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大量贫民窟和社会动荡状况后指出：“血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国农村政策的底线就是不搞土地私有化，否则，我们在上世纪牺牲了几千万人的生命才完成的民主革命又会倒退回去。”
三、“文化乡建派”，贺雪峰、何慧丽等大致可归入此派。贺雪峰认为，在当前的发展模式及农村的实际状况下，从经济上提高农民收入的空间已不大，所以，“对农民应该由增收转向全面增加福利”。比如改善农村的文化和环境，改善农民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人与人的关系，使他们能够相互合作，自己提供公共物品，解决自己的文化需要，增强农民的“主体地位”，建立他们在农村生活的“人生意义”。
当前，有关农村土地“所有权”问题的争论日趋尖锐，关于“三农”问题论述的战略性意义日益凸显，在理解相关论述时，必须考察其背后的思想脉络，将它们的“言说”放在论战的背景下来考察，才有可能把握它们真正的立论依据和意图，确立它们在整个当代中国思想和政治版图中的位置。由此看来，本书提问者将不同立场和思路的回答归并在一起，显然有其深意在，本书中的很多“访谈”也都是多次对话后的整理，可以看出提问者在之后作为“作者”的用功所在，同时也可“窥探”作者在“提问”背后所持的某种态度和立场。
另一方面，“三农”问题虽然在近年凸显，但对于中国来说却是一个“老问题”，当前的各种解决思路也可在历史中寻到其踪迹。温铁军作为新“乡建设”派的领军人物，从来不讳言他与晏阳初、梁漱溟等人的承续关系，但我们知道，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乡建”运动曾受到“自由派”和左翼知识分子基于不同立场的共同质疑，有意思的是，在新的世纪，“乡建派”的政治内含却发生了变化，访问者玛雅总结成“右翼在帮农民维权，左翼在帮农民发展”，新“乡建派”处在了广义的“左翼”光谱下，这一转变包含了怎样的历史条件，又有着怎样的含义，确是发人深省的。
民主的“真理性”
民主是书中第二个重要议题。但显然，与对“三农”问题的处理方式略有不同的是，在关于民主的讨论中，本书并不试图呈现关于民主问题思考的复杂光谱，而只是在与中国问题的相关性上来讨论和回答这一问题。这使得本书在有关民主的表述中，从“三个视角、三种表述”，到“强大的民主的国家”，再到“民主是国产的好”，语调日趋明确。
该书关于民主的论说贯穿了一条“红线”，也即：首先承认民主对于当前中国的迫切性，但西方的自由式民主（liberal democracy）对中国却不一定适合，中国要探索适合自身历史和现实的民主模式。在这一基础上，各位学者又做出了侧重不一的表述。房宁认为，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政治道路，实行什么样的民主，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客观历史环境。民主是客观、内生的。为什么民主在中国会成为这样一个引发众多争论的“迷思”？这是因为存在一个关键的误区，即把民主的形式（比如选举、多党制和议会制等）当成内容了。对于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他给出的思路是采取问题推动的策略，通过试错法，使中国的政治体制逐渐完善起来，而不是从观念出发，预先有完整的设计，再依样施行。要根据中国的历史、国情，以及中国的实践经验，来建立一个中国民主的独特的话语体系。因此，“民主是国产的好”！
杨鹏承认“中国的民主实践，自然会产生出中国式的民主”，但前提是要开放各种可能性。他认为当前最稳妥的办法，是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分为两步走——从党内民主到社会民主。在这点上，潘维和王绍光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潘维认为，中国是精英党领导下的民主制，中国的问题是制止腐败，选举不能制止腐败，也不能防止执政党质量的退化，相反，选举导致腐败。要保持共产党的公信力，不在于直选，而在于建立法治政府，党政分开，建立成熟的公务员系统。王绍光认为，国家是最大的人权机构；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才可能有一个质量比较高的民主。因此，以民众的选择权制约政府的执政权的选举式民主并不是中国民主的理想选项。以选举为特征的政体叫做“选主”，一定要把“民主”跟“选主”区分开——民主是老百姓当家做主。“广泛的民主，公平的自由，有力的国家”，这是王绍光关于中国民主道路的答案。
“民主思想的历史是奇特的，而民主实践的历史则是令人困惑的。”（戴维·赫尔德）从五四时代的“德先生”，到“民国”时期的“议会制”、“宪政”实验，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人民民主”实践，在民主的言说和实践之间，又有几多的差距和困惑？当下关于民主的言说中，“民主是个好东西”固然是空洞的，它并没有对民主做出界定。（是竞选制民主，是全民民主、人民民主？还是一种抽象的对民主的信念？）然而，“民主是国产的好”中的“民主”和“国产”又是指的什么呢？舶来的“民主”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国产”？如今，在工业消费品领域，“Made in China”几乎已成了一个全世界流行的标识，也几乎成了外国技术（包括设计管理，甚至是外国的款式型号）、中国原料和加工的代名词，“中国造”里面包含了多大的中国因素，中国要素与外来因素结合的条件是什么？反过来，“中国因素”，或者说“中国的特殊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为拒斥“西方式”民主的理由？这些都是需要认真追问的问题。再进一步，“民主是国产的好”背后，又有什么样的主体性？房宁的论述中，无论是“主权民主”，还是“有序政治参与，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背后都有一个“国家”的主体在，但这个“国家”的主体是什么，却恰恰是最需要分析和说明的。
“核心价值观”的“高度”
在一般意义上，“战略”被界定为“目的和手段之间经过深思熟虑形成的关系”，其核心是目的、手段以及效益、代价这四者间复杂和辩证的全局性关系。但本书的“战略”与这一源自战争的“战略”界定有所不同，在我看来，它至少包含了三个层次和多重因素。三个层次是指：与具体问题关联的战略实践、战略的理论脉络和依据以及战略的价值依托。多重因素则包括国际和国内、历史和现实、实践和理论、民众和精英等，它们共同构成了“战略”讨论的平台。
从这一角度看，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和讨论，也许是本书特别值得加以注意之处。如果没有关于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讨论，“战略”的讨论就无法脱离具体问题的纠缠，上升到总体“战略”的高度。基于此，潘维在“和谐社会主心骨”——“民族精神骨架”——“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保证这一线索上提出了“核心价值体系”的设想，这一价值体系包含了“七类社会基本关系”（个人与他人、个人与自然、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社会、人民与政府、人民与民族国家，民族国家与国际体系）和“七种基本价值观”（道德观、自然观、群体观、社会观、政治观、民族观和国际观），两者互相对应，形成了一个自内而外分七个层次的同心圆体系，“其内核是人类的普适道德观，外壳是国际价值观，七个层次之间是一种相互关联机制”。
“核心价值观”体系虽然强调稳定性，每一层的价值观也有其象征性的标志符号，但它不是对传统价值和伦理的恢复，当然也不是对“普世价值”的挪用，在构成因素上，它是高度杂糅的。但正因为如此，什么是核心价值观的真正核心就变得难以界定，传统/现代、中国/西方、特殊/普世的矸隔也没得到适当的解决。在谈到核心价值观的创造和承载主体时，潘维提到了知识精英群体，祝东力更进一步提出了由塑造“新型精英群体”而重塑“核心价值观”的重建文化大国的策略。然而，知识精英群体并不是在价值的真空里“蹦”出来的，在王朝向共和转换的历史条件下，传统科举制的解体造就了五四一代现代知识分子；三四十年代的民族危亡和社会革命又造就了新一代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们都与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甚至社会实践内容相关联，那么，现在造就新的知识精英群体的社会和历史条件是什么呢？
作为一本探索中国发展“战略”之路的对话录，本书在“战略”的三个层面上始终相互贯穿，互相对话。在我看来，本书还有另一个不在场的，却又贯彻始终的“对话者”，那就是活生生的实践。祝东力对参与本书对话的诸“学者”有一个归纳，他指出，这些出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的“红卫兵—知青”一代，在其青春年少之际，即经历了大时代的转折和动荡，“遭遇了中国政治、世界政治的大课题，而获得了一种开阔的大视野和问题意识”。在以后或下乡，或进厂或参军的经历中，又积累了底层生活的经验，重新获得了对社会，对中国和世界的新的认识。在我看来，这使得他们这群有着强烈“理想主义”情怀的学者在“战略高度”“俯瞰”之时有了一个“焦点”和底线，也有了一个最终的“对话者”。从这一角度说，“战略”的探讨并不是为了描画什么许诺的“黄金世界”，“战略的高度”提供的只能是一种“高度”的启示，它面对的始终是我们的生活和实践世界。对于我们这些被屏蔽在“战略”决策之外的“沉默的大多数”来说，这样的讨论也许可以让我们有机会去了解“战略”后面未被揭示的多种可能，从而能对我们身处的现实有更切实的理解——虽然现实的道路总是通向不同的方向。
(《战略高度——中国思想界访谈录》，玛雅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八年十一月版，38.00元)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五四”曲终人散之际，鲁迅眼中“高升”或“隐逸”的背后，是一场新的政治的转变。这场新的政治转变，尤其是新的现代政党政治的出现，使五四“新青年”一代从“新文化”入“新政治”的发言方式的有效性很快受到了质疑。最近三十年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一个隐喻的意义上重临了当年五四一代的遭遇。在“人文精神”溃灭，“思想隐退、学术凸显”，新的学术专业化分化的背后，知识分子在论题和发言方式上经历了从所谓的“文化热”到“财经热”到“法政热”的转变，这一转变之后，某种新的知识分子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也许正在构建。用这一粗线条的描画作为一个简单的背景，对于理解我们将要讨论的《战略高度——中国思想界访谈录》（下称“《战略高度》”）是有帮助的。
《战略高度》是玛雅所做专题访谈的汇集，其中一些篇章已在海内外杂志上发表并产生广泛影响。如今，这些陆续完成的访谈录最终汇集成书，我们可以看到，原来访问者是在有意识地进行一项系统的工作，用玛雅自己的话说，是要“为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思想的传播和普及做一件有益之事”。作者相信，虽然真正的战略思想家并不多见，但是在开放的话语空间中，战略性建树却常有。不仅如此，大战略思维既不是政治领袖的专利，也不局限于官场，它更多地来自民间，来自学界。
“三农问题”的政治光谱
全书四个部分互相关联又互相推进：“改革的总结和反思”直面当前困扰中国的最迫切问题及其解决思路；“政治体制改革”部分则以“民主”这一各界关注的热门话题为中心；国际部分先讨论国际战略思维的调整，再讲地缘政治、中美关系、中印比较，以及“颜色革命”；核心价值观以及“文化大国战略”的提出，则为战略的高度提供了价值依据。正如现实的问题是互相缠绕一样，有些问题在书中也会一再出现，但如果需要选择几个关键词作为本书主要内容的说明，我的答案是：“三农”、民主和核心价值观。
“三农”问题是本书的第一个重点，在访问者的追问下，学界这些年关于“三农”讨论的关键人物的重要思考和解答方案基本得到了呈现，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思路：
一、“权利派”。以研究乡村社会冲突著称的于建嵘认为，现在中国农村面临两大问题，首先就是保障农民的基本权利问题，“包括废除一些法律的权利”。“要给农民一个非常宽松的自我发展的权利，使他们能够创造社会财富的权利。”虽然没有直接点出，但土地的“所有权”当然是其中的应有之义。第二才是怎样发展，“发家致富”，“摆脱土地、走向市场”。徐勇也在确认“土地作为农民的一种物权”的前提下，把土地问题作为解决当前“三农”问题的根本。李凡也说，“三农问题的核心是政治问题，解决三农问题，我认为就是权利问题”。
二、“基于实践的乡建派”，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当非温铁军莫属。他认为，目前中国学术界奉行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这“四化”之路与中国乡村复杂多样的村社状况不符。他主张并试行一种“改良式”的乡建思路，并称自己为“新乡建派”，奉行一条在实事求是的基层调查研究和设点试行基础之上，强调农民的生计、联合协作与多元文化的道路。在农民维权问题上，他试图将“对抗性的矛盾转化成改良性的乡建”，因为对抗性的思路往往出自城市知识分子臆想性的“政治化”想象，会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导致农民无法承担的后果，且不利于真正解决问题。从这种基于实践的、渐进改良的思路出发，温铁军坚决反对实行土地私有化，他在比较了印度、巴西等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大量贫民窟和社会动荡状况后指出：“血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国农村政策的底线就是不搞土地私有化，否则，我们在上世纪牺牲了几千万人的生命才完成的民主革命又会倒退回去。”
三、“文化乡建派”，贺雪峰、何慧丽等大致可归入此派。贺雪峰认为，在当前的发展模式及农村的实际状况下，从经济上提高农民收入的空间已不大，所以，“对农民应该由增收转向全面增加福利”。比如改善农村的文化和环境，改善农民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人与人的关系，使他们能够相互合作，自己提供公共物品，解决自己的文化需要，增强农民的“主体地位”，建立他们在农村生活的“人生意义”。
当前，有关农村土地“所有权”问题的争论日趋尖锐，关于“三农”问题论述的战略性意义日益凸显，在理解相关论述时，必须考察其背后的思想脉络，将它们的“言说”放在论战的背景下来考察，才有可能把握它们真正的立论依据和意图，确立它们在整个当代中国思想和政治版图中的位置。由此看来，本书提问者将不同立场和思路的回答归并在一起，显然有其深意在，本书中的很多“访谈”也都是多次对话后的整理，可以看出提问者在之后作为“作者”的用功所在，同时也可“窥探”作者在“提问”背后所持的某种态度和立场。
另一方面，“三农”问题虽然在近年凸显，但对于中国来说却是一个“老问题”，当前的各种解决思路也可在历史中寻到其踪迹。温铁军作为新“乡建设”派的领军人物，从来不讳言他与晏阳初、梁漱溟等人的承续关系，但我们知道，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乡建”运动曾受到“自由派”和左翼知识分子基于不同立场的共同质疑，有意思的是，在新的世纪，“乡建派”的政治内含却发生了变化，访问者玛雅总结成“右翼在帮农民维权，左翼在帮农民发展”，新“乡建派”处在了广义的“左翼”光谱下，这一转变包含了怎样的历史条件，又有着怎样的含义，确是发人深省的。
民主的“真理性”
民主是书中第二个重要议题。但显然，与对“三农”问题的处理方式略有不同的是，在关于民主的讨论中，本书并不试图呈现关于民主问题思考的复杂光谱，而只是在与中国问题的相关性上来讨论和回答这一问题。这使得本书在有关民主的表述中，从“三个视角、三种表述”，到“强大的民主的国家”，再到“民主是国产的好”，语调日趋明确。
该书关于民主的论说贯穿了一条“红线”，也即：首先承认民主对于当前中国的迫切性，但西方的自由式民主（liberal democracy）对中国却不一定适合，中国要探索适合自身历史和现实的民主模式。在这一基础上，各位学者又做出了侧重不一的表述。房宁认为，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政治道路，实行什么样的民主，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客观历史环境。民主是客观、内生的。为什么民主在中国会成为这样一个引发众多争论的“迷思”？这是因为存在一个关键的误区，即把民主的形式（比如选举、多党制和议会制等）当成内容了。对于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他给出的思路是采取问题推动的策略，通过试错法，使中国的政治体制逐渐完善起来，而不是从观念出发，预先有完整的设计，再依样施行。要根据中国的历史、国情，以及中国的实践经验，来建立一个中国民主的独特的话语体系。因此，“民主是国产的好”！
杨鹏承认“中国的民主实践，自然会产生出中国式的民主”，但前提是要开放各种可能性。他认为当前最稳妥的办法，是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分为两步走——从党内民主到社会民主。在这点上，潘维和王绍光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潘维认为，中国是精英党领导下的民主制，中国的问题是制止腐败，选举不能制止腐败，也不能防止执政党质量的退化，相反，选举导致腐败。要保持共产党的公信力，不在于直选，而在于建立法治政府，党政分开，建立成熟的公务员系统。王绍光认为，国家是最大的人权机构；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才可能有一个质量比较高的民主。因此，以民众的选择权制约政府的执政权的选举式民主并不是中国民主的理想选项。以选举为特征的政体叫做“选主”，一定要把“民主”跟“选主”区分开——民主是老百姓当家做主。“广泛的民主，公平的自由，有力的国家”，这是王绍光关于中国民主道路的答案。
“民主思想的历史是奇特的，而民主实践的历史则是令人困惑的。”（戴维·赫尔德）从五四时代的“德先生”，到“民国”时期的“议会制”、“宪政”实验，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人民民主”实践，在民主的言说和实践之间，又有几多的差距和困惑？当下关于民主的言说中，“民主是个好东西”固然是空洞的，它并没有对民主做出界定。（是竞选制民主，是全民民主、人民民主？还是一种抽象的对民主的信念？）然而，“民主是国产的好”中的“民主”和“国产”又是指的什么呢？舶来的“民主”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国产”？如今，在工业消费品领域，“Made in China”几乎已成了一个全世界流行的标识，也几乎成了外国技术（包括设计管理，甚至是外国的款式型号）、中国原料和加工的代名词，“中国造”里面包含了多大的中国因素，中国要素与外来因素结合的条件是什么？反过来，“中国因素”，或者说“中国的特殊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为拒斥“西方式”民主的理由？这些都是需要认真追问的问题。再进一步，“民主是国产的好”背后，又有什么样的主体性？房宁的论述中，无论是“主权民主”，还是“有序政治参与，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背后都有一个“国家”的主体在，但这个“国家”的主体是什么，却恰恰是最需要分析和说明的。
“核心价值观”的“高度”
在一般意义上，“战略”被界定为“目的和手段之间经过深思熟虑形成的关系”，其核心是目的、手段以及效益、代价这四者间复杂和辩证的全局性关系。但本书的“战略”与这一源自战争的“战略”界定有所不同，在我看来，它至少包含了三个层次和多重因素。三个层次是指：与具体问题关联的战略实践、战略的理论脉络和依据以及战略的价值依托。多重因素则包括国际和国内、历史和现实、实践和理论、民众和精英等，它们共同构成了“战略”讨论的平台。
从这一角度看，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和讨论，也许是本书特别值得加以注意之处。如果没有关于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讨论，“战略”的讨论就无法脱离具体问题的纠缠，上升到总体“战略”的高度。基于此，潘维在“和谐社会主心骨”——“民族精神骨架”——“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保证这一线索上提出了“核心价值体系”的设想，这一价值体系包含了“七类社会基本关系”（个人与他人、个人与自然、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社会、人民与政府、人民与民族国家，民族国家与国际体系）和“七种基本价值观”（道德观、自然观、群体观、社会观、政治观、民族观和国际观），两者互相对应，形成了一个自内而外分七个层次的同心圆体系，“其内核是人类的普适道德观，外壳是国际价值观，七个层次之间是一种相互关联机制”。
“核心价值观”体系虽然强调稳定性，每一层的价值观也有其象征性的标志符号，但它不是对传统价值和伦理的恢复，当然也不是对“普世价值”的挪用，在构成因素上，它是高度杂糅的。但正因为如此，什么是核心价值观的真正核心就变得难以界定，传统/现代、中国/西方、特殊/普世的矸隔也没得到适当的解决。在谈到核心价值观的创造和承载主体时，潘维提到了知识精英群体，祝东力更进一步提出了由塑造“新型精英群体”而重塑“核心价值观”的重建文化大国的策略。然而，知识精英群体并不是在价值的真空里“蹦”出来的，在王朝向共和转换的历史条件下，传统科举制的解体造就了五四一代现代知识分子；三四十年代的民族危亡和社会革命又造就了新一代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们都与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甚至社会实践内容相关联，那么，现在造就新的知识精英群体的社会和历史条件是什么呢？
作为一本探索中国发展“战略”之路的对话录，本书在“战略”的三个层面上始终相互贯穿，互相对话。在我看来，本书还有另一个不在场的，却又贯彻始终的“对话者”，那就是活生生的实践。祝东力对参与本书对话的诸“学者”有一个归纳，他指出，这些出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的“红卫兵—知青”一代，在其青春年少之际，即经历了大时代的转折和动荡，“遭遇了中国政治、世界政治的大课题，而获得了一种开阔的大视野和问题意识”。在以后或下乡，或进厂或参军的经历中，又积累了底层生活的经验，重新获得了对社会，对中国和世界的新的认识。在我看来，这使得他们这群有着强烈“理想主义”情怀的学者在“战略高度”“俯瞰”之时有了一个“焦点”和底线，也有了一个最终的“对话者”。从这一角度说，“战略”的探讨并不是为了描画什么许诺的“黄金世界”，“战略的高度”提供的只能是一种“高度”的启示，它面对的始终是我们的生活和实践世界。对于我们这些被屏蔽在“战略”决策之外的“沉默的大多数”来说，这样的讨论也许可以让我们有机会去了解“战略”后面未被揭示的多种可能，从而能对我们身处的现实有更切实的理解——虽然现实的道路总是通向不同的方向。
(《战略高度——中国思想界访谈录》，玛雅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八年十一月版，3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