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克里斯蒂安在社交媒体上很活跃。4月的时候，全世界都在关注引力波探测到的黑洞图像，克里斯蒂安也在推特上转发了这个消息。他很兴奋，就像是发现了原子一样。他觉得这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了引力波的意义，以及大爆炸的存在。这与克里斯蒂安的研究领域直接相关。
　　一方面，他是研究苏联社会历史的教授，出版过研究伏特加与俄罗斯社会的专著，见识过充满分化和对峙的时代;另一方面，他提倡融合与跨界，最知名的身份是“大历史”概念的提出者。所谓“大历史”，即是结合天文、地质、生物等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超越国家和民族的范畴，从宏观的角度思考人类、生物圈和宇宙的关系。
　　在“大历史”的叙事框架中，历史的范围从人类社会拓展到138亿年以前，也就是宇宙大爆炸的时候。视角转变之后，克里斯蒂安发现，很多事情变得有趣起来。比如，地球上所有活的植物和动物都有相同的共同祖先，这意味着我们在某种意义上，都与办公室外面的那棵苹果树有关。有人甚至提过一个更加极端的说法，给氢元素足够多的时间，这个无色无味的气体就会变成人。
　　再说一个不那么有趣的事情。当我们站在足够高的高空俯瞰20世纪的历史，一些细节从视野中消失，与此同时，更本质的脉络显现出来。相比于那些战争和宗教的冲突，共产主义的社会实验，资本的泡沫，还有科学技术的更迭与进步，更深层次的变化其实是人类与生物圈的关系。
　　“和我小时候生活的世界相比，一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仅仅过了70年全世界人口就增长了两倍多，而我们对周围生物圈的影响幅度也提升了好几个量级。”克里斯蒂安对《中国新闻周刊》感叹。
　　2010年，在比尔·盖茨的支持下，克里斯蒂安参与创立了“大历史”在线教育项目。与此同时，许多地区的高校和中学开始开设大历史的课程。他的作品在很多国家都很畅销，包括中国。今年5月，他的最新作品《起源：万物大历史》在中国大陆出版。

悬崖与绳索

　　今年早些时候，克里斯蒂安去了德国一趟，在多瑙河边又见到了几位五十年前的老同学。上学的时候，克里斯蒂安水性很好，是救援队的成员。他就读的大西洋学院位于英国南威尔士的海边，多礁石和山崖，有時候，海浪袭来，容易把人卷走。救生员克里斯蒂安经常整装待命，必要时顺着绳索，从悬崖边下到海里去。
　　那还是上世纪60年代初的事情。大西洋学院成立于1962年，是“世界联合书院”运动的第一所学校，让不同文化和宗教背景的学生一起学习和生活，只看才智和能力。在当时，联合书院被视作一种新的教育模式，创始人库尔特·哈恩经历了二战，希望能够通过教育来消除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偏见与隔阂。
　　克里斯蒂安自身的经历同样有着国际化的特点。他出生在纽约布鲁克林，母亲来自美国，父亲是英国人，从军队退役后，来到尼日利亚担任地区长官。50年代，尼日利亚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克里斯蒂安在这里度过了青少年时期。当地民众的信仰不同，有着各种各样的宗教景观。传统的音乐形式仍然流行，古老的剧院也很多。时至今日，克里斯蒂安说话的时候，还混杂着非洲殖民地、布鲁克林和英国本土等不同口音的痕迹。复杂的文化身份直接影响了他后来的思维方式。
　　但在他生活的小世界之外，则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景象。当时冷战正紧，美苏阵营对立，政治将一些人从另一些人里区分开来。大西洋学院成立的同一年，古巴导弹危机爆发。克里斯蒂安记得，自己和身边的朋友都吓傻了，整个世界被推到了悬崖边。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曾经承认，核战争爆发的几率在1/3到1/2之间。有时候，克里斯蒂安不禁会设想，或许那些苏联的同龄人也会因为导弹危机而感到恐惧吧。
　　后来，克里斯蒂安去牛津大学读书，最后在那里拿到了博士学位，方向是俄罗斯历史。这个过程中，他受到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俄罗斯农民的日常饮食，以及伏特加。俄罗斯人对于伏特加的痴迷，跟气候和地理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在19世纪的俄罗斯，政府的财政收入有2/5都来自伏特加的销售。不夸张地说，要是所有的俄罗斯人停止喝酒，整个帝国可能就因此崩塌。
　　读博期间，克里斯蒂安去苏联访学了一年，就住在圣彼得堡，那里当时还叫列宁格勒。70年代初的苏联社会正处于国力最强盛的时候。克里斯蒂安发现，这里并不像很多人描述的那样一无是处，虽然存在诸多问题，比如腐败严重，选举也只是走形式，平时聊天，也需要对谈论的话题保持警觉。不过，也有很多积极的方面，比如免费的医疗体系，虽然质量可能没那么高，而且，那里的房租很便宜。
　　90年代初，克里斯蒂安接受讲学的邀请，再次来到苏联，待了两个月。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许多事情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与此同时，整个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
　　崩溃的原因很复杂。还是以伏特加为例。80年代中期，苏联民众听到了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要求禁酒的消息。更早之前，石油价格的下跌给忙于阿富汗战争的苏联一个不小的打击，亚洲一些国家的经济腾飞则让这个社会主义老大哥也有了改革的危机感，为了提高民众的工作效率，伏特加再一次成为了政府打压的对象。人民的日常生活与国家意志和权力之间，一直存在这样的微妙张力。

回升的潜流

　　克里斯蒂安再次去莫斯科的时候，讲学的内容是他刚刚提出的大历史。当时，他是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历史系的教授。赴苏访学的前一年，也就是1989年，他提出了大历史的概念，并邀请不同领域和学科的老师到自己的课堂上。不久之后，克里斯蒂安承担了全部的教学任务。
　　“在全球化时代，各个国家的历史系除了澳大利亚历史或者中国史之外，也应该有教授整个人类历史的课程。但是要想教好人类史，你就得往前推，了解人类是如何进化的。要想教授人类进化史，又得了解生物学和生命的进化史。要想教授生命进化史，还得了解地质学和地球的生成过程，以此类推，就回到了宇宙的起源。这构成了我教授大历史课程的初衷。”大卫·克里斯蒂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在当时，很少有人这样思考问题。尽管历史研究中的确有全球史的提法，但并不占主流。此前，克里斯蒂安的苏联和俄罗斯研究受到过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注重气候、地理等因素在经济社会和历史研究中的作用，而“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羅代尔就曾提出过著名的“长时段”概念，注重经济社会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间的“周期性波动”，它的对立面是那种关注特定事件和细节的传统史学。克里斯蒂安走得更远，面也更宽，将研究的范围从人类历史拓展到生物的进化和宇宙的形成。
　　提出“大历史”的第二年，也就是1990年，克里斯蒂安收到了访学的邀请。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第一次给国外的学生讲授大历史，竟然是在苏联。更有意思的是，他讲学所在的东方研究所，台下的学生对大历史的提法很感兴趣，理解起来并不费力。克里斯蒂安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开玩笑说，马克思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大历史”学家。只不过，在半个世纪以来的主流学术圈里，这种整体性的宏观叙述被压抑了。
　　也正因此，克里斯蒂安的设想一开始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一次历史学会议上，微观史学著名的学者雅克·勒韦尔和卡洛·金兹堡也在场。勒韦尔听了克里斯蒂安的讲述，对其提出了质疑，“我不觉得板块构造和大爆炸能对我们理解历史有什么帮助。”克里斯蒂安则提到，我们对历史的惯常定义其实是一种限制。
　　另一方面，大历史的提法填补了现实的需要。克里斯蒂安认为，在这个碎片化的时代，宗教意义上的创世神话已经成为过去，应该有一种新的起源故事，借助科学研究的帮助，为人们提供一个整体性的图景。这种图景是对过往宏观叙述的一种延续，尽管那种宏大叙事一度被学术界忽略。
　　2004年出版的《时间地图》是克里斯蒂安为大历史课程撰写的一部重要著作，问世之后，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认可。在其中的导论部分，克里斯蒂安就把自己的写作看做是撰写“现代创世神话”的尝试。他意识到，半个多世纪以来，出现了更多关于人类起源的知识，这让大历史的整合变得必要。
　　走上大历史的道路后，克里斯蒂安几乎把自己变成了理科生，去了世界上许多地方，看冰川的生成，或是拜访古老的人类部落，寻找起源故事的线索。2016年，他去了澳大利亚的蒙哥湖遗址，说是湖，其实已经完全干涸。这里发现过远古人类生活的痕迹，距今4万年。身形巨大的袋鼠曾在这里出没。
　　克里斯蒂安拜访了仍在湖区生活的穆提穆提族部落，和当地的族长聊天。几乎是带着一种浪漫主义的热情和冲动，克里斯蒂安向那位族长描述了一幅远古的生活图景，大家围坐在篝火旁，听老人讲故事。
　　那时候，语言已经出现，人类的知识得以扩散和传承，甚至形成集体记忆。而在现实中，这些部落保存本族语言和传统的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的冲击下，他们对自己所生活的这片土地越来越失去控制。

河岸与桥梁

　　克里斯蒂安的名字开始和比尔·盖茨联系在一起，是在2008年。当时，克里斯蒂安离开了澳大利亚，在美国加州的圣迭戈州立大学任教，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比尔·盖茨的助手，声称首富先生希望见个面。
　　这一年，盖茨已经从微软公司董事长的位子上退下来，主要关注公益和慈善。他每天要在跑步机上运动一个小时，一边跑步，一边看大学课程制作公司制作的DVD视频，借此打发时间。浏览视频的时候，刷到一个很特别的课程，看不出来具体的学科，主讲人形态可掬，肢体动作很丰富。此人正是克里斯蒂安。
　　进入到新世纪，学术界对于大历史的关注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克里斯蒂安的课程被视频制作公司看中，由此，他从书桌和讲台走到了镜头前，从此多了一个科学普及者的身份。在视频课程中，他将大爆炸以来的历史分成了八个节点，比如星体的形成、智人的演变、农耕文明的出现、现代社会的转型，如此等等。
　　大历史的知识整合能力吸引住了比尔·盖茨，这位曾经的哈佛大学肄业生主动提议，要出资支持克里斯蒂安的课程。事实上，微软公司曾经推出过一个名为“Encarta”的百科全书电子软件，然而，没有抵挡住谷歌和维基的冲击，Encarta最终关停。现在，克里斯蒂安的大历史课程让他看到了新的机会。
　　于是，名为“大历史项目”的网站投入运营，在大历史团队的推动下，一些私立中学开始教授这方面的课程。截至2014年，教授大历史课程的学校从一开始的5所拓展到1200所，从美国本土向加拿大、澳大利亚甚至是亚洲拓展。有五年的时间里，克里斯蒂安每个暑期都要去韩国的梨花女子大学讲授大历史课程。
　　和很多人对亚洲学生的印象一样，韩国的学生勤奋，也聪明，但提问的积极性不高。文化差异带来了不同的思维方式，这种碰撞很多时候都是有趣的。
　　不过，壁垒仍然存在。在美国本土，克里斯蒂安的团队需要面对的是，大历史课程如何在不增加学生负担的前提下，与传统的课程大纲兼容，而且师资也是一个问题，可能涉及到很多人的利益。
　　而在其他国家，这种冲突可能更加明显。英国《卫报》曾经发表文章，认为大历史并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有些陈旧。作者对比尔·盖茨参与历史教育的热情提出质疑，对于日渐美国化的英国教育也有很多不满，尽管大历史项目的初衷也是希望可以打破美国教育的现有格局。
　　“每个社会的人都会有某种思维的惯性，甚至可能是循规蹈矩，觉得这样就可以了。”克里斯蒂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他希望自己创立的大历史的学术框架能成为新的河岸与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