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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民军队的一员名将，彭德怀亲历过20世纪中国的各种军事斗争，他的军旅生涯简直就是开国将帅们探索、追求、奋进的一面镜子：1916年3月，投身湘军一干近10年，出没于军阀混战的硝烟中；1926年7月，所在湘军部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浴血在北伐战争的烽火里；192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在湖南平江发动武装起义任红五军军长，逐步成长为红一方面军司令员；1937年9月以后，作为八路军首脑人物之一，在华北大地与日军周旋多年；1947年3月，出任西北野战兵团统帅，操劳西北解放战事；1950年10月、12月，先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中朝联军司令员兼政委，率军经血战大败美军领衔的“联合国军”；1952年7月，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襄助中枢决胜台湾海峡。
在漫长的军旅生涯中，在和国内外各种对手的较量中，彭德怀从旧军队中的普通一兵成长为一位开国元帅。在横戈马上、襄助中枢的历程中，他展现出了令人叹服的军事谋略。
围城打援，一举两得
“围魏救赵”，是“三十六计”中的第二计。对于这段典故，彭德怀并不陌生。后世“围城打援”的战法也当由这里起源。
在南征北战的岁月中，彭德怀极善“围城打援”，以求既攻城克坚，又歼灭敌方援兵，一举两得。
1948年1月初，在西北野战军司令部讨论战略进攻方向时，彭德怀提出转入外线作战，南出陕中：“我们是打宜川，调洛川（敌人）；歼灭刘戡，收复延安。”宜川东依黄河，西连洛川、鄜县（今富县），是陕东战略要地，胡宗南视之为关中屏障，在这里设有兵站，由整编第七十六师一部（第二十四旅）防守。延安仍被敌占，由整编第十七师两个旅驻守；在延安、宜川之间，整编二十九军军长刘戡指挥两个整编师集结于洛川一带地区机动，以便北援延安，东援宜川，阻止西北野战军南下，企图实现其所谓“监视三面”的目的。1月底，彭德怀在米脂县吕家沟召开野战军旅以上干部会议。会议确定进行宜川战役：以一部兵力猛攻宜川，调动洛川等处敌军来援；先集中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援敌，然后再夺城。为确保援敌欲罢不能和打援成功，他明确提出：“在战术上，攻城部队应积极动作，但勿急克，逼敌驰援；打援部队应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速战速决。”
在部署攻打宜川的同时，彭德怀即着手进行打援的准备。他依据侦察的材料，分析敌军从洛川等地增援宜川，可能走三条路线：一是经瓦子街到宜川。这是条公路，便于大部队机动，距离近，增援快，可迅速解宜川之围，但有遭野战军伏击的顾虑。二是经石堡（黄龙）到宜川。虽也是一条公路，但路况差、距离远，不利于速援。三是沿第一条道路以北的进士庙梁到宜川。这是条山间小路，地形复杂，重武器不易通过。
彭德怀在野战军司令部分析了敌人的行军路线。他深知胡宗南志大才疏，非常肯定地说：“根据敌军过去的作战行动规律，刘戡从自身的安危出发，是会走小路的。但下命令的是胡宗南，不是刘戡。……此人又主观成性，对下骄横，必然命令刘戡经第一条道路驰援。”
宜川城地势险峻，多悬崖绝壁，不易攀登。城西是外七郎山，与内七郎山相连，被城墙与壕沟隔断。正北是老虎山，西北是太子山，东南是凤翅山，都高达百米，形成天然屏障，是个易守难攻之地。此前，胡宗南视察宜川时，曾狂妄地对刘戡说：“要打两个仗，一面坚守宜川，共军攻城就消灭它一部，援军出动在外线再消灭它一部。”胡宗南的狂妄计划，与彭德怀的“围城打援”正好针锋相对。
2月24日，西北野战军攻城部队完成对宜川城的包围；27日，占领了宜川外围主要据点，就等敌军来援。一切不出彭德怀意料，胡宗南接到宜川守敌求援信号，火速下令刘戡指挥两个整编师即日前往解围。刘戡接到命令后，连会都没有来得及召开，就下达出发命令，27日进到瓦子街地区。28日凌晨4时，彭德怀等下令：决于明日拂晓发起总攻，歼灭来援之敌。激战至3月1日下午4时，西北野战军占领了公路两侧全部阵地，国民党军两个整编师全部被歼，刘戡走投无路自杀。
3月2日，西北野战军对宜川守敌发起总攻。3日上午8时，全歼宜川守敌第二十四旅，旅长张汉初被俘。至此，宜川、瓦子街战役胜利结束，歼灭胡宗南集团共2.9万多人。接到大捷战报，毛泽东欣慰不已：“在西北战场上，这是第一个大胜仗。”“这次胜利改变了西北的形势，并将影响中原的形势。”3月13日，蒋介石给胡宗南的“手启电”则悲叹：“宜川丧师，不仅为国军剿匪最大之挫折，而其为无意义之牺牲，良将阵亡，全军覆没，悼痛悲哀，情何以堪！”
声东击西，欺敌误敌
“声东击西”，是“三十六计”中的第六计。作为军事大家，毛泽东深谙“声东击西”之妙：“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错觉是什么呢？‘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是错觉之一例。‘声东击西’，是造成敌人错觉之一法。在优越的民众条件具备，足以封锁消息时，采用各种欺骗敌人的方法，常能有效地陷敌于判断错误和行动错误的苦境，因而丧失其优势和主动。”
在长期的军事实践中，彭德怀常能“声东击西”，成功地欺敌、误敌。
1928年8月20日，根据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彭德怀指挥由平江起义武装组成的红五军南下井冈山，准备与朱德、毛泽东指挥的红四军取得联系。9月初，红五军南下江西万载地区受挫，遂折回平江与江西铜鼓、修水三角地区休整。考虑到周边敌人严密防备红五军南下，彭德怀决定“采用声东击西、欲南先北的策略，以便出敌不意，再上井冈山”。于是，他指挥红五军主力突然北上，在湖北通城、通山、九宫山一带活动，沿途消灭了多股民团、警察，捣毁国民党县区政府，向群众散发没收的财物，不但扩大了红五军的影响，还给敌人留下了“落地生根”的印象。红五军在湖北“大闹天宫”，江西军阀乐得隔岸观火，自然放松了戒备。 一个月后，彭德怀指挥红五军突然隐蔽南下，从九宫山经修水返回平江，再取道湖南浏阳到铜鼓。江西军阀没有想到，红五军这么快就南下。红五军一路势如破竹，于11月17日攻占万载。11月下旬，在江西莲花县城北大山脚下，红五军与红四军接上头，成功实现了上井冈山的愿望，汇入了中国革命的洪流。
1951年4月28日，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已进行了6天，战场东、西两线进展不一：担负战役牵制任务的东线（由朝鲜人民军组织）进展不大，西线（由志愿军为主组织，分为左翼、中路、右翼）右翼集团向南前进了50多公里，解放了“三八线”以南的开城等地，从而使整个战线形成了由西南逐渐向东北延伸的一条斜线态势，造成了东线战场三个南朝鲜师左侧翼暴露。这时，彭德怀判断：西线战场上，顾虑到国际影响，美军主力会死守南朝鲜首都汉城，诱志愿军攻坚予以重大杀伤；相反，东线战场上，三个南朝鲜师勉强支撑，战斗力比较弱，中朝联军有歼敌机会。于是，彭德怀果断作出决策：西线战场左翼、中路兵力向东线转移，求歼三个南朝鲜师。由于担心敌人发觉西线志愿军重兵东移，他精心导演了一出好戏：西线右翼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在汉城以东、汉江上游实施渡江佯动，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在汉城以西、汉江下游实施渡江佯动，确保东移的志愿军第三、第九兵团与朝鲜人民军第三、第五军团聚歼三个南朝鲜师。
“中朝联军在东线发起进攻后，部署在西线的第十九兵团三个军和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于5月16日夜以一部兵力在汉城方向和汉江下游实施佯攻，对敌军阵地进行攻击。中朝联军伪装成迂回汉城和渡汉江南进的姿态，以迷惑牵制敌人。这是彭德怀预先部署的方案，果然奏效。当人民军第一军团派出一部兵力在汉城以西渡江时，‘联合国军’十分慌乱，立刻调动兵力迎战，确实被人民军向汉城佯动所迷惑。敌人连声惊呼：‘汉城正面临着第三次危机。’人民军的佯动有力地配合了东线中朝联军的作战行动。”结果，东线战场取得大捷：“中朝联军密切配合，17日上午即将南朝鲜军第三师和第九师退路切断……惊慌万状的敌军混乱一团，迅速溃散，企图向东南方向突围逃窜，但此时退路已被切断。中朝联军密切配合，并肩作战，对被围之敌发起猛烈攻击。19日，将南朝鲜军第三、第九师两个师大部歼灭，并缴获了该两师的全部重装备，共歼敌17000余人。”
抛砖引玉，后发制人
“抛砖引玉”，是“三十六计”中的第十七计。这一计重在诱敌深入，后发制人，因此要非常重视“诱敌之法”。诱敌的手段有很多，但最妙的手段，不是“疑似”，而是“类同”，以加深敌人的困惑。所谓“疑似”，就是故意使旌旗参差不齐、金鼓音调杂乱，诱使敌人以为我方士气低落，大胆前来对阵。由于这种假象可以随意制造出来，所以是“疑似”。所谓“类同”，就是以遗弃老弱伤兵、粮草辎重，以其为饵，诱使敌人以为我方溃不成军，大胆前来对阵。由于遗弃老弱伤兵、粮草辎重为军中重罪，只有真正败退之敌才会出现这种现象，所以是“类同”。
在调动强敌创造战机中，彭德怀善于“抛砖引玉”，以收后发制人之功。
1947年4月下旬，蒋介石得到西北野战军在吴堡、葭县（今佳县）、绥德附近活动的“情报”后，遂命令占领延安的胡宗南部迅速北进，命令驻防榆林的邓宝珊部南下米脂、葭县策应，企图将西北野战军围歼，或逼其东渡黄河。胡宗南除派一个旅加强蟠龙镇的守备外，其余九个旅兵分两路北上。
此时，西北野战军正隐蔽待机于蟠龙附近。为夺取敌人的物资，同时锻炼西北野战军的攻坚能力，彭德怀决定攻打蟠龙。为进一步迷惑敌人，把敌人主力调远，彭德怀采取的正是“抛砖引玉”之计。他主动“投敌所好”，以第三五九旅一部配合绥德军分区两个警备团，由郭鹏指挥，假扮主力向北撤退，节节抗击敌人。同时，野战军司令部给他们配备了一部电台和相应的报务、译电人员。他们一路不断收报、发报，以迷惑敌人的电台测向。遵照彭德怀的指示，他们故意在沿途丢弃一些部队的臂章、旧鞋袜和衣物，制造假象，诱敌加快北上。为不露破绽，有一次当郭鹏向野战军司令部汇报当日战况及到达位置时，彭德怀特意电告：“臂章、符号、鞋袜等物不要丢得太多，多了反而会引起敌人怀疑。因为敌人不是傻瓜。”
郭鹏所部用成功假扮主力的“类同”之法引诱胡宗南部，成功地吸引了敌九个旅的兵力向北疾进。这时，彭德怀率领西北野战军司令部机关，驻扎在同敌人仅隔几个山头的新庄（小山村名）。当胡宗南部刚刚过去，他就从炕上一跃而下，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敌人向北，我们向南，各走各的路，各办各的事噢！”命令队伍立即向蟠龙进发。5月2日晚，就在胡宗南部占领绥德并大吹大擂之时，西北野战军打响了蟠龙攻坚战，全歼守敌，胡宗南挨了当头一棒！
1950年11月5日，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胜利结束。中朝军队把“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到了清川江以南，粉碎了麦克阿瑟企图在感恩节（11月23日）前占领全朝鲜的狂妄计划。6日，麦克阿瑟下令“联合国军”以部分兵力开始试探性进攻，并向全世界放出豪言：要在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7日夜，面对优势装备敌人的攻势，彭德怀主持召开志愿军党委会，胸有成竹地说：“我的意见，应先避其锐气，部队向后撤退30公里左右，目的是故意示弱，迷惑敌人，采取边打边退，诱敌深入，分散敌人，寻机歼敌，在运动中消灭敌人，这也是我军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优良的战斗作风。”
于是，志愿军前线部队依计行事，以部分兵力节节抗击，主力向后转移，并作出“力战不支”的假象：在西线战场，放弃德川、飞虎山、博川一线要地，把敌人引过大同江；在东线战场，放弃第一次战役中曾重创过敌人的黄草岭，把敌人引到长津湖畔。在诱敌阶段，根据彭德怀指示，志愿军一线部队佯装“怯战败退”，北撤中故意在道路上丢弃一些枪支、器材。志愿军这些好像“真败”的“类同”之法，促使麦克阿瑟狂妄地作出判断：志愿军“最多不超过六七万人，不是一个不可侮的势力”。于是，“联合国军”大胆北进，于25日全部进至彭德怀预设的战场。25日黄昏、27日黄昏，西线、东线相继发起猛烈反击，鏖战到12月24日战役结束，共歼敌3.6万余人，其中美军2.4万余人，基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 走为上，全师破敌
“走为上”，是“三十六计”中的最后一计。这一计重在“全师避敌”，即在不利的形势下，应该主动避开强敌，先求立于不败之地，再根据当面敌情决定攻守。
在与优势敌人交兵时，彭德怀总能全局在胸，敢采“走为上”之策，化攻为守，以求全师破敌。
1950年12月31日下午5时，中朝联军30多万人发起第三次战役。在中朝联军的猛烈攻势下，10多万“联合国军”拥挤在汉江北岸背水作战，生怕再陷于被歼之命运，遂于1951年1月2日开始全线撤退。20世纪70年代，南朝鲜出版的相关图书，对美、英等国军队的溃退作了淋漓尽致的描述：“联合国军士兵扔掉所有重炮、机关枪等支援火器，爬上卡车向南疾驰。车上的人挤得简直连个小孩子都不能再挤上去了，甚至携带步枪的人也寥寥无几。他们只有一个念头：把那可怕的敌人甩掉几英里！拼命跑呀！控制不住的‘后退狂’迅速蔓延开了。”
这次战役，中朝联军在冰天雪地里忍饥挨冻，连续8昼夜追击，向南推进了80～110公里，将战线推进到“三七线”附近，并于1951年1月4日占领南朝鲜首都汉城。
1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用大字标题刊载消息《朝中军队发起新攻势，光复汉城向南疾进！》。
1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全国各地人民欢庆汉城解放》的报道。
此时，在中朝两军内部一些人中，轻敌速胜的思想在迅速滋长，一些人兴高采烈地议论“美军要速逃，美军要撤退”，“由北向南，一推就完”，“快打，快胜，快回国”等等。
但是，彭德怀对于敌人的企图，洞若观火：因敌军主力不战而退，只歼敌1.9万余人。“如我军继续前进，后方补给势必延长，在敌人狂轰滥炸破坏下，粮食物资供应将会更加困难。从各种情况判断，敌人显然是引诱中朝军队继续南进，造成我军后方供应困难，东西海岸两侧暴露，然后利用其海空军的优势，再从我军侧后海岸登陆，对我军采取南北夹击，企图重演仁川港登陆的故技。我们联军司令部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绝不能钻进敌人的圈套。”1951年1月7日夜，他顶着各方面压力，断然命令前线各军自8日起停止追击，占领有利地形，严阵以待，防敌反扑，第三次战役即告结束。
可是，彭德怀的决定，却被朝鲜人民军的苏联总顾问质疑。他公开抨击说：“哪有打了胜仗不追击敌人的？哪有这样的司令官呢？”斯大林回电斥责了那个总顾问：“彭德怀是久经考验的指挥员，他指挥志愿军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军队。毫无疑义，真理在彭德怀同志这一边，今后要一切听彭的指挥。”
1952年7月，彭德怀受命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他在一次作战会议上回忆了那次争论：“我打了一辈子仗，从来没有害怕过，可是当志愿军越过‘三八线’一直打到‘三七线’后，我环顾前后左右，确实非常害怕。……我军打到‘三七线’后已向南前进了几百公里，本来后方的物资供应线就很难维持，这时敌人更派飞机对我军运输线天天猛烈轰炸，使志愿军的各种物资、粮食弹药的供应十分困难。空中有敌人飞机炸，地面对着美军的坦克和大炮，左、右沿海是美军的舰队，敌人不下船就可以利用舰炮打我军。在这种严重情况下，志愿军随时有遭厄运的可能。我不能把几十万军队的生命当儿戏，所以必须坚决地停下来，不能再进，并做好抗击敌人反攻的各种准备。”
历史证明，彭德怀采用“走为上”是非常正确的。麦克阿瑟诱中朝联军南下未成，即于1月15日开始试探性反攻，1月25日开始大规模反攻。这时，中朝联军已休整17天，遂投入抗美援朝第四次战役，打退了敌人的大规模进攻，歼敌近8万人，但被迫于3月14日放弃汉城。如果当初一味向南进攻，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在漫长的军旅生涯中，在和国内外各种对手的较量中，彭德怀从旧军队中的普通一兵成长为一位开国元帅。在横戈马上、襄助中枢的历程中，他展现出了令人叹服的军事谋略。
围城打援，一举两得
“围魏救赵”，是“三十六计”中的第二计。对于这段典故，彭德怀并不陌生。后世“围城打援”的战法也当由这里起源。
在南征北战的岁月中，彭德怀极善“围城打援”，以求既攻城克坚，又歼灭敌方援兵，一举两得。
1948年1月初，在西北野战军司令部讨论战略进攻方向时，彭德怀提出转入外线作战，南出陕中：“我们是打宜川，调洛川（敌人）；歼灭刘戡，收复延安。”宜川东依黄河，西连洛川、鄜县（今富县），是陕东战略要地，胡宗南视之为关中屏障，在这里设有兵站，由整编第七十六师一部（第二十四旅）防守。延安仍被敌占，由整编第十七师两个旅驻守；在延安、宜川之间，整编二十九军军长刘戡指挥两个整编师集结于洛川一带地区机动，以便北援延安，东援宜川，阻止西北野战军南下，企图实现其所谓“监视三面”的目的。1月底，彭德怀在米脂县吕家沟召开野战军旅以上干部会议。会议确定进行宜川战役：以一部兵力猛攻宜川，调动洛川等处敌军来援；先集中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援敌，然后再夺城。为确保援敌欲罢不能和打援成功，他明确提出：“在战术上，攻城部队应积极动作，但勿急克，逼敌驰援；打援部队应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速战速决。”
在部署攻打宜川的同时，彭德怀即着手进行打援的准备。他依据侦察的材料，分析敌军从洛川等地增援宜川，可能走三条路线：一是经瓦子街到宜川。这是条公路，便于大部队机动，距离近，增援快，可迅速解宜川之围，但有遭野战军伏击的顾虑。二是经石堡（黄龙）到宜川。虽也是一条公路，但路况差、距离远，不利于速援。三是沿第一条道路以北的进士庙梁到宜川。这是条山间小路，地形复杂，重武器不易通过。
彭德怀在野战军司令部分析了敌人的行军路线。他深知胡宗南志大才疏，非常肯定地说：“根据敌军过去的作战行动规律，刘戡从自身的安危出发，是会走小路的。但下命令的是胡宗南，不是刘戡。……此人又主观成性，对下骄横，必然命令刘戡经第一条道路驰援。”
宜川城地势险峻，多悬崖绝壁，不易攀登。城西是外七郎山，与内七郎山相连，被城墙与壕沟隔断。正北是老虎山，西北是太子山，东南是凤翅山，都高达百米，形成天然屏障，是个易守难攻之地。此前，胡宗南视察宜川时，曾狂妄地对刘戡说：“要打两个仗，一面坚守宜川，共军攻城就消灭它一部，援军出动在外线再消灭它一部。”胡宗南的狂妄计划，与彭德怀的“围城打援”正好针锋相对。
2月24日，西北野战军攻城部队完成对宜川城的包围；27日，占领了宜川外围主要据点，就等敌军来援。一切不出彭德怀意料，胡宗南接到宜川守敌求援信号，火速下令刘戡指挥两个整编师即日前往解围。刘戡接到命令后，连会都没有来得及召开，就下达出发命令，27日进到瓦子街地区。28日凌晨4时，彭德怀等下令：决于明日拂晓发起总攻，歼灭来援之敌。激战至3月1日下午4时，西北野战军占领了公路两侧全部阵地，国民党军两个整编师全部被歼，刘戡走投无路自杀。
3月2日，西北野战军对宜川守敌发起总攻。3日上午8时，全歼宜川守敌第二十四旅，旅长张汉初被俘。至此，宜川、瓦子街战役胜利结束，歼灭胡宗南集团共2.9万多人。接到大捷战报，毛泽东欣慰不已：“在西北战场上，这是第一个大胜仗。”“这次胜利改变了西北的形势，并将影响中原的形势。”3月13日，蒋介石给胡宗南的“手启电”则悲叹：“宜川丧师，不仅为国军剿匪最大之挫折，而其为无意义之牺牲，良将阵亡，全军覆没，悼痛悲哀，情何以堪！”
声东击西，欺敌误敌
“声东击西”，是“三十六计”中的第六计。作为军事大家，毛泽东深谙“声东击西”之妙：“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错觉是什么呢？‘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是错觉之一例。‘声东击西’，是造成敌人错觉之一法。在优越的民众条件具备，足以封锁消息时，采用各种欺骗敌人的方法，常能有效地陷敌于判断错误和行动错误的苦境，因而丧失其优势和主动。”
在长期的军事实践中，彭德怀常能“声东击西”，成功地欺敌、误敌。
1928年8月20日，根据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彭德怀指挥由平江起义武装组成的红五军南下井冈山，准备与朱德、毛泽东指挥的红四军取得联系。9月初，红五军南下江西万载地区受挫，遂折回平江与江西铜鼓、修水三角地区休整。考虑到周边敌人严密防备红五军南下，彭德怀决定“采用声东击西、欲南先北的策略，以便出敌不意，再上井冈山”。于是，他指挥红五军主力突然北上，在湖北通城、通山、九宫山一带活动，沿途消灭了多股民团、警察，捣毁国民党县区政府，向群众散发没收的财物，不但扩大了红五军的影响，还给敌人留下了“落地生根”的印象。红五军在湖北“大闹天宫”，江西军阀乐得隔岸观火，自然放松了戒备。 一个月后，彭德怀指挥红五军突然隐蔽南下，从九宫山经修水返回平江，再取道湖南浏阳到铜鼓。江西军阀没有想到，红五军这么快就南下。红五军一路势如破竹，于11月17日攻占万载。11月下旬，在江西莲花县城北大山脚下，红五军与红四军接上头，成功实现了上井冈山的愿望，汇入了中国革命的洪流。
1951年4月28日，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已进行了6天，战场东、西两线进展不一：担负战役牵制任务的东线（由朝鲜人民军组织）进展不大，西线（由志愿军为主组织，分为左翼、中路、右翼）右翼集团向南前进了50多公里，解放了“三八线”以南的开城等地，从而使整个战线形成了由西南逐渐向东北延伸的一条斜线态势，造成了东线战场三个南朝鲜师左侧翼暴露。这时，彭德怀判断：西线战场上，顾虑到国际影响，美军主力会死守南朝鲜首都汉城，诱志愿军攻坚予以重大杀伤；相反，东线战场上，三个南朝鲜师勉强支撑，战斗力比较弱，中朝联军有歼敌机会。于是，彭德怀果断作出决策：西线战场左翼、中路兵力向东线转移，求歼三个南朝鲜师。由于担心敌人发觉西线志愿军重兵东移，他精心导演了一出好戏：西线右翼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在汉城以东、汉江上游实施渡江佯动，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在汉城以西、汉江下游实施渡江佯动，确保东移的志愿军第三、第九兵团与朝鲜人民军第三、第五军团聚歼三个南朝鲜师。
“中朝联军在东线发起进攻后，部署在西线的第十九兵团三个军和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于5月16日夜以一部兵力在汉城方向和汉江下游实施佯攻，对敌军阵地进行攻击。中朝联军伪装成迂回汉城和渡汉江南进的姿态，以迷惑牵制敌人。这是彭德怀预先部署的方案，果然奏效。当人民军第一军团派出一部兵力在汉城以西渡江时，‘联合国军’十分慌乱，立刻调动兵力迎战，确实被人民军向汉城佯动所迷惑。敌人连声惊呼：‘汉城正面临着第三次危机。’人民军的佯动有力地配合了东线中朝联军的作战行动。”结果，东线战场取得大捷：“中朝联军密切配合，17日上午即将南朝鲜军第三师和第九师退路切断……惊慌万状的敌军混乱一团，迅速溃散，企图向东南方向突围逃窜，但此时退路已被切断。中朝联军密切配合，并肩作战，对被围之敌发起猛烈攻击。19日，将南朝鲜军第三、第九师两个师大部歼灭，并缴获了该两师的全部重装备，共歼敌17000余人。”
抛砖引玉，后发制人
“抛砖引玉”，是“三十六计”中的第十七计。这一计重在诱敌深入，后发制人，因此要非常重视“诱敌之法”。诱敌的手段有很多，但最妙的手段，不是“疑似”，而是“类同”，以加深敌人的困惑。所谓“疑似”，就是故意使旌旗参差不齐、金鼓音调杂乱，诱使敌人以为我方士气低落，大胆前来对阵。由于这种假象可以随意制造出来，所以是“疑似”。所谓“类同”，就是以遗弃老弱伤兵、粮草辎重，以其为饵，诱使敌人以为我方溃不成军，大胆前来对阵。由于遗弃老弱伤兵、粮草辎重为军中重罪，只有真正败退之敌才会出现这种现象，所以是“类同”。
在调动强敌创造战机中，彭德怀善于“抛砖引玉”，以收后发制人之功。
1947年4月下旬，蒋介石得到西北野战军在吴堡、葭县（今佳县）、绥德附近活动的“情报”后，遂命令占领延安的胡宗南部迅速北进，命令驻防榆林的邓宝珊部南下米脂、葭县策应，企图将西北野战军围歼，或逼其东渡黄河。胡宗南除派一个旅加强蟠龙镇的守备外，其余九个旅兵分两路北上。
此时，西北野战军正隐蔽待机于蟠龙附近。为夺取敌人的物资，同时锻炼西北野战军的攻坚能力，彭德怀决定攻打蟠龙。为进一步迷惑敌人，把敌人主力调远，彭德怀采取的正是“抛砖引玉”之计。他主动“投敌所好”，以第三五九旅一部配合绥德军分区两个警备团，由郭鹏指挥，假扮主力向北撤退，节节抗击敌人。同时，野战军司令部给他们配备了一部电台和相应的报务、译电人员。他们一路不断收报、发报，以迷惑敌人的电台测向。遵照彭德怀的指示，他们故意在沿途丢弃一些部队的臂章、旧鞋袜和衣物，制造假象，诱敌加快北上。为不露破绽，有一次当郭鹏向野战军司令部汇报当日战况及到达位置时，彭德怀特意电告：“臂章、符号、鞋袜等物不要丢得太多，多了反而会引起敌人怀疑。因为敌人不是傻瓜。”
郭鹏所部用成功假扮主力的“类同”之法引诱胡宗南部，成功地吸引了敌九个旅的兵力向北疾进。这时，彭德怀率领西北野战军司令部机关，驻扎在同敌人仅隔几个山头的新庄（小山村名）。当胡宗南部刚刚过去，他就从炕上一跃而下，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敌人向北，我们向南，各走各的路，各办各的事噢！”命令队伍立即向蟠龙进发。5月2日晚，就在胡宗南部占领绥德并大吹大擂之时，西北野战军打响了蟠龙攻坚战，全歼守敌，胡宗南挨了当头一棒！
1950年11月5日，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胜利结束。中朝军队把“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到了清川江以南，粉碎了麦克阿瑟企图在感恩节（11月23日）前占领全朝鲜的狂妄计划。6日，麦克阿瑟下令“联合国军”以部分兵力开始试探性进攻，并向全世界放出豪言：要在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7日夜，面对优势装备敌人的攻势，彭德怀主持召开志愿军党委会，胸有成竹地说：“我的意见，应先避其锐气，部队向后撤退30公里左右，目的是故意示弱，迷惑敌人，采取边打边退，诱敌深入，分散敌人，寻机歼敌，在运动中消灭敌人，这也是我军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优良的战斗作风。”
于是，志愿军前线部队依计行事，以部分兵力节节抗击，主力向后转移，并作出“力战不支”的假象：在西线战场，放弃德川、飞虎山、博川一线要地，把敌人引过大同江；在东线战场，放弃第一次战役中曾重创过敌人的黄草岭，把敌人引到长津湖畔。在诱敌阶段，根据彭德怀指示，志愿军一线部队佯装“怯战败退”，北撤中故意在道路上丢弃一些枪支、器材。志愿军这些好像“真败”的“类同”之法，促使麦克阿瑟狂妄地作出判断：志愿军“最多不超过六七万人，不是一个不可侮的势力”。于是，“联合国军”大胆北进，于25日全部进至彭德怀预设的战场。25日黄昏、27日黄昏，西线、东线相继发起猛烈反击，鏖战到12月24日战役结束，共歼敌3.6万余人，其中美军2.4万余人，基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 走为上，全师破敌
“走为上”，是“三十六计”中的最后一计。这一计重在“全师避敌”，即在不利的形势下，应该主动避开强敌，先求立于不败之地，再根据当面敌情决定攻守。
在与优势敌人交兵时，彭德怀总能全局在胸，敢采“走为上”之策，化攻为守，以求全师破敌。
1950年12月31日下午5时，中朝联军30多万人发起第三次战役。在中朝联军的猛烈攻势下，10多万“联合国军”拥挤在汉江北岸背水作战，生怕再陷于被歼之命运，遂于1951年1月2日开始全线撤退。20世纪70年代，南朝鲜出版的相关图书，对美、英等国军队的溃退作了淋漓尽致的描述：“联合国军士兵扔掉所有重炮、机关枪等支援火器，爬上卡车向南疾驰。车上的人挤得简直连个小孩子都不能再挤上去了，甚至携带步枪的人也寥寥无几。他们只有一个念头：把那可怕的敌人甩掉几英里！拼命跑呀！控制不住的‘后退狂’迅速蔓延开了。”
这次战役，中朝联军在冰天雪地里忍饥挨冻，连续8昼夜追击，向南推进了80～110公里，将战线推进到“三七线”附近，并于1951年1月4日占领南朝鲜首都汉城。
1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用大字标题刊载消息《朝中军队发起新攻势，光复汉城向南疾进！》。
1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全国各地人民欢庆汉城解放》的报道。
此时，在中朝两军内部一些人中，轻敌速胜的思想在迅速滋长，一些人兴高采烈地议论“美军要速逃，美军要撤退”，“由北向南，一推就完”，“快打，快胜，快回国”等等。
但是，彭德怀对于敌人的企图，洞若观火：因敌军主力不战而退，只歼敌1.9万余人。“如我军继续前进，后方补给势必延长，在敌人狂轰滥炸破坏下，粮食物资供应将会更加困难。从各种情况判断，敌人显然是引诱中朝军队继续南进，造成我军后方供应困难，东西海岸两侧暴露，然后利用其海空军的优势，再从我军侧后海岸登陆，对我军采取南北夹击，企图重演仁川港登陆的故技。我们联军司令部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绝不能钻进敌人的圈套。”1951年1月7日夜，他顶着各方面压力，断然命令前线各军自8日起停止追击，占领有利地形，严阵以待，防敌反扑，第三次战役即告结束。
可是，彭德怀的决定，却被朝鲜人民军的苏联总顾问质疑。他公开抨击说：“哪有打了胜仗不追击敌人的？哪有这样的司令官呢？”斯大林回电斥责了那个总顾问：“彭德怀是久经考验的指挥员，他指挥志愿军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军队。毫无疑义，真理在彭德怀同志这一边，今后要一切听彭的指挥。”
1952年7月，彭德怀受命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他在一次作战会议上回忆了那次争论：“我打了一辈子仗，从来没有害怕过，可是当志愿军越过‘三八线’一直打到‘三七线’后，我环顾前后左右，确实非常害怕。……我军打到‘三七线’后已向南前进了几百公里，本来后方的物资供应线就很难维持，这时敌人更派飞机对我军运输线天天猛烈轰炸，使志愿军的各种物资、粮食弹药的供应十分困难。空中有敌人飞机炸，地面对着美军的坦克和大炮，左、右沿海是美军的舰队，敌人不下船就可以利用舰炮打我军。在这种严重情况下，志愿军随时有遭厄运的可能。我不能把几十万军队的生命当儿戏，所以必须坚决地停下来，不能再进，并做好抗击敌人反攻的各种准备。”
历史证明，彭德怀采用“走为上”是非常正确的。麦克阿瑟诱中朝联军南下未成，即于1月15日开始试探性反攻，1月25日开始大规模反攻。这时，中朝联军已休整17天，遂投入抗美援朝第四次战役，打退了敌人的大规模进攻，歼敌近8万人，但被迫于3月14日放弃汉城。如果当初一味向南进攻，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