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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关于传统社会思想在基层治理中的实践机制与衍生功能的研究，是社会治理研究领域的重要问题。调研发现，张载思想的概化发挥文化治理的显在功能，其宗族思想和乡约实践展现出“爱必兼爱”的互助合作精神和“以礼化俗”的道德教化功能，奠定了基层治理厚重的社会基础。在张载思想概化影响的基础上，张载思想的延展与地方社会结构和民生需求互构影响，发挥文化治理的潜在功能，赋予地方社会较强的内生秩序能力，同时精英情怀与德治传统共同推动基层社区实现“简约治理”。当前社会治理应重视传统社会思想的现代性价值。
关键词张载文化治理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6；D66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5）10-0111-07
当前，我国社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的社会转型，对社会治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但以西方文化为主导开创的现代化路径和治理模式既有特殊性，也充满了局限性。因此我们在社会治理研究中应时刻注意“建设中国现代性部分的资源应该并且必须会来自中国的文化传统”，①从“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出发，尊重实践、尊重自身历史传统，创新相关治理体系。
相对于治理而言，文化不仅是一种手段、措施和支撑，也是一种目标、内容和引领，②是依法治国的重要辅助和补充。目前学界对文化治理功能的研究较少，对“文化治理”没有统一的界定。吴理财在研究公共文化服务的运作逻辑时率先提出了“文化治理”的概念，他认为文化治理是一种现代的治理型式，它体现了政府文化职能从传统管理型向现代治理型的根本转变。③胡惠林从完善国家治理的角度，指出文化治理自古以来就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他比吴理财更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从政府文化管理向社会共同参与的国家文化治理转变的可行路径，即以市场经济的方式实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价值性转换，实现文化产业发展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有机统一，达至文化发展与国家治理的融合。④赵晓峰在探讨社会组织在农村社区文化重建和村落社区治理中的机制与功能时，则认为文化治理的关键是要将公共文化建设落实到基层社区，使内生的社区文化成为一种充满柔性和韧性的治理力量。⑤简言
* 基金项目：南开大学中央高校科研基本业务费“重大项目培育”计划“现代化关键期的社会思潮运动机制研究”（NKZXZD1406）
① 金耀基：《论中国的现代化与现代性——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建构》，《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② 谢新松：《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研究》，博士研究生论文，云南大学，2013年6月。
③ 吴理财：《公共文化服务的运作逻辑及后果》，《江淮论坛》2011年第4期。
④ 胡惠林：《国家需要文化治理》，《学习时报》2011年6月18日，第9版。
⑤ 赵晓峰：《通过组织的农村社区文化治理：何以可能，何以可为——以农村老年人协会为考察对象》，《华中农业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之，吴理财和胡惠林的研究都是在国家、市场、社会互动的框架下，探讨依靠政府和市场供给的文化产业的发展对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作用。与此不同，赵晓峰从关注社区内生文化的重要性出发，认为以社会组织为载体，内生的村庄文化才能在农民情境化的体验中发挥柔性的治理功能。同时，也有研究发现，村落内生文化及其形塑的共同规约是村庄发展的重要保证，它使村庄在现代化大潮的冲击下，作为一个有意义的生活世界得以存续，并避免沦为空心化的厄运。 李远行、朱士群：《自洽性与徽州村庄》，李远行：《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第1辑，苏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3页。
2015年第10期
张载思想的概化与延展：文化治理功能的地方性实践
综合来讲，依靠政府和市场等外力推动的文化产业往往与国家文化治理的目标出现偏差，政府层面的文化供给因重视功绩多走向形式主义，而市场层面的文化供给因重视效率和利益，则易出现两个极端，即或重视观赏性，赵晓峰：《通过组织的农村社区文化治理：何以可能，何以可为——以农村老年人协会为考察对象》，《华中农业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或渗进低俗基因。具体到乡村社区，由于当地文化是基于村社传统和地方习俗的农民长期生活的积淀和总结，有很强的地方色彩，上述城市文化的供给方式往往难以与农民的切实生活发生本质关联，更难以适应村庄生态。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到的文字和法律下乡难以接地，是因为熟人社会内部遵循乡土社会约定俗成的地方性规则。而当前由政府和市场共同推动的公共文化如送戏下乡、电影下乡、文化书屋等，也多悬浮于农民生活之上，脱离农村需求，基本成为摆设。研究和社会调查都表明，将脱离村社传统习俗的外来文化硬植入村庄土壤，必然会遭遇水土不服的困境而难以落地开花，这种形式的文化自然难以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积极功效。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文化治理重在重塑或强化地方社区的内生文化主干，使村民共同依赖的社会经验成为维系社会良性运行的引导力量。以往少有研究从实证角度审视传统社会思想在社区生活中担当的内生文化角色，对其发挥的显在和潜在的双重治理功能更是重视不足。笔者将延续文化治理的社区本位视角，系统探讨张载社会思想作为一种内生文化在地方生活和基层治理中的功能表达，以期挖掘传统思想的时代价值，丰富文化治理的相关认知。
本文的经验材料来自笔者于2014年7月在陕西省宝鸡市眉县横渠镇W村的实证调研。眉县位于秦岭主峰太白山的脚下，西距宝鸡市65公里，东距省会西安市120公里，辖九镇一乡。W村位于横渠镇南3公里的秦岭北麓延伸带上，张载路横贯村庄南北。W村现有居民490户，约1870人，耕地总面积4043亩，现以种植红提、猕猴桃为主，土地亩产值在6000-10000元左右。
一、 村庄视域中的张载与张载思想
张载（1020-1078），字子厚，是我国宋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张载15岁丧父，在把父亲尸骨运回原籍安葬的路程中，行至今宝鸡市眉县横渠镇时因财力不足加之前方兵变，张载一家便在此落户守孝。之后张载余生多生活在眉县，其弟子多系陕西关中人，故其学派被称为“关学”；又因张载在横渠镇崇寿书院讲学，后学者称其为“横渠先生”。元初在该书院原址上建立了张载祠。 张载思想的基础是其“气化”思想，他认为世界万物皆由“气”构成，“气”的阴阳聚散构成世间万物的存在本体及其运行规律。在“气本论”的哲学基础上，基于北宋社会现状，他提出了“民胞物与”的社会建构方案，主张突破传统的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关系，消除贫富差距，建立一个平等仁爱的社会。王处辉、宣朝庆：《张载社会视觉中的“民胞物与”理想及其时代性》，《南开学报》2004年第1期。为了实现这一社会理想，张载提出了恢复井田和重建宗法的举措，并身体力行付诸实践。《宋史·张载传》概括张载思想为“其学尊礼、贵德、乐天、安命，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黝怪妄，辨鬼神。”即张载最终形成了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礼》为用，以孔、孟为法的完整思想体系。宣朝庆：《大家精要·张载》，云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44页。张载“关学”推动儒学发展进入了新阶段，“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张载：《张子语录·语录中》，《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第320页。以其远大义理抱负，广为流传。
调查发现，张载本人及其社会思想作为一种文化传统，为地方社会生活树立了一种应然的理想型标准，影响深远。尽管当前普通村民对张载思想具体内容的认知高度模糊，对张载的认识还停留在他的社会身份，即宋代大儒、历史名人的层次上，官方对张载的推崇则主要基于发展地方文化产业、提升当地文化知名度的考虑，但张载思想孕育的文化精神已经成为一种地方印迹，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村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自觉或不自觉的将该气质嵌入进了村庄的社会结构，内在地影响着村民的行动逻辑和村落社会的运作秩序。
张载思想是关中地区典型的地方内生文化，他在眉县横渠镇著书立说、收徒讲学、实验井田，晚年完成《正蒙》一书，标志其思想走向成熟。张载社会思想和他开创的“关学”传统是当地社会的文化基因，本文用“文化概化”和“文化延展”这一对概念来解释张载思想在地方实践中发挥的直接浸润作用与间接濡化功能。本文的“文化概化”主要是指张载思想的文化内核在历史变迁过程中对当地社会生活的广泛影响，这里关注的是张载思想的实体本身对地方社会运行的显在影响。同时，强生长性是中国文化的典型特征，张载思想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并非静态机械地存在，而是在社区实践中生根成长，且形塑了具有强规范的文化场域。本文用“文化延展”一词来概括超越张载思想内容本身的文化元素与地方社会的互构影响，主要是指张载思想塑造的文化氛围和思想底蕴作为一种村庄传统对地方社会运行的潜在影响。简言之，张载思想概化与延展的双重品性分别在显在和潜在的层次上发挥文化治理的社会功能。
二、张载思想的概化影响：文化治理显功能的呈现
社区内生资源对于村庄体制层面的正式治理和日常生活层面的非正式治理具有不可替代的补充作用，是基层治理中的重要资本。张载开创的平民化宗法思想和自下而上的乡约实践，对宋以后中国乡村组织整合和社会秩序重建，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在当前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张载思想作为地方社会中流动的传统，对基层治理亦有重要的维系与稳定功能，其概化影响则是文化治理显功能的表达。
1.宗族思想重视互助合作，凝聚家族组织
宗族重构是张载思想实践影响最为深远的方面。张载生活在北宋中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变革时代。宋朝以来，中央集权高度集中，允许土地自由买卖，承认土地私有，造成地权高度分散和流转，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在此之前，从汉至唐的门阀世族走向衰落，地方社会结构松散，呈现一盘散沙似的无组织样态。基于北宋积贫积弱的社会现状，加之张载幼年丧父，自身经历使其萌生的同宗同族互相扶持的强烈愿望，于是张载从调适社会秩序、缩小贫富差距的视角，从完善社会组织入手，提出了重建宗族的主张。他是北宋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乡村组织重建的思想家。曹锦清：《历史视角下的新农村建设——重温北宋以来的乡村组织建设》，《探索与争鸣》2006年第10期。
在张载的制度设计中，重建宗族，首先要立宗子法，确立宗子权威，从而保障宗族繁荣昌盛；其次要建立宗庙和祭祀制度，以加强宗族成员之间的团结与情感归属。他认为，如果没有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将会导致“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人际关系的疏薄是不利于社会协调的，而实行宗法制则可以收到“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的社会效益。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69页。张载把西周的世袭贵族宗法制转型为民间的家族宗法制，使宗法制表现出了平民化的特征，这是其宗法制的新特点。在张载看来，宗族生活最重要的就是培养“爱必兼爱”的情操，培养个人、小家庭对家族、社区的责任意识，在宗族中养成仁爱的精神和互助合作的传统，以此达至地方社会的团结与稳定。张载平民化的宗法思想对基层社会影响很大，推动了地方家族体系和家族保护机制的形成。
在当前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冲击下，我国基层社区的个体理性崛起，社会结构越趋松散，核心家庭本位凸显，家族缺乏一致行动的能力。但在关中地区，户族仍然是村民重要的认同和行动单位。W村共有三个自然村，武堡、任堡和于堡，6个村民小组，武、张、郭、任、于五大户族，其中武堡以武、张、郭三大姓氏为主，对应1-3村民小组，任堡以任和张姓为主，是4、5村民小组，于堡以于姓为主，对应6组。大户族下又以五服为界分小户族，村民习惯把从太爷爷始延续下来的血缘关系称为一个门子（小户族），村庄中五服认同的门子结构具有很强的功能性，家族内部的互帮互助多以此为单位。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红白事是重要的家族互动和关系识别机制，同一门子的人是其间的帮工主体，且红事随礼搭情的多少与白事中的披麻戴孝是关系亲疏远近的重要外显标志，都必须按照户族结构中的角色位置来行动，否则就会出现村民语中的“乱子”。在村庄治理的层面上，村组干部的搭配也与户族结构密切相关，二者存在高度的均衡与契合。每个自然村都有主要村干部，每个门子都有村民小组长或村民代表。他们在村庄治理中代表各自户族的利益，且有责任和义务保护本户族成员的权益。在村庄公共建设的层面上，修路、打井等公共设施的建设都具体落实到村民小组内部，并在小组内部成立相关的理财委员会、监督委员会等，以保证工程顺利完成。可见，当地村庄户族内部的互助合作不管是在日常生活层面，还是在政治生活层面、村庄公共建设层面都有较强的实质内涵。此外，当地村庄非常重视白事，丧葬仪式完整，白事互助帮工范围涉及超出五服的整个同姓大家族。老人去世后要在家中正堂停尸七天，期间各层亲属分时间段、按次序来上香礼拜。祭祀和祖先崇拜是维系宗法制的重要纽带，祭祀祖先的仪式参与能唤起同宗同族的集体意识和情感能量，增加家族成员的“自己人”意识。同时，白事仪式也是家族内部纠纷化解的平台，家长里短的矛盾摩擦往往会因为白事的集体互动而消解，从而增强家族的合作力和凝聚力。 由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张载开创的平民化宗法思想，在历史流变中与村民生活互构共生。虽然宗子继承制随着封建制的退场早已失效，家族宗庙也随着文革“破四旧”的政治运动而没落消失，宗法制的形式外壳在当前村庄已支离破碎，但互助合作依然是村庄户族的主要功能，“爱必兼爱”的伦理温情依然为村民所重视，即张载宗法思想的内核一直绵延不绝。对户族的强认同使村民能够组织聚合起来，具有抵御日常社会风险和参与村庄公共建设的一致行动能力，是当前村庄组织建设的重要根基。
2.乡约实践重视道德教化，营造良好村风
在北宋的儒学复兴运动中，张载是最为重视礼的实践者之一。“以礼化俗”是儒家的一贯传统，所谓“儒者在本朝则美其政，在下位则美其俗”。[战国]荀子：《荀子·儒效》，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16页。而在北宋社会，张载将“礼”作为移风易俗、重塑伦理的重要手段，“以礼化俗”则是其重建地方社会秩序的乡治方略。他在任云岩县令时，身体力行，“政事以敦本善俗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乡人高年会县庭，亲为劝酬，使人知养老事长之义，因问民疾苦，及告诉以训戒子弟之意。”[宋]张载：《宋史·张载传》，《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第386页。由于张载竭力推行符合时宜的古礼，引起地方精英的大力仿效，使“关中风俗一变而至于古”，“学者用礼渐成俗”。后来张载的弟子吕大钧撰写了《吕氏乡约》，在其家乡推行，其主要精神是“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直接延续继承了张载以礼化俗、重视道德教化的思想主旨。《吕氏乡约》开启了宋朝的乡约实践，以自愿原则推行乡里教化，推动基层社会的自我管理。从明代始，乡约受到国家力量的导引，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承担起义学、义仓、社学、社仓、里社祭祀、水利设施维护与水权分配、民间纠纷调解、危机处理等多项职能。宣朝庆：《近代乡村危机的制度反应》，《人文杂志》2014年第2期。无论是张载亲自设计的井田、封建和宗法制，还是延续发展的乡约、社学、社仓和保甲，道德教化功能始终居于首要地位。到了现代，梁漱溟在乡村建设运动中，以宋代乡约中的自治精神重组社会基层组织。重视道德教化、用儒学营造民间新礼俗、建立乡村新的组织结构是梁漱溟乡建的核心，也是宋代乡约思想在近代的再呈现。
至今，关中地区依然保留了浓厚的先贤遗风。乡约实践在当地生根成长，张载思想的道德教化理念与时下村庄质朴的村风民俗不无关联。在杨开道看来，乡约思想可以树立共同的道德和礼俗标准，使个体行为有可遵守的规矩准绳。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山东省乡村服务人员训练处，1937年，第51-54页。转引自李蕉：《张载政治思想论述》，中华书局，2011年，第140页。海外汉学家莫尼卡·于贝勒（Monika Ubelhor）认为，乡约具有道德唤醒的功能，可以唤醒乡约成员的道德潜能。Monika Ubelhor， Community Compact in Song Dynasty，in W.T.deBary and J.Chaffee ed.， Neo-Confucian Educ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380.正是乡约实践孕育的这些德化思想积淀形成了关中民风的底色。田野调研呈现，在张载故里W村中，对教育的重视和孝道的推崇是其德化思想的突出表现。
当前，在W村家庭内部，子女教育是首要事项，教育支出也是日常生活中的最大消费项。W村老房子的大门门楣上仍印有“耕读”字样，且每值中考、高考之际，村民习惯性地都去张载祠和张载的墓地上香祭拜，祈求子女金榜题名。村内几乎每户都有大学生，一户2-3个子女读大学是常事。子女顺利考入大学、完成学业已成为当地村民重要的人生任务和生活内容，且被浓厚的社区教育文化赋予了超验层面的价值意涵，这种文化追求甚或不次于传宗接代的血缘延续传统，已然成为农民生命的意义依托和价值依托。在村庄政策层面对教育也提供多种支持，对于子女上学困难的家庭有各种资金补助。2013年W村春节困难补助款的发放中有一项就是“子女就学困难”。同时，对于因子女就学导致的暂时性贫困家庭，即使不符合低保政策的刚性标准，小组一般会考虑给其家庭低保照顾，待到其子女毕业再将名额退出，在村庄重视教育的传统影响下社区居民对这种弹性处理多持认可态度。
在村庄重视教育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孝道的舆论宣传，对村民进行尊老敬老的思想引导。村内宣传壁画以二十四孝图为主、突出孝道传承；村庄年底会表彰敬老标兵，村干部给其颁发奖状并给与适当物质奖励。同时，村庄日常实践中对孝与不孝的行为存在共同认可的奖惩机制，发挥着传统乡约制恶扬善的社会控制功能。村民对践行孝道的行为赋予高度的价值评价，认为孝敬父母、敬重祖先是立足村庄生活的底线，社区公认的孝子可以获得极大的社区荣誉；村庄对不孝村民则存在自动的边缘化机制，村民多不愿参与不守孝道的村民家庭的人情往来和日常帮工，相关理事会成员也不愿参与协调。此外，老年人在村庄和家庭内部有一定的权威，可以较为有效的调节家庭、邻里纠纷，以维系家族和村庄和睦。当地村民对老年人有一种传统延续下来的天然的敬重，老年人当中间人出面调节纠纷时，村民都会有所顾及而彼此让步。总之，在良好的孝道文化影响下，村庄老人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
当地村庄对教育和孝道的重视已经成为村落的文化传统和惯常习俗，重视教育的传统使普通村民的生活充满意义和价值期待，重视孝道的文化则使社区充满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张载思想的道德教化功能与村民的生活需求相结合，对村民的行为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形塑了村民日用而不知的行为惯习和富有意义的生活世界。在此基础上，推动形成了和谐稳定的村庄社会秩序，为村庄治理奠定了厚重的社会基础。
三、张载思想的延展：文化治理潜功能的表达
张载思想的延展效应并非文化自身封闭发酵的结果，而是其与地方社会结构和民生需求紧密结合，在社区实践中达至的沉淀、超越与创新。在当前的张载故里，张载思想作为一种符号象征，是社区村民共同的历史记忆，这种思想层面的文化认同形塑了强大的集体意识。在此文化氛围与底蕴中，张载思想结合村庄情境生发成长、发挥其延展效应，展现出了文化治理的潜在功能，即张载思想的延展影响使得当地社会呈现出良好的社会运行秩序和以德治为核心的“简约治理”样态。在韦森看来，一个社会的秩序化过程与该社会的文化氛围和文化遗产有着根本性或内生性的关系。韦森：《文化与制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1页。正是超越张载思想内容本身的文化延展与思想濡化形塑了当地社会具有强规范的社会结构与村落传统。 1.共享的地方性规范与自主的价值生产能力
当地村庄在张载思想文化和厚重的社会基础之上，熟人社会内部的长期互动形成了不成文的地方规范，它是村民在长期共同生产生活中“习”出来的礼俗，不同于正式文本型和制度型的村规民约，发挥着带有弹性的社会控制功能，使村社成员能够获得“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自由”。这种社区成员共同认可的地方性规范一方面可以规约村民日常行为，抑制村庄生活中的“搭便车”现象；另一方面搭建了国家与社会沟通的桥梁，推动实现带有普遍性特征的国家政策与富有特殊性色彩的地方实践的有效衔接。在具有强规范的村落社区，地方社会内生秩序较强，能够对自上而下的国家政策进行切合具体实际的地方性“转译”，经过地方规范再解释了的“国家政策”能更好地下接地气，遵循村落社区公平公正的逻辑，达至甚至超出政策的初衷效果。调查发现，当地村庄具备共守规范的同时，还具有较强的自主价值生产能力。村民生活和生产的重心主要在村庄内部，村庄能够满足村民基本物质生活资料的需求，村里35岁以下的年轻人大多进城务工，但中年时多选择返回村庄，可见，村庄对外出务工者有吸附能力。“生于斯，死于斯”，子孙后代在此地生活，对村庄有长远的预期和期待，村庄有意义和归属，村民彼此之间的互动要面子、讲人情。简言之，村庄内部完整的价值生产体系使得村庄富有活力和吸引力，绵延的历史记忆与当下和未来可以互相影响，从而规约村民行为和村落秩序。
共享的地方性规范与规则是社区良性治理的基础条件，是实现村民自治的根基要素；地方社会价值自主生产能力的强弱则是决定村庄治理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贺雪峰：《现代化进程中的村庄自主生产价值能力》，《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7期。二者相辅相成。在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家层面的政权建设打碎了传统的村落共识，宗族、家族组织在基层管理中的逐渐退场，国家公权力向乡村社会全面渗透，“地方性知识”被法治话语取代、丧失权利的合法性与施展空间。地方性规范与价值生产能力的缺失使得村庄社会丧失结构性的力量骨架，在此背景下，地方社会难以与国家权力对接，当国家公权力难以在乡村场域有效实践时，就出现了治理真空现象。当下我国中东部分裂型的原子化村庄皆面临“去公共性”的治理困境：无公德的村民与钉子户层出不穷，无理上访和谋利上访产生示范效应，村庄公共品供给遭遇村民不出一分钱的难题等等，村民以个体利益为中心形成松散的原子，毫无一致行动的能力，村落社区更无内聚和归属所言。
在社会急剧变迁背景下，当地村庄之所以保持完整和内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传统思想文化的积淀与熟人社会的底蕴，二者的合力使得村庄共享的规范一直处于在场状态，加之村内部有较强的价值生产能力，使得地方社会的基层治理有“规矩”可依，有“章法”可循，可以有序运作。同时，在现代化大潮的冲击下，村落共享的规范与价值生产能力为村庄提供了适应社会变迁的缓冲机制，使得村庄有生产公共性的能力，能够自我调适、创造出新的认同规范和规则适应变迁并达至自洽。
2.以德治为核心的“简约治理”
“民胞物与”是张载为解决社会贫困而建构的新型理想社会，该理想的产生与张载传统的儒学熏陶有着直接的关系，儒家知识分子的家国意识、平天下的宏愿是张载理想社会的精神出发点。在此指引下，张载继承了儒家的仁政德治思想，主张为政应当实行仁政，以德服民，姜国柱：《张载关学的历史贡献》，《唐都学刊》2006年第1期。即“为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劳。”[宋]张载：《正蒙·有司》，《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第47页。在张载看来，德治是实现其“民胞物与”理想的关键，只有实行德治，方能治国安民。德治就其实质而言，则是指通过领导者的道德表率以及道德教化的外缘辐射作用产生全社会的向慕归化效应，这种儒家民本主义的德治思想对士绅自治有重要推动作用。杨光秋：《儒家民本主义与古代士绅自治》，《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3期。因此，“简约治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基层治理的常态。
从调查来看，传统儒家士绅的家国情怀和勇于奉献的精神境界是村庄精英的思想源泉。当地的村庄精英生活面向在村内，有建设好、保护好村庄的乡土情怀和维系村庄公共秩序的良好意愿，并以参与村庄公益为荣，以此来获得村民积极、正面的评价，从而在村内树立良好的口碑。正如杜赞奇在研究华北农村时指出的出任村庄领袖精英的主要动机“是出于提高社会地位、威望、荣耀并向大众负责的考虑，而并不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美]杜赞奇：《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页。同时，熟人社会内部的道德评价对精英行为产生约束与激励。由于整个村落的社会成员都是“不会消失的见证人”，[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2页。“这家祖上怎么样、这家父辈怎么样”的村庄长久的社会评价对精英行为有约束作用，同时激励精英以集体利益为行为取向以在村庄和子孙后代中长久留名。
村庄实现德治的重要条件是精英成为村庄治理的主体。通过精英治村，村庄对上可以争取资源输入，使国家项目对接农民需求切实发挥惠农效果；对下可以自我消解纠纷维系村落正常运转，做到“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村”，从而实现村庄社区的“简约治理”。黄宗智教授基于对清代民事司法档案的考察提出了“集权的简约治理”的分析概念，黄宗智：《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开放时代》2008年第2期。认为在中国地方行政中长期存在着半正式的行政方式，依赖地方自身提名的“准官员”来进行县级以下、有较大弹性空间的自我治理。“简约治理”的内在逻辑是“利用当地农民精英治理当地民众”，其实质是借用地方社会私域里的资源来完成国家公域层面的治理。赵晓峰：《公私定律：村庄视域中的国家政权建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24页。当地村庄村委会任职的政治精英兼具国家授权的合法性和农民自发的认同感的双重权力属性，在治村实践中对内担当“当家人”的角色，对外则是村庄“保护人”的角色，使得新时代乡土社会的“简约治理”得以有效运行。 在当地村民视野中，才德兼备的人才能当村干部，“才”是指“能人”，有治理能力、在村民中有威信的群体；“德”是指“贤人”，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品德突出，德高望重的人。而单纯的“能人”或“贤人”都不是村民眼中理想的村干部类型，才德兼备方可。“能人”加“贤人”的治理结构中村干部承担“准官员”角色，秉公办事、服务基层，使得村庄视域中的“简约治理”不是空行空转。但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我国许多村庄社区缺乏地方共识和文化积淀，村民行事的利益导向越来越强，“贤人”在村庄治理中处处碰壁，道德说教难以在实践中发挥实质作用，竞选村干部对“贤”的要求丧失，逐渐转变成“富”和“狠”的标准，“简约治理”往往是以富人和和狠人的私人利益和意愿的达成为实践目的，其形神分离，实质异变，基层治理陷入了新困境。简言之，张载思想作为地方社会的内生文化传统，在其概化影响形塑的良好村庄社会基础之上，其延展效应推动了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与形神合一的“简约治理”。
四、结语
在村民急速向城市流动的城镇化背景下，村庄面临去意义化和去伦理性的危机，学界也相应出现了多种从不同视角探讨农村社区共同体瓦解的研究路向，对乡村社会的建设与治理多持消极和负面的看法。而笔者通过田野调查，却发现张载思想的概化与延展在当地展现出了巨大的文化治理功能，塑造了地方社会厚重的社会基础与稳定的社会秩序，村庄在当前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依然是充满伦理温情和互助合作的共同体。具体而言，张载思想的文化内核在当地发生概化影响，其思想本身展现出文化治理的显在功能。张载平民化的宗族思想和自下而上的乡约实践在适应社会历史的变迁中，剥离了种种不合时宜的旧外形，呈现出了新的形式和功能，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其互助合作与道德教化的思想要旨从未变异，展现出了马克斯·韦伯所言的中国文化对社会世界的强适应性，为基层治理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同时，张载思想的延展则超越张载思想的文化本体，在与村民的日常互动中形塑了一个具有强规范性的文化场域，赋予了地方社会有较强的内生秩序的能力，引导村庄共同体在现代化变迁中平稳转型。并且，张载德治的传统与理想使得村庄精英秉承儒家士绅的家国情怀，推动当地村庄形成了以德治为主的“简约治理”，当地社会较其他地区呈现出了良好的治理结果。
在具体的村庄生活场域中，村民基于生活经验展开其社会实践，村庄社会生活与治理的良性样态是各种结构性因素共同互动与牵制的结果，张载社会思想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不一定如本研究所示的如此抽离和单项，而更可能与乡村场域中的其他文化传统互构杂糅，共同组建了可供村民日用的文化系统。这一文化系统源远流长、千流百汇，内部构成是非常复杂的。本文在实证调研的基础上，从张载思想的一个脉络出发，建构了一种研究文化治理功能的理想型，若从源于实践的理论建构回归具体治理现实，则应注意体察研究的需要和村庄具体实践之间的差距。总之，张载思想中的文化治理功能的地方性实践给乡村乃至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我们在坚持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进程中，应进一步重视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现代性价值，使之服务于当下我国的社会治理，以缓解社会转型的精神阵痛。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秦开凤
关键词张载文化治理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6；D66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5）10-0111-07
当前，我国社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的社会转型，对社会治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但以西方文化为主导开创的现代化路径和治理模式既有特殊性，也充满了局限性。因此我们在社会治理研究中应时刻注意“建设中国现代性部分的资源应该并且必须会来自中国的文化传统”，①从“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出发，尊重实践、尊重自身历史传统，创新相关治理体系。
相对于治理而言，文化不仅是一种手段、措施和支撑，也是一种目标、内容和引领，②是依法治国的重要辅助和补充。目前学界对文化治理功能的研究较少，对“文化治理”没有统一的界定。吴理财在研究公共文化服务的运作逻辑时率先提出了“文化治理”的概念，他认为文化治理是一种现代的治理型式，它体现了政府文化职能从传统管理型向现代治理型的根本转变。③胡惠林从完善国家治理的角度，指出文化治理自古以来就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他比吴理财更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从政府文化管理向社会共同参与的国家文化治理转变的可行路径，即以市场经济的方式实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价值性转换，实现文化产业发展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有机统一，达至文化发展与国家治理的融合。④赵晓峰在探讨社会组织在农村社区文化重建和村落社区治理中的机制与功能时，则认为文化治理的关键是要将公共文化建设落实到基层社区，使内生的社区文化成为一种充满柔性和韧性的治理力量。⑤简言
* 基金项目：南开大学中央高校科研基本业务费“重大项目培育”计划“现代化关键期的社会思潮运动机制研究”（NKZXZD1406）
① 金耀基：《论中国的现代化与现代性——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建构》，《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② 谢新松：《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研究》，博士研究生论文，云南大学，2013年6月。
③ 吴理财：《公共文化服务的运作逻辑及后果》，《江淮论坛》2011年第4期。
④ 胡惠林：《国家需要文化治理》，《学习时报》2011年6月18日，第9版。
⑤ 赵晓峰：《通过组织的农村社区文化治理：何以可能，何以可为——以农村老年人协会为考察对象》，《华中农业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之，吴理财和胡惠林的研究都是在国家、市场、社会互动的框架下，探讨依靠政府和市场供给的文化产业的发展对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作用。与此不同，赵晓峰从关注社区内生文化的重要性出发，认为以社会组织为载体，内生的村庄文化才能在农民情境化的体验中发挥柔性的治理功能。同时，也有研究发现，村落内生文化及其形塑的共同规约是村庄发展的重要保证，它使村庄在现代化大潮的冲击下，作为一个有意义的生活世界得以存续，并避免沦为空心化的厄运。 李远行、朱士群：《自洽性与徽州村庄》，李远行：《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第1辑，苏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3页。
2015年第10期
张载思想的概化与延展：文化治理功能的地方性实践
综合来讲，依靠政府和市场等外力推动的文化产业往往与国家文化治理的目标出现偏差，政府层面的文化供给因重视功绩多走向形式主义，而市场层面的文化供给因重视效率和利益，则易出现两个极端，即或重视观赏性，赵晓峰：《通过组织的农村社区文化治理：何以可能，何以可为——以农村老年人协会为考察对象》，《华中农业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或渗进低俗基因。具体到乡村社区，由于当地文化是基于村社传统和地方习俗的农民长期生活的积淀和总结，有很强的地方色彩，上述城市文化的供给方式往往难以与农民的切实生活发生本质关联，更难以适应村庄生态。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到的文字和法律下乡难以接地，是因为熟人社会内部遵循乡土社会约定俗成的地方性规则。而当前由政府和市场共同推动的公共文化如送戏下乡、电影下乡、文化书屋等，也多悬浮于农民生活之上，脱离农村需求，基本成为摆设。研究和社会调查都表明，将脱离村社传统习俗的外来文化硬植入村庄土壤，必然会遭遇水土不服的困境而难以落地开花，这种形式的文化自然难以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积极功效。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文化治理重在重塑或强化地方社区的内生文化主干，使村民共同依赖的社会经验成为维系社会良性运行的引导力量。以往少有研究从实证角度审视传统社会思想在社区生活中担当的内生文化角色，对其发挥的显在和潜在的双重治理功能更是重视不足。笔者将延续文化治理的社区本位视角，系统探讨张载社会思想作为一种内生文化在地方生活和基层治理中的功能表达，以期挖掘传统思想的时代价值，丰富文化治理的相关认知。
本文的经验材料来自笔者于2014年7月在陕西省宝鸡市眉县横渠镇W村的实证调研。眉县位于秦岭主峰太白山的脚下，西距宝鸡市65公里，东距省会西安市120公里，辖九镇一乡。W村位于横渠镇南3公里的秦岭北麓延伸带上，张载路横贯村庄南北。W村现有居民490户，约1870人，耕地总面积4043亩，现以种植红提、猕猴桃为主，土地亩产值在6000-10000元左右。
一、 村庄视域中的张载与张载思想
张载（1020-1078），字子厚，是我国宋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张载15岁丧父，在把父亲尸骨运回原籍安葬的路程中，行至今宝鸡市眉县横渠镇时因财力不足加之前方兵变，张载一家便在此落户守孝。之后张载余生多生活在眉县，其弟子多系陕西关中人，故其学派被称为“关学”；又因张载在横渠镇崇寿书院讲学，后学者称其为“横渠先生”。元初在该书院原址上建立了张载祠。 张载思想的基础是其“气化”思想，他认为世界万物皆由“气”构成，“气”的阴阳聚散构成世间万物的存在本体及其运行规律。在“气本论”的哲学基础上，基于北宋社会现状，他提出了“民胞物与”的社会建构方案，主张突破传统的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关系，消除贫富差距，建立一个平等仁爱的社会。王处辉、宣朝庆：《张载社会视觉中的“民胞物与”理想及其时代性》，《南开学报》2004年第1期。为了实现这一社会理想，张载提出了恢复井田和重建宗法的举措，并身体力行付诸实践。《宋史·张载传》概括张载思想为“其学尊礼、贵德、乐天、安命，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黝怪妄，辨鬼神。”即张载最终形成了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礼》为用，以孔、孟为法的完整思想体系。宣朝庆：《大家精要·张载》，云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44页。张载“关学”推动儒学发展进入了新阶段，“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张载：《张子语录·语录中》，《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第320页。以其远大义理抱负，广为流传。
调查发现，张载本人及其社会思想作为一种文化传统，为地方社会生活树立了一种应然的理想型标准，影响深远。尽管当前普通村民对张载思想具体内容的认知高度模糊，对张载的认识还停留在他的社会身份，即宋代大儒、历史名人的层次上，官方对张载的推崇则主要基于发展地方文化产业、提升当地文化知名度的考虑，但张载思想孕育的文化精神已经成为一种地方印迹，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村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自觉或不自觉的将该气质嵌入进了村庄的社会结构，内在地影响着村民的行动逻辑和村落社会的运作秩序。
张载思想是关中地区典型的地方内生文化，他在眉县横渠镇著书立说、收徒讲学、实验井田，晚年完成《正蒙》一书，标志其思想走向成熟。张载社会思想和他开创的“关学”传统是当地社会的文化基因，本文用“文化概化”和“文化延展”这一对概念来解释张载思想在地方实践中发挥的直接浸润作用与间接濡化功能。本文的“文化概化”主要是指张载思想的文化内核在历史变迁过程中对当地社会生活的广泛影响，这里关注的是张载思想的实体本身对地方社会运行的显在影响。同时，强生长性是中国文化的典型特征，张载思想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并非静态机械地存在，而是在社区实践中生根成长，且形塑了具有强规范的文化场域。本文用“文化延展”一词来概括超越张载思想内容本身的文化元素与地方社会的互构影响，主要是指张载思想塑造的文化氛围和思想底蕴作为一种村庄传统对地方社会运行的潜在影响。简言之，张载思想概化与延展的双重品性分别在显在和潜在的层次上发挥文化治理的社会功能。
二、张载思想的概化影响：文化治理显功能的呈现
社区内生资源对于村庄体制层面的正式治理和日常生活层面的非正式治理具有不可替代的补充作用，是基层治理中的重要资本。张载开创的平民化宗法思想和自下而上的乡约实践，对宋以后中国乡村组织整合和社会秩序重建，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在当前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张载思想作为地方社会中流动的传统，对基层治理亦有重要的维系与稳定功能，其概化影响则是文化治理显功能的表达。
1.宗族思想重视互助合作，凝聚家族组织
宗族重构是张载思想实践影响最为深远的方面。张载生活在北宋中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变革时代。宋朝以来，中央集权高度集中，允许土地自由买卖，承认土地私有，造成地权高度分散和流转，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在此之前，从汉至唐的门阀世族走向衰落，地方社会结构松散，呈现一盘散沙似的无组织样态。基于北宋积贫积弱的社会现状，加之张载幼年丧父，自身经历使其萌生的同宗同族互相扶持的强烈愿望，于是张载从调适社会秩序、缩小贫富差距的视角，从完善社会组织入手，提出了重建宗族的主张。他是北宋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乡村组织重建的思想家。曹锦清：《历史视角下的新农村建设——重温北宋以来的乡村组织建设》，《探索与争鸣》2006年第10期。
在张载的制度设计中，重建宗族，首先要立宗子法，确立宗子权威，从而保障宗族繁荣昌盛；其次要建立宗庙和祭祀制度，以加强宗族成员之间的团结与情感归属。他认为，如果没有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将会导致“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人际关系的疏薄是不利于社会协调的，而实行宗法制则可以收到“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的社会效益。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69页。张载把西周的世袭贵族宗法制转型为民间的家族宗法制，使宗法制表现出了平民化的特征，这是其宗法制的新特点。在张载看来，宗族生活最重要的就是培养“爱必兼爱”的情操，培养个人、小家庭对家族、社区的责任意识，在宗族中养成仁爱的精神和互助合作的传统，以此达至地方社会的团结与稳定。张载平民化的宗法思想对基层社会影响很大，推动了地方家族体系和家族保护机制的形成。
在当前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冲击下，我国基层社区的个体理性崛起，社会结构越趋松散，核心家庭本位凸显，家族缺乏一致行动的能力。但在关中地区，户族仍然是村民重要的认同和行动单位。W村共有三个自然村，武堡、任堡和于堡，6个村民小组，武、张、郭、任、于五大户族，其中武堡以武、张、郭三大姓氏为主，对应1-3村民小组，任堡以任和张姓为主，是4、5村民小组，于堡以于姓为主，对应6组。大户族下又以五服为界分小户族，村民习惯把从太爷爷始延续下来的血缘关系称为一个门子（小户族），村庄中五服认同的门子结构具有很强的功能性，家族内部的互帮互助多以此为单位。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红白事是重要的家族互动和关系识别机制，同一门子的人是其间的帮工主体，且红事随礼搭情的多少与白事中的披麻戴孝是关系亲疏远近的重要外显标志，都必须按照户族结构中的角色位置来行动，否则就会出现村民语中的“乱子”。在村庄治理的层面上，村组干部的搭配也与户族结构密切相关，二者存在高度的均衡与契合。每个自然村都有主要村干部，每个门子都有村民小组长或村民代表。他们在村庄治理中代表各自户族的利益，且有责任和义务保护本户族成员的权益。在村庄公共建设的层面上，修路、打井等公共设施的建设都具体落实到村民小组内部，并在小组内部成立相关的理财委员会、监督委员会等，以保证工程顺利完成。可见，当地村庄户族内部的互助合作不管是在日常生活层面，还是在政治生活层面、村庄公共建设层面都有较强的实质内涵。此外，当地村庄非常重视白事，丧葬仪式完整，白事互助帮工范围涉及超出五服的整个同姓大家族。老人去世后要在家中正堂停尸七天，期间各层亲属分时间段、按次序来上香礼拜。祭祀和祖先崇拜是维系宗法制的重要纽带，祭祀祖先的仪式参与能唤起同宗同族的集体意识和情感能量，增加家族成员的“自己人”意识。同时，白事仪式也是家族内部纠纷化解的平台，家长里短的矛盾摩擦往往会因为白事的集体互动而消解，从而增强家族的合作力和凝聚力。 由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张载开创的平民化宗法思想，在历史流变中与村民生活互构共生。虽然宗子继承制随着封建制的退场早已失效，家族宗庙也随着文革“破四旧”的政治运动而没落消失，宗法制的形式外壳在当前村庄已支离破碎，但互助合作依然是村庄户族的主要功能，“爱必兼爱”的伦理温情依然为村民所重视，即张载宗法思想的内核一直绵延不绝。对户族的强认同使村民能够组织聚合起来，具有抵御日常社会风险和参与村庄公共建设的一致行动能力，是当前村庄组织建设的重要根基。
2.乡约实践重视道德教化，营造良好村风
在北宋的儒学复兴运动中，张载是最为重视礼的实践者之一。“以礼化俗”是儒家的一贯传统，所谓“儒者在本朝则美其政，在下位则美其俗”。[战国]荀子：《荀子·儒效》，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16页。而在北宋社会，张载将“礼”作为移风易俗、重塑伦理的重要手段，“以礼化俗”则是其重建地方社会秩序的乡治方略。他在任云岩县令时，身体力行，“政事以敦本善俗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乡人高年会县庭，亲为劝酬，使人知养老事长之义，因问民疾苦，及告诉以训戒子弟之意。”[宋]张载：《宋史·张载传》，《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第386页。由于张载竭力推行符合时宜的古礼，引起地方精英的大力仿效，使“关中风俗一变而至于古”，“学者用礼渐成俗”。后来张载的弟子吕大钧撰写了《吕氏乡约》，在其家乡推行，其主要精神是“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直接延续继承了张载以礼化俗、重视道德教化的思想主旨。《吕氏乡约》开启了宋朝的乡约实践，以自愿原则推行乡里教化，推动基层社会的自我管理。从明代始，乡约受到国家力量的导引，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承担起义学、义仓、社学、社仓、里社祭祀、水利设施维护与水权分配、民间纠纷调解、危机处理等多项职能。宣朝庆：《近代乡村危机的制度反应》，《人文杂志》2014年第2期。无论是张载亲自设计的井田、封建和宗法制，还是延续发展的乡约、社学、社仓和保甲，道德教化功能始终居于首要地位。到了现代，梁漱溟在乡村建设运动中，以宋代乡约中的自治精神重组社会基层组织。重视道德教化、用儒学营造民间新礼俗、建立乡村新的组织结构是梁漱溟乡建的核心，也是宋代乡约思想在近代的再呈现。
至今，关中地区依然保留了浓厚的先贤遗风。乡约实践在当地生根成长，张载思想的道德教化理念与时下村庄质朴的村风民俗不无关联。在杨开道看来，乡约思想可以树立共同的道德和礼俗标准，使个体行为有可遵守的规矩准绳。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山东省乡村服务人员训练处，1937年，第51-54页。转引自李蕉：《张载政治思想论述》，中华书局，2011年，第140页。海外汉学家莫尼卡·于贝勒（Monika Ubelhor）认为，乡约具有道德唤醒的功能，可以唤醒乡约成员的道德潜能。Monika Ubelhor， Community Compact in Song Dynasty，in W.T.deBary and J.Chaffee ed.， Neo-Confucian Educ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380.正是乡约实践孕育的这些德化思想积淀形成了关中民风的底色。田野调研呈现，在张载故里W村中，对教育的重视和孝道的推崇是其德化思想的突出表现。
当前，在W村家庭内部，子女教育是首要事项，教育支出也是日常生活中的最大消费项。W村老房子的大门门楣上仍印有“耕读”字样，且每值中考、高考之际，村民习惯性地都去张载祠和张载的墓地上香祭拜，祈求子女金榜题名。村内几乎每户都有大学生，一户2-3个子女读大学是常事。子女顺利考入大学、完成学业已成为当地村民重要的人生任务和生活内容，且被浓厚的社区教育文化赋予了超验层面的价值意涵，这种文化追求甚或不次于传宗接代的血缘延续传统，已然成为农民生命的意义依托和价值依托。在村庄政策层面对教育也提供多种支持，对于子女上学困难的家庭有各种资金补助。2013年W村春节困难补助款的发放中有一项就是“子女就学困难”。同时，对于因子女就学导致的暂时性贫困家庭，即使不符合低保政策的刚性标准，小组一般会考虑给其家庭低保照顾，待到其子女毕业再将名额退出，在村庄重视教育的传统影响下社区居民对这种弹性处理多持认可态度。
在村庄重视教育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孝道的舆论宣传，对村民进行尊老敬老的思想引导。村内宣传壁画以二十四孝图为主、突出孝道传承；村庄年底会表彰敬老标兵，村干部给其颁发奖状并给与适当物质奖励。同时，村庄日常实践中对孝与不孝的行为存在共同认可的奖惩机制，发挥着传统乡约制恶扬善的社会控制功能。村民对践行孝道的行为赋予高度的价值评价，认为孝敬父母、敬重祖先是立足村庄生活的底线，社区公认的孝子可以获得极大的社区荣誉；村庄对不孝村民则存在自动的边缘化机制，村民多不愿参与不守孝道的村民家庭的人情往来和日常帮工，相关理事会成员也不愿参与协调。此外，老年人在村庄和家庭内部有一定的权威，可以较为有效的调节家庭、邻里纠纷，以维系家族和村庄和睦。当地村民对老年人有一种传统延续下来的天然的敬重，老年人当中间人出面调节纠纷时，村民都会有所顾及而彼此让步。总之，在良好的孝道文化影响下，村庄老人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
当地村庄对教育和孝道的重视已经成为村落的文化传统和惯常习俗，重视教育的传统使普通村民的生活充满意义和价值期待，重视孝道的文化则使社区充满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张载思想的道德教化功能与村民的生活需求相结合，对村民的行为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形塑了村民日用而不知的行为惯习和富有意义的生活世界。在此基础上，推动形成了和谐稳定的村庄社会秩序，为村庄治理奠定了厚重的社会基础。
三、张载思想的延展：文化治理潜功能的表达
张载思想的延展效应并非文化自身封闭发酵的结果，而是其与地方社会结构和民生需求紧密结合，在社区实践中达至的沉淀、超越与创新。在当前的张载故里，张载思想作为一种符号象征，是社区村民共同的历史记忆，这种思想层面的文化认同形塑了强大的集体意识。在此文化氛围与底蕴中，张载思想结合村庄情境生发成长、发挥其延展效应，展现出了文化治理的潜在功能，即张载思想的延展影响使得当地社会呈现出良好的社会运行秩序和以德治为核心的“简约治理”样态。在韦森看来，一个社会的秩序化过程与该社会的文化氛围和文化遗产有着根本性或内生性的关系。韦森：《文化与制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1页。正是超越张载思想内容本身的文化延展与思想濡化形塑了当地社会具有强规范的社会结构与村落传统。 1.共享的地方性规范与自主的价值生产能力
当地村庄在张载思想文化和厚重的社会基础之上，熟人社会内部的长期互动形成了不成文的地方规范，它是村民在长期共同生产生活中“习”出来的礼俗，不同于正式文本型和制度型的村规民约，发挥着带有弹性的社会控制功能，使村社成员能够获得“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自由”。这种社区成员共同认可的地方性规范一方面可以规约村民日常行为，抑制村庄生活中的“搭便车”现象；另一方面搭建了国家与社会沟通的桥梁，推动实现带有普遍性特征的国家政策与富有特殊性色彩的地方实践的有效衔接。在具有强规范的村落社区，地方社会内生秩序较强，能够对自上而下的国家政策进行切合具体实际的地方性“转译”，经过地方规范再解释了的“国家政策”能更好地下接地气，遵循村落社区公平公正的逻辑，达至甚至超出政策的初衷效果。调查发现，当地村庄具备共守规范的同时，还具有较强的自主价值生产能力。村民生活和生产的重心主要在村庄内部，村庄能够满足村民基本物质生活资料的需求，村里35岁以下的年轻人大多进城务工，但中年时多选择返回村庄，可见，村庄对外出务工者有吸附能力。“生于斯，死于斯”，子孙后代在此地生活，对村庄有长远的预期和期待，村庄有意义和归属，村民彼此之间的互动要面子、讲人情。简言之，村庄内部完整的价值生产体系使得村庄富有活力和吸引力，绵延的历史记忆与当下和未来可以互相影响，从而规约村民行为和村落秩序。
共享的地方性规范与规则是社区良性治理的基础条件，是实现村民自治的根基要素；地方社会价值自主生产能力的强弱则是决定村庄治理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贺雪峰：《现代化进程中的村庄自主生产价值能力》，《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7期。二者相辅相成。在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家层面的政权建设打碎了传统的村落共识，宗族、家族组织在基层管理中的逐渐退场，国家公权力向乡村社会全面渗透，“地方性知识”被法治话语取代、丧失权利的合法性与施展空间。地方性规范与价值生产能力的缺失使得村庄社会丧失结构性的力量骨架，在此背景下，地方社会难以与国家权力对接，当国家公权力难以在乡村场域有效实践时，就出现了治理真空现象。当下我国中东部分裂型的原子化村庄皆面临“去公共性”的治理困境：无公德的村民与钉子户层出不穷，无理上访和谋利上访产生示范效应，村庄公共品供给遭遇村民不出一分钱的难题等等，村民以个体利益为中心形成松散的原子，毫无一致行动的能力，村落社区更无内聚和归属所言。
在社会急剧变迁背景下，当地村庄之所以保持完整和内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传统思想文化的积淀与熟人社会的底蕴，二者的合力使得村庄共享的规范一直处于在场状态，加之村内部有较强的价值生产能力，使得地方社会的基层治理有“规矩”可依，有“章法”可循，可以有序运作。同时，在现代化大潮的冲击下，村落共享的规范与价值生产能力为村庄提供了适应社会变迁的缓冲机制，使得村庄有生产公共性的能力，能够自我调适、创造出新的认同规范和规则适应变迁并达至自洽。
2.以德治为核心的“简约治理”
“民胞物与”是张载为解决社会贫困而建构的新型理想社会，该理想的产生与张载传统的儒学熏陶有着直接的关系，儒家知识分子的家国意识、平天下的宏愿是张载理想社会的精神出发点。在此指引下，张载继承了儒家的仁政德治思想，主张为政应当实行仁政，以德服民，姜国柱：《张载关学的历史贡献》，《唐都学刊》2006年第1期。即“为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劳。”[宋]张载：《正蒙·有司》，《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第47页。在张载看来，德治是实现其“民胞物与”理想的关键，只有实行德治，方能治国安民。德治就其实质而言，则是指通过领导者的道德表率以及道德教化的外缘辐射作用产生全社会的向慕归化效应，这种儒家民本主义的德治思想对士绅自治有重要推动作用。杨光秋：《儒家民本主义与古代士绅自治》，《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3期。因此，“简约治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基层治理的常态。
从调查来看，传统儒家士绅的家国情怀和勇于奉献的精神境界是村庄精英的思想源泉。当地的村庄精英生活面向在村内，有建设好、保护好村庄的乡土情怀和维系村庄公共秩序的良好意愿，并以参与村庄公益为荣，以此来获得村民积极、正面的评价，从而在村内树立良好的口碑。正如杜赞奇在研究华北农村时指出的出任村庄领袖精英的主要动机“是出于提高社会地位、威望、荣耀并向大众负责的考虑，而并不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美]杜赞奇：《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页。同时，熟人社会内部的道德评价对精英行为产生约束与激励。由于整个村落的社会成员都是“不会消失的见证人”，[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2页。“这家祖上怎么样、这家父辈怎么样”的村庄长久的社会评价对精英行为有约束作用，同时激励精英以集体利益为行为取向以在村庄和子孙后代中长久留名。
村庄实现德治的重要条件是精英成为村庄治理的主体。通过精英治村，村庄对上可以争取资源输入，使国家项目对接农民需求切实发挥惠农效果；对下可以自我消解纠纷维系村落正常运转，做到“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村”，从而实现村庄社区的“简约治理”。黄宗智教授基于对清代民事司法档案的考察提出了“集权的简约治理”的分析概念，黄宗智：《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开放时代》2008年第2期。认为在中国地方行政中长期存在着半正式的行政方式，依赖地方自身提名的“准官员”来进行县级以下、有较大弹性空间的自我治理。“简约治理”的内在逻辑是“利用当地农民精英治理当地民众”，其实质是借用地方社会私域里的资源来完成国家公域层面的治理。赵晓峰：《公私定律：村庄视域中的国家政权建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24页。当地村庄村委会任职的政治精英兼具国家授权的合法性和农民自发的认同感的双重权力属性，在治村实践中对内担当“当家人”的角色，对外则是村庄“保护人”的角色，使得新时代乡土社会的“简约治理”得以有效运行。 在当地村民视野中，才德兼备的人才能当村干部，“才”是指“能人”，有治理能力、在村民中有威信的群体；“德”是指“贤人”，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品德突出，德高望重的人。而单纯的“能人”或“贤人”都不是村民眼中理想的村干部类型，才德兼备方可。“能人”加“贤人”的治理结构中村干部承担“准官员”角色，秉公办事、服务基层，使得村庄视域中的“简约治理”不是空行空转。但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我国许多村庄社区缺乏地方共识和文化积淀，村民行事的利益导向越来越强，“贤人”在村庄治理中处处碰壁，道德说教难以在实践中发挥实质作用，竞选村干部对“贤”的要求丧失，逐渐转变成“富”和“狠”的标准，“简约治理”往往是以富人和和狠人的私人利益和意愿的达成为实践目的，其形神分离，实质异变，基层治理陷入了新困境。简言之，张载思想作为地方社会的内生文化传统，在其概化影响形塑的良好村庄社会基础之上，其延展效应推动了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与形神合一的“简约治理”。
四、结语
在村民急速向城市流动的城镇化背景下，村庄面临去意义化和去伦理性的危机，学界也相应出现了多种从不同视角探讨农村社区共同体瓦解的研究路向，对乡村社会的建设与治理多持消极和负面的看法。而笔者通过田野调查，却发现张载思想的概化与延展在当地展现出了巨大的文化治理功能，塑造了地方社会厚重的社会基础与稳定的社会秩序，村庄在当前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依然是充满伦理温情和互助合作的共同体。具体而言，张载思想的文化内核在当地发生概化影响，其思想本身展现出文化治理的显在功能。张载平民化的宗族思想和自下而上的乡约实践在适应社会历史的变迁中，剥离了种种不合时宜的旧外形，呈现出了新的形式和功能，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其互助合作与道德教化的思想要旨从未变异，展现出了马克斯·韦伯所言的中国文化对社会世界的强适应性，为基层治理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同时，张载思想的延展则超越张载思想的文化本体，在与村民的日常互动中形塑了一个具有强规范性的文化场域，赋予了地方社会有较强的内生秩序的能力，引导村庄共同体在现代化变迁中平稳转型。并且，张载德治的传统与理想使得村庄精英秉承儒家士绅的家国情怀，推动当地村庄形成了以德治为主的“简约治理”，当地社会较其他地区呈现出了良好的治理结果。
在具体的村庄生活场域中，村民基于生活经验展开其社会实践，村庄社会生活与治理的良性样态是各种结构性因素共同互动与牵制的结果，张载社会思想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不一定如本研究所示的如此抽离和单项，而更可能与乡村场域中的其他文化传统互构杂糅，共同组建了可供村民日用的文化系统。这一文化系统源远流长、千流百汇，内部构成是非常复杂的。本文在实证调研的基础上，从张载思想的一个脉络出发，建构了一种研究文化治理功能的理想型，若从源于实践的理论建构回归具体治理现实，则应注意体察研究的需要和村庄具体实践之间的差距。总之，张载思想中的文化治理功能的地方性实践给乡村乃至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我们在坚持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进程中，应进一步重视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现代性价值，使之服务于当下我国的社会治理，以缓解社会转型的精神阵痛。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秦开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