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陈春先务部的开天辟地、跌宕起伏，王洪德出走中科院的义无反顾、轰轰烈烈，陈庆振则诚惶诚恐、“身不由己”地被推到科海创始者的舞台之上。
　　同样是中科院系统，敢为天下先的通常不止是一个人。差别就是在每个人方式的不同。陈春先因出访美国，考察硅谷而感到技术扩散的必要性。同时，在档案室里的陈庆振也并不闲着。1979年，能够在中央党报上发表《转化科研成果为什么那么难》为题的文章，可见陈庆振没有和他所负责的档案室里的科研成果一起睡大觉。“科研成果就跟水果一样，当它摘下来后如果不趁新鲜及时上市，就会烂掉。”陈庆振如是说。
　　在同一个时代背景下，人的机遇是相同的，但每个人把握机遇的方式又是不同的。在公司负责人的人选上，陈庆振是谦让的，甚至没有勇气去挑这副担子，被任命后更多的是感到意外。而联想的柳传志则是积极谋取，听说计算机所要办公司，柳闻风而动，归心似箭。
　　历史的车轮驶到1983年的五四青年节，科海的呱呱落地更多的是顺应了时代浩浩荡荡趋势的结晶，更多地享受了天时地利人和等便利条件。连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叶笃正都出来捧场，这在同时代的创业者之中是颇为罕见、史无先例的。由此可见，科海的横空出世更多是官方色彩的庇佑，钦定的地位也使科海从一出生就成为含着“银勺”的公司。而科海的旗号也很明确“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作为含着“银勺”的公司，陈庆振的创业资金是35万元。由三部分构成：第一笔是借来的“新菜田改建基金”10万元、科学院20万元的贷款、科学院秘书长为“表示支持态度”追加的5万元资金。远远高于联想柳传志的20万元启动资金，与陈春先的500元投资的服务部更是不具可比性了。
　　陈庆振在《中关村改革风云纪事》的回忆文章是把科海当作中科院改革的试验田来写，而这份“试验田”身份并不是谁都有资格当的。踌躇满志的陈庆振并没有让领导失望，试验田从最初的7个人、3间小平房,发展成为日后拥有近千员工,涉足计算机、无线通讯、电子元器件、图书出版、钢铁、建筑业、房地产等多领域的高科技集团。
　　而陈庆振本人的“试验田”则要来得更早一些。
　　“中国科学院的科研档案堆得比人都高，难以得到推广应用，而一墙之隔的海淀区企业，由于缺技术、缺人才、生产效率低下，难以满足市场需求，迫切需要科研技术支持。”陈庆振易如反掌地就从海淀区“新菜田改建基金”里借来10万元带领在畅春园外的海淀公社扯起了科海的大旗。他们以海淀区下属的企业为重点工作对象，几乎跑遍了所有企业。然而，事与愿违，企业不信任科学院的科技成果，认为不实用，不但效果不能令人满意，甚至还惹了麻烦。“我们知道，面包房是用来烤面包的，而被当作面包房墙壁的人造大理石也居然也被‘烤熟了’。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由于工人不了解人造大理石的固化温度，所以闹就了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后果。当然，我们公司的人也有责任，是我们没有向他们讲解清楚。不懂得产品标准、工艺流程是当时公司的薄弱之处”，陈庆振揶揄道。
　　此后，陈庆振开始酝酿“中间试验厂”即“试验基地”的建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孵化器。陈庆振顺理成章地拿到了中国科学院25万元的支持。“既然科学院的有些成果，并不是拿来就可以使用，要想到企业生产必须孵化，也就是说必须进行产品的开发。我们得先建个试验基地，把科研成果琢磨个透彻，我们也可以更好的对接企业的需求。”陈庆振总结道，于是科海就建立了一个中间实验厂，让科研人员和工人把这个产品生产出来，孵化成可以供工厂生产的东西，再拿出去推广。
　　


　　试验厂是投产了，但是科海公司发现上交的税率太重，这个问题不光只是科海遇到了，当时中关村企业普遍都受困于高额税率。当时企业所得税是55%，再加上营业税、城市附加税、教育附加税总共一起大概70%的税率。“因此，我立即把这个问题向海淀区领导邵干坤、胡定淮反映,他们也觉得企业的负担太不合理，不利于企业的起步运转，但是海淀区政府是没有免税权利的，最后贾春旺书记从发展海淀区高新技术产业的长远利益出发，顶着巨大压力、冒着政治风险为科技企业争取知青社的税收待遇政策，享受三年免税、减税三年，第七年按特区15％的政策。”中关村早期的电子一条街科技企业能够顺利成长，是与海淀区领导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
　　科海员工的士气得到极大提高，公司也逐步走上发展的快车道。仅1984年一年就孵化中国科学院的科研成果8项，达到了商品化市场化的要求。由于中间试验厂的建立，我们加快了科研成果向北京和全国各地的推广。海淀杨庄仅12人的综合仪器厂1984年就获利7万元。1985年试验成功的“重油掺水炼钢技术”一年就为鞍钢节油37万吨，为国家节约554万元。而这项技术是公司在承担假若损坏鞍钢锅炉就照价赔偿的不利情况下探索成功的。与此同时，公司研发的自动化控制系统为我国的模具、军工等大型重型制造企业提供了先进技术，扭转了我国模具业的落后面貌。
　　日子逐渐滋润起来。
　　1985年春节前夕，公司对一些为公司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员工进行物质奖励，有的人补贴和奖金超过一万元，并举办员工聚会，宴请公司员工和家属，公司向他们赠送了毛毯和床单。这种“大锅饭旧体制”，体现”“多劳多得”的分配方法却遭到一些人的嫉妒与举报，风波渐起，最后演变成沸沸扬扬的由中纪委牵头的调查整顿。“当时大家心头都捏了一把汗，但经过2个月的调查，中央肯定了科海等中关村企业搞技术服务的做法。”陈庆振轻松地说。
　　陈庆振后来发现中关村的企业各自为战，重复劳动太多，损失很多内耗时，他大声疾呼：“中关村的企业要联合起来,要进行组织创新，用同一个声音说话，用同一个规划做事”。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只是十来年后，这种集合创新力量的新型产业组织——产业联盟，如TD--SCDMA产业联盟、中关村下一代互联网产业联盟等才真正的生根发芽。
　　至今，他仍然活跃在中关村的舞台上，历久而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