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如果搞全民调查：试举一古代著名画家，获得最高票的一定是唐伯虎。旧小说《十美图》、《唐、祝、文、周四才子传》、《警世通言·唐解元一笑姻缘》，戏剧、影视《三笑姻缘》、《唐伯虎点秋香》、《风流少年唐伯虎》……把唐伯虎作为精通书画的风流才子的典型，宣扬得妇孺皆知。
　　当然，唐伯虎的画是好画，绝非依赖小说、戏剧、影视浪得虚名。
　　唐寅（1470-1523年），字伯虎、子畏，号六如居士，明江苏吴县（苏州）人。弘治十一年（1498年）应天府（南京）乡试第一，即考中解元。但第二年到北京会试，却被牵扯入科场舞弊案，逮捕入狱，受尽屈辱，革去功名。遂潜心书画，为明四大家之一。
　　唐伯虎的画路很广，山水、人物、花鸟，无所不能。画风也每有不同，如山水先宗沈周、周臣，后宗南宋院画。形神并茂，雅俗共赏。唐伯虎擅书法，近乎赵孟一路，而挺秀飘逸过之。作画每加诗题，诗、书、画配合紧密，堪称“三绝”。
　　画的实力，加上民间的传说，近人的戏说，唐伯虎遂得千古盛名。1989年，我与上海工人书画收藏家程宽渭老先生联合展出收藏精品于金华八咏楼。程老展品中有沈周《溪山垂钓图》真迹、唐伯虎《带子封侯图》仿本。观众簇拥着看唐伯虎的画，而对沈周真迹反不重视。有的观众一进门就问：“唐伯虎的画在哪里？”仿佛他参观展览就是为了看“唐伯虎的画”。
　　唐伯虎的真迹存世不多，而赝品颇多。不但民间“唐伯虎的画”几乎百无一真，即便一些博物馆、博物院中所藏也有赝品。仅从书刊介绍的藏画图片看，就有一些值得商榷。作者不自量力，将一得之见，略述于后：
　　
　　（一）某博物馆藏《牡丹仕女图》（图1）
　　
　　纸本，画一高髻戴冠妇女，右手持纨扇下垂，左手拈牡丹花上举，眉目注视手中花朵。右上方题有一诗：“牡丹庭院又春深，一寸光阴万两金。拂曙起来人不解，只缘难放惜花心。唐寅。”此图不但被人视为唐伯虎真迹，而且视为真迹中的珍品，“犹如烟中美玉，栩栩地描绘出怜花惜春的情思。”
　　细看此图，似与唐伯虎的《孟蜀宫妓图》、《秋风纨扇图》等仕女画风格不一。《孟蜀宫妓图》、《秋风纨扇图》等作品，线条紧凑，面部按当时审美观点，有“柳眉、小眼、樱唇”等特征；而此图五官接近现代审美观点，服饰舒松，体态有似敦煌壁画“供养人”中的贵妇人。
　　令人最为起疑的是题诗的书法，其水平远逊唐伯虎。
　　《收藏家》总第三期刊《张大千造假出神入化》一文，已披露此图实为近人靳伯声请张大千在一张明朝宣纸上画的。陈重远《文物话春秋》中也提到此画：“靳伯声说‘画胖了！’……‘我见过的唐伯虎仕女画没这么高大肥胖，这是张大千仿的’。”并说，靳伯声与萧静亭、赵盘甫、周殿侯等都为张大千卖过仿古画，对张大千的人熟，笔墨也熟。
　　
　　美国大都会美术馆藏有一幅唐伯虎的《嫦娥执桂图》（图2），画一高髻包帕女子，柳眉、小眼、樱唇、修颈、溜肩，十分秀气。左手执桂花当胸，右手似持拍板。神态安详，服饰线条紧凑，衣带飘举，颇见功夫。右上角题诗：“广寒宫阙旧游时，鸾鹤天香卷绣旗。自是嫦娥爱才子，桂花折与最高枝。唐寅。”不但画好，而且书法水平甚高，当是真迹。可能张大千就是脱胎此画而造《牡丹仕女图》的。
　　
　　（二）某博物院藏《李端端图》（图3）
　　
　　纸本，所画系唐诗人崔涯与妓女李端端的故事：崔涯久居维扬（扬州），每题诗妓馆，道路争传，“誉之则车马继来，毁之则杯盘失措。”崔涯写诗嘲笑李端端皮肤黑：“黄昏不语不知行，鼻似烟窗耳似铛。独把象牙梳插鬓，昆仑山上月初生。”端端得此诗后“忧心如病”，亲去拜见崔涯，哀求他重作一诗。崔为所动，重赋一诗：“觅得黄骝绣鞍，善和坊里取端端。扬州近日浑成错，一朵能行白牡丹。”时人笑崔涯：“李家娘子才出墨池，便登雪岭”。意思是说，变黑为白，也变得太快了。这一故事出于唐人范摅所著《云溪友议》。
　　《李端端图》画折屏一角，崔涯戴头巾坐交椅上，李端端侧立，右手持白牡丹。复有侍女、丫环三人。右上端诗：“善和坊里李端端，信是能行白牡丹。谁信扬州金满市，胭脂价到属穷酸？唐寅画并题”。
　　此图笔墨严谨，人物眉目传情，确是佳构，但只要对比一下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唐寅《仿唐（指唐朝）仕女图》（图4、5），即可明白《李端端图》（以下简称“李图”）完全是摹仿、脱胎于《仿唐仕女图》（以下简称“真本”）。
　　“真本”作曲屏环立，居中一榻，崔涯纱巾大袍，屈左足坐榻上。左手执一书画卷，搁置膝上，形态大度安详，侧首右顾（唐伯虎曾精摹过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卷》，并画过该图的单幅大轴。显而易见，“真本”里的崔涯像，脱胎于韩熙载像）。李端端立崔涯右侧曲屏边，手执白牡丹，体态丰满，神情敬肃。榻左立一侍女，亦姣好。曲屏画风景，作树木、江岸。屏后露花枝盘曲，春花正放。画前方有奇石，并有石砌花坛，植有牡丹。画面右上角题诗：“善和坊里李端端，信是能行白牡丹。花月扬州金满市，佳人价反属穷酸？唐寅。”此诗三、四句意为：风花雪月，人欲横流的扬州，是达官贵人、富商大贾的“销金窝”，品评佳人优劣，哪里轮得到“穷酸”（穷书生）呢？全图结构严谨，人物丰满，笔墨精到，且有清宫鉴藏七章，确是流传有序的唐寅名迹。图名《仿唐仕女》，可能明时尚有唐人画崔涯、李端端故事图存世，唐寅得以仿作耳！
　　“李图”简略了“真本”布景的奇石、花坛、花树、木榻及曲屏左扇，画崔涯坐交椅上，双足相迭，右手执一卷已展开。李端端手持白牡丹立崔涯右侧，一侍女立左侧。侍女前画一几，上置书画、琴囊。几前、李端端右侧，各画一侍女对立。此图除添画二女过于瘦弱，其余三人画得很好。特别是李端端，神态较“真本”犹胜。题诗也有改动，三、四句作：“谁信扬州金满市，胭脂价到属穷酸。”“到”字通“倒”，有“颠倒”、“反而”的意思。比较两首诗，“李图”实不如“真本”。特别是书法，“李图”远逊于“真本”。
　　
　　“李图”出于何人手笔？我在看到“真本”图片前，就推测是张大千所画。因为，“李图”题字与《牡丹仕女图》上的题字如出一手。特别是“牡丹”的“丹”字，均作“舟”字少一撇。在唐寅真迹中，如《自书诗卷·丹阳道中》（图6）的两个“丹”字、扇面《芍药图》题诗中的“丹”字，都很规范。“真本”题诗中的“丹”字，作一点有锋往下拖，这是带笔往左写末笔的一横的缘故，与作两点完全不同。因此，“李图”与《牡丹仕女图》“丹”字一样，与其说是“偶然相同”，不如说是“出于一手”。同样，两图都出现过的“牡”、“金”、“唐寅”等字，笔意也完全一致。
　　因此，我早已怀疑此图是张大千所造，及见“真本”图片，更加巩固了自己的想法。
　　
　　（三）某博物馆藏《秋林独步图》（图7）
　　
　　纸本山水画，近景左右均画山坡、平台，居中小桥流水，点缀落叶乔木三株、杂树两株，一儒者徐步其间。中、远景画山数重、水三迭。左上角题双款：“苏台唐寅为守闲作”。
　　此图笔墨简练老辣，但比起唐伯虎的真迹山水来尚逊一筹。山石皴法有异，画树轮廓、水流纹等，笔力较弱。全图层次不够分明，也缺乏唐伯虎的灵秀气氛。某书介绍此图时，也已看出此图与唐画山水风格有异，但又认为是“在唐寅作品中别具一种风格”。
　　某刊介绍此图时，特别强调：“此图经清内府收藏，乾隆五玺俱全，是难得的精品。”其实，此图最露破绽的恰恰是“乾隆五玺”。乾隆御用印章，出于高手篆刻，水平较高。此图五玺，虽属刻意临摹，给人的观感仍觉稚拙、生硬、刺眼。试与标准印鉴（图8）对比：“乾隆御览之宝”六字笔划匀称；“隆”字第四笔与第二笔不粘连；“之”字左右两弯笔交于直笔处，左低右高。而此幅此印六字笔划不匀称，“之”字稍粗；“隆”字右侧第四笔与第二笔粘连；“之”字两弯笔交于直笔处不分高低。又如“乾隆鉴赏”阴文圆印，标准印鉴每笔起收处较尖，“乾”字“日”下一短横，两头尖似刺核；“鉴”字中的“皿”上有一短横，四周与他笔不连。此幅此印每笔起收尖而略粗，“乾”字“日”下一短横两头不尖，“监”字“皿”上一短横未交待清楚，与他笔粘连。
　　又，唐伯虎用过的“六如居士”印，《中国书画家印鉴款式》收集了五式。奇怪的是此幅上的“六如居士”印，与五式都对不上。五式的“如”字“女”部横笔，都拖长到“口”上直接边框；而此幅此印横笔却短而不盖“口”上。还有，唐寅的长条印“南京解元”，一般都与其他名号印同盖于落款名下。如为书法册页则分盖于页间空白处。而此图“南京解元”印却似闲章压角印盖于全图右下角。又，《中国书画家印鉴款式》收集此印多至八式，“解”字中的“牛”字，均两头翘起，有似象形的牛角，独此印“牛”字作三横一竖。
　　
　　（四）某博物馆藏《栖碧堂图》（图9）
　　
　　纸本山水。近景青松、杂树，有茅屋，无人。中景两山夹涧，涧上有草堂，两人对话。复有一瓦房，一人似执卷读书。中景皆杂树，为有红叶的秋林。右侧远景露楼阁屋脊，远山重迭。
　　此图有较高水平，杂树点簇颇工，有其自身的个人风格，与唐伯虎的苍秀郁茂，并不相侔。特别是此图松针，不用墨笔而用青绿色画，不簇成团状、扇面状而以枝条为中心，两边排列似羽毛、似水草。这种画法，在唐伯虎的画松（图10）中似未见过，即在明代其他名家画松中也属罕见。
　　
　　此图右上角有“栖碧堂图”四大字，署“吴郡唐寅作”。左上角有文徵明题诗：“日落双松碧荫长，雨余新绿涨回塘。空山尽日无车马，自领溪亭五月凉。徵明题”。
　　题画的诗，应当紧扣画面。从文徵明的诗来想象画面，当时双松高耸，松下溪亭，一人临窗。既是“无车马”、“自领”，则不应有主客对话；既是“五月”，则不应有红叶。
　　此图的文徵明题诗，与文徵明笔迹较为形似，但笔力较弱，也不流畅。唐伯虎的落款，也较形似，但“栖碧堂图”四字写得很差，大小也与全图不协调。试从唐伯虎书法真迹中集出“栖碧堂图”四字（图11、12、13）与之对比，显见此图四字不可能出于唐伯虎之手。
　　故可想见：此图原是一幅古画，作伪者从文、唐真迹中摹移题诗、款署，而“栖碧堂图”四字一时无从摹写，即由作伪者自己落笔，以致最露破绽。
　　退一万步，如确有“栖碧堂”，则“栖碧堂”主人是谁？他请唐作画，唐当题明某人嘱托或为某人画。况就图而论，有溪亭、瓦房、楼阁，何者是“栖碧堂”？如“栖碧堂”必在主位，则主位是溪亭，环有杂树，也无“碧荫”可蔽。况文徵明诗中也未点明“栖碧堂”。凡此，均属矛盾重重，不能自圆其说。
　　此图裱绫、诗塘上有王震、刘海粟题跋，允为“用笔苍浑沉穆，洵为六如居士妙绘”、“精深笔妙，得未曾有”。二十年前，曾见有人于《浙江日报》介绍此图，称藏家祖上为官苏州，所娶妻室为唐寅亲戚之后裔，此图系陪嫁品。
　　吾人鉴定古画，当就画论画，实事求是，不为前贤今哲所左右，不为故事传闻所误导，否则先入为主，无以自拔，难得灼见。
　　此稿写好已有多年。最近，我终于得知台北故宫博物馆藏有一幅文徵明的《溪亭客话图》（图14），上有题诗：“绿树阴阴翠盖长，雨余新水涨回塘。何人得似山中叟，对语溪亭五月凉。”（图15）显然，所谓文徵明题唐寅《栖碧堂图》的诗，是从这幅图里移植过去的。二十八字有十五字相同，形状完全一致。至于不同的字，也有可能是从其他图里搜罗来的。
　　
　　（五）美国某美术馆藏《桃花庵图》（图16）
　　
　　纸本立轴，构图甚奇。约五分之三的画面，画一斜枝桃花，自左插入。花下一茅亭，亭中铺蒲团，坐一人。亭后以淡墨点作杂树，亭前岩石突兀。右上角双款：“唐寅为明亭画”，钤二印：“龙虎榜里名第一，烟花队里醉千场”、“六如居士”。
　　在唐寅作品中，画草庐的如《草堂话旧图》、《毅庵图》、《桐庵图卷》（图17）、《茅屋风清图》等，构图都比较规范，不脱明朝时代风格。此图与之对比，显得格格不入。以五分之三的画面旁插一枝桃花的山水画，不要说在唐寅作品中未见之，即在古代其他名家的作品中，也未见之。看来，这种画法只能是近代才有，尤其是在近代摄影中，较为多见。我是从事水电建设的，有个摄影人员拍了幅水电站全景，近景有枝杜鹃花，很鲜艳。我问他是从什么地方取的景？他笑起来，说道：“我是左手拿了枝杜鹃花拍的。”难道画《桃花庵图》的那位“唐寅先生”，也是拿了桃花取景构图的吗？一笑！
　　
　　此图人物用笔严谨，但茅亭、杂树都比较松散，与唐寅风格迥异。
　　在一般介绍唐寅作品的图录中，多不录此图，当是选辑者也心存疑虑。但有专家著文介绍此图，将唐寅身世、《桃花庵歌》等写入文中，称“这幅画具有特殊的价值”，“画中的主人便是他（唐寅）的自画像”。不但把此图视为真迹，且视为精品；不但视此图有较高艺术价值，且有较高文史价值。他的说法，实难令人信服。
　　从全图结构、笔墨看，也可能是张大千的造本。张大千造南宋梁楷《睡猿图》，也是构图新异，留空白特大，与此图堪称伯仲。其实，造者并未点明此图是“桃花庵”，也未说是唐伯虎自画像。其狡猾之处，即在于能令“善解人意者”对号入座，会自动抬高此画之身价也！
　　上述五图，三幅出于高手利用旧纸伪造，还有两幅则是作伪者利用古画添造题诗、题款、作者印章、收藏家印章。我对五图均无缘目验，只能根据图片分析。因此，对旧画后落款与原迹的不相融处，只能存疑，否则，定能找到更多的蛛丝马迹。
　　唐伯虎书画千古，但应辨析真伪，以免鱼龙混杂，贻误后学。
　　一家言，牵强附会之处，希方家指正，藏方见谅！（责编：唐陌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