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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亮地生活，创作一首诗;
前行，增加大地的宽广。
——《风中的树叶》 最后一个短章
图/王寅
在世界诗坛享有盛誉的旅法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自2009年首部中文版诗选《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出版以来，赢得中国大批诗歌爱好者的青睐。2019年秋冬，阿多尼斯携他的首部中国题材长诗《桂花》，开启了第八次中国之行。
“桂花树，我要向你表白：你崇高而珍贵，普通又特殊，但又混杂于众树之间：这恰恰是你的可贵！”
11月3日下午，年近九秩的阿多尼斯现身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的“诗歌朗读交流会”，五百多名诗歌爱好者从全国各地赶来，从中小学生到退休老人，从都市白领到城镇商贩，人们聚精会神围坐现场，聆听这位阿拉伯大诗人的朗诵。当天恰逢“诗歌来到美术馆”活动七周年纪念日，分享会结束，民生美术馆馆长甘智漪推出精美的大蛋糕，邀请阿多尼斯来切，老人拿起半米长的小刀，瞪大眼睛开了个玩笑——“这件‘武器’让我有些紧张”。
“你看，我来自这样的地方：那里的人们在吞食着被炖烂的往昔和夹生的未来。每一个城市都是一只被屠宰的绵羊，每一个屠夫都声称自己是天使。只有蛀虫在克尽厥职。”
在阿多尼斯的诗作中，不只有“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的曼妙诗情，也有“我的焦虑是一束火花”的批判意识。在当今阿拉伯文化界，他是极少数堪称“多重批判者”的知识分子。他既批判专制、无能的政权，也指摘阿拉伯传统文化中的沉疴积弊，并揭露打着各种幌子谋取私利的西方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他对大众、人民也从不无原则地附和，在纷繁喧嚣的历史关头拒绝随波逐流。当“阿拉伯之春”运动方兴未艾之时，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许多叫喊着“阿拉伯之春”的人，正在“从刀剑、权力和金钱中觅取生活之道”。他对这场运动的质疑，曾引起阿拉伯世界和西方许多人的误解乃至谩骂。
“我和诗歌的关系让我感到幸福，但我和世界的关系是痛苦的，这种痛苦也反映在我的诗歌中。我愿意牺牲我和世界的关系来换取我和诗歌的关系。”
分享会现场，阿多尼斯调侃道，诗人太过颠沛流离，在阿拉伯没人愿意将女儿嫁给一个诗人。“但人们遇见诗歌，就像男女之间的爱情，火花何时燃起无法解释。可以肯定的是，倘若没有诗歌，我的人生就没有意义。”
阿多尼斯虽然常年生活在法国，但他颇受阿拉伯文化传统中对中国正面、友好的集体想象的影响。此前几次圆满的访华经历，也加深了他对中国的友好感情。长诗《桂花》由50首相对独立的诗作构成，记述了阿多尼斯2018年9、10月间的中国之行，尤其是皖南和黄山之行的印象、感受和思考。在黄山，他看到“怀孕的自然”和“长有翅膀的石头”，听到 “孔子之铃的余音”和“宇宙的呐喊”，在他笔下，“每一个词语，都长出一簇有声的花儿。”阿多尼斯对中国自然、文化和友人的深情厚谊在诗中溢于言表。
1980年，阿多尼斯以黎巴嫩作家的身份首次到访中国，撰写了两篇文章，记述他对当时的中国的印象，记忆中那是“一个沉闷、封闭、伤感的中国”。三十多年后，他眼里的中国，“不是线条的纵横，而是光的迸发”;他心中的中国女性，是“云翳的队列，被形式的雷霆环绕，由意义的闪电引导”。
逗留上海期间，阿多尼斯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他穿考究的灰格呢西装，颈项上系一条红围巾，满头蜷曲的银发给人以躍动的印象。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锐敏地审视着这个世界，他像儿童一样感受，像青年一样爱恋，勇敢而自由地分享。采访临近尾声，阿多尼斯狡黠地笑笑，留了个悬念——“中国在我心目中还有更加具体更加私密的一种情感，我还没动笔开始写呢！我对中国的女性有种独特感受，也许今后会写关于中国女性的组诗。”
人物周刊：去年10月你登游了黄山，这次在民生美术馆朗诵诗作，你选的第一首就是《我和黄山在傍晚的对话》，诗中反复写到“阴影”这个词，你还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影子不跟我们相似，而是我们跟影子相似？”说说这个隐喻？
阿多尼斯：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涉及到一个世界观、哲学观的问题。一个东西和它的影子是什么关系？应该是影子从属于事物。为什么我们跟我们的影子相似，跟一种从属物相似？为什么我们是从属于别人的？跟影子相比，事物的本源更重要，因为影子是虚无的东西，为什么我们像这种虚无缥缈附庸于别人的东西，它有批判意味。
人物周刊：同样在这首诗中，你建议阿拉伯人重新审视“登高”的含义，对于登高这一行为，你有何特别感受？
阿多尼斯：阿拉伯很多人认为最高境界的登高就是升天，但在我看来有比这更伟大的攀登，正如我在诗中所写的：“我建议：天空应该去探望大地，尤其是阿拉伯的大地。可是，那是一块无所事事、只会空谈的土地。”可能因为我是个阿拉伯人，我们位于东西方交汇之处，从地理和文化上来说，这种交汇非常复杂。作为今天生活在阿拉伯世界的一个人，又与古代和未来有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我们阿拉伯的传统文化是一元的，我曾在诗里写道：“你满脑子想着拥有天上的乐园，就不可能同时拥有大地的诗篇。”从我思想成熟开始，就拒绝这种一元论，甚至拒绝二元论，我主张多元论，我的诗歌不是一条线或两条线，而是一个网络，所以看待事物时，我不仅看到东方，还看到了西方，不仅看到天空，也看到大地，我的视野更开阔。我的理解是要把大地转变成天堂，建设大地，而不是建设虚幻的东西，此外，人在精神上不断完善自己，这才是真正的登高。
人物周刊：提及登山，我们中国人有句古话，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不知你听说过吗？对于山和水，你个人有何偏好？ 阿多尼斯：山和水恐怕是一个两难选择，因为离了水的山没有意义，离了山的水也不美了，通常我选择一样东西，意味着它是更好的，但在我看来选择可能往往带来一种贫乏，它抹去了事物本身的这种矛盾和辩证。比如说有人问你更喜欢白天还是黑夜，在我看来，有时候黑夜比一切白昼都更明亮，有时候白昼比一些黑夜都更黑暗。又比如说，在叙利亚内战时期，有人问我，你选择叙利亚政权还是反对派？我两者都不选，对我来说这两者都是坟墓。
人物周刊：《我和黄山在傍晚的对话》这首诗作末尾，你最后发问：“我的故友只喜欢他的类似物。黄山，请告诉我：在这样的苦难中，人如何能够生活？”
阿多尼斯：苦难是什么？正如前一句所谈到的，“我的故友只喜欢他的类似物”，这里的苦难指的是雷同，在我看来，机器跟机器都不应该是一样的，更何况人？最大的苦难就是人的独特性被扼杀了。
人物周刊：你曾说，“这是一个糟心的时代，它的脸上长满疙瘩。”面对苦难和这个“糟心的时代”，你觉得人应该如何应对？
阿多尼斯：人的核心意义是什么？我认为人应该改变时代，使这个时代无论多么现代化，都更具有人性、更具有人道。只有通过爱才能让你更完善。在我看来，爱集欢乐和忧伤于一体，一个人快乐到极致可能会哭泣，爱就是这样的瞬间，欢乐往往是短暂的，忧伤是长驻的。爱，并不意味着一种治病的良药，而是不断冒险、不断追求。爱会让你痛哭，让你伤心，但爱也会让你快乐，让你感到幸福。
人物周刊：我们都听说过你的传奇经历：13岁时梦到自己给总统读诗，对总统说想进学校学习，后来美梦成真，终于进了学堂。人们说，诗人有预见未来的能力，你怎么看？你最近做的最奇异的梦是什么？
阿多尼斯：我不认为自己有预见未来的能力，如果说能比别人更早地意识到某些问题，这个是有可能的。我很少做梦，我的实际生活就是一场不断持续的梦，因为我老是怀疑自己是不是在梦中，我就没有再去做梦中的梦了，也可以说我13岁那个梦到现在都没中断过。
人物周刊：在你那首诗作《祖国》中，有一句“为那像云彩一样绿色地死去/脸上还张着风帆的父亲”，阿拉伯世界认为绿色是吉祥的颜色，这背后有何寓意？
阿多尼斯：绿色确实是阿拉伯人喜欢的吉祥色，我父亲离世时可以说没有受太多折磨，这里“绿色地死去”也许有一层吉祥的意味，另一方面，我认为父亲应该活更长时间，但他没有活更长，离世时正值壮年，就像春天一样“绿色地死去”。
人物周刊：你曾说过，“红色是代表生命的颜色”，我发现你特别喜欢戴红围巾，红色是你最喜欢的颜色吗？
阿多尼斯：哦，如果一定要让我说喜欢什么颜色，可能是黑色（用力地指指地面），因为黑色是万物的本源，所以，当我说我喜欢黑色时，实际上也指我喜欢一切颜色。戴红围巾是因为我戴了黑帽子，有时我觉得要跟原来的老相好黑色角斗，表达下我对红色的热爱。我一直戴帽子，哪怕再年轻些的时候，我老觉得身体别处不怕冷，但我的脑袋怕冷，上了岁数以后，我觉得必须要戴个帽子，否则脑袋会着凉。
人物周刊：你刚刚提到了父亲，可否也介绍下你的母亲，她是怎样一位女性？她对你的艺术创作有何影响？
阿多尼斯：我的母親名叫哈斯奈·里雅希，2014年去世，她活了107岁。她和我父亲不一样，父亲教我读《古兰经》等等，我的母亲是文盲，不会读写，但她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母亲在我眼里就是自然的缩影，我现在回忆母亲，就联想起山、水、森林和星辰。她很少说话，但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她的眼神，在我看来，父亲教授我文化，母亲则是自然的一部分，她在我的心目中就是一道光亮。
人物周刊：我发现你经常引用苏非派大师伊本·阿拉比的名言：“一切没有阴柔之气的地方都不值得留恋。”阴柔之气关乎女性气息，你似乎是一名女性主义者？
阿多尼斯：这个问题我有两方面的思考。首先，我反对父权文化，父权文化中几乎都有共同说法，认为女性是万恶之源，是原罪，我彻底反对这样的宗教文化传统，这种观念是对世界的歪曲。如果说女性的子宫是万恶之源，怎么会生下先知和圣人？所以这种观点我是完全拒绝的。再谈一下我对世界的认知，世界由男女构成，男女是完全平等的，有人说男的某些方面比女的强，但这跟一些男的比另一些男的强、一些女的比另一些女的强一样，不能就此认为男的就比女的强，女的应该成为男的附庸或处于从属地位。男女共同构成了世界的本源，所以，我强调女性，是对父权主义或男女不平等的反驳。
人物周刊：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妇女以铁的手腕维持着世界的秩序，男人以狂热鲁莽的行动闯荡世界推动历史，你怎么看两性的历史作用？
阿多尼斯：我觉得他这样说不对，因为这好像是说妇女只会维持秩序，不具备革命性似的，但历史上多少伟大的革命妇女证明了这个话是不对的。相反，我感觉男性可能更反对革命，更主张维持现有秩序。在我看来，可能女人本性上更具有革命性。首先，女性，无论东西方，在传统中都受男权文化的压抑，所以她一直在冲破主流文化，更具备革命性。第二，母亲和孩子的关系比父亲和孩子的关系更紧密，为了给孩子找到一个更好的未来，她可能对现状更不满，更要去努力创造未来，这就意味着革命。我有时会想，今后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有朝一日，世界或许可以没有男的，但不能没有女的，因为可以有人造精子，但没有子宫就不会有人类。现在可以预知女性生下来是男是女，将来有可能因为男的老打仗，就不要了。 人物周刊：你对当前极速发展的高科技怎么看？
阿多尼斯：首先我是支持的，我乐意看到科技的进步，无论进步到什么地步，这都表明了人类具有巨大的创造能力，我不害怕任何科技的进步，但我担心的是科技进步的目的是什么？是一切机械为人服务，还是人变成了机械的奴隶？这是我一直担心的问题。随着科技的发展，我希望人利用科技来为人类的进步和幸福谋福利，而不是有朝一日人自己也异化成了机械，甚至成了机械的奴隶。
人物周刊：你一直在世界各地旅行，旅行对你的诗歌有什么意义？
阿多尼斯：我很喜欢旅行，因为“旅行让身体的四肢连接起天际的四肢”，旅行意味着你去到不同空间，去了解那些空间中所隐含的秘密，这让你的人生和诗歌经验得到更新，也让你更了解自己之前的各种人际和社会关系等等，“真理总是与启程者同在”，总而言之，通过旅行让你了解更多未知的事物，也会激发你更多的求知欲，旅行是进一步了解世界和人的一种方式。更重要的是，你旅行去过很多国家，有些国家去了一次就没有再去的愿望，另一些国家，你每次去，都会产生更强烈的再去进一步接触这个国家的欲望，这就是为什么我一次又一次地来到中国，还想再来，每次都能了解到新的东西，而且让我产生更多了解它的愿望。
人物周刊：在早期诗集《大马士革的米赫亚尔》中你自比米赫亚尔，2017年你参照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样式完成新作《阿多尼亚特》，以阿多尼亚特之名写就诗歌体文化自传，说说你诗人的面具？你有多少个分身？
阿多尼斯：你问我有多少个面具？整个世界都是我的面具。你提问，我回答，你成了我的面具，但这种面具不是遮蔽，而是赋予人更多说话的勇气，也让人以更多不同的方式和可能性表达对世界的看法。比如我写诗时，以一位女子和以一位男子作为面具说出的话是不同的，借哲学家和借乞丐的面具说出的话也是不同的。不光是我，历史上伟大的文学家都擅用面具，比如莎士比亚作品中最富真理的那些话语，都是借疯子之口说出来的。疯子就是莎士比亚的面具。
举个例子，我两年前出版了一个诗剧《女人身体上撕裂的历史》，我借用了一个面具：亚伯拉罕之妾夏甲。亚伯拉罕原配是撒拉，夏甲是她的使女，撒拉生不出孩子，让夏甲生了孩子，但夏甲后来被抛弃了。我那本诗集以夏甲的口吻来表达我的批判和不满，你看，夏甲就是以一个女革命者形象出现的，我借这个面具表达对世界的认知，有英国剧作家正尝试把它编成一个现代音乐剧。
人物周刊：你一生的创作都在重新审视阿拉伯传统文化和诗歌，在此基础上建立阿拉伯新文化、新诗歌，你理想中的阿拉伯新文化是怎样的？
阿多尼斯：阿拉伯语里“理想”在前方，理想的新文化永远在前方，没有完美，完美的东西永远在你前方。说到阿拉伯文化，阿拉伯社会实现进步必须做到两点：第一，政教分离，把宗教视为纯粹的个人体验，个人有信仰任何宗教的自由，但作为国家、社会和政权跟宗教没有任何关系，既不代表宗教，也不代表教派。第二，所有阿拉伯人在各方面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国家应该实现法治，这些都是社会进步的基本要素，必须实现，阿拉伯文化才能发展。
人物周刊：我看近两年你的一些采访回答，感觉你对未来不太乐观，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还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阿多尼斯：我平时不太喜欢用悲观或乐观这种说法来形容自己，對我来说，悲观主义者可能认定人是无能的，这点我并不同意，乐观主义者对当前实际情况则缺乏一个实事求是的看法。我更主张人有一种现实意识，对这个世界和人有冷静的认识。在我看来，人在本能上既具有进步、创造的本能，但也有霸凌的本能，我希望人能够发挥追求进步的创造的本能，总体来说，我相信人作为世界的中心，作为对自己对世界负责的存在，他还是有能力让未来世界变得更美更丰富的，我自己作为人类的一员，我的一生，还有我的许多同道者也都在为这个目标努力。
人物周刊：“愤怒出诗人”，什么事会令你愤怒？耄耋之年，你还愤怒吗？
阿多尼斯：愤怒，但不恨。我不是有时愤怒，而是一直在愤怒，我首先是对自己愤怒。对一个诗人来说，真正有意义的愤怒，必须始于对自己愤怒，因为我无法实现我的许多梦想，为什么我做不到？我为之愤怒。如何处理或对抗这种愤怒？写诗。
（感谢薛庆国先生的现场翻译;实习记者杜莉华亦有贡献）
前行，增加大地的宽广。
——《风中的树叶》 最后一个短章
在世界诗坛享有盛誉的旅法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自2009年首部中文版诗选《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出版以来，赢得中国大批诗歌爱好者的青睐。2019年秋冬，阿多尼斯携他的首部中国题材长诗《桂花》，开启了第八次中国之行。
“桂花树，我要向你表白：你崇高而珍贵，普通又特殊，但又混杂于众树之间：这恰恰是你的可贵！”
11月3日下午，年近九秩的阿多尼斯现身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的“诗歌朗读交流会”，五百多名诗歌爱好者从全国各地赶来，从中小学生到退休老人，从都市白领到城镇商贩，人们聚精会神围坐现场，聆听这位阿拉伯大诗人的朗诵。当天恰逢“诗歌来到美术馆”活动七周年纪念日，分享会结束，民生美术馆馆长甘智漪推出精美的大蛋糕，邀请阿多尼斯来切，老人拿起半米长的小刀，瞪大眼睛开了个玩笑——“这件‘武器’让我有些紧张”。
“你看，我来自这样的地方：那里的人们在吞食着被炖烂的往昔和夹生的未来。每一个城市都是一只被屠宰的绵羊，每一个屠夫都声称自己是天使。只有蛀虫在克尽厥职。”
在阿多尼斯的诗作中，不只有“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的曼妙诗情，也有“我的焦虑是一束火花”的批判意识。在当今阿拉伯文化界，他是极少数堪称“多重批判者”的知识分子。他既批判专制、无能的政权，也指摘阿拉伯传统文化中的沉疴积弊，并揭露打着各种幌子谋取私利的西方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他对大众、人民也从不无原则地附和，在纷繁喧嚣的历史关头拒绝随波逐流。当“阿拉伯之春”运动方兴未艾之时，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许多叫喊着“阿拉伯之春”的人，正在“从刀剑、权力和金钱中觅取生活之道”。他对这场运动的质疑，曾引起阿拉伯世界和西方许多人的误解乃至谩骂。
“我和诗歌的关系让我感到幸福，但我和世界的关系是痛苦的，这种痛苦也反映在我的诗歌中。我愿意牺牲我和世界的关系来换取我和诗歌的关系。”
分享会现场，阿多尼斯调侃道，诗人太过颠沛流离，在阿拉伯没人愿意将女儿嫁给一个诗人。“但人们遇见诗歌，就像男女之间的爱情，火花何时燃起无法解释。可以肯定的是，倘若没有诗歌，我的人生就没有意义。”
阿多尼斯虽然常年生活在法国，但他颇受阿拉伯文化传统中对中国正面、友好的集体想象的影响。此前几次圆满的访华经历，也加深了他对中国的友好感情。长诗《桂花》由50首相对独立的诗作构成，记述了阿多尼斯2018年9、10月间的中国之行，尤其是皖南和黄山之行的印象、感受和思考。在黄山，他看到“怀孕的自然”和“长有翅膀的石头”，听到 “孔子之铃的余音”和“宇宙的呐喊”，在他笔下，“每一个词语，都长出一簇有声的花儿。”阿多尼斯对中国自然、文化和友人的深情厚谊在诗中溢于言表。
1980年，阿多尼斯以黎巴嫩作家的身份首次到访中国，撰写了两篇文章，记述他对当时的中国的印象，记忆中那是“一个沉闷、封闭、伤感的中国”。三十多年后，他眼里的中国，“不是线条的纵横，而是光的迸发”;他心中的中国女性，是“云翳的队列，被形式的雷霆环绕，由意义的闪电引导”。
逗留上海期间，阿多尼斯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他穿考究的灰格呢西装，颈项上系一条红围巾，满头蜷曲的银发给人以躍动的印象。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锐敏地审视着这个世界，他像儿童一样感受，像青年一样爱恋，勇敢而自由地分享。采访临近尾声，阿多尼斯狡黠地笑笑，留了个悬念——“中国在我心目中还有更加具体更加私密的一种情感，我还没动笔开始写呢！我对中国的女性有种独特感受，也许今后会写关于中国女性的组诗。”
我的诗歌不是一两条线，而是一个网络
人物周刊：去年10月你登游了黄山，这次在民生美术馆朗诵诗作，你选的第一首就是《我和黄山在傍晚的对话》，诗中反复写到“阴影”这个词，你还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影子不跟我们相似，而是我们跟影子相似？”说说这个隐喻？
阿多尼斯：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涉及到一个世界观、哲学观的问题。一个东西和它的影子是什么关系？应该是影子从属于事物。为什么我们跟我们的影子相似，跟一种从属物相似？为什么我们是从属于别人的？跟影子相比，事物的本源更重要，因为影子是虚无的东西，为什么我们像这种虚无缥缈附庸于别人的东西，它有批判意味。
人物周刊：同样在这首诗中，你建议阿拉伯人重新审视“登高”的含义，对于登高这一行为，你有何特别感受？
阿多尼斯：阿拉伯很多人认为最高境界的登高就是升天，但在我看来有比这更伟大的攀登，正如我在诗中所写的：“我建议：天空应该去探望大地，尤其是阿拉伯的大地。可是，那是一块无所事事、只会空谈的土地。”可能因为我是个阿拉伯人，我们位于东西方交汇之处，从地理和文化上来说，这种交汇非常复杂。作为今天生活在阿拉伯世界的一个人，又与古代和未来有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我们阿拉伯的传统文化是一元的，我曾在诗里写道：“你满脑子想着拥有天上的乐园，就不可能同时拥有大地的诗篇。”从我思想成熟开始，就拒绝这种一元论，甚至拒绝二元论，我主张多元论，我的诗歌不是一条线或两条线，而是一个网络，所以看待事物时，我不仅看到东方，还看到了西方，不仅看到天空，也看到大地，我的视野更开阔。我的理解是要把大地转变成天堂，建设大地，而不是建设虚幻的东西，此外，人在精神上不断完善自己，这才是真正的登高。
人物周刊：提及登山，我们中国人有句古话，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不知你听说过吗？对于山和水，你个人有何偏好？ 阿多尼斯：山和水恐怕是一个两难选择，因为离了水的山没有意义，离了山的水也不美了，通常我选择一样东西，意味着它是更好的，但在我看来选择可能往往带来一种贫乏，它抹去了事物本身的这种矛盾和辩证。比如说有人问你更喜欢白天还是黑夜，在我看来，有时候黑夜比一切白昼都更明亮，有时候白昼比一些黑夜都更黑暗。又比如说，在叙利亚内战时期，有人问我，你选择叙利亚政权还是反对派？我两者都不选，对我来说这两者都是坟墓。
人物周刊：《我和黄山在傍晚的对话》这首诗作末尾，你最后发问：“我的故友只喜欢他的类似物。黄山，请告诉我：在这样的苦难中，人如何能够生活？”
阿多尼斯：苦难是什么？正如前一句所谈到的，“我的故友只喜欢他的类似物”，这里的苦难指的是雷同，在我看来，机器跟机器都不应该是一样的，更何况人？最大的苦难就是人的独特性被扼杀了。
人物周刊：你曾说，“这是一个糟心的时代，它的脸上长满疙瘩。”面对苦难和这个“糟心的时代”，你觉得人应该如何应对？
阿多尼斯：人的核心意义是什么？我认为人应该改变时代，使这个时代无论多么现代化，都更具有人性、更具有人道。只有通过爱才能让你更完善。在我看来，爱集欢乐和忧伤于一体，一个人快乐到极致可能会哭泣，爱就是这样的瞬间，欢乐往往是短暂的，忧伤是长驻的。爱，并不意味着一种治病的良药，而是不断冒险、不断追求。爱会让你痛哭，让你伤心，但爱也会让你快乐，让你感到幸福。
在我看来，女人更具有革命性
人物周刊：我们都听说过你的传奇经历：13岁时梦到自己给总统读诗，对总统说想进学校学习，后来美梦成真，终于进了学堂。人们说，诗人有预见未来的能力，你怎么看？你最近做的最奇异的梦是什么？
阿多尼斯：我不认为自己有预见未来的能力，如果说能比别人更早地意识到某些问题，这个是有可能的。我很少做梦，我的实际生活就是一场不断持续的梦，因为我老是怀疑自己是不是在梦中，我就没有再去做梦中的梦了，也可以说我13岁那个梦到现在都没中断过。
人物周刊：在你那首诗作《祖国》中，有一句“为那像云彩一样绿色地死去/脸上还张着风帆的父亲”，阿拉伯世界认为绿色是吉祥的颜色，这背后有何寓意？
阿多尼斯：绿色确实是阿拉伯人喜欢的吉祥色，我父亲离世时可以说没有受太多折磨，这里“绿色地死去”也许有一层吉祥的意味，另一方面，我认为父亲应该活更长时间，但他没有活更长，离世时正值壮年，就像春天一样“绿色地死去”。
人物周刊：你曾说过，“红色是代表生命的颜色”，我发现你特别喜欢戴红围巾，红色是你最喜欢的颜色吗？
阿多尼斯：哦，如果一定要让我说喜欢什么颜色，可能是黑色（用力地指指地面），因为黑色是万物的本源，所以，当我说我喜欢黑色时，实际上也指我喜欢一切颜色。戴红围巾是因为我戴了黑帽子，有时我觉得要跟原来的老相好黑色角斗，表达下我对红色的热爱。我一直戴帽子，哪怕再年轻些的时候，我老觉得身体别处不怕冷，但我的脑袋怕冷，上了岁数以后，我觉得必须要戴个帽子，否则脑袋会着凉。
人物周刊：你刚刚提到了父亲，可否也介绍下你的母亲，她是怎样一位女性？她对你的艺术创作有何影响？
阿多尼斯：我的母親名叫哈斯奈·里雅希，2014年去世，她活了107岁。她和我父亲不一样，父亲教我读《古兰经》等等，我的母亲是文盲，不会读写，但她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母亲在我眼里就是自然的缩影，我现在回忆母亲，就联想起山、水、森林和星辰。她很少说话，但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她的眼神，在我看来，父亲教授我文化，母亲则是自然的一部分，她在我的心目中就是一道光亮。
人物周刊：我发现你经常引用苏非派大师伊本·阿拉比的名言：“一切没有阴柔之气的地方都不值得留恋。”阴柔之气关乎女性气息，你似乎是一名女性主义者？
阿多尼斯：这个问题我有两方面的思考。首先，我反对父权文化，父权文化中几乎都有共同说法，认为女性是万恶之源，是原罪，我彻底反对这样的宗教文化传统，这种观念是对世界的歪曲。如果说女性的子宫是万恶之源，怎么会生下先知和圣人？所以这种观点我是完全拒绝的。再谈一下我对世界的认知，世界由男女构成，男女是完全平等的，有人说男的某些方面比女的强，但这跟一些男的比另一些男的强、一些女的比另一些女的强一样，不能就此认为男的就比女的强，女的应该成为男的附庸或处于从属地位。男女共同构成了世界的本源，所以，我强调女性，是对父权主义或男女不平等的反驳。
人物周刊：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妇女以铁的手腕维持着世界的秩序，男人以狂热鲁莽的行动闯荡世界推动历史，你怎么看两性的历史作用？
阿多尼斯：我觉得他这样说不对，因为这好像是说妇女只会维持秩序，不具备革命性似的，但历史上多少伟大的革命妇女证明了这个话是不对的。相反，我感觉男性可能更反对革命，更主张维持现有秩序。在我看来，可能女人本性上更具有革命性。首先，女性，无论东西方，在传统中都受男权文化的压抑，所以她一直在冲破主流文化，更具备革命性。第二，母亲和孩子的关系比父亲和孩子的关系更紧密，为了给孩子找到一个更好的未来，她可能对现状更不满，更要去努力创造未来，这就意味着革命。我有时会想，今后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有朝一日，世界或许可以没有男的，但不能没有女的，因为可以有人造精子，但没有子宫就不会有人类。现在可以预知女性生下来是男是女，将来有可能因为男的老打仗，就不要了。 人物周刊：你对当前极速发展的高科技怎么看？
阿多尼斯：首先我是支持的，我乐意看到科技的进步，无论进步到什么地步，这都表明了人类具有巨大的创造能力，我不害怕任何科技的进步，但我担心的是科技进步的目的是什么？是一切机械为人服务，还是人变成了机械的奴隶？这是我一直担心的问题。随着科技的发展，我希望人利用科技来为人类的进步和幸福谋福利，而不是有朝一日人自己也异化成了机械，甚至成了机械的奴隶。
莎士比亚最富真理的话语，都借疯子之口说出
人物周刊：你一直在世界各地旅行，旅行对你的诗歌有什么意义？
阿多尼斯：我很喜欢旅行，因为“旅行让身体的四肢连接起天际的四肢”，旅行意味着你去到不同空间，去了解那些空间中所隐含的秘密，这让你的人生和诗歌经验得到更新，也让你更了解自己之前的各种人际和社会关系等等，“真理总是与启程者同在”，总而言之，通过旅行让你了解更多未知的事物，也会激发你更多的求知欲，旅行是进一步了解世界和人的一种方式。更重要的是，你旅行去过很多国家，有些国家去了一次就没有再去的愿望，另一些国家，你每次去，都会产生更强烈的再去进一步接触这个国家的欲望，这就是为什么我一次又一次地来到中国，还想再来，每次都能了解到新的东西，而且让我产生更多了解它的愿望。
人物周刊：在早期诗集《大马士革的米赫亚尔》中你自比米赫亚尔，2017年你参照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样式完成新作《阿多尼亚特》，以阿多尼亚特之名写就诗歌体文化自传，说说你诗人的面具？你有多少个分身？
阿多尼斯：你问我有多少个面具？整个世界都是我的面具。你提问，我回答，你成了我的面具，但这种面具不是遮蔽，而是赋予人更多说话的勇气，也让人以更多不同的方式和可能性表达对世界的看法。比如我写诗时，以一位女子和以一位男子作为面具说出的话是不同的，借哲学家和借乞丐的面具说出的话也是不同的。不光是我，历史上伟大的文学家都擅用面具，比如莎士比亚作品中最富真理的那些话语，都是借疯子之口说出来的。疯子就是莎士比亚的面具。
举个例子，我两年前出版了一个诗剧《女人身体上撕裂的历史》，我借用了一个面具：亚伯拉罕之妾夏甲。亚伯拉罕原配是撒拉，夏甲是她的使女，撒拉生不出孩子，让夏甲生了孩子，但夏甲后来被抛弃了。我那本诗集以夏甲的口吻来表达我的批判和不满，你看，夏甲就是以一个女革命者形象出现的，我借这个面具表达对世界的认知，有英国剧作家正尝试把它编成一个现代音乐剧。
人物周刊：你一生的创作都在重新审视阿拉伯传统文化和诗歌，在此基础上建立阿拉伯新文化、新诗歌，你理想中的阿拉伯新文化是怎样的？
阿多尼斯：阿拉伯语里“理想”在前方，理想的新文化永远在前方，没有完美，完美的东西永远在你前方。说到阿拉伯文化，阿拉伯社会实现进步必须做到两点：第一，政教分离，把宗教视为纯粹的个人体验，个人有信仰任何宗教的自由，但作为国家、社会和政权跟宗教没有任何关系，既不代表宗教，也不代表教派。第二，所有阿拉伯人在各方面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国家应该实现法治，这些都是社会进步的基本要素，必须实现，阿拉伯文化才能发展。
人物周刊：我看近两年你的一些采访回答，感觉你对未来不太乐观，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还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阿多尼斯：我平时不太喜欢用悲观或乐观这种说法来形容自己，對我来说，悲观主义者可能认定人是无能的，这点我并不同意，乐观主义者对当前实际情况则缺乏一个实事求是的看法。我更主张人有一种现实意识，对这个世界和人有冷静的认识。在我看来，人在本能上既具有进步、创造的本能，但也有霸凌的本能，我希望人能够发挥追求进步的创造的本能，总体来说，我相信人作为世界的中心，作为对自己对世界负责的存在，他还是有能力让未来世界变得更美更丰富的，我自己作为人类的一员，我的一生，还有我的许多同道者也都在为这个目标努力。
人物周刊：“愤怒出诗人”，什么事会令你愤怒？耄耋之年，你还愤怒吗？
阿多尼斯：愤怒，但不恨。我不是有时愤怒，而是一直在愤怒，我首先是对自己愤怒。对一个诗人来说，真正有意义的愤怒，必须始于对自己愤怒，因为我无法实现我的许多梦想，为什么我做不到？我为之愤怒。如何处理或对抗这种愤怒？写诗。
（感谢薛庆国先生的现场翻译;实习记者杜莉华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