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会议后来被反复提及——时间是1949年5月10日，地点是丹阳城南的大王庙，在会上作入城纪律报告的，是三野司令员兼政委陈毅。
　　在讲话中，陈毅提出，“我们野战军的‘野’，在城市不能‘野’的”，“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前奏，是见面礼”。有到会者记得，陈毅在讲到“在城市不能‘野’”时，非常激动，连军帽都甩到了台上。
　　往字里行间去读，便会发现：当时关切的问题是再明确不过的：进上海以后怎么办？

入城纪律规定得越来越细

　　进城市以后怎么办？这道考题，是毛泽东布置给全党的。
　　从1948年1月起，到七届二中全会明确提出“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前，中共中央关于城市接收总体方针的指示电数量，达到了至少34份。1948年2月，毛泽东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对于自己占领的城市，凡有人口五万以上者，逐一做出简明扼要的工作总结”。可以说，从这个时候起，“进城以后怎么办”就成了中央“布置”给前方的必答题。
　　随着解放军的推进，在中央指示电中，“纪律”二字的分量越来越重，各部队列出的入城纪律规定也越来越详细。在1948年的西柏坡九月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1948年12月22日，中央军委以当时东北野战军的名义，公布“约法八章”。六天后，北平市军管会发出的《关于做好入城准备工作通告》附件中，规定了“入城纪律十四条”。当时进驻德胜门的警备部队，入夜挤在老百姓家的门道里屋檐下，天寒地冻，却只靠一条棉被一件大衣过夜。北平市民为解放军总结了四大优点：“一不吵闹，二不乱跑，三不进民房，四在晚上站岗不吓唬老百姓。”

　　也许，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三野某支部队行军间隙留下的画面，虽然时间久远，但人们却可以看到，《入城守则和纪律》的画片正挂在战士的背包后……
　　5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关于城市纪律的指示》，此时解放上海的战火已经燃起。中国，乃至世界都在静待这支军队如何用行动作答“进入上海以后怎么办”。
　　（王殿芝荐自七一网/《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