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加强军队党的建设，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日前，中央军委印发《传承红色基因实施纲要》指出：红色基因是我党我军性质宗旨本色的集中体现，必须一代代传下去。红色，是共产党人的底色，也是人民军队的本色；基因，决定生命的构造。两个词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人民军队独树一帜的精神内核和非凡特质——红色基因。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军魂

　　军队归谁领导、听谁指挥，是军队建设的根本问题。在人民军队出现之前，我国历朝历代的军队无不体现私有特质。经历大革命风暴洗礼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党对军队的领导权，是党和人民的一种生存权、发展权。党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就必须拥有和牢牢掌握军队；人民军队要坚持无产阶级性质，就必须时刻听从党的指挥。毛泽东曾深刻指出：党指挥枪，而绝不容许枪指挥党。共产党人要争党的兵权，而不是个人的兵权。
　　中国共产党在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后，就开始了党对军队领导原则的理论创造和实践探索。南昌起义时，党在起义部队中设立前敌委员会，军、师设党委和党代表，团设党的支部。1927年9、10月间，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在进军井冈山途中进行三湾改编，确立在营、团建立党委，连队建立党支部，班、排设党小组，连以上各级设党代表。后来，毛泽东在总结井冈山斗争经验时指出：“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几乎与此同时，朱德、陈毅等人也在进行党领导军队的不懈探索。1927年10月下旬，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受挫后，余部转战至赣南安远县天心圩。当时部队仅剩千余人，四面受敌，孤立无援，濒临溃散。关键时刻，朱德在陈毅等人的支持下进行整顿，统一思想认识，振奮革命精神。月底，部队来到大庾地区，整编部队，整顿党团组织，成立党支部，重新登记党、团员，加强党在基层的工作。天心圩整顿、大庾整编，以及随后的上堡整训，合称“赣南三整”，对建设一支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进行了宝贵探索。
　　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强调红军必须完全地置于党的领导之下，一切活动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而实现了军权由个人掌控向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飞跃，在根本上保证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军魂由此铸就定型。正是在这个生存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上坚定不移，红军才能历经艰险而无往不胜。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军队的职责使命虽发生转变和拓展，但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军队各项建设的首位，听党指挥的信念更加坚定，军魂意识更加牢固。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军宗旨

　　军队宗旨是指建设军队干什么，为谁服务。这是由军队的性质决定的，同时又是军队性质的集中体现。一支军队在人民心中拥有多大分量取决于这支军队对待人民的立场和态度。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军的根本宗旨、初心所在，也是我军的力量之源、生命所系。
　　“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深情讲述，让“半条被子”的故事穿越历史时空，尽显历久弥新的魅力。一条棉被，剪成两半，永不放弃，永远相连，记录着红军战士与老百姓的亲密感情，象征着人民军队与广大群众须臾不可分离的鱼水深情。一部红军长征史，同时是一部反映军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万里转战史；一部人民军队史，同时是一部见证军民血脉相连、生死相依的鱼水情深史。
　　子弟兵爱人民，是天然的，因为这是我军的宗旨。为了掩护群众安全转移，当年狼牙山五壮士与日寇周旋到最后一刻，纵身跳下悬崖绝壁；刘老庄八十二勇士阻击牵制日军10多个小时，全部壮烈牺牲。宁可自己丢掉性命，也要保护百姓安全，这是人民军队永恒的信念与坚守。即使在物质匮乏、战斗频繁、环境恶劣的困境下，全军官兵仍始终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真正维护群众利益。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刘伯承、邓小平为部队“约法三章”：以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掠夺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
　　人民军队为人民，又是必然的，因为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无论是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战争，还是建国后历次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广大人民群众无不全力以赴掀起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的热潮，留下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淮海战役，我军能用“小米加步枪”打败美式装备的国民党钢铁大军，取得60万完胜80万的奇迹，与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分不开。这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粮食和物资消耗远超一般战役。以粮食为例，战役发起时每天需要原粮300万斤，随着战役推进增加到近400万斤。这么多粮食都是后方人民节衣缩食、踊跃支援的。他们宁肯自己吃糠咽菜，也要把节省下来的粮食运往前线。整个战役中，前后方共出动民工约543万人，平均每名解放军战士身后有9名支前民工。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曾动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

　　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关乎事业成败。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永远是革命军人的政治灵魂。正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新中国、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无数革命军人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浇灌出理想信念之花。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日联军纵横驰骋于白山黑水间，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并拖住数十万日军精锐不能南下入关，有力地支持了全国抗战。据日本陆军省公布的数字，这一时期关东军的伤亡人数为178200人，相当于近8个日军甲种师团的总兵力。日本侵略者惊呼“三江省已变成共党乐土！”为巩固其侵华战争的后方基地，日军自1938年起向东北大量增兵，关东军由20万猛增至40万人，同时推行“满洲国三年治安肃正计划”，强迫民众“归屯并户”，建立“集团部落”，实行“十家连坐”的保甲制，在抗联经常活动的山区修筑“战备道”，制造无人区，断绝抗联的补给来源，把抗联逼入“无房可住、无衣可穿、无粮可吃”的绝境中。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由此进入最为艰难的时刻，抗联为之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 　　面对日军残酷的“讨伐”，革命信念坚如磐石的抗联将士没有被吓倒。他们以野草充饥，同风雪抗争，与敌苦苦周旋，顽强战斗，不畏牺牲，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1938年9月下旬的一天，活动于吉东深山密林中的抗联第二路军总司令周保中在日记中写道：“是晚之时在小溪谷露营，乘马饿毙者十余匹；昨今两日无食，冻饿交加”；1940年冬，中共南满省委书记、抗联第一路军副总司令魏拯民在漫天大雪的二道河子密营中给党中央写下了一封信：“我们现在的处境十分艰难，身边的战友已经相继牺牲……尽管敌人现在正向我们疯狂进攻，尽管密营已是粮尽弹绝，但我们仍然以百折不挠的精神打击敌人，我相信我们会愈打愈强。”此时的魏拯民已重病瘫痪在床，身边只有6名战士。他们以草根、树皮为食，靠着坚定的革命信念一直坚持到第二年春天。1941年3月8日，32岁的魏拯民病饿而死。临终前，他把信交给战士们，并下了最后一道命令：一定要坚持活下去，把信转送出去！遗憾的是，几个月后，日军讨伐队找到这个密营，6名战士全部战死。解放后人们在整理日伪档案时发现这封信，才揭开这段不为人知的悲壮故事。
　　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长期实践中，人民军队逐步形成和确立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成为在战争力量敌强我弱、武器装备敌优我劣的不利形势下，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例如，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赣南闽西苏区，粉碎国民党军“进剿” “会剿”的作战中，形成“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红军游击战原则十六字诀；在中央红军反“围剿”斗争中，形成积极防御，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一系列作战方针和原则；在抗日战争中形成持久战、敌后游击战、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等；在解放战争中形成“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 “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 “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等十大军事原则；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形成“零敲牛皮糖” “蘑菇战术” “冷枪冷炮运动”等。
　　发生在长征中的四渡赤水充分彰显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从1935年1月19日红军离开遵义北上至5月9日胜利渡过金沙江为止的72天，3万多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兵不厌诈，声东击西，调虎离山，避实就虚，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把国民党军对红军战略上的优势转为红军对国民党军战役战斗上的优势，变封锁为反封锁、防御为进攻，化不利为有利、被动为主动，最终粉碎了蒋介石在川滇黔边围歼红军的计划，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成为红军战略转移中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一直被红军牵着鼻子走的蔣介石恼羞成怒，训斥部下：“我们有这么多军队来围剿，却任他东逃西窜，好像和我们军队玩耍一般，这实在是我们最可耻的事情！”就连在遵义会议上交出指挥权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也心悦诚服地表示：“渡过金沙江以后，在战略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比较有利的局势。”1960年5月27日，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华时，曾对毛泽东说：“您指挥的三大战役，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毛泽东却出人意料地回答：“三大战役没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

　　人无精神不立，军无精神不胜，国无精神不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从旧世界冲杀出一条血路的新型军队，诞生于武装斗争中、成长在浴血奋战里，是一支“遇强敌而勇过、临险阻而志坚”的英勇善战之师。这支军队的战旗弹洞累累，写满了无名烈士的英名；这支军队的武器装备总是落后于对手，却鲜有败绩；这支军队精神弥坚，从高级将领到普通士兵都敢于刺刀见红，不畏牺牲，不曾惧怕任何强大的敌人；这支军队令人敬畏，蒙哥马利告诫全世界军人：“只有傻瓜，才会在地面上跟中国军队交手！”
　　据不完全统计：战争年代，我党我军先后有2000多万革命先烈献出宝贵生命。仅四年解放战争中，人民军队就牺牲26万余人，负伤104万余人。从一个特殊的视角可以窥探人民军队的战斗精神是如何铸就的——我军可能是古今中外军队中，高级将领受伤最多的一支铁血之师。十大元帅有7位受过伤，十位大将累计战伤37处，最多的是徐海东，负伤9次战伤20余处。位列十大将之首的粟裕曾6次负伤，最严重的一次是1930年水南战斗中，头部被迫击炮弹弹片击中，治疗了3个多月后才归队，但从此落下了时常头痛的毛病。每当工作劳累或战事紧张时，粟裕就会头痛得要命。战争年代，由于我军的医疗条件非常简陋，一直也没能查明病因。解放后，医生检查发现粟裕的头骨里竟有弹片，这就是折磨他多年的头痛病的罪魁祸首。直到此时，粟裕才想起那是水南战斗头部负伤时留下的。但由于时间太久，弹片早已深深地嵌入骨头里，无法取出。1984年2月5日，粟裕在北京去世。遗体火化后，亲属们才从骨灰中把弹片取了出来。在1600多名开国将帅中，还有一批因战伤而断臂断腿、终身残疾的将军。他们是彭绍辉上将、贺炳炎上将、余秋里中将等九位断臂将军，还有钟赤兵中将、谢良少将两位独腿将军。曾有记者采访开国少将徐其孝，问他身上究竟有多少弹创。他说自己也不清楚，就把前襟一撩说：“你数数看，就这里，起码30多个。但是，我可以自豪地告诉你，我都是在前面负伤的，如果在背后负伤，那我肯定是逃兵！”说完此言，老将军笑声朗朗，豪气冲天。
　　对于人民军队的战斗精神，毛泽东曾有两句十分经典的话：“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 “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支连死都不怕的军队，还有什么可以畏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