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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中国，说曼德拉是“中国人最耳熟能详的南非人名”恐毫不夸张。但曼德拉在中国的独享大名，却不过是近20多年的事。曼德拉之认识中国，与中国之认识曼德拉，都有个漫长的过程。
第一阶段：落花真有意？流水总无情
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很早就开始经营非洲，并成为非洲反殖民运动最热心的支持者之一。对于南非这个特殊的非洲大国，中国的关注是极早的。目前能找到的中国领导人关于南非的最早一则互动文献，是1952年1月19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致南非印度人大会会议联合书记加查里亚和密丝特里的，关于“代表中国人民完全支持南非的非白色人民反对种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与争取基本权利的正义斗争”的信函，此时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过两年多。
此时曼德拉已开始积极投身反种族隔离运动和泛非主义运动，并阅读了一些“有关共产主义的书”。他唯一的自传《漫漫自由路》称他阅读过《红星照耀中国》，并从中“看到了毛泽东的决心，和他非传统思想方法所取得的胜利”。
从这点上看，曼德拉汲取了毛泽东著作中的某些元素，但仅限于《红星照耀中国》等粗浅、有限的版本，今天国内某些人，将曼德拉称为“资深毛粉”，显系夸大其词。
而在中国方面，尽管和南非反种族歧视团体接触和交往很早，但很长时间内非国大都远不是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当年汗牛充栋的《读报手册》、《各国概况》，前者对非国大只字不提，仅谈及“南非广大黑人的英勇斗争”，后者也仅将非国大混在一系列“群众斗争组织”中一笔带过，二者均未提及曼德拉的名字。
从目前寻找到的资料看，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非洲人较熟悉的中国老一代领导人，也绝少提及曼德拉，这和当时动辄上《人民日报》和《新闻简报》的黑非洲各国领导人、斗争领袖名字相比，着实“关系太一般”。
究其原因，恐与南非和中国在这一时期官方联系几乎为零，而曼德拉又于1962年早早入狱有关。与此同时，反殖独立运动却在非洲其它角落如火如荼，许多国家纷纷独立，不少独立后的国家政局又动荡不已，这些无疑都更为中国关注。此外，曼德拉的“剥削家庭”出身，以及他未明确表现出“背叛出身阶级”的“革命觉悟”，恐也未必合当时中国官方的胃口。
第二阶段：逐渐熟悉的名字
上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国际视野逐渐拓展，南非非国大的斗争逐渐成为《新闻联播》和各报刊国际版时常出现的话题，“释放曼德拉”这一“斗争主线”自然也顺理成章地被屡屡提及。曼德拉也就逐渐成了中国传媒常常挂念的外国名人。当时有此待遇的，还有西哈努克亲王、阿拉法特、铁托等几位。相比起来中国人对曼德拉的印象，恐怕是最模糊的。
然而这一阶段，国内传媒所塑造的曼德拉，还是勇于和种族隔离政权斗争的战士形象，并辅以黑人斗争、遇害和葬礼场面，给人的感觉，是曼德拉仍然奉行暴力斗争的路线。事实上此时的曼德拉在狱中经过反思，已和同在狱中的战友们重新制订了以和平、自由为主要诉求，追求各种族在“新南非”同一片天空下共存的“彩虹国”理念，并逐渐为世人所了解。
第三阶段：光辉岁月的彷徨
1985年以后，南非白人当局对曼德拉的管制逐步放松，国人逐渐了解了更多曼德拉的最新思想和斗争目标，此时娱乐文化的兴盛，也帮了曼德拉的大忙。
1987年，荷兰球星古力特获得世界足球先生，这位曼德拉的拥护者在金球上刻上了曼德拉的名字；1990年，Beyond乐队发行了献给曼德拉的歌曲《光辉岁月》，轰动整个华人乐坛，原本苍白的曼德拉形象，也在歌声中逐渐变得血肉丰满。“老革命”的“旧版”形象，也就此让位于“和平、非暴力、种族大和谐”的崭新“彩虹”形象，也让他在很短时间内，从“老朋友”中的边缘分子，一跃而成中国人中最知名的南非人。
1990年2月11日曼德拉获释，3年后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94年5月9日，他当选“新南非”第一任总统，成为该国历史上首位有色人种总统......这一系列事件完美成就了曼德拉新形象的塑造。
2010年7月，当世界杯闭幕式在南非举行，久违的曼德拉出现在体育场看台上之际，在场和全球电视机前的无数观众，都感动得热泪盈眶。此时此刻，曼德拉的公众形象，已悄然升华到新的高度。
然而在这一阶段，中国官方的“曼德拉声音”一度陷入彷徨，时而热烈亲切，时而顾左右而言他。这和曼德拉在台海两岸间的摇摆有关。
或许是由于闭塞了27年之久，曼德拉对当时台海两岸的“外交战”完全不能理解，执着于“双承认”。1992年10月他访问了北京，获得中方1000万美元援助，次年7月却又去了台北，台北方面给出的援助，是耐人寻味的1100万美元。
已是古稀老人的曼德拉恪守“道德原则”，认为“刚拿了人家的钱就断交不仗义”，且仍对“双重建交”抱有一线幻想，这显然对中国官方对曼德拉的“定性”构成了很大难题。
僵局一直持续到1996年底才打破：由于1997年7月1日香港将回归中国，届时倘中国和南非仍未建交，地位重要的南非驻香港总领馆就不得不关闭，曼德拉经过“长考”，宣布“不晚于1998年1月1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在双方的相互谅解下，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后，南非驻港总领馆并未关闭，当年12月28日，中国外长钱其琛访问南非，12月30日双方共同签署了建交联合公报和谅解备忘录。
1997年对曼德拉是个意义重大的年份，这一年他开始交权，并宣布不再谋求连任，南非开始逐渐进入“后曼德拉时代”。但卸任后的曼德拉却在中国官方外交舞台上“密集演出”，留下了宽广的人脉：1999年2月，胡锦涛副主席访问南非并拜会曼德拉；同年5月，曼德拉访华并会见江泽民主席；2000年4月，江泽民主席访问南非，并会见了前一年卸任的曼德拉。此后，尽管隐居的曼德拉扬言“不喜欢接电话”，却仍多次和中国领导人通话、交谈。
如今，曼德拉波澜壮阔的一生行将掩卷，他和中国的渊源却仍引人入胜：在非洲乃至世界范围内，他是为数不多的得到官方与民间，以及不同派别的中国人普遍认同、赞赏的政治家，并拥有文体明星般的号召力和知名度——而这一切，却是在“起跑落后”的背景下，仅用了20多年时间便悄然完成的。
第一阶段：落花真有意？流水总无情
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很早就开始经营非洲，并成为非洲反殖民运动最热心的支持者之一。对于南非这个特殊的非洲大国，中国的关注是极早的。目前能找到的中国领导人关于南非的最早一则互动文献，是1952年1月19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致南非印度人大会会议联合书记加查里亚和密丝特里的，关于“代表中国人民完全支持南非的非白色人民反对种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与争取基本权利的正义斗争”的信函，此时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过两年多。
此时曼德拉已开始积极投身反种族隔离运动和泛非主义运动，并阅读了一些“有关共产主义的书”。他唯一的自传《漫漫自由路》称他阅读过《红星照耀中国》，并从中“看到了毛泽东的决心，和他非传统思想方法所取得的胜利”。
从这点上看，曼德拉汲取了毛泽东著作中的某些元素，但仅限于《红星照耀中国》等粗浅、有限的版本，今天国内某些人，将曼德拉称为“资深毛粉”，显系夸大其词。
而在中国方面，尽管和南非反种族歧视团体接触和交往很早，但很长时间内非国大都远不是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当年汗牛充栋的《读报手册》、《各国概况》，前者对非国大只字不提，仅谈及“南非广大黑人的英勇斗争”，后者也仅将非国大混在一系列“群众斗争组织”中一笔带过，二者均未提及曼德拉的名字。
从目前寻找到的资料看，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非洲人较熟悉的中国老一代领导人，也绝少提及曼德拉，这和当时动辄上《人民日报》和《新闻简报》的黑非洲各国领导人、斗争领袖名字相比，着实“关系太一般”。
究其原因，恐与南非和中国在这一时期官方联系几乎为零，而曼德拉又于1962年早早入狱有关。与此同时，反殖独立运动却在非洲其它角落如火如荼，许多国家纷纷独立，不少独立后的国家政局又动荡不已，这些无疑都更为中国关注。此外，曼德拉的“剥削家庭”出身，以及他未明确表现出“背叛出身阶级”的“革命觉悟”，恐也未必合当时中国官方的胃口。
第二阶段：逐渐熟悉的名字
上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国际视野逐渐拓展，南非非国大的斗争逐渐成为《新闻联播》和各报刊国际版时常出现的话题，“释放曼德拉”这一“斗争主线”自然也顺理成章地被屡屡提及。曼德拉也就逐渐成了中国传媒常常挂念的外国名人。当时有此待遇的，还有西哈努克亲王、阿拉法特、铁托等几位。相比起来中国人对曼德拉的印象，恐怕是最模糊的。
然而这一阶段，国内传媒所塑造的曼德拉，还是勇于和种族隔离政权斗争的战士形象，并辅以黑人斗争、遇害和葬礼场面，给人的感觉，是曼德拉仍然奉行暴力斗争的路线。事实上此时的曼德拉在狱中经过反思，已和同在狱中的战友们重新制订了以和平、自由为主要诉求，追求各种族在“新南非”同一片天空下共存的“彩虹国”理念，并逐渐为世人所了解。
第三阶段：光辉岁月的彷徨
1985年以后，南非白人当局对曼德拉的管制逐步放松，国人逐渐了解了更多曼德拉的最新思想和斗争目标，此时娱乐文化的兴盛，也帮了曼德拉的大忙。
1987年，荷兰球星古力特获得世界足球先生，这位曼德拉的拥护者在金球上刻上了曼德拉的名字；1990年，Beyond乐队发行了献给曼德拉的歌曲《光辉岁月》，轰动整个华人乐坛，原本苍白的曼德拉形象，也在歌声中逐渐变得血肉丰满。“老革命”的“旧版”形象，也就此让位于“和平、非暴力、种族大和谐”的崭新“彩虹”形象，也让他在很短时间内，从“老朋友”中的边缘分子，一跃而成中国人中最知名的南非人。
1990年2月11日曼德拉获释，3年后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94年5月9日，他当选“新南非”第一任总统，成为该国历史上首位有色人种总统......这一系列事件完美成就了曼德拉新形象的塑造。
2010年7月，当世界杯闭幕式在南非举行，久违的曼德拉出现在体育场看台上之际，在场和全球电视机前的无数观众，都感动得热泪盈眶。此时此刻，曼德拉的公众形象，已悄然升华到新的高度。
然而在这一阶段，中国官方的“曼德拉声音”一度陷入彷徨，时而热烈亲切，时而顾左右而言他。这和曼德拉在台海两岸间的摇摆有关。
或许是由于闭塞了27年之久，曼德拉对当时台海两岸的“外交战”完全不能理解，执着于“双承认”。1992年10月他访问了北京，获得中方1000万美元援助，次年7月却又去了台北，台北方面给出的援助，是耐人寻味的1100万美元。
已是古稀老人的曼德拉恪守“道德原则”，认为“刚拿了人家的钱就断交不仗义”，且仍对“双重建交”抱有一线幻想，这显然对中国官方对曼德拉的“定性”构成了很大难题。
僵局一直持续到1996年底才打破：由于1997年7月1日香港将回归中国，届时倘中国和南非仍未建交，地位重要的南非驻香港总领馆就不得不关闭，曼德拉经过“长考”，宣布“不晚于1998年1月1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在双方的相互谅解下，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后，南非驻港总领馆并未关闭，当年12月28日，中国外长钱其琛访问南非，12月30日双方共同签署了建交联合公报和谅解备忘录。
1997年对曼德拉是个意义重大的年份，这一年他开始交权，并宣布不再谋求连任，南非开始逐渐进入“后曼德拉时代”。但卸任后的曼德拉却在中国官方外交舞台上“密集演出”，留下了宽广的人脉：1999年2月，胡锦涛副主席访问南非并拜会曼德拉；同年5月，曼德拉访华并会见江泽民主席；2000年4月，江泽民主席访问南非，并会见了前一年卸任的曼德拉。此后，尽管隐居的曼德拉扬言“不喜欢接电话”，却仍多次和中国领导人通话、交谈。
如今，曼德拉波澜壮阔的一生行将掩卷，他和中国的渊源却仍引人入胜：在非洲乃至世界范围内，他是为数不多的得到官方与民间，以及不同派别的中国人普遍认同、赞赏的政治家，并拥有文体明星般的号召力和知名度——而这一切，却是在“起跑落后”的背景下，仅用了20多年时间便悄然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