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周边国家与地区为特定研究对象

　　“中国周边学”应以跨学科研究为主要方法，以中国周边国家与地区为特定研究对象， 以探究地方性、精细化的知识为目标，以为中国发展塑造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提供智力支持为宗旨，致力于揭示和描述中國周边地区特有发展规律与个性特征，为国家制定周边战略、开展更具针对性和舒适度的周边外交政策，提供具有参考意义的政策建议。
　　建立一门新兴学科需要具备诸多基本要素，其中决定性因素是国家需要。周边地区与国家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对我国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共十八大后，党和国家进一步提高了对周边外交的重视程度。2013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2014年11月，中共中央举行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中国周边外交被赋予“重中之重”的战略新定位。党的十九大报告更加明确地指出，中国“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
　　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离不开必要的知识储备和智力支持。客观地说，目前我国学术界的周边研究，无论是理论创新、知识储备、还是智库建设，都与国家现实需求之间存在较大缺口，也与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不相匹配。导致这种状况的产生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我国现有国际问题研究中缺乏在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上与周边地区研究相吻合的新学科。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亚太研究一直是国际问题研究中的显学，但亚太地区与“中国周边地区”在地理上存在较大差异。将“亚太”或“亚洲”界定为我国外交的一个特定区域，明显存在过于笼统的缺失。在我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的情况下，为使学科建设得以及时跟进，相关研究成果很好地满足国家需要，建立“中国周边学”已经是中国学术界的一项刻不容缓、亟待完成的任务。
　　从内在条件成熟方面考察，“中国周边学”已完成“十月怀胎”，就等着“一朝分娩”。其一，自1979年以来，与中国周边相关的国别研究、次区域研究，以及区域研究蓬勃发展，美国研究、日本研究、俄罗斯研究、印度研究、朝鲜半岛研究、南亚研究、中亚研究、东南亚研究、东北亚研究、亚太研究都初具规模。其二，国家和科研机构的重视程度不断上升，学界普遍加大对区域和国别研究的重视程度。其三，我国已经拥有专门研究中国周边外交地区的学术机构，如成立于2013年11月的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迄今已打造出一支研究团队，多次举办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主编《中国周边外交学刊》、编制“中国周边外交研究报告”和“中国周边国家概况及其对华关系数据库”、提交受到国家决策部门高度重视的政策咨询报告、出版集近年来我国周边研究之大成、代表了我国周边研究水平的“复旦大学中国周边外交研究丛书”。华东师大成立中国周边国家研究院，云南大学成立中国周边外交研究中心，都为“中国周边学”的建立奠定了牢固基础。

中国立场和中国视角

　　“中国周边学”的兴起与中国崛起密切相关。一个国家在成长为全球性大国的过程中，必然需要对世界范围内不同地区有研究与了解。一国是否与其他国家形成相互了解与相互信任的关系，对其实力的增强与大国地位的奠定具有重要作用。“中国周边学”与其他国家的亚太研究和有关研究的根本区别，在于它立足于中国，是中国学者围绕中国的利益与需求开展研究，其目的是为民族复兴提供知识与智力支持。
　　中国立场与中国视角，是“中国周边学”突破“西方中心论”，改变亚太研究领域一直由西方国家主导格局的惟一选择。中国周边地区虽然远离欧美，但就对这一地区的研究水平而言，与中国相比，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似乎更胜一筹。究其原因，在于西方发达国家为扩大和维护自身利益，投入了大量学术资源。如果中国学术界不以建立中国自主的话语体系为己任，而是跟在西方国家后面亦步亦趋，致力于为西方学术体系增砖添瓦，这样的研究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言难有裨益。另辟蹊径，立足于我国的现实需要，是“中国周边学”有所作为的前提条件。
　　中国立场与中国视角，还是“中国周边学”科学性与客观性的重要保证。毫不夸张地说，在过去与未来一段时间里，中国周边国家与地区的变化有内因，也有外因，但中国在中国与周边的相互作用中，中国是主变量。中国的高速发展，对周边地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与拉动作用，周边发生的许多问题，也大多与中国崛起有关。在这种情况下，脱离中国，割舍与中国的密切联系，把周边地区作为一个孤立的研究对象的研究，显然难以切中肯綮。

聚焦于三个层面

　　在地理上，中国周边地区应包括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以及澳新地区。在现实上，中国周边国家必须包括美国，因为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安全上，美国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中美关系的性质与状态，对中国与其他周边国家具有独特影响。
　　中国周边学研究领域应聚焦三个层面：一是国别研究，二是地区特点与发展规律，三是地区秩序、合作机制与规则。
　　“中国周边学”的问世，有望对以往周边国别研究中存在的三种不足有所弥补。其一是不平衡，即对美、日、俄、印等大国研究的多，对一些小国缺乏应有的关注。其二是缺乏足够的现地调研，许多国别研究成果流于空泛。其三是小语种人才短缺。以“一带一路”研究为例，四年多来，我国相关研究迄今还主要使用中英文资料。沿线涉及的60个国家的40多种官方语言，国内目前教授的只有其中20种，且多个语种在读人数很少。目前国内开设语种最多的专门院校北京外国语大学能够提供的70个语种尚不能覆盖我国建交国家涉及的约95种通用语言，也不及美国哈佛大学90个语种的教授能力。
　　“中国周边学”的另一个任务是总结周边地区不同于其他区域的特征，揭示周边地区发展规律，探究适合于本区域的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近年来，中国周边地区政治、经济、安全、区域合作等发生了许多引人注目的变化，需要加以研究的课题很多，如周边经济内涵与外延的相互关系，周边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经济发展和经济量的时空关系、分布状况及其运行机制和运行轨迹，地区政治格局变动，国家间政治力量的相互作用与影响，各国政策对地区局势的影响，地区安全与热点问题，等等。
　　“中国周边学”还应研究如何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具体课题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研究如何构建周边新秩序，重点研究如果消融周边地区存在的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相互分离的“二元结构”（即在安全领域美国及其联盟体系依然稳定地处于主导地位、在经济领域中国地位上升）问题。其二，研究如何构建周边合作新机制，重点研究“一带一路”如何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边、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经济、安全合作平台，建构一个能够包容、整合原有的合作机制，深化合作程度的新的经济与安全合作框架。其三，研究设立周边经济安全新规则。重点研究如何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在经贸领域提出既符合全球化的未来发展方向，又能反映周边各国在诸多新领域试图形成统一规则的诉求、有助于周边地区共同发展繁荣的新的经济规则；在安全领域如何落实与美国主张的某一集团内部的共同防御行为“集体安全观”有所不同的，以全面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为主要内容的新安全观；研究如何在中美1972年以来签订的三个联合公报，中日两国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恢复邦交以来签署的四个文件，中国同八个周边国家签署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基础上，如何尽快签署中国—东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并同所有周边国家商签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提出为周边国家共同接受和遵循的新规则，为地区繁荣稳定提供保障。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