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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中国的电影圈谁还愿意谈及现实主义？这个术语本身就显得过气、无聊、灰头土脸。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局面？并不是现实主义作为一种风格被整体性地抛弃，而是在我们的环境中，它不得已发生了各种奇怪的变异。在外力的挤压和自保的躲闪之后，中国的现实主义变得愈发塑料化，原本应该直面、凝视、具备痛感的作品变得遮掩、游移、裹满糖霜，人们已经不相信，当下，我们还能创作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品，那些充满粉饰和装点的所谓现实故事早已让人意兴阑珊。
而正因为如此，《我不是药神》才凸显了自身的价值。它不抹彩，不涂粉，不抛光。让现实主义重现粗粝的尊严。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会记得电影背后的那个真实事件，那场引发巨大争议的审判涉及法理、人伦和生死，以及某种难以撼动的困境，但我们太善于遗忘，或许，遗忘是无助者抵抗苦难最简单易行的武器。所以，那些苍茫又令人唏嘘的事件总被人阅后即焚。
我们慨叹韩国电影对于现实的映射，感佩印度电影对于现实的推动，但人们已经不太敢去奢求中国电影对我们身处的现实做出回应。所以，《我不是药神》的口碑绝不只是因为电影本体，还关于它的道德勇气。
这个故事对于很多人物身份的呈现都是溢出成规的，也因此让人们感到惊喜。
警察，在此之前的电影中一直被谨慎地使用，以一种国家机器的形象，笼统地存在，象征抽象的正义。但在这里，周一围扮演的曹斌第一次出场，就以违纪的面貌出现，他殴打徐峥扮演的程勇，以小舅子为姐姐打抱不平的义气搅乱了派出所，这种犯忌的出场模式奠定了这个故事的叙事基调——每个人都是感性的、遵循于内心的，而不是理性的、受束于规则的。这种混搭着朴素正义感、社会痞气和体制性规范的复杂形象，在中国近年的大银幕上并不多见。
除此之外，《我不是药神》极其罕见的大面积长时间地允许一个牧师登场，而在当代故事中，中国的牧师和宗教系统是缺席的，即便出现，也注定是小心翼翼的古板面貌。但是这一次，牧师像警察一样被人格化了，刘牧师是贩药集团的重要成员，信仰者，抚慰者——病友的自己人，说到底，他只不过是一个佩戴白色硬领的本分男人罢了，他把人们心中那些对于宗教不通人情的刻板印象彻底瓦解了，以一种柔韧的调试性化用了教义，只留下一个善良的核心，只要向善，一切行为是否符合规则与教旨都不那么重要。
这样的特征在所有人物中都是共通的——不止于警察与牧师——为女儿筹措治疗费用的刘思慧跳艳舞谋生；为病人谋福祉的程勇曾经的生意不过是兜售毫无疗效的神油；不吭不哈一直默默帮助大家的黄毛看起来像个标准的小混混儿；那个鼓动这一切开始的吕受益看起来猥琐又懦弱……所有人都在拼命掩饰自己的善良和柔软，竭力把自己表演得世故、贪婪、无情、坚硬，但他们比任何人都要纯真。
这样的表现方式是这个故事成功的基础，因为这些角色像我们每一个人，真实的人。
而在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角色，瑞士医药公司的代表，那个男人被塑造成这群善良者的反面，几次出场都被涂抹成冰冷的算计者。某种程度上说，他担当了这个故事里的反面人物、戏剧冲突跷跷板上的另一端，这个人物的形象是暧昧的。
如果说《我不是药神》有什么问题，或许就是有关于这个人物形象的态度。这部戏是感情驱动的，而不由困境驱动。换句话说，故事朝前行进的动力是人本身朴素的良知，而对于造成那些病人困境的原由，并未做更深刻的追究，以此为基础，就需要有人站在良知的对立面，表演冷酷无情。
但是，瑞士药厂的这个代理商以及他所代言的势力，决不应该是被憎恨与鄙夷的。这涉及到故事背后的另一重常识。药物是商品，但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具备普通商品的属性，但也具备人道主义物资的属性，人们在消费药物的同时，必然具备道德主义的诉求，但是，针对绝症药物的开发，需要高昂的资金和时间作为研发成本，在短暂的专利期内必须以高昂的价格进行销售，才可以维系自身运转，如若不然，没有人再會愿意对其进行开发。
从这个意义上讲，瑞士药厂不仅不需要批判，更需要尊敬。因为那些生产仿制药的工厂之所以有药可仿，是因为有瑞士公司那样的机构首先研发出了正版药物。无论如何他们都不应该被认定为奸商。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这个角色能够呈现他的复杂与挣扎，而不仅仅呈现势利与冷漠，将会使一切更上层楼。因为这个人本身也是困境中的一重。
其实，关于仿制药，也有不同的类型，WTO曾允许诸如孟加拉等欠发达成员国可获得发达国家医药产品和临床数据专利保护的豁免，可生产仿制药到某个规定的年限。印度生产的仿制药有一些就属此类，而有一些则是另外的情况。中国不在那个专利豁免序列中，所以中国的病人只能通过其他渠道购买便宜的仿制药。而如此大规模的购买、过关，确实与现行法律相悖，这就是最大的困境，守法只能等死，搏命注定违法。
如果说，应该去拷问的，或许是一个国家的保险机制，为什么无法涵盖这样的药物，以及怎样的社会机制才能让每一个公民无论健康还是患病，都能获得相应的尊严。当然，在目前的环境下，我们不能奢求中国电影完成这样的拷问，不过，《我不是药神》能将问题呈现，已经非常难得。
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选材方式，有情理法的冲突，看似尖锐却又能巧妙地避开意识形态的敏感，化作一个纯粹的情感故事，就像那位老人所言“谁家还没个病人？你就能保证你这一辈子不得病？”它以这样切近于每个人的方式打动人，然后让人们沿着感情进入理性，自己进行另一段拷问的接力，完成一次微小的启蒙。
这故事中其实没有谁真的十恶不赦，也不应该要求谁必须慈悲为怀，所有人都是挣扎于困境中的求生者，无论是那些痛苦的患者，还是为打击仿制药而奔走的药厂经理，都是如此。《我不是药神》的人物塑造不可避免地让人想起《达拉斯买家俱乐部》，而其中患者与药厂的冲突又令人想到《每分钟一百二十击》——我们终于在国产电影中看到了我们自己的现实。
如今，现实题材的电影都要怎样小心翼翼啊？《红海行动》里写到恐怖分子，都会绕开那些众所周知的国名，而虚构一个地球上并不存在的国家，写个犯罪故事，车牌上的简称都无法印上真实的城市简称。而《我不是药神》大大方方申明这里是上海，让东方明珠在灰霾中露出剪影，让角色操起方言，在车牌上写着沪，直陈药厂就在印度……是啊，现实题材可以虚构故事、人物，但怎么能架空背景和地域呢？哪怕单纯从这样的细节上讲，它都在让现实主义回归常识与尊严。
徐峥扮演的程勇以钱的原因入行，以情的原因重返。说到底，这故事有关于一群犯规的人，在帮助一群被放逐的人。同理心与良知让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我不是药神》以一种少有的悲悯，让人看到了人这种动物的良善与尊严。
（摘自大家之选）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局面？并不是现实主义作为一种风格被整体性地抛弃，而是在我们的环境中，它不得已发生了各种奇怪的变异。在外力的挤压和自保的躲闪之后，中国的现实主义变得愈发塑料化，原本应该直面、凝视、具备痛感的作品变得遮掩、游移、裹满糖霜，人们已经不相信，当下，我们还能创作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品，那些充满粉饰和装点的所谓现实故事早已让人意兴阑珊。
而正因为如此，《我不是药神》才凸显了自身的价值。它不抹彩，不涂粉，不抛光。让现实主义重现粗粝的尊严。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会记得电影背后的那个真实事件，那场引发巨大争议的审判涉及法理、人伦和生死，以及某种难以撼动的困境，但我们太善于遗忘，或许，遗忘是无助者抵抗苦难最简单易行的武器。所以，那些苍茫又令人唏嘘的事件总被人阅后即焚。
我们慨叹韩国电影对于现实的映射，感佩印度电影对于现实的推动，但人们已经不太敢去奢求中国电影对我们身处的现实做出回应。所以，《我不是药神》的口碑绝不只是因为电影本体，还关于它的道德勇气。
这个故事对于很多人物身份的呈现都是溢出成规的，也因此让人们感到惊喜。
警察，在此之前的电影中一直被谨慎地使用，以一种国家机器的形象，笼统地存在，象征抽象的正义。但在这里，周一围扮演的曹斌第一次出场，就以违纪的面貌出现，他殴打徐峥扮演的程勇，以小舅子为姐姐打抱不平的义气搅乱了派出所，这种犯忌的出场模式奠定了这个故事的叙事基调——每个人都是感性的、遵循于内心的，而不是理性的、受束于规则的。这种混搭着朴素正义感、社会痞气和体制性规范的复杂形象，在中国近年的大银幕上并不多见。
除此之外，《我不是药神》极其罕见的大面积长时间地允许一个牧师登场，而在当代故事中，中国的牧师和宗教系统是缺席的，即便出现，也注定是小心翼翼的古板面貌。但是这一次，牧师像警察一样被人格化了，刘牧师是贩药集团的重要成员，信仰者，抚慰者——病友的自己人，说到底，他只不过是一个佩戴白色硬领的本分男人罢了，他把人们心中那些对于宗教不通人情的刻板印象彻底瓦解了，以一种柔韧的调试性化用了教义，只留下一个善良的核心，只要向善，一切行为是否符合规则与教旨都不那么重要。
这样的特征在所有人物中都是共通的——不止于警察与牧师——为女儿筹措治疗费用的刘思慧跳艳舞谋生；为病人谋福祉的程勇曾经的生意不过是兜售毫无疗效的神油；不吭不哈一直默默帮助大家的黄毛看起来像个标准的小混混儿；那个鼓动这一切开始的吕受益看起来猥琐又懦弱……所有人都在拼命掩饰自己的善良和柔软，竭力把自己表演得世故、贪婪、无情、坚硬，但他们比任何人都要纯真。
这样的表现方式是这个故事成功的基础，因为这些角色像我们每一个人，真实的人。
而在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角色，瑞士医药公司的代表，那个男人被塑造成这群善良者的反面，几次出场都被涂抹成冰冷的算计者。某种程度上说，他担当了这个故事里的反面人物、戏剧冲突跷跷板上的另一端，这个人物的形象是暧昧的。
如果说《我不是药神》有什么问题，或许就是有关于这个人物形象的态度。这部戏是感情驱动的，而不由困境驱动。换句话说，故事朝前行进的动力是人本身朴素的良知，而对于造成那些病人困境的原由，并未做更深刻的追究，以此为基础，就需要有人站在良知的对立面，表演冷酷无情。
但是，瑞士药厂的这个代理商以及他所代言的势力，决不应该是被憎恨与鄙夷的。这涉及到故事背后的另一重常识。药物是商品，但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具备普通商品的属性，但也具备人道主义物资的属性，人们在消费药物的同时，必然具备道德主义的诉求，但是，针对绝症药物的开发，需要高昂的资金和时间作为研发成本，在短暂的专利期内必须以高昂的价格进行销售，才可以维系自身运转，如若不然，没有人再會愿意对其进行开发。
从这个意义上讲，瑞士药厂不仅不需要批判，更需要尊敬。因为那些生产仿制药的工厂之所以有药可仿，是因为有瑞士公司那样的机构首先研发出了正版药物。无论如何他们都不应该被认定为奸商。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这个角色能够呈现他的复杂与挣扎，而不仅仅呈现势利与冷漠，将会使一切更上层楼。因为这个人本身也是困境中的一重。
其实，关于仿制药，也有不同的类型，WTO曾允许诸如孟加拉等欠发达成员国可获得发达国家医药产品和临床数据专利保护的豁免，可生产仿制药到某个规定的年限。印度生产的仿制药有一些就属此类，而有一些则是另外的情况。中国不在那个专利豁免序列中，所以中国的病人只能通过其他渠道购买便宜的仿制药。而如此大规模的购买、过关，确实与现行法律相悖，这就是最大的困境，守法只能等死，搏命注定违法。
如果说，应该去拷问的，或许是一个国家的保险机制，为什么无法涵盖这样的药物，以及怎样的社会机制才能让每一个公民无论健康还是患病，都能获得相应的尊严。当然，在目前的环境下，我们不能奢求中国电影完成这样的拷问，不过，《我不是药神》能将问题呈现，已经非常难得。
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选材方式，有情理法的冲突，看似尖锐却又能巧妙地避开意识形态的敏感，化作一个纯粹的情感故事，就像那位老人所言“谁家还没个病人？你就能保证你这一辈子不得病？”它以这样切近于每个人的方式打动人，然后让人们沿着感情进入理性，自己进行另一段拷问的接力，完成一次微小的启蒙。
这故事中其实没有谁真的十恶不赦，也不应该要求谁必须慈悲为怀，所有人都是挣扎于困境中的求生者，无论是那些痛苦的患者，还是为打击仿制药而奔走的药厂经理，都是如此。《我不是药神》的人物塑造不可避免地让人想起《达拉斯买家俱乐部》，而其中患者与药厂的冲突又令人想到《每分钟一百二十击》——我们终于在国产电影中看到了我们自己的现实。
如今，现实题材的电影都要怎样小心翼翼啊？《红海行动》里写到恐怖分子，都会绕开那些众所周知的国名，而虚构一个地球上并不存在的国家，写个犯罪故事，车牌上的简称都无法印上真实的城市简称。而《我不是药神》大大方方申明这里是上海，让东方明珠在灰霾中露出剪影，让角色操起方言，在车牌上写着沪，直陈药厂就在印度……是啊，现实题材可以虚构故事、人物，但怎么能架空背景和地域呢？哪怕单纯从这样的细节上讲，它都在让现实主义回归常识与尊严。
徐峥扮演的程勇以钱的原因入行，以情的原因重返。说到底，这故事有关于一群犯规的人，在帮助一群被放逐的人。同理心与良知让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我不是药神》以一种少有的悲悯，让人看到了人这种动物的良善与尊严。
（摘自大家之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