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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儿子凑到他耳边，大声说“《华人世界》杂志正在做‘寻找老兵’的专题，专门到苏州来看望你”时，老人昏暗耷拉的眼睛突然变得无比明亮，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1940年，朱亚民带领着一个二十人的“抗日服务团”，从香港回到上海参加抗日。服务团的大部分人参加了新四军东路军，而朱亚民则由于参与领导了香港印刷工人大罢工名声大振，为了安全起见留在了上海地下党工作。
朱亚民，曾用朱复、诸亚民等名，因在上海碰到“抗日服务团”中参加新四军的工友，为了“隐蔽”，被派到了浦东，改名换姓为“诸亚民”。1942年8月，由于日军对浦东实行大规模的“清乡”，朱亚民便组织了一支短小精悍的12人便衣武装，回到浦东开展抗日游击斗争。
经过镇压汉奸、夜袭苏家码头、朱家店痛歼日军等一系列抗日锄奸事件，“诸亚民”这个名字在浦东逐渐家喻户晓，名气绝不亚于“李向阳”。当1981年朱亚民重回浦东故地时，还有数千名群众冒雨自发赶来，一睹这位当年日军悬赏十万军票通缉的抗日英雄真面目。
9月1日上午，笔者也怀着同样的心情来到苏州市立人民医院，看望这位上海当年的“李向阳”。然而，当年叱咤上海滩、令日寇闻风丧胆的游击队长，如今已94岁高龄，且已卧病在床十年。当笔者来到病房时，朱亚民老人正在输着液，听力也极其微弱。但当他儿子凑到他耳边，大声说“《华人世界》杂志正在做‘寻找老兵’的专题，专门到苏州来看望你”时，老人昏暗耷拉的眼睛突然变得无比明亮，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那一刻，笔者深深地感受到了老兵的欣慰，就像那句话说的“老兵不怕凋零，只怕遗忘”，让我们一起重温这名游击队员的抗日史诗……
上海浦东的“李向阳”
朱亚民，1916年生于江苏常州，原为中华书局香港分厂印刷工人的他，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与领导了香港印刷工人大罢工。
1942年8月，日军即将对上海浦东展开大规模“清乡”活动，朱亚民接到了让他带领一支精干的武工队重回浦东反“清乡”的命令。于是，朱亚民就从原浦东部队内挑选了11个人，换了11支短枪，在9月的一个晚上，从浙东的古窑浦登上一艘小船，顺潮漂回了浦东。这就是后来名声大振的浦东抗日游击支队，朱亚民任支队长。
“清乡”期间，日军在浦东的兵力增加到了三千余人，包括野战部队、守备部队、宪兵队以及临时拼凑的讨伐队等，加上伪军共六七千兵力对浦东实行了全面封锁。大小城镇甚至较大的村庄都设上了据点，“清乡”区四周还围起了篱笆墙，进出都要检查“良民证”。开始，游击队只能“化整为零”，等待时机。
当时南汇县大团镇有个恶霸地主韩鸿生，是大团镇第一个领鬼子进镇的大汉奸，无恶不作，民愤极大。于是，朱亚民的游击队便决定拿他开刀。1942年11月22日，朱亚民他们摸准韩在家，5个游击队员身穿马裤呢大衣，头戴大英帽，胸前挂着从伪“清乡”人员缴获的证章，混进大团镇，径直走进韩家，把韩骗出家当场枪决。
不久，朱亚民又得到当地人乔阿五的情报，说奉贤苏家码头的日军“检问所”，住着三个鬼子和一个班的伪军。乔阿五并且联络到一名是外地人的伪警察，此人在鬼子面前吃过亏，有不愿做亡国奴的表示。1943年2月26日，朱亚民带领着游击队来了一次夜间长途奔袭，在里应外合下，只花了几发子弹就消灭了那三个鬼子，一个班的伪军也全部缴了械。这一仗虽小，却把敌人的“清乡”部署打乱了。为了镇压汉奸，朱亚民又率领一支小部队来到南汇的下沙镇，前后不到三十分钟，就把该镇的伪镇长、警防团长、情报队长、警长、清乡主任等大小汉奸共13个，全部给收拾了。消息传开，震动了全浦东。
不久，朱亚民又带领20多名艺高胆大的队员，趁夜突袭，以少胜多，将新场镇伪保四团一个中队100多个正在睡梦中的伪军全部缴了枪。当时，日军宪兵队司令部就在街对面，但探不清虚实的日军，吓得缩在据点里不敢出来。之后，他们又袭击了钱家桥鬼子据点，打死了十几个鬼子，把敌人刚发下来的“九六式”轻机枪也缴获了。还在庙泾港的一次伏击中，打翻了敌人的脚划船，全歼日军一个小队。
随着这一连串的胜利和对伪军的策反，朱亚民的游击队彻底打乱了日军的“清乡”部署，“诸亚民部队”的名声和规模也在不断地发展壮大。
朱家店伏击凯歌
从1942年9月到1943年8月，在一年的反“清乡”斗争中，朱亚民率领的游击队从原来的12人发展到100多人，拥有机枪四挺，长短枪七十多支，迫使日军建立起来的近百个据点缩减到了二三十个。
1944年8月21日，朱亚民所率领的浦东支队，奏响了朱家店伏击日军的凯歌。此次伏击战后来还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和军事科学院收进了《步兵连战例选编》，作为“进攻部分”的第一个战例供全军学习。
1944年，浦东支队队部和3个主力中队驻扎在南汇朱家店以南的几个自然村里。8月21日，支队长朱亚民获悉，周浦镇据点的日军要配合南汇、新场据点的目军，从周浦出发到六灶，再转向新场进行一次“清剿”，便决定在日军的必经之道——朱家店以南通往新场的小道上进行伏击。
根据敌情和地形，朱亚民做了兵力部署：张宝生带一个班，配一挺“九六式”机枪，负责断敌退路；张锡祚带一个班配两挺机枪，从正面攻击敌人；陈金达带一挺机枪，控制制高点；顾志清负责把16枚手榴弹按4枚一束扎好，打开保险当地霍使用。中午十二点，各班按计划进入预定位置。
上午十点多，一个47人的日军小队由龟田小队长率领，在翻译的陪同下，到达六灶吃饭。下午一点多，酒足饭饱的日军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朱家店的伏击圈。随着朱亚民一声枪响，战士倪奎炳立即拉动了麻绳，一阵巨响，鬼子的队伍被炸得七零八落。这时，屋顶的陈金达的机枪也打响了，埋伏的战士如利箭离弦，一个冲锋就抢占了两个土坟墩，向混乱的鬼子群猛烈地射击了起来。不到半个小时，战斗就结束了，47个鬼子被击毙34个，只有13名日军带6支步枪逃回了周浦据点，佩着指挥刀的小队长龟田也被当场击毙。并且还缴获了掷弹筒1具，机枪2挺，“九九”新式步枪10支，其他枪支20多支，以及太阳旗、望远镜等其它物资。而朱亚民所率领的游击队仅牺牲一人。
朱家店伏击战是朱亚民所率领的浦东支队对日军打击最大的一次。1944年11月浦东支队改编为新四军浙东纵队凇沪支队，此时部队已发展到1500多人，且武器弹药充裕，装备精良，朱亚民仍任支队长。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朱亚民所率领的部队发动敌后游击战争50多起，共打死、俘虏日寇及汉奸1500余人，策反伪军部队100多次。在艰苦的抗战中，支队主力也有100多名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45年，朱亚民所率领的淞沪支队，还救了一位美国飞行员。1月21日，一架美国飞机被日军高射炮击中后，美国飞行员托勒特跳伞降落在周浦附近，被当地农民掩护了起来。待搜索的敌人一离去，地下党的同志立即报告了淞沪支队。朱亚民马上派出了短枪队把那个美国飞行员救了回来。
解放后，朱亚民曾任松江军分区副司令、松江警备司令部司令、江苏省轻工业厅厅长、苏州市市长等职，1982年退休。
1940年，朱亚民带领着一个二十人的“抗日服务团”，从香港回到上海参加抗日。服务团的大部分人参加了新四军东路军，而朱亚民则由于参与领导了香港印刷工人大罢工名声大振，为了安全起见留在了上海地下党工作。
朱亚民，曾用朱复、诸亚民等名，因在上海碰到“抗日服务团”中参加新四军的工友，为了“隐蔽”，被派到了浦东，改名换姓为“诸亚民”。1942年8月，由于日军对浦东实行大规模的“清乡”，朱亚民便组织了一支短小精悍的12人便衣武装，回到浦东开展抗日游击斗争。
经过镇压汉奸、夜袭苏家码头、朱家店痛歼日军等一系列抗日锄奸事件，“诸亚民”这个名字在浦东逐渐家喻户晓，名气绝不亚于“李向阳”。当1981年朱亚民重回浦东故地时，还有数千名群众冒雨自发赶来，一睹这位当年日军悬赏十万军票通缉的抗日英雄真面目。
9月1日上午，笔者也怀着同样的心情来到苏州市立人民医院，看望这位上海当年的“李向阳”。然而，当年叱咤上海滩、令日寇闻风丧胆的游击队长，如今已94岁高龄，且已卧病在床十年。当笔者来到病房时，朱亚民老人正在输着液，听力也极其微弱。但当他儿子凑到他耳边，大声说“《华人世界》杂志正在做‘寻找老兵’的专题，专门到苏州来看望你”时，老人昏暗耷拉的眼睛突然变得无比明亮，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那一刻，笔者深深地感受到了老兵的欣慰，就像那句话说的“老兵不怕凋零，只怕遗忘”，让我们一起重温这名游击队员的抗日史诗……
上海浦东的“李向阳”
朱亚民，1916年生于江苏常州，原为中华书局香港分厂印刷工人的他，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与领导了香港印刷工人大罢工。
1942年8月，日军即将对上海浦东展开大规模“清乡”活动，朱亚民接到了让他带领一支精干的武工队重回浦东反“清乡”的命令。于是，朱亚民就从原浦东部队内挑选了11个人，换了11支短枪，在9月的一个晚上，从浙东的古窑浦登上一艘小船，顺潮漂回了浦东。这就是后来名声大振的浦东抗日游击支队，朱亚民任支队长。
“清乡”期间，日军在浦东的兵力增加到了三千余人，包括野战部队、守备部队、宪兵队以及临时拼凑的讨伐队等，加上伪军共六七千兵力对浦东实行了全面封锁。大小城镇甚至较大的村庄都设上了据点，“清乡”区四周还围起了篱笆墙，进出都要检查“良民证”。开始，游击队只能“化整为零”，等待时机。
当时南汇县大团镇有个恶霸地主韩鸿生，是大团镇第一个领鬼子进镇的大汉奸，无恶不作，民愤极大。于是，朱亚民的游击队便决定拿他开刀。1942年11月22日，朱亚民他们摸准韩在家，5个游击队员身穿马裤呢大衣，头戴大英帽，胸前挂着从伪“清乡”人员缴获的证章，混进大团镇，径直走进韩家，把韩骗出家当场枪决。
不久，朱亚民又得到当地人乔阿五的情报，说奉贤苏家码头的日军“检问所”，住着三个鬼子和一个班的伪军。乔阿五并且联络到一名是外地人的伪警察，此人在鬼子面前吃过亏，有不愿做亡国奴的表示。1943年2月26日，朱亚民带领着游击队来了一次夜间长途奔袭，在里应外合下，只花了几发子弹就消灭了那三个鬼子，一个班的伪军也全部缴了械。这一仗虽小，却把敌人的“清乡”部署打乱了。为了镇压汉奸，朱亚民又率领一支小部队来到南汇的下沙镇，前后不到三十分钟，就把该镇的伪镇长、警防团长、情报队长、警长、清乡主任等大小汉奸共13个，全部给收拾了。消息传开，震动了全浦东。
不久，朱亚民又带领20多名艺高胆大的队员，趁夜突袭，以少胜多，将新场镇伪保四团一个中队100多个正在睡梦中的伪军全部缴了枪。当时，日军宪兵队司令部就在街对面，但探不清虚实的日军，吓得缩在据点里不敢出来。之后，他们又袭击了钱家桥鬼子据点，打死了十几个鬼子，把敌人刚发下来的“九六式”轻机枪也缴获了。还在庙泾港的一次伏击中，打翻了敌人的脚划船，全歼日军一个小队。
随着这一连串的胜利和对伪军的策反，朱亚民的游击队彻底打乱了日军的“清乡”部署，“诸亚民部队”的名声和规模也在不断地发展壮大。
朱家店伏击凯歌
从1942年9月到1943年8月，在一年的反“清乡”斗争中，朱亚民率领的游击队从原来的12人发展到100多人，拥有机枪四挺，长短枪七十多支，迫使日军建立起来的近百个据点缩减到了二三十个。
1944年8月21日，朱亚民所率领的浦东支队，奏响了朱家店伏击日军的凯歌。此次伏击战后来还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和军事科学院收进了《步兵连战例选编》，作为“进攻部分”的第一个战例供全军学习。
1944年，浦东支队队部和3个主力中队驻扎在南汇朱家店以南的几个自然村里。8月21日，支队长朱亚民获悉，周浦镇据点的日军要配合南汇、新场据点的目军，从周浦出发到六灶，再转向新场进行一次“清剿”，便决定在日军的必经之道——朱家店以南通往新场的小道上进行伏击。
根据敌情和地形，朱亚民做了兵力部署：张宝生带一个班，配一挺“九六式”机枪，负责断敌退路；张锡祚带一个班配两挺机枪，从正面攻击敌人；陈金达带一挺机枪，控制制高点；顾志清负责把16枚手榴弹按4枚一束扎好，打开保险当地霍使用。中午十二点，各班按计划进入预定位置。
上午十点多，一个47人的日军小队由龟田小队长率领，在翻译的陪同下，到达六灶吃饭。下午一点多，酒足饭饱的日军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朱家店的伏击圈。随着朱亚民一声枪响，战士倪奎炳立即拉动了麻绳，一阵巨响，鬼子的队伍被炸得七零八落。这时，屋顶的陈金达的机枪也打响了，埋伏的战士如利箭离弦，一个冲锋就抢占了两个土坟墩，向混乱的鬼子群猛烈地射击了起来。不到半个小时，战斗就结束了，47个鬼子被击毙34个，只有13名日军带6支步枪逃回了周浦据点，佩着指挥刀的小队长龟田也被当场击毙。并且还缴获了掷弹筒1具，机枪2挺，“九九”新式步枪10支，其他枪支20多支，以及太阳旗、望远镜等其它物资。而朱亚民所率领的游击队仅牺牲一人。
朱家店伏击战是朱亚民所率领的浦东支队对日军打击最大的一次。1944年11月浦东支队改编为新四军浙东纵队凇沪支队，此时部队已发展到1500多人，且武器弹药充裕，装备精良，朱亚民仍任支队长。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朱亚民所率领的部队发动敌后游击战争50多起，共打死、俘虏日寇及汉奸1500余人，策反伪军部队100多次。在艰苦的抗战中，支队主力也有100多名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45年，朱亚民所率领的淞沪支队，还救了一位美国飞行员。1月21日，一架美国飞机被日军高射炮击中后，美国飞行员托勒特跳伞降落在周浦附近，被当地农民掩护了起来。待搜索的敌人一离去，地下党的同志立即报告了淞沪支队。朱亚民马上派出了短枪队把那个美国飞行员救了回来。
解放后，朱亚民曾任松江军分区副司令、松江警备司令部司令、江苏省轻工业厅厅长、苏州市市长等职，1982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