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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秋天，周恩来到上海视察，会见了他的童年挚友、当时在华东机关幼儿园当保育员的表姐龚志如。龚志如在向表弟叙说她每天和孩子们在一起的快乐时，突然收住了话头，对坐在身旁的周恩来邓颖超夫妇说：“可惜你们俩没有个孩子。”
周恩来一听哈哈大笑起来，说：“谁说我们没有孩子？我们一共有十个。”说着，周恩来还伸出右手，上下翻了一下，表示十个的意思。就在龚志如十分惊讶和茫然不解时，周恩来又严肃地说：“这十个孩子的父母为革命牺牲了，我们就主动担当起他们父母的责任。现在他们都生活、学习得很好。”龚志如这才听懂了，也理解了。
其实，据笔者所知，自身无子女的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照顾、抚养的孩子是远远不止十个的。他们照顾、抚养的孩子大体有如下几种。一是革命烈士子女，像孙维世、李鹏等人。二是在特殊岗位上工作的同志子女。所谓特殊岗位是指做地下工作或在前线领兵打仗的人，像龙小虎、小瑜等人。三是父母因故、因病去世遗下的子女，像周同庆等人。四是他自家的亲属，像他的侄女周秉德，侄儿周尔辉，侄孙周国镇等人。不过，在这四部分孩子中，抚养烈士遗属是他的重中之重。他向这些烈士子女们付出了超越血缘关系的爱，社会上知道的人很多。然而他对大革命时期牺牲的革命烈士曹渊的儿子曹云屏的爱，至今却鲜为人知。
曹渊是安徽寿县瓦埠南务农村人，谱名曹群宽，字渊，黄埔一期第三队学员，入黄埔军校后以字行。在周恩来领导下，曹渊在参与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和两次东征中，战功突出，受到周恩来的特别赏识，被提拔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三师九团一营营长。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后，共产党员曹渊被迫离开第一军。
1926年5月，国民政府在广州酝酿北伐，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组成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2100余名官兵随师北伐。时在汕头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的周恩来带着曹渊赶回广州，在广州司后街叶家祠叶挺家中召开独立团连以上干部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他根据团长叶挺的要求，任命周士第为独立团参谋长，曹渊为第一营营长。他俩都是坚定的共产党员。在周恩来“饮马长江”、“武汉见面”的讲话激励下，曹渊的一营在北伐途中军功赫赫，受到第四军的通令嘉奖，团长叶挺撰文盛赞：“第一营在敌强渡汨罗江时与谢文炳千余人相对抗，将敌击溃。官兵英勇精神为友军所赞。”参谋长周士第也称赞：“此次战役，曹渊吃苦耐劳，英勇顽强，表现十分出色！”打那以后，曹渊的名字便一直在“铁军”内传扬，更为他的直接领导人周恩来、叶挺等人赏识和看重。
1926年9月，各路北伐大军合围武昌城，叶挺独立团受命担任宾阳门至通湘门之间的攻城任务。9月5日深夜，北伐军久攻不下，伤亡惨重。曹渊身先士卒，率一营“奋勇队”拼死登城，眼见天已拂晓，登城仍未成功，全营官兵大部分牺牲，所剩人员不足一个班的编制。于是，曹渊在城下纷飞的弹雨中提笔向团长叶挺紧急报告：
团长，天已拂晓，登城无望，职营伤亡将尽，现仅有十余人。但革命军人有进无退，如何处理，请指示。
曹渊
就在他写到自己名字的最后一笔时，不幸被城头上射下来的一颗罪恶的子弹打中头部，倒在了血泊之中，时年仅25岁。
得知曹渊壮烈牺牲的消息后，周恩来特别难过，叶挺更是失声痛哭。经叶挺他们组织力量，连夜抢回曹渊遗体，后来与当天攻城献身的191名官兵安葬于洪山公墓。墓前碑上横额为“浩气长存”，碑中竖额为“精神不死”等。
曹渊牺牲时，他的儿子曹云屏只有两岁。由于对他家人瞒着消息，曹云屏小时叫二伯为“爸爸”，叫舅舅“大大”，一直到他长大懂事了，才知道他的父亲早已为革命牺牲了。
1938年国共合作抗日后，周恩来到武汉作为中共代表与国民党谈判。这时，曹云屏的堂兄曹云露从延安学习返乡，担任中共安徽省工委书记。他告诉曹云屏周恩来在武汉、叶挺在南昌的消息。当时已经14岁的曹云屏因为家里太困难，没钱读书，曹云露他们就建议他给叶挺和周恩来写信求助。于是，曹云屏就请人分别向周恩来、叶挺各写了一封信。没想到周恩来很快就给曹云屏回了信（图1）。云屏贤弟：
来函收阅。令尊曹渊同志为谋国家之独立，人民之解放，而英勇的牺牲了，这是非常光荣的。我全党同志，对曹渊同志这种英勇牺牲精神，表示无限的敬意。
此次接读来函，知云屏弟尚在家中，以家境贫苦，虽无法升学，而求深造之心甚切，足证曹渊同志有其子也。如弟能离开家庭，则望来汉口，以便转往陕北延安抗大或陕公受训，并付来洋式拾元，藉作来汉路费。此致
近好！
周恩来
三月十九日
信写好后，周恩来又在信笺眉上加上了“如来汉，望到日租界中街八十九号大石洋行找办事处可也”。
周恩来的这封信用的是第十八集团军武汉办事处的公用信笺。他在信中提到的“延安抗大”、“陕公”分别指的是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这两所延安的著名学府。透过这封信，我们不仅看到了周恩来对烈士曹渊的无限怀念和敬意，也看到了他一贯心细如发的行事风格：向曹云屏汇去20块大洋的路费，交代了详细的地址。曹家在收到信和款后，考虑到曹云屏太幼小，让他一个人出远门路上不放心，就让比曹云屏长两岁的堂兄曹云青陪着曹云屏一道赴武汉。就这样，从皖北到湖北那么近的路程，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这两兄弟舟车辗转，有的地方还完全靠步行，整整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才找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见到了他们朝思暮想的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对曹氏兄弟的到来非常高兴，他摸着曹云屏的头，欣慰地说：“个头不小啊！”随后又亲切地询问这兄弟俩家中及路上情况，并当即让八路军驻汉办事处的同志发给了他们八路军的臂章和护照。周恩来还关切地问：“延安那里的生活是很苦的，你们怕不怕？”曹氏兄弟异口同声地回答：“不怕！”听了回答，周恩来的脸上露出了笑意。随即他就提笔给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林伯渠同志写信，介绍曹家兄弟俩的情况，以及如何安排他俩到延安学习等事情。 曹氏兄弟到延安后被安排进陕北公学学习。在陕公学习约两个月的时候，校长成仿吾突然通知曹家兄弟去延安城内西山脚下的石窑洞。这兄弟俩赶到那里才知道，原来是周恩来从武汉返回延安要见曹云屏、曹云青兄弟。周恩来亲切地和他俩握手，微笑着问这问那，就像慈父一样对他们说：“到了延安就是回到了自己的家，要抓紧时间多学习理论和文化知识，今后好为党和人民做更多的工作。”
在陕公学习三个月后，曹家兄弟又转入陕甘宁边区中学就读。在边区中学读了两个多月后，天气转凉。曹氏兄弟得悉周恩来又一次回到了延安，就又迫不及待地去看他。一见面周恩来就问他们学习、生活情况，还问曹云屏有没有给家里写信，问他母亲现在生活怎么样，能不能出来工作等等。曹云屏告诉他：“我母亲不识字，又缠过足，出来肯定不方便，会给我们党增加负担。”周恩来沉思良久，显然又陷入了对曹渊烈士的回忆和怀念。周恩来抬头看见他们身上穿得比较单薄，就又问：“你们冷不冷？”两兄弟回答说：“我们不冷。”他俩回到学校后不几天的一个傍晚，正在操场上玩耍时，听说有人来找，原来是周恩来的警卫秘书（到国民党统治区时称周恩来的副官）邱南章。他受周恩来委托，给曹家兄弟送来了60元边币，叫他们每人做一件棉衣，以便让他们御寒。
无论在陕公还是在边区中学，曹家兄弟都是如鱼得水，到延安的当年，兄弟俩就都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而且，无论是文化学习还是体力劳动，都没落人之后。曹云屏就和哥哥曹云青商量把自己在学校的学习和劳动情况向周恩来作个报告。然而，当时周恩来大多在武汉（后来到重庆）主持中共与国民党谈判等方面的工作，不在延安。直到1939年6月中旬，因蒋介石不断制造摩擦，甚至掀起反共高潮，周恩来为了与中共中央商讨对策，从重庆返回延安。是年8月曹氏兄弟从校领导那里得悉周恩来已经从重庆回到了延安的消息，于是就迫不及待地向周恩来写信汇报。同时，对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反共，摩擦十分气愤，以致使他们同学中对抗战前途都有各种猜想，便也在信中提出了疑问，想请周恩来对当时的时局给个明示，作个指导。那时，国民党统治区和共产党领导的边区统一由国民党的国民政府邮局运输、投递信件。但在边区内的邮件转递是由边区政府交通站投送的，所以周恩来很快就收到曹云青、曹云屏两兄弟的信。然而不巧的是，1939年7月10日，周恩来应邀去延安中共中央党校作报告途中，周恩来骑的马受惊，把周恩来摔了下来，导致右臂骨折。但是周恩来仍然给曹家两兄弟写了回信（图2）：
云青云屏同志：
你们的信都收到。得悉你们学习紧张，生产努力，欣慰非常。我因坠马伤臂，不便作书，你们提的问题，恕我不能答复了。现在我要出外就医，日内就动身。希望你们更加努力学习，并祝你们进步。
周恩来
八·二十三
周恩来坠马伤臂后，在延安进行了一个半月的治疗，但臂骨的愈合不理想，而且右臂肌肉出现萎缩。周恩来考虑到党和人民有大量的工作等待着他去做，因此在他右臂骨折的当晚就不顾自身疼痛，练习用左手写字。这封信虽然运笔流畅，但仔细观察起来仍与一年前他的笔锋大相径庭，笔者判断，极有可能是周恩来用左手写的。这也足见周恩来对烈士子女的赤诚挚爱之心。
前边说的曹云屏有位堂兄曹云露，也就是曹云青的亲哥哥。1937年底，他在陕公毕业后，中共中央派他回安徽省寿县组织成立中共安徽省工委和皖北游击大队。5月份，曹云露任中共安徽省工委书记和游击大队大队长，还曾率游击大队强袭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凤阳县城。曹云露也曾数次秘密赴武汉、重庆向周恩来或长江局、南方局其他领导汇报工作。
1939年初，中共中央调曹云露至湖北黄冈开辟新区，在蒋介石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夏家山事件”中壮烈牺牲。曹云青、曹云屏很长时间联系不上哥哥曹云露非常着急，而有关方面得悉云青、云屏是云露的兄弟后，又对他俩封锁消息，怕他们感情上受不了，影响他们的学习和工作。
1941年，周恩来从苏联治病回国，旋即去了重庆，直到1943年才回延安参加整风。焦急难耐的曹云屏便向周恩来写信，希望周恩来告知他们曹云露的情况。于是就有了周恩来给曹云屏写的第三封信（图5）。
云屏同志：
你的两封信早收到了，一因忙，二因想打听下皖北的情形再回答你，可是皖北始终没有人来，故遂一搁至今。
我下星期二（十四），大概要到你们那里去，到时可以和你谈了。特告。
周恩来
十二·九
这封信说明，周恩来对曹云露同志的工作调动、牺牲等情况并未掌握，或者他掌握了，也对曹云屏保密。笔者根据相关史料所记载的周恩来当时的活动史实判断，前者可能性比较大。当时曹云屏已在延安桥儿沟读延安大学。周恩来在这封信中说的“到你们那里去”就是指的到延安大学去。“十四”指的是1943年12月14日。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一直在延安读书长大成人的曹云屏从延安大学毕业。他很想回家乡安徽工作，就以自己的想法请示周恩来。周恩来谆谆教诲他说：“干革命，为什么一定要去家乡呢？你应该争取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基层去，到连队去。”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曹云屏背上背包、干粮袋等奔赴东北合江地区，到那里发动群众，剿匪反霸，搞土改，建党、建政，并曾担任县民运工作队队长、公安局局长。1949年，曹云屏随着解放大军的洪流南下江西，1953年又调到广州，任广州市公安局三处处长，广州市纺织局局长，市计委主任和市政府秘书长等职。在广州工作期间，他每次赴京开会，只要周恩来在京，他都设法与西花厅联系上，去看望周恩来、邓颖超，向周恩来汇报工作生活情况。
1984年，邓颖超到广州视察工作。她在会见叶选平市长时问：“怎么不见曹云屏？你叫他带着全家来见我。”曹云屏得悉后，带上全家大小去看望邓颖超。邓颖超亲切地接见了他和他的家人。
1986年，曹云屏从中共广州市委秘书长任上退居二线，担任中共广州市委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还兼广州新四军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广东省黄埔同学会顾问等职。1992年，他偕夫人方扬到江苏淮安参观瞻仰周恩来纪念馆，是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的第一批瞻仰者。 （编辑 黄艳）
周恩来一听哈哈大笑起来，说：“谁说我们没有孩子？我们一共有十个。”说着，周恩来还伸出右手，上下翻了一下，表示十个的意思。就在龚志如十分惊讶和茫然不解时，周恩来又严肃地说：“这十个孩子的父母为革命牺牲了，我们就主动担当起他们父母的责任。现在他们都生活、学习得很好。”龚志如这才听懂了，也理解了。
其实，据笔者所知，自身无子女的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照顾、抚养的孩子是远远不止十个的。他们照顾、抚养的孩子大体有如下几种。一是革命烈士子女，像孙维世、李鹏等人。二是在特殊岗位上工作的同志子女。所谓特殊岗位是指做地下工作或在前线领兵打仗的人，像龙小虎、小瑜等人。三是父母因故、因病去世遗下的子女，像周同庆等人。四是他自家的亲属，像他的侄女周秉德，侄儿周尔辉，侄孙周国镇等人。不过，在这四部分孩子中，抚养烈士遗属是他的重中之重。他向这些烈士子女们付出了超越血缘关系的爱，社会上知道的人很多。然而他对大革命时期牺牲的革命烈士曹渊的儿子曹云屏的爱，至今却鲜为人知。
曹渊是安徽寿县瓦埠南务农村人，谱名曹群宽，字渊，黄埔一期第三队学员，入黄埔军校后以字行。在周恩来领导下，曹渊在参与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和两次东征中，战功突出，受到周恩来的特别赏识，被提拔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三师九团一营营长。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后，共产党员曹渊被迫离开第一军。
1926年5月，国民政府在广州酝酿北伐，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组成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2100余名官兵随师北伐。时在汕头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的周恩来带着曹渊赶回广州，在广州司后街叶家祠叶挺家中召开独立团连以上干部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他根据团长叶挺的要求，任命周士第为独立团参谋长，曹渊为第一营营长。他俩都是坚定的共产党员。在周恩来“饮马长江”、“武汉见面”的讲话激励下，曹渊的一营在北伐途中军功赫赫，受到第四军的通令嘉奖，团长叶挺撰文盛赞：“第一营在敌强渡汨罗江时与谢文炳千余人相对抗，将敌击溃。官兵英勇精神为友军所赞。”参谋长周士第也称赞：“此次战役，曹渊吃苦耐劳，英勇顽强，表现十分出色！”打那以后，曹渊的名字便一直在“铁军”内传扬，更为他的直接领导人周恩来、叶挺等人赏识和看重。
1926年9月，各路北伐大军合围武昌城，叶挺独立团受命担任宾阳门至通湘门之间的攻城任务。9月5日深夜，北伐军久攻不下，伤亡惨重。曹渊身先士卒，率一营“奋勇队”拼死登城，眼见天已拂晓，登城仍未成功，全营官兵大部分牺牲，所剩人员不足一个班的编制。于是，曹渊在城下纷飞的弹雨中提笔向团长叶挺紧急报告：
团长，天已拂晓，登城无望，职营伤亡将尽，现仅有十余人。但革命军人有进无退，如何处理，请指示。
曹渊
就在他写到自己名字的最后一笔时，不幸被城头上射下来的一颗罪恶的子弹打中头部，倒在了血泊之中，时年仅25岁。
得知曹渊壮烈牺牲的消息后，周恩来特别难过，叶挺更是失声痛哭。经叶挺他们组织力量，连夜抢回曹渊遗体，后来与当天攻城献身的191名官兵安葬于洪山公墓。墓前碑上横额为“浩气长存”，碑中竖额为“精神不死”等。
曹渊牺牲时，他的儿子曹云屏只有两岁。由于对他家人瞒着消息，曹云屏小时叫二伯为“爸爸”，叫舅舅“大大”，一直到他长大懂事了，才知道他的父亲早已为革命牺牲了。
1938年国共合作抗日后，周恩来到武汉作为中共代表与国民党谈判。这时，曹云屏的堂兄曹云露从延安学习返乡，担任中共安徽省工委书记。他告诉曹云屏周恩来在武汉、叶挺在南昌的消息。当时已经14岁的曹云屏因为家里太困难，没钱读书，曹云露他们就建议他给叶挺和周恩来写信求助。于是，曹云屏就请人分别向周恩来、叶挺各写了一封信。没想到周恩来很快就给曹云屏回了信（图1）。云屏贤弟：
来函收阅。令尊曹渊同志为谋国家之独立，人民之解放，而英勇的牺牲了，这是非常光荣的。我全党同志，对曹渊同志这种英勇牺牲精神，表示无限的敬意。
此次接读来函，知云屏弟尚在家中，以家境贫苦，虽无法升学，而求深造之心甚切，足证曹渊同志有其子也。如弟能离开家庭，则望来汉口，以便转往陕北延安抗大或陕公受训，并付来洋式拾元，藉作来汉路费。此致
近好！
周恩来
三月十九日
信写好后，周恩来又在信笺眉上加上了“如来汉，望到日租界中街八十九号大石洋行找办事处可也”。
周恩来的这封信用的是第十八集团军武汉办事处的公用信笺。他在信中提到的“延安抗大”、“陕公”分别指的是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这两所延安的著名学府。透过这封信，我们不仅看到了周恩来对烈士曹渊的无限怀念和敬意，也看到了他一贯心细如发的行事风格：向曹云屏汇去20块大洋的路费，交代了详细的地址。曹家在收到信和款后，考虑到曹云屏太幼小，让他一个人出远门路上不放心，就让比曹云屏长两岁的堂兄曹云青陪着曹云屏一道赴武汉。就这样，从皖北到湖北那么近的路程，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这两兄弟舟车辗转，有的地方还完全靠步行，整整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才找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见到了他们朝思暮想的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对曹氏兄弟的到来非常高兴，他摸着曹云屏的头，欣慰地说：“个头不小啊！”随后又亲切地询问这兄弟俩家中及路上情况，并当即让八路军驻汉办事处的同志发给了他们八路军的臂章和护照。周恩来还关切地问：“延安那里的生活是很苦的，你们怕不怕？”曹氏兄弟异口同声地回答：“不怕！”听了回答，周恩来的脸上露出了笑意。随即他就提笔给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林伯渠同志写信，介绍曹家兄弟俩的情况，以及如何安排他俩到延安学习等事情。 曹氏兄弟到延安后被安排进陕北公学学习。在陕公学习约两个月的时候，校长成仿吾突然通知曹家兄弟去延安城内西山脚下的石窑洞。这兄弟俩赶到那里才知道，原来是周恩来从武汉返回延安要见曹云屏、曹云青兄弟。周恩来亲切地和他俩握手，微笑着问这问那，就像慈父一样对他们说：“到了延安就是回到了自己的家，要抓紧时间多学习理论和文化知识，今后好为党和人民做更多的工作。”
在陕公学习三个月后，曹家兄弟又转入陕甘宁边区中学就读。在边区中学读了两个多月后，天气转凉。曹氏兄弟得悉周恩来又一次回到了延安，就又迫不及待地去看他。一见面周恩来就问他们学习、生活情况，还问曹云屏有没有给家里写信，问他母亲现在生活怎么样，能不能出来工作等等。曹云屏告诉他：“我母亲不识字，又缠过足，出来肯定不方便，会给我们党增加负担。”周恩来沉思良久，显然又陷入了对曹渊烈士的回忆和怀念。周恩来抬头看见他们身上穿得比较单薄，就又问：“你们冷不冷？”两兄弟回答说：“我们不冷。”他俩回到学校后不几天的一个傍晚，正在操场上玩耍时，听说有人来找，原来是周恩来的警卫秘书（到国民党统治区时称周恩来的副官）邱南章。他受周恩来委托，给曹家兄弟送来了60元边币，叫他们每人做一件棉衣，以便让他们御寒。
无论在陕公还是在边区中学，曹家兄弟都是如鱼得水，到延安的当年，兄弟俩就都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而且，无论是文化学习还是体力劳动，都没落人之后。曹云屏就和哥哥曹云青商量把自己在学校的学习和劳动情况向周恩来作个报告。然而，当时周恩来大多在武汉（后来到重庆）主持中共与国民党谈判等方面的工作，不在延安。直到1939年6月中旬，因蒋介石不断制造摩擦，甚至掀起反共高潮，周恩来为了与中共中央商讨对策，从重庆返回延安。是年8月曹氏兄弟从校领导那里得悉周恩来已经从重庆回到了延安的消息，于是就迫不及待地向周恩来写信汇报。同时，对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反共，摩擦十分气愤，以致使他们同学中对抗战前途都有各种猜想，便也在信中提出了疑问，想请周恩来对当时的时局给个明示，作个指导。那时，国民党统治区和共产党领导的边区统一由国民党的国民政府邮局运输、投递信件。但在边区内的邮件转递是由边区政府交通站投送的，所以周恩来很快就收到曹云青、曹云屏两兄弟的信。然而不巧的是，1939年7月10日，周恩来应邀去延安中共中央党校作报告途中，周恩来骑的马受惊，把周恩来摔了下来，导致右臂骨折。但是周恩来仍然给曹家两兄弟写了回信（图2）：
云青云屏同志：
你们的信都收到。得悉你们学习紧张，生产努力，欣慰非常。我因坠马伤臂，不便作书，你们提的问题，恕我不能答复了。现在我要出外就医，日内就动身。希望你们更加努力学习，并祝你们进步。
周恩来
八·二十三
周恩来坠马伤臂后，在延安进行了一个半月的治疗，但臂骨的愈合不理想，而且右臂肌肉出现萎缩。周恩来考虑到党和人民有大量的工作等待着他去做，因此在他右臂骨折的当晚就不顾自身疼痛，练习用左手写字。这封信虽然运笔流畅，但仔细观察起来仍与一年前他的笔锋大相径庭，笔者判断，极有可能是周恩来用左手写的。这也足见周恩来对烈士子女的赤诚挚爱之心。
前边说的曹云屏有位堂兄曹云露，也就是曹云青的亲哥哥。1937年底，他在陕公毕业后，中共中央派他回安徽省寿县组织成立中共安徽省工委和皖北游击大队。5月份，曹云露任中共安徽省工委书记和游击大队大队长，还曾率游击大队强袭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凤阳县城。曹云露也曾数次秘密赴武汉、重庆向周恩来或长江局、南方局其他领导汇报工作。
1939年初，中共中央调曹云露至湖北黄冈开辟新区，在蒋介石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夏家山事件”中壮烈牺牲。曹云青、曹云屏很长时间联系不上哥哥曹云露非常着急，而有关方面得悉云青、云屏是云露的兄弟后，又对他俩封锁消息，怕他们感情上受不了，影响他们的学习和工作。
1941年，周恩来从苏联治病回国，旋即去了重庆，直到1943年才回延安参加整风。焦急难耐的曹云屏便向周恩来写信，希望周恩来告知他们曹云露的情况。于是就有了周恩来给曹云屏写的第三封信（图5）。
云屏同志：
你的两封信早收到了，一因忙，二因想打听下皖北的情形再回答你，可是皖北始终没有人来，故遂一搁至今。
我下星期二（十四），大概要到你们那里去，到时可以和你谈了。特告。
周恩来
十二·九
这封信说明，周恩来对曹云露同志的工作调动、牺牲等情况并未掌握，或者他掌握了，也对曹云屏保密。笔者根据相关史料所记载的周恩来当时的活动史实判断，前者可能性比较大。当时曹云屏已在延安桥儿沟读延安大学。周恩来在这封信中说的“到你们那里去”就是指的到延安大学去。“十四”指的是1943年12月14日。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一直在延安读书长大成人的曹云屏从延安大学毕业。他很想回家乡安徽工作，就以自己的想法请示周恩来。周恩来谆谆教诲他说：“干革命，为什么一定要去家乡呢？你应该争取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基层去，到连队去。”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曹云屏背上背包、干粮袋等奔赴东北合江地区，到那里发动群众，剿匪反霸，搞土改，建党、建政，并曾担任县民运工作队队长、公安局局长。1949年，曹云屏随着解放大军的洪流南下江西，1953年又调到广州，任广州市公安局三处处长，广州市纺织局局长，市计委主任和市政府秘书长等职。在广州工作期间，他每次赴京开会，只要周恩来在京，他都设法与西花厅联系上，去看望周恩来、邓颖超，向周恩来汇报工作生活情况。
1984年，邓颖超到广州视察工作。她在会见叶选平市长时问：“怎么不见曹云屏？你叫他带着全家来见我。”曹云屏得悉后，带上全家大小去看望邓颖超。邓颖超亲切地接见了他和他的家人。
1986年，曹云屏从中共广州市委秘书长任上退居二线，担任中共广州市委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还兼广州新四军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广东省黄埔同学会顾问等职。1992年，他偕夫人方扬到江苏淮安参观瞻仰周恩来纪念馆，是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的第一批瞻仰者。 （编辑 黄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