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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台湾“国史馆”中，藏有一份编号为00202040001407的文件。这是1947年5月6日整编74师师长张灵甫写给他的校长蒋介石的一封信。信中对国民党军队内战以来屡战屡败的原因进行了直言不讳的剖析：
“唯进剿以来，职每感作战成效，难满人意。目睹岁月蹉跎，坐视奸匪长大，不能积极予以彻底性打击。以国军表现于战场者，勇者任其自进，怯者听其裹足。牺牲者牺牲而已，机巧者自为得志。赏难尽明，罚每欠当。彼此多存观望，难得合作，各自为谋，同床异梦。匪能进退飘忽，来去自如，我则一进一退，俱多牵制。匪诚无可畏，可畏者我将领意志不能统一耳。窃以若不急谋改善，将不足以言剿匪也。”
就在张灵甫写完这封信的10天之后，也就是1947年5月16日，74师在孟良崮战役中被华东野战军全歼。而74师覆没的原因，正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多存观望，难得合作，各自为谋，同床异梦”。当华东野战军将74师包围起来的时候，国民党的几十万大军离孟良崮近则数公里，远也不过一两天驰援便能赶到，只要援军赶到，就能马上与74师形成对华东野战军的里应外合、中心开花之势。74师陷入包围时，蒋介石曾下达了各路大军必须从速进援合击的手令，并威胁“如有委靡犹豫，逡巡不前，或赴援不力，中途停顿”，“定以畏匪避战，纵匪害国，贻误战局，严究论罪不贷”。汤恩伯也要求所部“不顾一切，星夜进击，破匪军之包围，救袍泽于危困”。然而无论是蒋介石的严令还是汤恩伯的苦求，都未能见效。直到74师被全歼，各路援军始终未能跨入华东野战军包围圈一步。
经常有人这样发问：如果外围的国民党军队全力推进，孟良崮战役会是怎样一个结局？要知道，华东野战军当时是10个纵队27万人，而国民党进攻部队是45万人，双方兵力何其悬殊。但假设永远只是假设，真相是，国民党军队从一开始就注定不可能拼死来救。早在孟良崮战役之前，毛泽东就给陈毅、粟裕发来电报，说根据西北战场的经验，只需要用一部分力量就可以阻住国民党的增援部队，华东野战军在总兵力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陈毅、粟裕却敢于用5个纵队包围只有3万人的74师，形成了对74师的绝对优势，也正是因为看准了“其他敌军不会奋力救援”。
在孟良崮战役之后的军事检讨会上，蒋介石痛斥国民党军队说：“大家都养成自保自足的恶习，只看到自身带领的一部的利害，对于友军的危难，整个战局的失败，几乎是漠不相关；以致我们革命军同生死共患难的传统精神和我们军人智信仁勇严必备的武德完全丧失。”他要求军队必须借检讨之机，作一番彻底的觉悟和改造。然而蒋介石似乎并不明白，国民党军队“败不相救”的恶习，其根源恰恰在于他本人那种中国式的御将之术。
用今天的话来说，国民党的军队，非常像兼并收购而发展起来的企业。蒋介石的军队以国民革命军为核心，在北伐以及此后的军阀大战过程中，不断地通过武力、引诱、收买、瓦解等手段，将地方军阀纳入到自己的体系之中，最终建立了一个表面统一的中央政权。由此国民党军队便因渊源的不同，而分成了“中央军”和“杂牌军”，杂牌军又分为川军、桂军、粤军、湘军、晋绥军、东北军、西北军之类。
对于这样一支派系林立的军队，蒋介石的基本策略，是以黄埔系来控制中央军，以中央军来控制杂牌军。中央军是蒋介石的嫡系，蒋介石以黄埔军校校长的身份，与黄埔毕业的军官们形成了私人之间的服从关系。所谓的黄埔精神，就是“服从校长、尽忠党国、精诚团结、成功成仁”，其中的关键自然是第一条。黄埔毕业的军官都是校长的学生，并以学生的身份效忠于校长，蒋介石则在职务、装备、后勤、作战等方面给予黄埔军官种种特权，从而达到通过黄埔军官来控制军队的目的。对于中央军之外的杂牌军，蒋介石采取的是分化、控制和吞并的策略。一方面通过战场作战来借刀杀人，消耗杂牌军的力量，另一方面，对于打了败仗的杂牌军，则会乘机取消其番号，夺取其地盘。这样也就达到了排挤削弱杂牌军、扩大发展中央军的目的。
就控制军队而言，蒋介石的这套御将之术，确实是很成功的。中央军变成了唯蒋氏之命是从的所谓“嫡系”，杂牌军也只能被迫接受蒋介石的“军令统一”。蒋介石得以凌驾于整个军队之上，成为军队唯一的核心和最高统帅。
但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国民党军队中勾心斗角、败不相救的恶质文化也一步步形成。对于中央军来说，黄埔军官个个都是具有通天本领的“天子门生”，蒋介石一手提拔的这些学生们，都唯蒋校长马首是瞻，唯蒋校长一人之命是从，都要争相得到蒋校长的宠爱，得到校长的宠爱便是最好的终南捷径，这就必然导致彼此之间争风吃醋，相互拆台，上下倾轧，内斗不已。而对于杂牌军来说，时刻都面临着被蒋介石削去番号的危险，因而作战时考虑的首先是保存实力，而绝对不会为了别人而牺牲自己，绝对不会有勇敢任事、顾全大局的精神。
今天看来，蒋介石的御将术是一种典型的建立在个人关系基础之上的中国式管理。一言以蔽之，就是亲疏有别的特殊主义。在这样的管理模式中，组织的管理者往往通过个人的关系，在组织中大力培植和使用亲信，并依靠亲信来实现掌控组织的目的。然而从蒋介石的例子我们看得很清楚，这种模式短期可能非常有效，但长期一定付出沉重的代价：蒋介石确实成功地奠定了他个人的绝对地位，但也成功地使争功诿过、败不相救成为国民党军队中组织文化的最大潜规则，使各路人马无法有效合作。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样的组织文化，首先葬送的往往是组织中最优秀的成员，用张灵甫的话说，是“勇者任其自进，怯者听其裹足。牺牲者牺牲而已，机巧者自为得志”。这种重“亲疏”而不重“公平”的管理模式，还必然会导致张灵甫所说的“赏难尽明，罚每欠当”，最终导致下属的离心离德。这样的组织，管理成本会越来越高，凝聚力会越来越差，而战斗力会越来越低，最终整个组织将以一种惊人的加速度走向全面的溃败。从这个意义上说，蒋介石的御将术，其实是中国式管理一个失败的标本。
“唯进剿以来，职每感作战成效，难满人意。目睹岁月蹉跎，坐视奸匪长大，不能积极予以彻底性打击。以国军表现于战场者，勇者任其自进，怯者听其裹足。牺牲者牺牲而已，机巧者自为得志。赏难尽明，罚每欠当。彼此多存观望，难得合作，各自为谋，同床异梦。匪能进退飘忽，来去自如，我则一进一退，俱多牵制。匪诚无可畏，可畏者我将领意志不能统一耳。窃以若不急谋改善，将不足以言剿匪也。”
就在张灵甫写完这封信的10天之后，也就是1947年5月16日，74师在孟良崮战役中被华东野战军全歼。而74师覆没的原因，正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多存观望，难得合作，各自为谋，同床异梦”。当华东野战军将74师包围起来的时候，国民党的几十万大军离孟良崮近则数公里，远也不过一两天驰援便能赶到，只要援军赶到，就能马上与74师形成对华东野战军的里应外合、中心开花之势。74师陷入包围时，蒋介石曾下达了各路大军必须从速进援合击的手令，并威胁“如有委靡犹豫，逡巡不前，或赴援不力，中途停顿”，“定以畏匪避战，纵匪害国，贻误战局，严究论罪不贷”。汤恩伯也要求所部“不顾一切，星夜进击，破匪军之包围，救袍泽于危困”。然而无论是蒋介石的严令还是汤恩伯的苦求，都未能见效。直到74师被全歼，各路援军始终未能跨入华东野战军包围圈一步。
经常有人这样发问：如果外围的国民党军队全力推进，孟良崮战役会是怎样一个结局？要知道，华东野战军当时是10个纵队27万人，而国民党进攻部队是45万人，双方兵力何其悬殊。但假设永远只是假设，真相是，国民党军队从一开始就注定不可能拼死来救。早在孟良崮战役之前，毛泽东就给陈毅、粟裕发来电报，说根据西北战场的经验，只需要用一部分力量就可以阻住国民党的增援部队，华东野战军在总兵力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陈毅、粟裕却敢于用5个纵队包围只有3万人的74师，形成了对74师的绝对优势，也正是因为看准了“其他敌军不会奋力救援”。
在孟良崮战役之后的军事检讨会上，蒋介石痛斥国民党军队说：“大家都养成自保自足的恶习，只看到自身带领的一部的利害，对于友军的危难，整个战局的失败，几乎是漠不相关；以致我们革命军同生死共患难的传统精神和我们军人智信仁勇严必备的武德完全丧失。”他要求军队必须借检讨之机，作一番彻底的觉悟和改造。然而蒋介石似乎并不明白，国民党军队“败不相救”的恶习，其根源恰恰在于他本人那种中国式的御将之术。
用今天的话来说，国民党的军队，非常像兼并收购而发展起来的企业。蒋介石的军队以国民革命军为核心，在北伐以及此后的军阀大战过程中，不断地通过武力、引诱、收买、瓦解等手段，将地方军阀纳入到自己的体系之中，最终建立了一个表面统一的中央政权。由此国民党军队便因渊源的不同，而分成了“中央军”和“杂牌军”，杂牌军又分为川军、桂军、粤军、湘军、晋绥军、东北军、西北军之类。
对于这样一支派系林立的军队，蒋介石的基本策略，是以黄埔系来控制中央军，以中央军来控制杂牌军。中央军是蒋介石的嫡系，蒋介石以黄埔军校校长的身份，与黄埔毕业的军官们形成了私人之间的服从关系。所谓的黄埔精神，就是“服从校长、尽忠党国、精诚团结、成功成仁”，其中的关键自然是第一条。黄埔毕业的军官都是校长的学生，并以学生的身份效忠于校长，蒋介石则在职务、装备、后勤、作战等方面给予黄埔军官种种特权，从而达到通过黄埔军官来控制军队的目的。对于中央军之外的杂牌军，蒋介石采取的是分化、控制和吞并的策略。一方面通过战场作战来借刀杀人，消耗杂牌军的力量，另一方面，对于打了败仗的杂牌军，则会乘机取消其番号，夺取其地盘。这样也就达到了排挤削弱杂牌军、扩大发展中央军的目的。
就控制军队而言，蒋介石的这套御将之术，确实是很成功的。中央军变成了唯蒋氏之命是从的所谓“嫡系”，杂牌军也只能被迫接受蒋介石的“军令统一”。蒋介石得以凌驾于整个军队之上，成为军队唯一的核心和最高统帅。
但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国民党军队中勾心斗角、败不相救的恶质文化也一步步形成。对于中央军来说，黄埔军官个个都是具有通天本领的“天子门生”，蒋介石一手提拔的这些学生们，都唯蒋校长马首是瞻，唯蒋校长一人之命是从，都要争相得到蒋校长的宠爱，得到校长的宠爱便是最好的终南捷径，这就必然导致彼此之间争风吃醋，相互拆台，上下倾轧，内斗不已。而对于杂牌军来说，时刻都面临着被蒋介石削去番号的危险，因而作战时考虑的首先是保存实力，而绝对不会为了别人而牺牲自己，绝对不会有勇敢任事、顾全大局的精神。
今天看来，蒋介石的御将术是一种典型的建立在个人关系基础之上的中国式管理。一言以蔽之，就是亲疏有别的特殊主义。在这样的管理模式中，组织的管理者往往通过个人的关系，在组织中大力培植和使用亲信，并依靠亲信来实现掌控组织的目的。然而从蒋介石的例子我们看得很清楚，这种模式短期可能非常有效，但长期一定付出沉重的代价：蒋介石确实成功地奠定了他个人的绝对地位，但也成功地使争功诿过、败不相救成为国民党军队中组织文化的最大潜规则，使各路人马无法有效合作。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样的组织文化，首先葬送的往往是组织中最优秀的成员，用张灵甫的话说，是“勇者任其自进，怯者听其裹足。牺牲者牺牲而已，机巧者自为得志”。这种重“亲疏”而不重“公平”的管理模式，还必然会导致张灵甫所说的“赏难尽明，罚每欠当”，最终导致下属的离心离德。这样的组织，管理成本会越来越高，凝聚力会越来越差，而战斗力会越来越低，最终整个组织将以一种惊人的加速度走向全面的溃败。从这个意义上说，蒋介石的御将术，其实是中国式管理一个失败的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