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望外贸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的作用，改善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亦即提高出口商品结构和国内增值率。
　　
　　正值“货币战争”之说风靡全球之际，已经是世界第一二大经济体且拥有全世界最多外汇储备的中国树大招风，西方国家正竭力将挑起货币战争的帽子扣到中国头上，美国众议院更于9月末以348:79高票通过针对人民币的《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将汇率与贸易战挂钩，企图将目前还只是形象说法的“货币战争”发展成为现实。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前的“减顺差”说法再度出现，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次研讨会上表示，中国的政策是缩小整体经常项目盈余，贸易政策、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都将瞄准这一方向，目标是把经常项目盈余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降至4％以下，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
　　无疑，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其中主要是贸易顺差)水平确实过高，不仅给国内经济造成了一系列副作用，而且成为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一极，巨额经常项目顺差是不可长期持续也不应长期持续的，调整贸易顺差势在必行。然而，我们应当努力追求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中长期目标，并不等于我们就把它当作必须追求的短期目标，也不意味着短期内有可能实现这项目标，因为我们所要追求的目标是多元的，而抑制贸易顺差的努力与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提升产业结构目标之间存在一定冲突。尽管在中长期内我们需要用内需取代外需作为经济增长的土要推动力量，但这一点在短期内很难实现，因为大幅度加大投资力度将进一步加剧我国本已相当严重的产能过剩局面，消费增长则取决于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恢复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成绩，而这两点均非一日之功。因此，如果我们抑制贸易顺差的力度过大，我们可能将面临经济增长失速的风险。
　　在产业结构目标方面，我们期望外贸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的作用，改善中国在国际分T体系中的地位，亦即提高出口商品结构和国内增值率。但出口商品结构和围内增值率提高虽然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在短期内却会推动贸易顺差增长。在这里，抑制贸易顺差增长是我们追求的短期目标，提升中国经济结构则是我们的长期目标，短期目标不应妨害长期目标。
　　更重要的是，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充满冲突和斗争、敌手环伺的现实世界上，而不是“让世界充满爱”的象牙塔里；中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目标正在加速从单纯“赶超”转向兼顾防止“被赶超”，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无论我们要追求多么合理的目标，假如方式方法不对，都有可能沦为自废武功，帮助对手遏制或赶超自己。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拥有全世界五分之一生灵的大国，中国全面实现“赶超”意味着近四百年来全球产业和贸易秩序中西方主导的格局被真正打破，这一点自不待言：惟其如此，这种进一步的“赶超”注定不可能平稳。对于力图维持霸权的守成大国而言，除了直接阻挠新兴大国“赶超”之外，扶植其他发展中国家赶超新兴大国，令新兴大国“赶超”不成反“被赶超”，无疑更是上上之策。而新兴大国在“赶超”守成大国前期的初步成功又会创造自己被其他后起者“赶超”的可能性，因为这种初期成功会削弱其赖以起家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价格竞争力。近年来西方热衷于唱多某几个后起发展中国家并动辄将其与中国相提并论，小过是上述守成大国策略的具体表现而已。
　　减顺差无非是从减少出口和扩大进口两个方向上下功夫，有鉴于此，我们重点应当是扩大进口而不是减少出口(尽管我们需要减少乃至彻底取消对“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激励)，以及通过调控资本项目收支来平衡经常项目收支，即扩大对外直接投资以减少资本项目顺差，甚至平衡经常项目顺差。在扩大进口的过程中，我们还要防止扩大技术装备进口沦为剥夺自主先进制造业发展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