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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国家已经与德国和北欧国家一道，积极参与绿色工业革命（GIR），但许多亚洲国家近年试图复制或借用来自英国和美国的西方经济模式——植根于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类似的一些理念。
中国和其他国家应避免这种做法。原因在于西方的（即英语系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经济理念并不科学，且已经出了问题。实际上，需要采取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经济理念，即所谓“社会资本主义”（social capitalism）。
日本盲目照搬西方经济模式
在日本和韩国的带领下，亚洲国家上世纪80年代便开始了绿色工业革命，中国在过去10年里迅速迎头赶上。
日本却犯了巨大错误，遵循了新古典学派的盎格鲁-撒克逊经济理念，尤其是对需求和供给模型的采纳和运用。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政界和企业界的推动下，日本开始建设核电厂。外来的动力与日本近期的民意和由来已久的历史文化相悖，日本的民意和历史文化反对在国内建核电厂，但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又需要更多的电力来支撑蓬勃发展的各个经济领域，如电子业、汽车业、媒体产品和基础设施。韩国没有经历这些过程，但也受到了很深的影响。今天，中国也积极参与进来。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到过亚太地区多个国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以及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80年代，我看到人们戴着口罩，抵挡因为经济高速增长而产生的烟雾和污染，在东京这样的大都市尤其常见。今天，在北京和其他的中国大城市，也见到了相同的景象，人们整天戴着口罩。其共同原因是，化石燃料燃烧，产生了不健康、有害的温室气体和污染。
30年前，日本的解决方案是建造核电厂，当时以为它是“清洁”的。30年后，全世界都看到了海啸在福岛造成的灾难后果。为满足电力需求，中国也考虑了同样的解决办法。福岛核灾难后，中国停下了脚步，重新考虑面前的选项。中国必须停下来。中国政府似乎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在新的“五年计划”中采取了措施，还提供了资金和资源上的支持——希望不是基于传统的新古典学派盎格鲁-撒克逊经济理念。
采纳科学的经济理念
中国现在将社会的关切（环境、健康、气候以及自然资源等）与资本主义结合成了“社会资本主义”，引领亚洲发展。经济学需要同时做到定性和定量，才能称之为科学。例如，英语中一些习以为常的经济语汇，被强加到了中国政府身上，而实际上它们在英语中定性的涵义和目的，就是为少数人、极少数人赚钱。
“清洁”和“绿色”的伪定义
以下两个案例是因经济词汇未经定义而产生的问题。首先是“清洁”和“绿色”的差异，尤其用于能源、水、交通基础设施等领域时。例如，多数美国石油和天然气企业会说，“天然气”能供应“清洁”的能源。误用“清洁”一词形容煤炭最麻烦，煤炭产业由此即可辩解，煤矿里的“清洁采煤”技术对环境有益。对于多数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来说，“清洁”（clean）和“煤”（coal）这两个词是所谓的“矛盾修辞”（oxymoron），将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反差巨大。“清洁煤炭”远非不污染、不排放温室气体。因此，“清洁”这个词被赋予了一种怪诞、且令人无法接受的新涵义。
另一个案例涉及天然气产业。10年来，这个产业一直宣称它们的化石燃料是“清洁”的。如此蓄意地误用“清洁”一词，实在令人不安，因为天然气是化石燃料，它既会产生颗粒物，又会排放温室气体，或许低于煤炭，但天然气也排放污染和温室气体。
简言之，天然气产业为了自己产品而推广的清洁能源概念是伪概念。然后，这些天然气企业又声称天然气是一种“过渡性”的能源，之后会采用污染程度更低、不排放温室气体的其他能源形式。在被问及“过渡期”有多长时，他们要么回避，要么宣称这个问题不重要。可是“过渡”的意义至关重要。要发现和加工天然气要花很长时间（尽管因为诸多因素，时间已经缩短），但之后开采、加工、输送天然气（通过卡车、火车和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成本高昂，且存在危险。
举例来说，由于存在危险和消极的环境影响，加利福尼亚州沿岸的太平洋上不允许钻探开采。加州也不允许在任何码头运送或卸载液化天然气（LNG）。天然气企业或会计事务所从来都不会将这些额外的时间和附加成本因素，计算到经济数据当中。时间和资金成本不但存在，而且也应该被纳入计算。
在今天传统的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中，这些因素并没有包括在供应和需求的定义当中。化石燃料产业甚至还想方设法，将相关数字从资产负债表里抵扣或抹掉，甚至还能因此得到税收抵免和优惠。其累加成本相当可观，应该被当作“外部性”。如将这些成本计入考量，化石燃料的成本就会高出很多。此外，成本中多数是搁置成本，也就是说，需要将体系建设好，投入运营30年至40年，才能偿清银行的贷款。简言之，所谓“过渡”的提法，是虚假的。
“限额交易”能遏制气候变化？
这个命题也不成立。可以肯定，它再次运用了经济学概念，却证明了经济学的不科学——如果持续如此，永远不能成为科学。
“限额交易”（cap and trade， C&T）的作用是让富有的市场交易者变得更加富有。主要方式是让碳排放企业和产业，花钱买到排放污染物的特权。也就是说，这些公司利用所谓的“市场力量”为自己辩护，甚至逃避其所应肩负的遏制和扭转气候变化的法律责任、专业责任和个人责任。
再来看看21世纪之初，加州启用C&T经济模式的经典案例。我当时被招揽到州长手下。时任州长从上世纪90年代的前任手中，接下了启动电力事业去监管化的任务，但结果却是一场经济和能源崩溃的灾难。为挽救加州能源体系在经济和环境上的崩溃，我们与正在运转的传统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系遭遇。该体制宣称“市场力量”能够在加州为所有人提供一种成本更低、质量更高的能源，但这种论断根本不成立，我们所经历的情况恰恰相反。 在我的书《机敏的能源系统》（Agile Energy Systems）中，记录了所发生的事情。加州既有中心化的能源系统，也有去中心化的能源系统，即现场发电和分布式发电系统。加州政府放松了监管，这样一来，私营企业就按照自己对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的定义，使加州出现了轮流低压节电或停电的状况，这是因为所谓的“市场力量”本身，是基于某些私营企业自身的供应和需求而决定的。
我们这些给加州州长干活的人（尤其是律师），当时对定量经济做了切实研究。我们索取了数据和统计资料，了解为什么一家电厂以维护名义关闭了一个月后，又维护了一个月，接着又是一个月。市场力量是今天的C&T体系中的根基，其论点是企业会交易自己的碳排放配额。在常规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中，碳排放的问题，就像去监管化的电力生产，永远都不会被控制和检验。唯一的赢家是那些买卖“电子”的人，现在的赢家则是那些买卖C&T“份额”的人。
当时人们谈起C&T，都会把它当成削减影响气候的污染物和排放物的最佳“经济模式”，过去和现在鼓吹C&T的，正是那些推动去监管化的人。两种情形中的赢家，都是华尔街的金融业者和投资人。在州政府的经历，使我从过去直到现在，都主张一种经济学的新路径，使之成为科学。
不幸的是，报告发布半年以后，加州州长就被罢免了。下一任州长选择了常规的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路径，此举几乎导致加州破产。
其实，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碳税”。或者像反吸烟法规一样，将这种税称作“基金”，或者遏制吸烟者的“激励手段”。20多年前，超过70%的加州选民投票支持了禁烟法规。
中国引领绿色工业革命潮流
今天看来，应该走向新的经济学模式，不再遵循传统的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经济学。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认识到、也理解到，经济模型不科学是个基本问题。例如，中国面向全国推行了“五年计划”，也有执行这些计划所需的资金。此外，在当前的“五年计划”中，中国认识到，它过去采取了西方的经济学模式，过度建设却没有对能源、环境和基础设施给予必要的考虑。其他国家也有类似中国的计划，一些国家甚至专门拨付了资金。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社会资本主义”。
上世纪80年代，日本认识到，对新兴先进技术的兴趣和关注，是其二战后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日本企业高速发展，无论排水管道还是汽车制造，无论娱乐业还是大众媒体，都成为了全世界的领导者。韩国在上世纪90年代也经过了相似的历程。这两个国家至今仍保持这种趋势，其他国家，包括东南亚的城市国家新加坡，也正在追随它们的步伐。因此，如果亚洲国家科学地运用经济学，就能在绿色工业革命中引领世界。现在，信奉盎格鲁-撒克逊式经济学的国家，应当觉醒并寻求变革了。
子孙后代的未来，取决于我们现在的行动。根本不存在什么所谓的“过渡期”。今天就得行动起来。
中国和其他国家应避免这种做法。原因在于西方的（即英语系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经济理念并不科学，且已经出了问题。实际上，需要采取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经济理念，即所谓“社会资本主义”（social capitalism）。
日本盲目照搬西方经济模式
在日本和韩国的带领下，亚洲国家上世纪80年代便开始了绿色工业革命，中国在过去10年里迅速迎头赶上。
日本却犯了巨大错误，遵循了新古典学派的盎格鲁-撒克逊经济理念，尤其是对需求和供给模型的采纳和运用。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政界和企业界的推动下，日本开始建设核电厂。外来的动力与日本近期的民意和由来已久的历史文化相悖，日本的民意和历史文化反对在国内建核电厂，但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又需要更多的电力来支撑蓬勃发展的各个经济领域，如电子业、汽车业、媒体产品和基础设施。韩国没有经历这些过程，但也受到了很深的影响。今天，中国也积极参与进来。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到过亚太地区多个国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以及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80年代，我看到人们戴着口罩，抵挡因为经济高速增长而产生的烟雾和污染，在东京这样的大都市尤其常见。今天，在北京和其他的中国大城市，也见到了相同的景象，人们整天戴着口罩。其共同原因是，化石燃料燃烧，产生了不健康、有害的温室气体和污染。
30年前，日本的解决方案是建造核电厂，当时以为它是“清洁”的。30年后，全世界都看到了海啸在福岛造成的灾难后果。为满足电力需求，中国也考虑了同样的解决办法。福岛核灾难后，中国停下了脚步，重新考虑面前的选项。中国必须停下来。中国政府似乎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在新的“五年计划”中采取了措施，还提供了资金和资源上的支持——希望不是基于传统的新古典学派盎格鲁-撒克逊经济理念。
采纳科学的经济理念
中国现在将社会的关切（环境、健康、气候以及自然资源等）与资本主义结合成了“社会资本主义”，引领亚洲发展。经济学需要同时做到定性和定量，才能称之为科学。例如，英语中一些习以为常的经济语汇，被强加到了中国政府身上，而实际上它们在英语中定性的涵义和目的，就是为少数人、极少数人赚钱。
“清洁”和“绿色”的伪定义
以下两个案例是因经济词汇未经定义而产生的问题。首先是“清洁”和“绿色”的差异，尤其用于能源、水、交通基础设施等领域时。例如，多数美国石油和天然气企业会说，“天然气”能供应“清洁”的能源。误用“清洁”一词形容煤炭最麻烦，煤炭产业由此即可辩解，煤矿里的“清洁采煤”技术对环境有益。对于多数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来说，“清洁”（clean）和“煤”（coal）这两个词是所谓的“矛盾修辞”（oxymoron），将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反差巨大。“清洁煤炭”远非不污染、不排放温室气体。因此，“清洁”这个词被赋予了一种怪诞、且令人无法接受的新涵义。
另一个案例涉及天然气产业。10年来，这个产业一直宣称它们的化石燃料是“清洁”的。如此蓄意地误用“清洁”一词，实在令人不安，因为天然气是化石燃料，它既会产生颗粒物，又会排放温室气体，或许低于煤炭，但天然气也排放污染和温室气体。
简言之，天然气产业为了自己产品而推广的清洁能源概念是伪概念。然后，这些天然气企业又声称天然气是一种“过渡性”的能源，之后会采用污染程度更低、不排放温室气体的其他能源形式。在被问及“过渡期”有多长时，他们要么回避，要么宣称这个问题不重要。可是“过渡”的意义至关重要。要发现和加工天然气要花很长时间（尽管因为诸多因素，时间已经缩短），但之后开采、加工、输送天然气（通过卡车、火车和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成本高昂，且存在危险。
举例来说，由于存在危险和消极的环境影响，加利福尼亚州沿岸的太平洋上不允许钻探开采。加州也不允许在任何码头运送或卸载液化天然气（LNG）。天然气企业或会计事务所从来都不会将这些额外的时间和附加成本因素，计算到经济数据当中。时间和资金成本不但存在，而且也应该被纳入计算。
在今天传统的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中，这些因素并没有包括在供应和需求的定义当中。化石燃料产业甚至还想方设法，将相关数字从资产负债表里抵扣或抹掉，甚至还能因此得到税收抵免和优惠。其累加成本相当可观，应该被当作“外部性”。如将这些成本计入考量，化石燃料的成本就会高出很多。此外，成本中多数是搁置成本，也就是说，需要将体系建设好，投入运营30年至40年，才能偿清银行的贷款。简言之，所谓“过渡”的提法，是虚假的。
“限额交易”能遏制气候变化？
这个命题也不成立。可以肯定，它再次运用了经济学概念，却证明了经济学的不科学——如果持续如此，永远不能成为科学。
“限额交易”（cap and trade， C&T）的作用是让富有的市场交易者变得更加富有。主要方式是让碳排放企业和产业，花钱买到排放污染物的特权。也就是说，这些公司利用所谓的“市场力量”为自己辩护，甚至逃避其所应肩负的遏制和扭转气候变化的法律责任、专业责任和个人责任。
再来看看21世纪之初，加州启用C&T经济模式的经典案例。我当时被招揽到州长手下。时任州长从上世纪90年代的前任手中，接下了启动电力事业去监管化的任务，但结果却是一场经济和能源崩溃的灾难。为挽救加州能源体系在经济和环境上的崩溃，我们与正在运转的传统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系遭遇。该体制宣称“市场力量”能够在加州为所有人提供一种成本更低、质量更高的能源，但这种论断根本不成立，我们所经历的情况恰恰相反。 在我的书《机敏的能源系统》（Agile Energy Systems）中，记录了所发生的事情。加州既有中心化的能源系统，也有去中心化的能源系统，即现场发电和分布式发电系统。加州政府放松了监管，这样一来，私营企业就按照自己对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的定义，使加州出现了轮流低压节电或停电的状况，这是因为所谓的“市场力量”本身，是基于某些私营企业自身的供应和需求而决定的。
我们这些给加州州长干活的人（尤其是律师），当时对定量经济做了切实研究。我们索取了数据和统计资料，了解为什么一家电厂以维护名义关闭了一个月后，又维护了一个月，接着又是一个月。市场力量是今天的C&T体系中的根基，其论点是企业会交易自己的碳排放配额。在常规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中，碳排放的问题，就像去监管化的电力生产，永远都不会被控制和检验。唯一的赢家是那些买卖“电子”的人，现在的赢家则是那些买卖C&T“份额”的人。
当时人们谈起C&T，都会把它当成削减影响气候的污染物和排放物的最佳“经济模式”，过去和现在鼓吹C&T的，正是那些推动去监管化的人。两种情形中的赢家，都是华尔街的金融业者和投资人。在州政府的经历，使我从过去直到现在，都主张一种经济学的新路径，使之成为科学。
不幸的是，报告发布半年以后，加州州长就被罢免了。下一任州长选择了常规的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路径，此举几乎导致加州破产。
其实，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碳税”。或者像反吸烟法规一样，将这种税称作“基金”，或者遏制吸烟者的“激励手段”。20多年前，超过70%的加州选民投票支持了禁烟法规。
中国引领绿色工业革命潮流
今天看来，应该走向新的经济学模式，不再遵循传统的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经济学。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认识到、也理解到，经济模型不科学是个基本问题。例如，中国面向全国推行了“五年计划”，也有执行这些计划所需的资金。此外，在当前的“五年计划”中，中国认识到，它过去采取了西方的经济学模式，过度建设却没有对能源、环境和基础设施给予必要的考虑。其他国家也有类似中国的计划，一些国家甚至专门拨付了资金。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社会资本主义”。
上世纪80年代，日本认识到，对新兴先进技术的兴趣和关注，是其二战后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日本企业高速发展，无论排水管道还是汽车制造，无论娱乐业还是大众媒体，都成为了全世界的领导者。韩国在上世纪90年代也经过了相似的历程。这两个国家至今仍保持这种趋势，其他国家，包括东南亚的城市国家新加坡，也正在追随它们的步伐。因此，如果亚洲国家科学地运用经济学，就能在绿色工业革命中引领世界。现在，信奉盎格鲁-撒克逊式经济学的国家，应当觉醒并寻求变革了。
子孙后代的未来，取决于我们现在的行动。根本不存在什么所谓的“过渡期”。今天就得行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