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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于披露河南灾情的媒体，只有重庆《大公报》、美国《时代》周刊、南阳《前锋报》等寥寥数家，这些难得的灾情报道，成了1942年河南灾荒最珍贵的历史记录。
郑州市十八里河镇南刘庄村民刘春发，今年87岁，提起70年前的那场大灾荒，他眼睛湿润、声音颤抖：“太惨了，太惨了……”
刘春发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从1942年夏天开始，天一直没有下雨，庄稼绝收，村民断粮，他们村饿死了几十口人，他家就有3位亲人饿死。
91岁高龄的景爱云是郑州市南郊黄岗寺村人，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时，黄岗寺村饿死的人更多，她娘、她叔、她的两个堂妹都饿死了。
河南省档案局保管利用处副处长刘志远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由于时值战乱，河南省政府几度迁移，这个时期的档案留存非常少。不过，仅存的这些档案，还是真实地记录了1942年河南旱灾发生时的情况。
这场大灾难至今少为人知，仅隐约存现于当时零星的新闻报道和后来少量的文学作品中。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历时数月，走访河南、陕西多地，搜集史料，查阅档案，寻访亲历者，探寻1942年河南旱灾的历史真相。
“500万人”
1943年12月河南省政府编印的《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中的《河南省三十一年（民国三十一年，即1942年）各县旱灾调查表》显示，全省111个县中有96个县被列表统计，其中灾情严重的有39个县，受灾总人数达1200万人。
1946年，河南省社会处编印的《河南灾情实况》一书这样记载当时的灾情：田园龟裂，赤地千里，二麦颗粒无收，秋禾全数枯萎。于时树叶草根，都成上品，腐木细泥，亦用果腹……灾民因饥饿难忍，而服毒者，缢死者，自刎者，甚至杀儿以求一饱者，所在多有，司空见惯，同时无主弃婴，到处可见，音若泣声，到处可闻，死尸横野，无人收埋，鬼哭神号，无殊地狱。阴森凄惨，绝异人寰……
河南省档案馆收藏的《国民党上蔡县执委关于报因灾吃人情形的呈》证实，河南旱灾期间，确有“吃人”惨剧发生：上蔡县吕店镇第十八保第十一甲王庄60余岁的贫民刘卷良，家贫如洗，乞讨无门，曾在（1943年）3月4日将饿死的乞丐“解割煮食”，以救饥荒。
而据《河南灾情实况》中《河南省各行政区人口受灾损失统计表》附注中所列，此次旱灾死亡人数达300万。
关于这场河南旱灾的死亡人数，另外一种说法是“500万人”。
在《江流天地外》一书中，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郭仲隗回忆：1942年，我续任第三届国民参政员，是年河南大旱，除少数水田外，一粒未收。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我以参政员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结果河南饿死了500多万人，河南主席李培基只报了1602人，开政治上未有之奇”。
同样，在当时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白修德的笔下，河南旱灾的死亡人数也是“500万人”。
1943年3月22日，白修德在报道《等待收成》中提到：在河南 3400 万人中，我们估计有300万已经沦为难民。此外，还将有 500 万人会在秋收季节前死去。
而在白修德晚年的回忆录《探索历史——一个人的历程》中，“500万人”这个数字再次出现：“我在最后一周里集中精力匡算出了灾区预计将发生的死亡人数，最乐观地估计，有 500万人已经或正在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死去，占正常人口的 20％。”
除了饿死的500万人，还有300万灾民背井离乡，外出逃难。他们拖家带口，一路讨饭，向西面和南面的国统区、边区艰难逃亡。
甚至吃“石头面”
今年87岁的郑州人刘春发回忆，因为庄稼绝收，村民们都没东西可吃，连榆树皮都刮下来吃了。榆树皮刮下来后，去掉外层，把内层白色的部分晒干、捣碎，与花生皮一起在磨上碾，做成馍吃。刘春发说，榆树皮不苦，但是很黏，吃完身上肿。
尽管如此，榆树皮还是有限的，很多村民连榆树皮也吃不上，慢慢就饿死了。他们村当时有200多口人，饿死了几十口。刘春发家共有7口人，其中奶奶、父亲和妹妹3人都饿死了。
当时，政府不仅没有救灾发粮，还向老百姓征粮，不交就打人、吓唬，逼得老百姓纷纷逃离。因为河南北面和东面已经沦陷，逃荒的老百姓只能向西、向南逃。当时为了防止日本鬼子西犯，陇海线洛阳以东的铁轨已经拆毁，老百姓只有步行到洛阳，然后扒火车向西逃。有去西安的，有去宝鸡的，最远有跑到新疆的。刘春发因为有老有少走不开，留在了老家。
91岁的景爱云娘家是郑州黄岗寺村的，她回忆说，当时日本鬼子杀人放火，村民们被杀、饿死的很多，不少老百姓都外出逃难。她娘也逃出去了，结果饿死在路上。她的叔叔和两个女儿都饿死了。
88岁的河南宜阳县人赵士友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1939年至1943年是他老家寻村黄窑旱灾最为严重的几年。那时候，家里没有吃的，常吃一种用柿蒂和粗糠磨成的面。旱灾最严重的时候，吃得最多的是野菜和树叶，甚至吃“石头面”。
“石头面”的做法，是把一种质地松酥的石头拍碎，磨成面，搅点菜，然后在烙馍的鏊子上炕干吃，“这个不能吃多，吃多了解不下溲”。
在赵士友的家乡，经常有逃荒的灾民路过，郑州人最多，开封以南周口、鄢陵、扶沟一带的人也不少。几乎每天都有携家带口的逃荒者上门讨饭，“这个走，那个来，我们也没啥给他们的，最多抓一把面，自己还没啥吃的”。
赵士友回忆，当时大批的逃荒者，住在村里的破庙和空窑里，有饿死在村里的，有大老远背着家具来卖的，“还有卖孩子的”。
商丘虞城人万翠兰，今年87岁，她向本刊记者回忆，她娘家是虞城曹余庄的，因处于低洼地带，四周常年积水，旱情没有郑州那边严重，但还是有很多土地干裂、庄稼旱死。
她记得后来的蝗灾比较严重：蝗虫飞来时一大片，遮住了太阳，庄稼很快变成一片光杆。遇到墙壁，蝗虫能爬满墙。为了治蝗，老百姓都在地里挖沟，把打死的蝗虫就地掩埋。
勇于披露灾情的媒体
由于时隔久远，这些步入耄耋之年的亲历者，已经无法完整回忆起70年前那场大灾荒的详细情节。 而当时的一些新闻报道，则真实记录下了当年灾荒的惨绝景象。
1942年10月26日美国《时代》周刊报道：两万平方英里的河南省北部地区正陷入饥饿之中。男人和女人们正在吃树皮和草根，腹部肿胀的孩子们被卖掉换取粮食。数千人已经死去，数十万人走投无路，千万人面临着一整个漫长冬天的大饥荒的折磨。
一个母亲有一个婴儿和两个大些的孩子，在讨饭的长途中疲劳不堪，坐在树下休息。她叫两个大些的孩子到前面的村子里讨一点吃的，当孩子们回来时，母亲已经饿死，婴儿还依然使劲吸吮着她的奶头。
在洛阳，成捆的树叶被卖给饥民当食物，一块钱一捆。孩子们的肚子因为吃下这种食物而变得膨胀和水肿。有时饥民的家庭找来家里所有残存的食物，共同吃上最后一次饭然后集体自杀。
1943年2月1日的重庆《大公报》报道：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千成万逃往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
在洛阳街头，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群像蜜蜂一样嗡嗡响，“老爷，救救命吧！饿得慌啊！”他们伸出来的手，尽是一根根的血管，再看他们的全身，会误认为一张生理骨干挂图。他们的体力跟不上吃饱了的人，一个个地迈着踉跄步子，叫不应，哭无泪，无声无响地饿毙街头。
沿途灾民扶老携幼，独轮小车带着锅碗，父推子拉，或妇拉夫推，也有六七十岁老夫妻喘喘地负荷前进。一路上的村庄，十室九空了，几条饿狗畏缩着尾巴，在村口绕来绕去也找不到食物，不通人性的牲畜却吃起自己主人的饿殍。
因为吃了一种名叫“霉花”的野草，灾民们脸部浮肿，鼻孔与眼角发黑。而在连“霉花”也没得吃的叶县，灾民们正在吃一种干柴，一种无法用杵臼捣碎的干柴，一位老农夫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吃柴火，真不如早死！”
在河南灾区，牛早就快杀光了，猪尽是骨头，鸡的眼睛饿得都睁不开。卖子女无人要，自己的年轻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都驮在驴上到豫东驮河、周家口、界首那些贩人的市场卖为娼妓。卖一口人，买不回四斗粮食。
1943年4月6日南阳《前锋报》报道：饥饿的灾民们吃干了的柿叶、剥下的柿蒂，蒺藜捣成的碎粉，吃麦苗，捡收鸟粪，淘吃里面未被消化的草籽，甚至掘食已经掩埋了的尸体。
他们宰杀了平日爱如生命的鸡犬，宰杀了他们相依为命的耕牛，卖掉他们的锄头、破袄，然后卖出他们的土地，最后摘下他们的心头肉——卖了儿女，卖了老婆。然而，结局还是被死亡劫去。
在黄泛区，野犬吃人吃得两眼通红，有许多濒死但还能蠕动的人都被野狗吃掉了。在郑州，有成群的乞丐掘食死尸；郑州马永道夫妇，亲自动手煮吃了他们的亲生女儿香菊；在洛阳，有个荥阳籍的灾民亲手杀死他的一妻二子后投井。
勇于披露河南灾情的媒体，只有重庆《大公报》、美国《时代》周刊、南阳《前锋报》等寥寥数家，这些难得的灾情报道，成了1942年河南灾荒最珍贵的历史记录。
《大公报》被停刊三天
1943年2月初，《大公报》发表了记者张高峰真实报道河南大灾的通讯《豫灾实录》与总编辑王芸生写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触怒了国民党当局，被勒令停刊三天。
张高峰（1918—1989），天津芦台（今天津市）人。1940年秋，他到迁入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政治系读书，兼任《大公报》通讯员。
1942年12月，《大公报》派张高峰到河南任战地记者。他从四川经西安到洛阳，后从洛阳南行，经过密县、登封、临汝、宝盐到达叶县。沿途，他看到成千上万的河南难民蜂拥入陕，到处是骨瘦如柴的乞丐，随处可见灾民扶老携幼、推着独轮车逃荒。他亲眼看到附近村里的孩子一个个饿死，村民吃了有毒的野菜而全身麻痹浮肿。尤其令他愤懑的是，灾情如此严重，县乡政府还逼着农民纳粮，交不出粮就抓到县政府痛打，还逼灾民卖地抵租。
张高峰以眼见耳闻的事实写了一篇通讯，名叫《豫灾实录》（原名《饥饿的河南》），发表于1943年2月1日的重庆《大公报》。他愤怒地说：“灾旱的河南，吃树皮的人们，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他还尖锐地指出，中央早就决定对河南从减征购，省政府也在唱赈灾高调，可惜这庄严的命令没收到半点效果。
2月2日，《大公报》发表了总编辑王芸生写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王芸生指出，河南的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饥馑死亡的地狱，至今尚未见发放赈款。尤其令人不忍的，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拶，饿著肚纳粮，卖了田纳粮，让人联想到杜甫笔下穷凶极恶的“石壕吏”。
恰好，与这篇社评同版，转发了一条来自河南鲁山的中央社新闻，称“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王芸生引用这条消息后写道：“这‘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
王芸生感叹，我们生活在天堂一般的重庆，重庆无冬，人们已感近几天的寒冷。尽管米珠薪桂，重庆还很少听到饿死人，一般人家已升起熊熊的炭火。而在河南，朔风吹雪，饥民瑟缩，缺衣无食，又有多少同胞冻馁而死！……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据王芸生后来回忆，在这篇社评发表的当晚，新闻检查所派人送来了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限令《大公报》停刊三天的命令。《大公报》遵令于1943年2月3日、4日、5日停刊了三天。
不仅如此，《豫灾实录》作者张高峰亦受到当局报复。据张高峰之子张刃回忆，1943年 3月初，张高峰在河南叶县被国民党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并遭刑讯，后押至战区司令长官总部，由当时被河南民众称为“四灾”（水、旱、蝗、汤）之一的国民党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中原王”汤恩伯亲自夜审。汤明确提出了豫灾报道和张高峰给重庆《新华日报》供稿的事，张高峰据实回答，但不承认自己有共产党员身份，之后侥幸脱身。
“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
王芸生后来知道，《大公报》之所以被停刊三日，是“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
2012年8月18日，本刊记者在陕西省图书馆收藏的《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五辑至第二十八辑）中看到，时任《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总经理曹谷冰撰写的《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一文，披露了《大公报》被停刊事件的真实原因。 王芸生回忆，当时，因为停刊事件他向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询问究竟，陈布雷回答：“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李主席（培基）的报灾电，说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免。”
关于“蒋介石大骂报灾者”一事，本刊记者搜索民国史料时发现，民国时期著名军阀、蒋介石的结拜兄弟冯玉祥，在其回忆录《我所认识的蒋介石》里也进行了生动记载。
冯玉祥回忆，当时，河南大旱，饿死人无数，就在这样惨痛之下，蒋介石还叫河南征粮。那位河南主席实在没有办法，大胆地向蒋介石说：“旱灾太厉害。”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就大骂起来说：“一点廉耻都没有，一点人格都没有，就是胡造谣言。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说有旱灾！”无人格长、无人格短地骂了一个钟头。
《我所认识的蒋介石》还披露，当时，河南省的参政员郭仲隗大骂政府：“河南这样大的灾，你们眼瞎了么，看不见?你们的耳朵聋了么，听不见?”他在参政会内足骂了一个钟头。郭还拿了河南人吃的十几种东西，送给各院部长官，包括“观音土”。
外媒实地调查
冯玉祥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中提到的“后来又有外国记者团故意去照了许多相片带回来”，指的正是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和英国《泰晤士报》摄影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到河南灾区实地调查事件。
白修德（1915—1986），本名叫西奥多·H·怀特（Theodore·H·White），美国人，抗日战争时长期任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因为热爱中国，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白修德。
1942年10月，白修德从美国大使馆一位外交官那里，看到了来自洛阳和郑州的传教士的信件，得知河南正发生着罕见的大灾荒，他根据这些材料写了《十万火急大逃亡》的灾荒报道在美国发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充分关注。
1943年2月，《大公报》因报道河南灾情和批评当局被“停刊三日”后，白修德深受震动，决定亲赴河南实地调查。
1943年2月底，白修德和好友、英国《泰晤士报》摄影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起，沿陇海铁路经宝鸡、过西安到达河南境内进行调查采访。
一路上，白修德和福尔曼看到了一幕幕令他们难以置信的惨绝景象：狗在路旁啃着人的尸体，农民在夜幕的掩护中寻找死人身上的肉吃。无尽的废弃村庄，乞丐汇聚在每一个城门口，弃婴在每一条道路上号哭和死去。
飞驰的火车顶篷上，不时有拥挤的难民从车上摔下来。其中一个刚刚摔下来的难民，流着血躺在路基上，车轮切掉了他的脚。他孤身一人，号哭着，他那被轧平的血肉残留在铁轨上。他脚部的骨头露出来，像细弱的白色玉米秆。
白雪覆盖的郑州，碎石铺成的街道充满了衣衫褴褛、人形鬼貌的饥民……当他们要死的时候就躺在烂泥和水沟旁待毙。一个姓马的妇女试图吃掉她的小女儿，婴孩身上的肉被送到公堂作证据。官府指控她杀了孩子并吃了她的肉。她辩解说是孩子饿死在先，然后她才去吃了死者的肉。
与灾民的悲惨处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驻防在河南的军队依然在征收粮食和实物供养自己，而当地每个政府官员也会按月得到定额的粮食。
令白修德和福尔曼意外的是，他们离开郑州之前，当地官员设宴招待他们，菜肴异常丰盛：有两个汤，有辣藕片、胡椒鸡、荸荠炒牛肉，还有春卷、热蒸馍、米饭、豆腐、鸡和鱼，最后，“我们还吃了3个霜糖饼”。
后来，白修德在著作《中国的惊雷》中再次回忆起了这顿饭：“这是我平生吃到的最漂亮和最不忍吃的一席菜。”
在返回途中，白修德急速在洛阳电报局向美国《时代》周刊发了一篇揭示河南大灾真相的新闻稿《等待收成》。1943年3月22日，该报道在《时代》周刊刊发，国际舆论一片哗然。
当时正值宋美龄在美国四处演说、求取贷款，白修德的报道使她恼羞成怒，她强烈要求《时代》周刊老板亨利·卢斯解雇白修德，被卢斯拒绝。
回到重庆后，白修德想立即向蒋介石面呈实情，但蒋却拒不接见。后来，在宋庆龄的安排下，蒋介石最终同意会见。
关于蒋介石会见白修德一事，白修德晚年在自己的回忆录《探索历史——一个人的历程》中进行了详尽记述：蒋介石在他昏暗的办公室接见了我，他站在那里显得身材挺拔，仪容整洁，用僵硬的握手表示礼节后，就坐在他的高靠背椅上，脸上带着明显的厌烦神情听我讲述。
会见中，白修德说了人们如何被饿死，说了征税，还有乘机敲诈勒索的丑行。但蒋介石否认征收了农民的税，也坚称“不可能出现狗吃死人的情况”，直到同行的福尔曼当场出示了“狗站在路边刨食死尸”的照片。
白修德写道：（看到这些照片）总司令的腿开始轻轻抖了一下，有点神经质地抽搐，他问道，照片是从什么地方拍的?我们告诉了他。他拿出他的本子和毛笔开始记下来……接着，他向我们道谢，说我是“比我亲自派出去的所有调查员”更好的调查员。
白修德事后发现，这短短20分钟的会见，起到了一些作用：粮食开始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多余粮食……
引发“民变”
与旱灾同样严重的是蝗灾。
《河南灾情实况》记述，在1942年之后蝗灾连续大暴发期间，大批飞蝗，遮天蔽日，逐队群飞，所过之处，遇物即啮，禾苗五谷，当之立尽……蝗虫长自泛区渐次年延，遍及全境……总计四年（1942～1945年）受害面积达272839678亩！
1942年6月28日，《河南民报》披露，尉氏县境内发现蝗群：大群飞蝗，遮蔽天空，东西达十余里宽，由北向南飞去，一时月色为之笼罩暗淡……
“汤灾”，是指国民党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中原王”汤恩伯给河南人民带来的人为灾祸。他不仅横征暴敛、抽丁拉夫，设立苛捐杂税达38种之多，而且所辖部队纪律涣散，奸淫抢掠，横行乡里。
当时美国驻华外交官约翰·谢伟思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写道：河南灾民最大的负担是不断增加的实物税和征收军粮。全部所征粮税占农民总收获的30％～50％，其实包括地方政府的征税，通过省政府征收的全国性的实物土地税，还有形形色色、无法估计的军事方面的需求。
在天灾人祸的多重压迫下，饥饿的河南灾民不堪重负，发生“民变”。
1944年春夏之交，日本在中国发动“一号作战”，40万国军溃败。当汤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时，豫西山地的农民举着猎枪、菜刀、铁耙，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后来甚至整连整连地解除他们的武装，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活埋部队官兵。汤恩伯5万多国军士兵，就这样毁于一旦。
郑州市十八里河镇南刘庄村民刘春发，今年87岁，提起70年前的那场大灾荒，他眼睛湿润、声音颤抖：“太惨了，太惨了……”
刘春发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从1942年夏天开始，天一直没有下雨，庄稼绝收，村民断粮，他们村饿死了几十口人，他家就有3位亲人饿死。
91岁高龄的景爱云是郑州市南郊黄岗寺村人，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时，黄岗寺村饿死的人更多，她娘、她叔、她的两个堂妹都饿死了。
河南省档案局保管利用处副处长刘志远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由于时值战乱，河南省政府几度迁移，这个时期的档案留存非常少。不过，仅存的这些档案，还是真实地记录了1942年河南旱灾发生时的情况。
这场大灾难至今少为人知，仅隐约存现于当时零星的新闻报道和后来少量的文学作品中。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历时数月，走访河南、陕西多地，搜集史料，查阅档案，寻访亲历者，探寻1942年河南旱灾的历史真相。
“500万人”
1943年12月河南省政府编印的《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中的《河南省三十一年（民国三十一年，即1942年）各县旱灾调查表》显示，全省111个县中有96个县被列表统计，其中灾情严重的有39个县，受灾总人数达1200万人。
1946年，河南省社会处编印的《河南灾情实况》一书这样记载当时的灾情：田园龟裂，赤地千里，二麦颗粒无收，秋禾全数枯萎。于时树叶草根，都成上品，腐木细泥，亦用果腹……灾民因饥饿难忍，而服毒者，缢死者，自刎者，甚至杀儿以求一饱者，所在多有，司空见惯，同时无主弃婴，到处可见，音若泣声，到处可闻，死尸横野，无人收埋，鬼哭神号，无殊地狱。阴森凄惨，绝异人寰……
河南省档案馆收藏的《国民党上蔡县执委关于报因灾吃人情形的呈》证实，河南旱灾期间，确有“吃人”惨剧发生：上蔡县吕店镇第十八保第十一甲王庄60余岁的贫民刘卷良，家贫如洗，乞讨无门，曾在（1943年）3月4日将饿死的乞丐“解割煮食”，以救饥荒。
而据《河南灾情实况》中《河南省各行政区人口受灾损失统计表》附注中所列，此次旱灾死亡人数达300万。
关于这场河南旱灾的死亡人数，另外一种说法是“500万人”。
在《江流天地外》一书中，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郭仲隗回忆：1942年，我续任第三届国民参政员，是年河南大旱，除少数水田外，一粒未收。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我以参政员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结果河南饿死了500多万人，河南主席李培基只报了1602人，开政治上未有之奇”。
同样，在当时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白修德的笔下，河南旱灾的死亡人数也是“500万人”。
1943年3月22日，白修德在报道《等待收成》中提到：在河南 3400 万人中，我们估计有300万已经沦为难民。此外，还将有 500 万人会在秋收季节前死去。
而在白修德晚年的回忆录《探索历史——一个人的历程》中，“500万人”这个数字再次出现：“我在最后一周里集中精力匡算出了灾区预计将发生的死亡人数，最乐观地估计，有 500万人已经或正在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死去，占正常人口的 20％。”
除了饿死的500万人，还有300万灾民背井离乡，外出逃难。他们拖家带口，一路讨饭，向西面和南面的国统区、边区艰难逃亡。
甚至吃“石头面”
今年87岁的郑州人刘春发回忆，因为庄稼绝收，村民们都没东西可吃，连榆树皮都刮下来吃了。榆树皮刮下来后，去掉外层，把内层白色的部分晒干、捣碎，与花生皮一起在磨上碾，做成馍吃。刘春发说，榆树皮不苦，但是很黏，吃完身上肿。
尽管如此，榆树皮还是有限的，很多村民连榆树皮也吃不上，慢慢就饿死了。他们村当时有200多口人，饿死了几十口。刘春发家共有7口人，其中奶奶、父亲和妹妹3人都饿死了。
当时，政府不仅没有救灾发粮，还向老百姓征粮，不交就打人、吓唬，逼得老百姓纷纷逃离。因为河南北面和东面已经沦陷，逃荒的老百姓只能向西、向南逃。当时为了防止日本鬼子西犯，陇海线洛阳以东的铁轨已经拆毁，老百姓只有步行到洛阳，然后扒火车向西逃。有去西安的，有去宝鸡的，最远有跑到新疆的。刘春发因为有老有少走不开，留在了老家。
91岁的景爱云娘家是郑州黄岗寺村的，她回忆说，当时日本鬼子杀人放火，村民们被杀、饿死的很多，不少老百姓都外出逃难。她娘也逃出去了，结果饿死在路上。她的叔叔和两个女儿都饿死了。
88岁的河南宜阳县人赵士友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1939年至1943年是他老家寻村黄窑旱灾最为严重的几年。那时候，家里没有吃的，常吃一种用柿蒂和粗糠磨成的面。旱灾最严重的时候，吃得最多的是野菜和树叶，甚至吃“石头面”。
“石头面”的做法，是把一种质地松酥的石头拍碎，磨成面，搅点菜，然后在烙馍的鏊子上炕干吃，“这个不能吃多，吃多了解不下溲”。
在赵士友的家乡，经常有逃荒的灾民路过，郑州人最多，开封以南周口、鄢陵、扶沟一带的人也不少。几乎每天都有携家带口的逃荒者上门讨饭，“这个走，那个来，我们也没啥给他们的，最多抓一把面，自己还没啥吃的”。
赵士友回忆，当时大批的逃荒者，住在村里的破庙和空窑里，有饿死在村里的，有大老远背着家具来卖的，“还有卖孩子的”。
商丘虞城人万翠兰，今年87岁，她向本刊记者回忆，她娘家是虞城曹余庄的，因处于低洼地带，四周常年积水，旱情没有郑州那边严重，但还是有很多土地干裂、庄稼旱死。
她记得后来的蝗灾比较严重：蝗虫飞来时一大片，遮住了太阳，庄稼很快变成一片光杆。遇到墙壁，蝗虫能爬满墙。为了治蝗，老百姓都在地里挖沟，把打死的蝗虫就地掩埋。
勇于披露灾情的媒体
由于时隔久远，这些步入耄耋之年的亲历者，已经无法完整回忆起70年前那场大灾荒的详细情节。 而当时的一些新闻报道，则真实记录下了当年灾荒的惨绝景象。
1942年10月26日美国《时代》周刊报道：两万平方英里的河南省北部地区正陷入饥饿之中。男人和女人们正在吃树皮和草根，腹部肿胀的孩子们被卖掉换取粮食。数千人已经死去，数十万人走投无路，千万人面临着一整个漫长冬天的大饥荒的折磨。
一个母亲有一个婴儿和两个大些的孩子，在讨饭的长途中疲劳不堪，坐在树下休息。她叫两个大些的孩子到前面的村子里讨一点吃的，当孩子们回来时，母亲已经饿死，婴儿还依然使劲吸吮着她的奶头。
在洛阳，成捆的树叶被卖给饥民当食物，一块钱一捆。孩子们的肚子因为吃下这种食物而变得膨胀和水肿。有时饥民的家庭找来家里所有残存的食物，共同吃上最后一次饭然后集体自杀。
1943年2月1日的重庆《大公报》报道：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千成万逃往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
在洛阳街头，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群像蜜蜂一样嗡嗡响，“老爷，救救命吧！饿得慌啊！”他们伸出来的手，尽是一根根的血管，再看他们的全身，会误认为一张生理骨干挂图。他们的体力跟不上吃饱了的人，一个个地迈着踉跄步子，叫不应，哭无泪，无声无响地饿毙街头。
沿途灾民扶老携幼，独轮小车带着锅碗，父推子拉，或妇拉夫推，也有六七十岁老夫妻喘喘地负荷前进。一路上的村庄，十室九空了，几条饿狗畏缩着尾巴，在村口绕来绕去也找不到食物，不通人性的牲畜却吃起自己主人的饿殍。
因为吃了一种名叫“霉花”的野草，灾民们脸部浮肿，鼻孔与眼角发黑。而在连“霉花”也没得吃的叶县，灾民们正在吃一种干柴，一种无法用杵臼捣碎的干柴，一位老农夫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吃柴火，真不如早死！”
在河南灾区，牛早就快杀光了，猪尽是骨头，鸡的眼睛饿得都睁不开。卖子女无人要，自己的年轻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都驮在驴上到豫东驮河、周家口、界首那些贩人的市场卖为娼妓。卖一口人，买不回四斗粮食。
1943年4月6日南阳《前锋报》报道：饥饿的灾民们吃干了的柿叶、剥下的柿蒂，蒺藜捣成的碎粉，吃麦苗，捡收鸟粪，淘吃里面未被消化的草籽，甚至掘食已经掩埋了的尸体。
他们宰杀了平日爱如生命的鸡犬，宰杀了他们相依为命的耕牛，卖掉他们的锄头、破袄，然后卖出他们的土地，最后摘下他们的心头肉——卖了儿女，卖了老婆。然而，结局还是被死亡劫去。
在黄泛区，野犬吃人吃得两眼通红，有许多濒死但还能蠕动的人都被野狗吃掉了。在郑州，有成群的乞丐掘食死尸；郑州马永道夫妇，亲自动手煮吃了他们的亲生女儿香菊；在洛阳，有个荥阳籍的灾民亲手杀死他的一妻二子后投井。
勇于披露河南灾情的媒体，只有重庆《大公报》、美国《时代》周刊、南阳《前锋报》等寥寥数家，这些难得的灾情报道，成了1942年河南灾荒最珍贵的历史记录。
《大公报》被停刊三天
1943年2月初，《大公报》发表了记者张高峰真实报道河南大灾的通讯《豫灾实录》与总编辑王芸生写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触怒了国民党当局，被勒令停刊三天。
张高峰（1918—1989），天津芦台（今天津市）人。1940年秋，他到迁入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政治系读书，兼任《大公报》通讯员。
1942年12月，《大公报》派张高峰到河南任战地记者。他从四川经西安到洛阳，后从洛阳南行，经过密县、登封、临汝、宝盐到达叶县。沿途，他看到成千上万的河南难民蜂拥入陕，到处是骨瘦如柴的乞丐，随处可见灾民扶老携幼、推着独轮车逃荒。他亲眼看到附近村里的孩子一个个饿死，村民吃了有毒的野菜而全身麻痹浮肿。尤其令他愤懑的是，灾情如此严重，县乡政府还逼着农民纳粮，交不出粮就抓到县政府痛打，还逼灾民卖地抵租。
张高峰以眼见耳闻的事实写了一篇通讯，名叫《豫灾实录》（原名《饥饿的河南》），发表于1943年2月1日的重庆《大公报》。他愤怒地说：“灾旱的河南，吃树皮的人们，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他还尖锐地指出，中央早就决定对河南从减征购，省政府也在唱赈灾高调，可惜这庄严的命令没收到半点效果。
2月2日，《大公报》发表了总编辑王芸生写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王芸生指出，河南的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饥馑死亡的地狱，至今尚未见发放赈款。尤其令人不忍的，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拶，饿著肚纳粮，卖了田纳粮，让人联想到杜甫笔下穷凶极恶的“石壕吏”。
恰好，与这篇社评同版，转发了一条来自河南鲁山的中央社新闻，称“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王芸生引用这条消息后写道：“这‘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
王芸生感叹，我们生活在天堂一般的重庆，重庆无冬，人们已感近几天的寒冷。尽管米珠薪桂，重庆还很少听到饿死人，一般人家已升起熊熊的炭火。而在河南，朔风吹雪，饥民瑟缩，缺衣无食，又有多少同胞冻馁而死！……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据王芸生后来回忆，在这篇社评发表的当晚，新闻检查所派人送来了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限令《大公报》停刊三天的命令。《大公报》遵令于1943年2月3日、4日、5日停刊了三天。
不仅如此，《豫灾实录》作者张高峰亦受到当局报复。据张高峰之子张刃回忆，1943年 3月初，张高峰在河南叶县被国民党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并遭刑讯，后押至战区司令长官总部，由当时被河南民众称为“四灾”（水、旱、蝗、汤）之一的国民党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中原王”汤恩伯亲自夜审。汤明确提出了豫灾报道和张高峰给重庆《新华日报》供稿的事，张高峰据实回答，但不承认自己有共产党员身份，之后侥幸脱身。
“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
王芸生后来知道，《大公报》之所以被停刊三日，是“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
2012年8月18日，本刊记者在陕西省图书馆收藏的《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五辑至第二十八辑）中看到，时任《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总经理曹谷冰撰写的《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一文，披露了《大公报》被停刊事件的真实原因。 王芸生回忆，当时，因为停刊事件他向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询问究竟，陈布雷回答：“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李主席（培基）的报灾电，说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免。”
关于“蒋介石大骂报灾者”一事，本刊记者搜索民国史料时发现，民国时期著名军阀、蒋介石的结拜兄弟冯玉祥，在其回忆录《我所认识的蒋介石》里也进行了生动记载。
冯玉祥回忆，当时，河南大旱，饿死人无数，就在这样惨痛之下，蒋介石还叫河南征粮。那位河南主席实在没有办法，大胆地向蒋介石说：“旱灾太厉害。”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就大骂起来说：“一点廉耻都没有，一点人格都没有，就是胡造谣言。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说有旱灾！”无人格长、无人格短地骂了一个钟头。
《我所认识的蒋介石》还披露，当时，河南省的参政员郭仲隗大骂政府：“河南这样大的灾，你们眼瞎了么，看不见?你们的耳朵聋了么，听不见?”他在参政会内足骂了一个钟头。郭还拿了河南人吃的十几种东西，送给各院部长官，包括“观音土”。
外媒实地调查
冯玉祥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中提到的“后来又有外国记者团故意去照了许多相片带回来”，指的正是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和英国《泰晤士报》摄影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到河南灾区实地调查事件。
白修德（1915—1986），本名叫西奥多·H·怀特（Theodore·H·White），美国人，抗日战争时长期任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因为热爱中国，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白修德。
1942年10月，白修德从美国大使馆一位外交官那里，看到了来自洛阳和郑州的传教士的信件，得知河南正发生着罕见的大灾荒，他根据这些材料写了《十万火急大逃亡》的灾荒报道在美国发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充分关注。
1943年2月，《大公报》因报道河南灾情和批评当局被“停刊三日”后，白修德深受震动，决定亲赴河南实地调查。
1943年2月底，白修德和好友、英国《泰晤士报》摄影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起，沿陇海铁路经宝鸡、过西安到达河南境内进行调查采访。
一路上，白修德和福尔曼看到了一幕幕令他们难以置信的惨绝景象：狗在路旁啃着人的尸体，农民在夜幕的掩护中寻找死人身上的肉吃。无尽的废弃村庄，乞丐汇聚在每一个城门口，弃婴在每一条道路上号哭和死去。
飞驰的火车顶篷上，不时有拥挤的难民从车上摔下来。其中一个刚刚摔下来的难民，流着血躺在路基上，车轮切掉了他的脚。他孤身一人，号哭着，他那被轧平的血肉残留在铁轨上。他脚部的骨头露出来，像细弱的白色玉米秆。
白雪覆盖的郑州，碎石铺成的街道充满了衣衫褴褛、人形鬼貌的饥民……当他们要死的时候就躺在烂泥和水沟旁待毙。一个姓马的妇女试图吃掉她的小女儿，婴孩身上的肉被送到公堂作证据。官府指控她杀了孩子并吃了她的肉。她辩解说是孩子饿死在先，然后她才去吃了死者的肉。
与灾民的悲惨处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驻防在河南的军队依然在征收粮食和实物供养自己，而当地每个政府官员也会按月得到定额的粮食。
令白修德和福尔曼意外的是，他们离开郑州之前，当地官员设宴招待他们，菜肴异常丰盛：有两个汤，有辣藕片、胡椒鸡、荸荠炒牛肉，还有春卷、热蒸馍、米饭、豆腐、鸡和鱼，最后，“我们还吃了3个霜糖饼”。
后来，白修德在著作《中国的惊雷》中再次回忆起了这顿饭：“这是我平生吃到的最漂亮和最不忍吃的一席菜。”
在返回途中，白修德急速在洛阳电报局向美国《时代》周刊发了一篇揭示河南大灾真相的新闻稿《等待收成》。1943年3月22日，该报道在《时代》周刊刊发，国际舆论一片哗然。
当时正值宋美龄在美国四处演说、求取贷款，白修德的报道使她恼羞成怒，她强烈要求《时代》周刊老板亨利·卢斯解雇白修德，被卢斯拒绝。
回到重庆后，白修德想立即向蒋介石面呈实情，但蒋却拒不接见。后来，在宋庆龄的安排下，蒋介石最终同意会见。
关于蒋介石会见白修德一事，白修德晚年在自己的回忆录《探索历史——一个人的历程》中进行了详尽记述：蒋介石在他昏暗的办公室接见了我，他站在那里显得身材挺拔，仪容整洁，用僵硬的握手表示礼节后，就坐在他的高靠背椅上，脸上带着明显的厌烦神情听我讲述。
会见中，白修德说了人们如何被饿死，说了征税，还有乘机敲诈勒索的丑行。但蒋介石否认征收了农民的税，也坚称“不可能出现狗吃死人的情况”，直到同行的福尔曼当场出示了“狗站在路边刨食死尸”的照片。
白修德写道：（看到这些照片）总司令的腿开始轻轻抖了一下，有点神经质地抽搐，他问道，照片是从什么地方拍的?我们告诉了他。他拿出他的本子和毛笔开始记下来……接着，他向我们道谢，说我是“比我亲自派出去的所有调查员”更好的调查员。
白修德事后发现，这短短20分钟的会见，起到了一些作用：粮食开始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多余粮食……
引发“民变”
与旱灾同样严重的是蝗灾。
《河南灾情实况》记述，在1942年之后蝗灾连续大暴发期间，大批飞蝗，遮天蔽日，逐队群飞，所过之处，遇物即啮，禾苗五谷，当之立尽……蝗虫长自泛区渐次年延，遍及全境……总计四年（1942～1945年）受害面积达272839678亩！
1942年6月28日，《河南民报》披露，尉氏县境内发现蝗群：大群飞蝗，遮蔽天空，东西达十余里宽，由北向南飞去，一时月色为之笼罩暗淡……
“汤灾”，是指国民党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中原王”汤恩伯给河南人民带来的人为灾祸。他不仅横征暴敛、抽丁拉夫，设立苛捐杂税达38种之多，而且所辖部队纪律涣散，奸淫抢掠，横行乡里。
当时美国驻华外交官约翰·谢伟思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写道：河南灾民最大的负担是不断增加的实物税和征收军粮。全部所征粮税占农民总收获的30％～50％，其实包括地方政府的征税，通过省政府征收的全国性的实物土地税，还有形形色色、无法估计的军事方面的需求。
在天灾人祸的多重压迫下，饥饿的河南灾民不堪重负，发生“民变”。
1944年春夏之交，日本在中国发动“一号作战”，40万国军溃败。当汤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时，豫西山地的农民举着猎枪、菜刀、铁耙，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后来甚至整连整连地解除他们的武装，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活埋部队官兵。汤恩伯5万多国军士兵，就这样毁于一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