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是一位伟大的革命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位善于实践的伟大的革命活动家。抗日战争时期，他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提出了积极的建设性意见，竭尽全力地为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而努力奋斗，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
　　
　　中共中央和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于1935年12月在陕北安定县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瓦窑堡会议），会议着重讨论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路线，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最广泛的反日统一战线不仅应是下层的，而且应当是包括上层的。为了适应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决议规定将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同时改变了不适应抗日要求的部分政策，如改变对富农的政策和对工商业者的政策等。刘少奇参加了这次对中国共产党乃至中华民族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会议，参与制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
　　党在瓦窑堡会议上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其中有许多问题刘少奇在此前已经进行过认真的思考，并在一些会议和文章中作过比较系统的说明和深刻的阐述，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新策略的制定在思想和理论上作了一定的准备。
　　在这之前的10月3日，刘少奇按照中央的安排，与张闻天等率中央机关到瓦窑堡工作，为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准备一个合适的基地。此后，刘少奇在这里组建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并担任委员长。他先后出席了3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参与了关于游击战争、土地问题、战略方针问题的讨论，还在刊物上发表了多篇关于党的政策和策略方面的文章，阐明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他于12月3日撰写了《抗日反蒋统一战线》一文，发表在12日出版的《斗争》第七十七期上。文章指出，“统一战线是我们目前领导广大民众的抗日反蒋运动中最中心的策略问题”。刘少奇认为，当前中国人民反日运动高涨，党应该去领导和组织这一运动，初步提出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的领导权问题，提出领导和发动群众抗日斗争要克服关门主义的问题。要运用上层统一战线，取得合法机会，去领导和组织广大群众参加反日运动。刘少奇的这些观点和主张，在12月25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决议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二
　　
　　瓦窑堡会议后，为了加强北方局的工作、在国民党统治区实现政治策略的转变，中共中央决定派刘少奇赴华北，以中央驻北方局代表的身份主持北方局工作。1936年春，刘少奇到达北方局所在地天津。
　　在对华北党的组织状况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进行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后，刘少奇向北方局和河北省委迅速传达了瓦窑堡会议精神，阐明当前的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以及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方针；强调要转变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不适应抗战需要的工作路线，首先要肃清党内“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刘少奇指出，华北党组织的任务和工作方针政策是：准备自己，准备群众，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为此，需要联合华北一切可能抗日的党派阶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此外，刘少奇还撰写文章，阐述和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策略，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宣传党的政策策略。据统计，他在北方局的一年多时间，写了30多篇文章、报告及党内通信，阐明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正确的策略思想。他在《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一文中，揭露和批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在革命斗争中的种种表现，指出其在党内能够长期存在的根源以及对革命造成的严重危害。在《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一文中，他指出：“我们要在工人中努力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鼓励与推动工会去参加抗日救国的团体和运动，号召全国各党派联合一致抗日救国。”刘少奇这里指的工人包括黄色工会中的工人，他说：“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卖国贼的口号之下，我们在黄色工会中要与各派的工人及其领袖建立统一战线，特别是行动的统一战线，如罢工、示威、抵制日货，参加抗日运动等行动。”
　　刘少奇不仅注意从思想理论上把大家的认识统一到瓦窑堡会议精神上来，他还非常重视在实际斗争中加以贯彻落实，并及时纠正阻碍党的新政策和策略的错误行为。1936年3月，北平学联党团为悼念因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而被反动派逮捕并折磨致死的爱国学生郭清，举行“抬棺游行”，遭到反动军警的镇压，结果许多学生干部因身份暴露而被逮捕，并造成学校当局和部分教授与学生的对立，北平大学学生会被勒令停止活动，进步力量遭受严重打击和孤立。刘少奇知道此事后，于4月5日写了《论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的行动——给北平同志的一封信》，严肃地批评了这种冒险主义的行动，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应充分利用公开的合法形式，团结更多的群众投身到抗日救国的行动中来。他指示北平党组织必须正确对待学校当局、名流学者，实行“师生合作，一致救亡”。这封信对纠正北平学生运动中的“左”的偏向起了很好的作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努力做好“抬棺游行”的善后工作，很快消除了学校当局和部分教授与学生的对立情绪，各学校学生提出了“师生合作”的口号。
　　


　　在刘少奇的正确指导下，华北各级党组织纠正了过去“左”的思想路线，明确了当前最要紧的工作就是抗日救亡，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他们根据青年学生的特点，积极引导青年学生开展多种多样的抗日救亡和促进统一战线的活动。平津学联组织学生参加国民党第二十九军的军事集训，同中下层军官交朋友，指派爱国学生去讲时事、教唱爱国歌曲、做球类运动教练等。北平学联发出《致宋哲元将军的一封公开信》，诚恳地希望宋哲元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合作抗日。同时，学生们还与驻华北的东北军举行座谈、联欢。
　　刘少奇坚持用党的正确的理论和策略思想进行指导，使北方党的工作“有了基本上的转变”，“政治领导权的加强，纠正了过去河北党中严重的关门主义倾向”，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秘密组织和秘密工作与公开、半公开的群众组织和工作有了清楚的划分及适当的配合，从而巩固和发展了一二•九爱国运动的胜利成果，积蓄了革命力量。同时，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影响，为即将开展的华北抗日战争做了干部和群众方面的准备。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刘少奇还派出一批干部分赴上海、广州、武汉、香港等地，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春，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刘少奇通过华北联络局系统，派周小舟、吕振羽赴南京同国民党代表曾养甫、谌小岑进行初步谈判，争取同国民党联合抗日。中共中央和北方局还通过各方面的关系，争取华北地方实力派宋哲元、阎锡山等转向抗日。
　　1936年8月，刘少奇派华北联络局北平负责人张友渔协助中共中央派出的负责与宋哲元联系的代表张经武开展活动，在二十九军中进行统战工作，对推动宋哲元和二十九军抗日起了重要作用。
　　同月，薄一波按照刘少奇的意见，接受阎锡山的邀请，到达山西太原，积极做争取阎锡山抗日的工作。10月，刘少奇和北方局决定派杨献珍等人赴山西，与薄一波共同组成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由薄一波任书记，到太原做公开合法的工作。随后，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接办牺盟会，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抗日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利用这一合法形式，发展大量青年知识分子和群众加入牺盟会，使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活跃起来。
　　北方局还派人会见国民党绥远省主席兼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支持并推动该部抗日。
　　
　　三
　　


　　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立了发展华中的战略。为此，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原局，刘少奇任书记，朱瑞、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为委员，负责领导河南，安徽、江苏两省的长江以北地区党的工作。11月23日，刘少奇离开延安奔赴华中，于1939年1月23日抵达河南确山县竹沟镇河南省委驻地，组建中原局并主持中原局工作。
　　发展抗日武装
　　早在1938年12月28日，刘少奇在河南渑池地区主持召开的豫西地区干部会议上，就贯彻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强调当前要特别注意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和党领导的武装，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他在竹沟组建中原局机关后，确定今后工作的任务是：沦陷区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未沦陷区（即国统区——笔者注）的任务是积蓄力量，准备抗日战争，支持敌后抗战。刘少奇重视抓武装的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中原地区的抗战局面很快打开，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东进到皖中，彭雪枫率领的游击支队东进到豫皖苏边区，李先念率新四军游击队支队到鄂豫边区，陈少敏率一支武装从四望山南下鄂中与李先念部会合。这些抗日武装在中原敌后战场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1939年3月，刘少奇返回延安。9月中旬，刘少奇带着徐海东等40名干部和随行人员再次从延安出发，于11月6日到达安徽涡阳新兴集新四军游击支队驻地。他在总结了游击支队的成功经验后，提出进一步发展抗日武装的新思路，要求彭雪枫部年内发展到2~3万人，淮河以北部队统一由彭雪枫指挥，并抽出部分主力和省委干部创建苏北根据地。中央同意了刘少奇的意见，并指出：整个江北新四军应广泛猛烈地向东发展，要求在此区域内发展抗日武装5至10万人枪。由于武装力量的发展，加快了根据地的创建工作，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很快形成。
　　1939年12月，刘少奇到达皖东后，非常注重皖东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他在中原局会议上批评了不利于抗日武装发展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和“精兵主义”观点。他指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是一切经过国民党，这就把我们自己的手脚捆了起来，严重影响了皖东地区抗日力量的发展。”为了发展抗日武装，刘少奇批评了不求发展的“精兵主义”，他指出，抗日要靠各种方式进行，但主要的有决定意义的是靠枪杆子。没有枪杆子不能打败日本，也不能保卫老百姓。要能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取得抗战胜利，主要要依靠我党领导的人民武装。针对有人反对“招兵买马”，刘少奇说：“打日本要用枪来打嘛！有枪就得有兵，为了抗日招兵买马有什么不好！要放手扩大新四军，扩大游击队。革命的兵为什么不招？革命的马为什么不买？”并且制定了大量发展游击队和新四军的扩军计划。刘少奇狠抓发展抗日武装的政策收到明显效果，到次年的2月，新四军第四、五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便由7000人猛增到1.5万余人,地方游击队也发展到5000余人。
　　肃清王明右倾错误
　　1939年12月，刘少奇到达皖东定远县藕塘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地。当时，皖东地区和华中其他地区面临着日伪顽三角斗争局势，在日伪顽的夹击中生存。由于受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的影响，以及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皖东地区的党组织未能及时领会和贯彻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当地的抗战局面一直未能打开。针对这种情况，刘少奇于1939年12月至次年2月，先后在滁县瓦屋薛村、定远山黄家村和大桥村召开3次中原局会议，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他在会上分析了华中的形势，批判了王明的右倾错误，和与会人员讨论了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和江北新四军发展方向，确立了放手发展人民武装、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方针。
　　针对皖东的问题，刘少奇特别强调在皖东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问题。他指出，皖东地区的根本问题，是建立根据地的概念不明确，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放手建立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对于为什么要建立根据地，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部队要坚持抗战，就必须建立根据地和抗日政权。这是我党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在统一战线中立于不败的坚实基础。针对华中地区存在“特殊论”的思想，刘少奇从辩证唯物论的高度阐明了共性和特性的关系，有力地批驳了华中“特殊论”。他指出：任何地方都有自己的“特性”，在敌后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是我党我军的共性，是我党和我军在抗日战争中行动和发展的基础。华北已建立了根据地，华中也不能例外。他不仅从理论和抗日大局上进行深刻阐述，还生动地把建立根据地比喻为“建家”。他说：“打日本侵略者要有枪，有了枪还要有人，有了枪和人还要有个‘家’。这个‘家’就是抗日根据地。有了抗日根据地，就要建立政权，有了政权就可以筹粮、筹款、收税，安置伤员，部队也不用向人家讨饭吃了。”如此深入浅出的比喻，使大家明白了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必要性，让许多人终身难忘。
　　与华北地区相比较，华中地区已经失去了几次建立根据地的有利时机，鉴于国民党顽固派正在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刘少奇认为，击溃国民党的反共高潮，取得自卫反击的胜利，这是建立皖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最后一次机会。刘少奇关于抗日根据地的理论，使中原局的干部和广大群众思想豁然开朗，以高昂的斗志和热情投身于根据地的创建工作中。
　　又团结又斗争
　　1939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继五中全会制定反共溶共方针后，又提出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反共方针，在华北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华中，则以苏皖兵力实施军事进攻，对活动在淮河以南、长江以北、津浦路两侧的新四军部队实行东西进逼，不断制造摩擦，企图消灭或驱赶新四军到江南，强占四、五支队开创的淮南抗日阵地。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提出了“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动员全国同胞一致努力，与投降派和反共顽固势力作斗争，并且提出：各地的任务是必须极力发展统一战线工作，依靠群众，发展与巩固自己的力量，在一切地方准备应付局部的突然事变，凡遇军事进攻，坚决反击之，决不轻言退让。
　　刘少奇非常清楚当时国共合作的形势，对中央指示精神的理解也非常准确。所以，他对皖东存在的问题把握得非常准，决心集中力量反对右倾错误，反对在顽固派面前畏缩，提出“坚决反摩擦”的口号，积极做好反摩擦的各项准备工作。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中原局于1940年1月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前敌委员会改为皖东军政委员会，同时撤销苏皖省委，成立中共皖东路东和路西两个省委，并且把扩大抗日武装、准备对付顽固派的进攻作为当前的主要任务。
　　1940年3月，国民党桂系李品仙部6000余人分三路进犯驻合肥东北的新四军第四支队和驻定远大桥的江北指挥部，国民党江苏省长韩德勤也调动部队向路东第五支队进攻。面对顽固派军队东西夹击的严重态势，刘少奇与江北指挥部决定，留少数部队和地方游击队坚守路东，钳制韩德勤，集中江北部队主力于津浦路两侧反击威胁最大的桂军，巩固路西阵地，然后再挥戈向东，击破韩德勤部的进攻。为此，江北指挥部集中部署在路西的第四支队3个主力团投入战斗，并调第五支队主力及江北游击纵队，从路东和皖中赶来参战，苏皖支队也奉陈毅命令从路东赶赴路西增援。3月4日，江北各部队展开英勇反击。经界牌集、定远县城、高塘铺、施家集、王子城等战斗，于3月17日全面打退来犯顽军，共歼灭顽军25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30多挺、长短枪500多支、子弹19万多发。路西自卫反击战的胜利 ，沉重打击了桂顽的反共气焰，迫使其同意了我方提出的以淮南铁路为界分区抗日的要求。
　　就在路西反顽战斗紧张进行的时候，韩德勤乘路东空虚，纠集1万余人于3月21日向五支队驻地来安半塔地区进攻，企图一举歼灭第五支队后方机关和留守路东的部队，控制路东地区，阻止新四军向北发展。当天，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示，要求江北新四军“肃清反共势力，击破反共势力的进攻”。新四军部队经过七天七夜的英勇奋战，打退韩德勤部多次进攻。在路西自卫战斗取得胜利后，刘少奇和江北指挥部指挥五支队、苏皖支队、四支队一部回师路东，与赶来增援的叶飞部东西进击，共歼灭韩德勤部3000余人，路东土顽被全部歼灭，韩德勤部被打退到三河（淮北）以北地区。路西自卫反击战和半塔保卫战的重大胜利，为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放手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新四军在路西自卫反击战和半塔保卫战取得胜利后，皖东地区国民党军队和政府人员逃跑了，日军也只占领少数城市和交通要道，大片地区出现了权力的真空。刘少奇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及时提出“放手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口号，要求大家以大刀阔斧的工作方式来建立根据地，推动革命迅速向前发展。
　　1940年8月，新四军五支队开辟了淮宝地区，并和八路军第五纵队会师，沟通了皖东、皖东北以及苏北地区的联系。到1940年底，由刘少奇直接领导创建的皖东抗日根据地已发展到运河以西、长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南的大片地区。
　　
　　四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皖南新四军遭受毁灭性的损失，国民党还趁机取消了新四军的番号。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党全军的愤怒，也遭到国内外正义人士的谴责，纷纷要求对国民党进行军事反击。
　　尽管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皖南事变，但在日本侵略者这样穷凶极恶的敌人面前，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第二位的，国共继续合作抗日还是第一位的。如果国共关系破裂，内战再起，受损害的还是中华民族，得利者只有日本侵略者。刘少奇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冷静地分析了利弊，提出了“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的意见。他指出：一、从全国局面看，国民党未投降，仍继续抗战，而且蒋介石亦“生怕乱子闹大”，因此，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分裂。二、从华中战局来看，“能在半年、一年之类内不发生大的战斗，肃清土匪，巩固现有地区，对我为有利”。三、从我军实力看，只有四五支队可以实行大的反攻，且均无胜利把握，亦无大利可图，又系进攻性质，对人民、对部队、对统战均无充分理由，“故实行全面军事反攻，对我不利，且有极大危险”。在分析了军事全面反攻不可取后，刘少奇提出“政治上反攻则较易行，如向国民党抗议并发宣言，提出释放叶、项及所有被俘人员及全国所有被捕党员，不得杀害一人，赔偿所有损失及抚恤死伤，枪决上官云相等肇事凶手等要求；宣布在皖南事变未彻底解决前，华中我军决不再考虑北移之命令，国民党再向我华中进攻，即认为正式与我党决裂等”。1月下旬，日军突然发起豫南战役，国民党战场连连失利，经过再三考虑，中共中央为了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最终决定仍以抗战大局为重，坚持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军事上进行自卫，在政治上坚持反击，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1月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就皖南事变发表谈话，全面揭露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摧残抗战力量的罪恶行径，痛斥其撤销新四军番号的反动命令，号召全国抗日力量以民族国家命运为重，粉碎少数民族败类的反共内战和投降卖国阴谋。同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指出皖南事变“是抗战以来国共两党间，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空前的严重事变”，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着国民党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真面目”。1月20日，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取得了全面胜利，其中也体现了刘少奇卓越的政治远见和高超的统战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