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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赫赫有名的香港霍家第二代领军人到国际奥委会委员,霍震霆一路走来。他的故事,恰似香港商业体育十几年来不断前行的标本。同时,与之相伴的还有一种吃苦耐劳、勤奋拼搏、开拓进取、灵活应变、自强不息的香港精神。这是香港长盛不衰的力量之源,也是香港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
霍震霆
生于1946年,霍英东先生长子,1968年美国南加州大学毕业。1969年后历任有荣有限公司董事、香港奥林匹克委员会会长、国际奥委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2008年第29届北京奥运会协调委员会委员,现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霍英东集团执行董事。
当年,在经过仔细地研究和考虑之后,霍震霆最终选择了美国南加州大学作为自己求学的目标。“我将来希望能够从事商业,为父亲的公司尽一份自己的力量。”南加州大学建于1880年,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是一所历史悠久、科研教学水平高、有着丰富校园文化生活的世界知名私立大学。其毕业生中担任商界、政府和专业领域重要领导职务的名人,遍及美国、太平洋地区乃至全世界。
受到良好西方教育的霍震霆,自从接手家族中的体育产业以来,主张从商业角度将体育事业经营为体育产业,也因其香港立法会议员的身份,积极唤起政府对体育事业的支持。
同时,作为香港体育协会暨奥林匹克运动会会长的霍震霆,也正是凭借着自己广泛的社会活动能力,吸引了大批热心体育事业和公益事业的人士参与其中。对于香港体育的未来,能够将体育和经济结合,让年轻人和体育交融,则是霍震霆的最大期许。
小天地里的非常“中国”
同为中国土地和中国人,香港呈现着一种斑斓和绚丽,不论是她出现在不平等条约之中的那一刻,还是后来成了举世瞩目的东方之珠,也不论是回归之前还是回归之后,香港精神始终都没有改变,香港人依然怀揣着刻苦、勤奋、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
在香港回归祖国的13年中,稳固的经济地位、购物天堂、金融中心,已经成为香港重要的代名词。而奥运会马术比赛的举办,却在悄然改变着很多人对香港这一模式化的看法,展示出香港人对体育的热爱以及香港的活力。更重要的是,香港会不会继续维持一个良好的国际形象,全世界的人对于香港的这一点非常关心。霍震霆认为,香港举办奥运会马术比赛,就是一个全世界去感受“香港今天”的大好机会。
2007年,是香港回归祖国第一个“十周年”。十年间,香港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变化,就连体坛也吹来了一股强风;2008年北京奥运会,香港协办奥运马术比赛;2009年,历史性主办东亚运动会。香港虽然回归祖国,但仍能以“中国香港”的名义独立参加国际体育比赛,正体现了“一国两制”在香港有效的落实。
对于香港体坛在过去短短十几年间产生的剧变,在霍震霆看来,从前由于文化的不同,使香港很多运动场的空置情况十分严重,给人一种体育可有可无的错觉。由于不被重视,香港运动员一直在国际赛事中充当“陪跑”的角色。这种情况在香港回归后出现变化。
正如霍震霆所言,近年来的香港运动员取得好成绩,离不开与国际的交流,离不开国内对香港的支持。一些来自国内的教练在香港授教,优秀运动员来港定居及训练,使香港运动员与内地的优秀运动员多了交流,重拾自信。
霍震霆1997年当上中国香港奥委会会长,并首次踏足政坛成为立法会议员。霍震霆对于当年的情景记忆犹新。“记得当年大家都担心香港回归后体育的独立性问题,不过,在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及前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来港出席回归杯足球赛后,一切都尘埃落定。香港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继续留在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的大家庭中。”时至今日,霍震霆每次经过香港湾仔海旁的金紫荆广场时,都会勾起丝丝回忆,因为那里不仅标志着香港回归的历史时刻,而且也代表了他个人事业的里程碑。
认同的“回归”
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中,霍震霆以霍英东基金会的名义向四川灾区捐赠500万港币抗震救灾。然而,霍震霆却认为,正是香港人民所表现出来的民族精神深刻地感动了自己,不管是香港企业的巨额捐款、演艺界的慈善活动,还是香港市民的自发捐助都令他敬佩,这不仅是香港对祖国关怀深层次的介入,而且,从他们身上体现出的中华民族精神已经告诉世界,“我是中国人”。香港人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应该是回归以来最大的“变化”。
长期以来,历史造就了香港是一个没有身份认同感、缺少归属感的特殊地区,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高度自由和自由带来的被迫独立,香港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最具活力的自由经济体,用霍震霆自己的话说:“香港人的概念里是人人要自己负责自己,因为每个人都没有靠,每个人都要拼命地工作养活自己。所以不管遇到多大的困境,香港人都会积极入世,积极面对生活带给自己的挑战。”
可喜的是,香港特区政府和各界人士一直在推动国民教育,香港人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自豪感不断增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新一代香港人中得到了延续和传承。
以体育来说,以前经常带队去外国的霍震霆用升旗礼举例,“升旗礼非常重要,中国队有升旗,英国队也有,而香港队只有一面殖民地的旗,听到的‘国歌’是‘天佑女皇’。一直以来,就形成了香港人没有强烈的归属感。”从前,香港人读的历史都是外国历史,对国内不够了解,香港回归祖国之后,怎样加强香港保持国际大都会的形象,让香港人有归属感,让年轻人有一个强烈的方向,霍震霆感到,加强文体素质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时至今日,在霍震霆的努力之下,体育产业已经发展成为香港一项重要的文化资源和品牌,显现出巨大的文化魅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今天的香港,霍震霆在推动体育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在进一步促进体育文化的不断提升与发展中,都担当了重要的角色。而体育所承载的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特别是“内外兼修”、“德艺并重”等思想,对今天的香港人仍然不失其教育意义。
文化的隔阂
事实上,作为一种共同体,对于香港而言,中国的身份与认同必不可少。文化意义上的民族身份,构成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和行为规范,并以特有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安全感和自信心。一个积极的民族身份,能产生强大的心理力量,给个体带来安全感、自豪感、独立意识和自我尊重。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民族与国家是不可分离的。民族、文化、国家的“三位一体”是现代化的产物。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不是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
在霍震霆的办公室中,悬挂着1998年竞选立法会议员时候的照片。事实上,从性格上来讲,霍震霆并不热衷于从政。多年后,他在阐述自己坚持从政的理由时,霍震霆自认为还是与父亲霍英东有关:“他常常说人生就是一场戏,每个人都会走到终点。不同的是,有些人演的是一场大戏,有些人只翻了几个跟头就结束了,这所有的一切终究都要靠自己。”
内地与香港之间客观存在的文化隔阂,也是霍震霆的焦虑之所在。由于历史原因,香港是典型意义上的“断根”。加上曾经长期的殖民统治,港英政府有意地回避政治问题,淡化政治气氛,在教育政策上只注重培养工商应用型人才,香港社会的各种媒体又大都以赢利为目的,舆论导向和宣传媒介只停留在满足官能与民俗的层次上,这就使得港人的政治和社会观念异常淡漠,而实用主义却极度膨胀。港英时期的香港学校未能培养港人对祖国的依恋感和归属感。加上香港与内地在社会制度、生活水平、教育制度与社会价值等各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以致很多香港人并没有很强的民族文化意识与身份认同。
对此,身为香港立法会议员的霍震霆有着自己的见解,一般来说,文化认同感与民族归属感成正比关系。一个社会共同体的成员文化认同程度越大,该社会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归属感必然越强。民族国家是公民教育的立足点,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只有首先成为一国之民,然后才有保障实现自身各方面的权利。而没有文化认同和自省的共同体,即使它有足够的民主,有丰富的繁荣,那也只会是一个没有灵魂和自尊的躯壳。香港只有通过公民教育实现文化认同,才能为新的繁荣奠定可靠的基础。
同时,香港政治地位的变化也要求加强港人对祖国的文化认同。香港成为直属于中央政府、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特别行政区,如果没有对祖国文化的自觉认同,很难自觉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实行高度自治。这种情况也引发了霍震霆的担忧,他认为,应加强对青年人的国民教育,使他们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并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义务。“要使香港数以百万的师生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必须在精神境界上有质的飞跃。增强国家和民族观念,是公民教育的基本环节,不容忽视。”针对香港学生民族感欠缺,霍震霆指出,特区政府应重新设计公民教育,政府应把大方向从推广“公民意识”提升到“国民意识”。实际上也就是要加强公民对祖国文化的认同。
在公民教育中加强文化认同不仅能弥合香港人在国家与民族认同上的不足,而且,随着“港人治港”的落实,港人的政治责任感、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认同度都将得到提升。这一切都将有助于推动香港体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身份的对接
不可否认,150年的殖民地历史使得香港社会中确实存在身份认同问题,少部分香港人认同自己是“香港人”而非“中国人”,至少不是“内地人”。 当香港回归,特别行政区成立后,原先英国在香港与内地间所起的屏障作用便告消失,从而身份认同问题对两地间的关系影响扩大,这个问题也逐渐受到霍震霆的关注。
过去,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发展程度与物质生活水平有很大差距,致使香港人产生一种优越感,这其实是一种虚构的传统。霍震霆分析,在这方面,体育对大众有着深远影响。当媒体宣扬爱国热情如奥运火炬传递时,就能激发起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与民族认同感。再比如汶川地震,香港商界、演艺界人士群策群力,为灾区居民做了很多善事。人们常常能在报纸看到艺人义演、商人捐款、明星到灾区做义工的报道。如果说香港人不认同自己“中国人”的身份,为何在得知内地同胞受难时又会激动得落泪,并为此付出实际行动?其实,这就是一种身份认同的矛盾。
霍震霆语重心长地说:“‘一国两制’的模式给予香港人50年的适应时期,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香港现存的身份认同焦虑的问题。并且,由于部分香港人在内地有家庭、亲戚、朋友,以及大陆人在香港经商致使两地人的交流,使得香港人不可能与中国的发展完全隔离。民族特性、身份认同常常依赖于一个共享的历史,把共享的历史作为全民族共同特征和特点的基础。而香港只有很短的历史,人们对自己身份认同焦虑的问题就显得不那么严重了。”
近年来,也有很多因素强化了香港人对自己“中国人”身份的认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香港在政治上属于中国的事实、香港与内地日益密切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民族意识的传播等等。这些事实无不都在说明香港人的身份认同焦虑正得到舒缓。
在香港人心中,霍震霆有“体育外交部长”的美誉,他和其父霍英东为让中国体育走向世界,为推动中国体育事业和奥运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霍震霆说:“今天,我看到了很多中国运动员成为奥运冠军,明天,我更希望看到,他们在下一届的奥运会上获得更优异的成绩,共享那份属于全体中国人的光荣。”
早在1903年,梁启超先生就提出“国学与爱国心相通倚也”的著名观点。他认为,“真爱国者必使吾国之历史、之现状、之特质日出于吾心目中,然后其爱乃发于自然。”通过对体育文化的深层阐释和大力弘扬,霍震霆为了让世界上所有热爱中华文化的人们,进一步认知中华文化;让海内外的炎黄子孙通过体育文化来深化对中华文明的理解和崇敬,借以提高爱国主义的自然性,把继承传统薪火相传,变成了自己自觉的人生信念与追求,也变成世界上所有华人文化认同的对接点。
霍震霆
生于1946年,霍英东先生长子,1968年美国南加州大学毕业。1969年后历任有荣有限公司董事、香港奥林匹克委员会会长、国际奥委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2008年第29届北京奥运会协调委员会委员,现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霍英东集团执行董事。
当年,在经过仔细地研究和考虑之后,霍震霆最终选择了美国南加州大学作为自己求学的目标。“我将来希望能够从事商业,为父亲的公司尽一份自己的力量。”南加州大学建于1880年,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是一所历史悠久、科研教学水平高、有着丰富校园文化生活的世界知名私立大学。其毕业生中担任商界、政府和专业领域重要领导职务的名人,遍及美国、太平洋地区乃至全世界。
受到良好西方教育的霍震霆,自从接手家族中的体育产业以来,主张从商业角度将体育事业经营为体育产业,也因其香港立法会议员的身份,积极唤起政府对体育事业的支持。
同时,作为香港体育协会暨奥林匹克运动会会长的霍震霆,也正是凭借着自己广泛的社会活动能力,吸引了大批热心体育事业和公益事业的人士参与其中。对于香港体育的未来,能够将体育和经济结合,让年轻人和体育交融,则是霍震霆的最大期许。
小天地里的非常“中国”
同为中国土地和中国人,香港呈现着一种斑斓和绚丽,不论是她出现在不平等条约之中的那一刻,还是后来成了举世瞩目的东方之珠,也不论是回归之前还是回归之后,香港精神始终都没有改变,香港人依然怀揣着刻苦、勤奋、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
在香港回归祖国的13年中,稳固的经济地位、购物天堂、金融中心,已经成为香港重要的代名词。而奥运会马术比赛的举办,却在悄然改变着很多人对香港这一模式化的看法,展示出香港人对体育的热爱以及香港的活力。更重要的是,香港会不会继续维持一个良好的国际形象,全世界的人对于香港的这一点非常关心。霍震霆认为,香港举办奥运会马术比赛,就是一个全世界去感受“香港今天”的大好机会。
2007年,是香港回归祖国第一个“十周年”。十年间,香港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变化,就连体坛也吹来了一股强风;2008年北京奥运会,香港协办奥运马术比赛;2009年,历史性主办东亚运动会。香港虽然回归祖国,但仍能以“中国香港”的名义独立参加国际体育比赛,正体现了“一国两制”在香港有效的落实。
对于香港体坛在过去短短十几年间产生的剧变,在霍震霆看来,从前由于文化的不同,使香港很多运动场的空置情况十分严重,给人一种体育可有可无的错觉。由于不被重视,香港运动员一直在国际赛事中充当“陪跑”的角色。这种情况在香港回归后出现变化。
正如霍震霆所言,近年来的香港运动员取得好成绩,离不开与国际的交流,离不开国内对香港的支持。一些来自国内的教练在香港授教,优秀运动员来港定居及训练,使香港运动员与内地的优秀运动员多了交流,重拾自信。
霍震霆1997年当上中国香港奥委会会长,并首次踏足政坛成为立法会议员。霍震霆对于当年的情景记忆犹新。“记得当年大家都担心香港回归后体育的独立性问题,不过,在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及前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来港出席回归杯足球赛后,一切都尘埃落定。香港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继续留在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的大家庭中。”时至今日,霍震霆每次经过香港湾仔海旁的金紫荆广场时,都会勾起丝丝回忆,因为那里不仅标志着香港回归的历史时刻,而且也代表了他个人事业的里程碑。
认同的“回归”
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中,霍震霆以霍英东基金会的名义向四川灾区捐赠500万港币抗震救灾。然而,霍震霆却认为,正是香港人民所表现出来的民族精神深刻地感动了自己,不管是香港企业的巨额捐款、演艺界的慈善活动,还是香港市民的自发捐助都令他敬佩,这不仅是香港对祖国关怀深层次的介入,而且,从他们身上体现出的中华民族精神已经告诉世界,“我是中国人”。香港人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应该是回归以来最大的“变化”。
长期以来,历史造就了香港是一个没有身份认同感、缺少归属感的特殊地区,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高度自由和自由带来的被迫独立,香港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最具活力的自由经济体,用霍震霆自己的话说:“香港人的概念里是人人要自己负责自己,因为每个人都没有靠,每个人都要拼命地工作养活自己。所以不管遇到多大的困境,香港人都会积极入世,积极面对生活带给自己的挑战。”
可喜的是,香港特区政府和各界人士一直在推动国民教育,香港人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自豪感不断增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新一代香港人中得到了延续和传承。
以体育来说,以前经常带队去外国的霍震霆用升旗礼举例,“升旗礼非常重要,中国队有升旗,英国队也有,而香港队只有一面殖民地的旗,听到的‘国歌’是‘天佑女皇’。一直以来,就形成了香港人没有强烈的归属感。”从前,香港人读的历史都是外国历史,对国内不够了解,香港回归祖国之后,怎样加强香港保持国际大都会的形象,让香港人有归属感,让年轻人有一个强烈的方向,霍震霆感到,加强文体素质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时至今日,在霍震霆的努力之下,体育产业已经发展成为香港一项重要的文化资源和品牌,显现出巨大的文化魅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今天的香港,霍震霆在推动体育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在进一步促进体育文化的不断提升与发展中,都担当了重要的角色。而体育所承载的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特别是“内外兼修”、“德艺并重”等思想,对今天的香港人仍然不失其教育意义。
文化的隔阂
事实上,作为一种共同体,对于香港而言,中国的身份与认同必不可少。文化意义上的民族身份,构成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和行为规范,并以特有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安全感和自信心。一个积极的民族身份,能产生强大的心理力量,给个体带来安全感、自豪感、独立意识和自我尊重。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民族与国家是不可分离的。民族、文化、国家的“三位一体”是现代化的产物。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不是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
在霍震霆的办公室中,悬挂着1998年竞选立法会议员时候的照片。事实上,从性格上来讲,霍震霆并不热衷于从政。多年后,他在阐述自己坚持从政的理由时,霍震霆自认为还是与父亲霍英东有关:“他常常说人生就是一场戏,每个人都会走到终点。不同的是,有些人演的是一场大戏,有些人只翻了几个跟头就结束了,这所有的一切终究都要靠自己。”
内地与香港之间客观存在的文化隔阂,也是霍震霆的焦虑之所在。由于历史原因,香港是典型意义上的“断根”。加上曾经长期的殖民统治,港英政府有意地回避政治问题,淡化政治气氛,在教育政策上只注重培养工商应用型人才,香港社会的各种媒体又大都以赢利为目的,舆论导向和宣传媒介只停留在满足官能与民俗的层次上,这就使得港人的政治和社会观念异常淡漠,而实用主义却极度膨胀。港英时期的香港学校未能培养港人对祖国的依恋感和归属感。加上香港与内地在社会制度、生活水平、教育制度与社会价值等各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以致很多香港人并没有很强的民族文化意识与身份认同。
对此,身为香港立法会议员的霍震霆有着自己的见解,一般来说,文化认同感与民族归属感成正比关系。一个社会共同体的成员文化认同程度越大,该社会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归属感必然越强。民族国家是公民教育的立足点,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只有首先成为一国之民,然后才有保障实现自身各方面的权利。而没有文化认同和自省的共同体,即使它有足够的民主,有丰富的繁荣,那也只会是一个没有灵魂和自尊的躯壳。香港只有通过公民教育实现文化认同,才能为新的繁荣奠定可靠的基础。
同时,香港政治地位的变化也要求加强港人对祖国的文化认同。香港成为直属于中央政府、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特别行政区,如果没有对祖国文化的自觉认同,很难自觉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实行高度自治。这种情况也引发了霍震霆的担忧,他认为,应加强对青年人的国民教育,使他们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并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义务。“要使香港数以百万的师生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必须在精神境界上有质的飞跃。增强国家和民族观念,是公民教育的基本环节,不容忽视。”针对香港学生民族感欠缺,霍震霆指出,特区政府应重新设计公民教育,政府应把大方向从推广“公民意识”提升到“国民意识”。实际上也就是要加强公民对祖国文化的认同。
在公民教育中加强文化认同不仅能弥合香港人在国家与民族认同上的不足,而且,随着“港人治港”的落实,港人的政治责任感、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认同度都将得到提升。这一切都将有助于推动香港体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身份的对接
不可否认,150年的殖民地历史使得香港社会中确实存在身份认同问题,少部分香港人认同自己是“香港人”而非“中国人”,至少不是“内地人”。 当香港回归,特别行政区成立后,原先英国在香港与内地间所起的屏障作用便告消失,从而身份认同问题对两地间的关系影响扩大,这个问题也逐渐受到霍震霆的关注。
过去,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发展程度与物质生活水平有很大差距,致使香港人产生一种优越感,这其实是一种虚构的传统。霍震霆分析,在这方面,体育对大众有着深远影响。当媒体宣扬爱国热情如奥运火炬传递时,就能激发起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与民族认同感。再比如汶川地震,香港商界、演艺界人士群策群力,为灾区居民做了很多善事。人们常常能在报纸看到艺人义演、商人捐款、明星到灾区做义工的报道。如果说香港人不认同自己“中国人”的身份,为何在得知内地同胞受难时又会激动得落泪,并为此付出实际行动?其实,这就是一种身份认同的矛盾。
霍震霆语重心长地说:“‘一国两制’的模式给予香港人50年的适应时期,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香港现存的身份认同焦虑的问题。并且,由于部分香港人在内地有家庭、亲戚、朋友,以及大陆人在香港经商致使两地人的交流,使得香港人不可能与中国的发展完全隔离。民族特性、身份认同常常依赖于一个共享的历史,把共享的历史作为全民族共同特征和特点的基础。而香港只有很短的历史,人们对自己身份认同焦虑的问题就显得不那么严重了。”
近年来,也有很多因素强化了香港人对自己“中国人”身份的认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香港在政治上属于中国的事实、香港与内地日益密切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民族意识的传播等等。这些事实无不都在说明香港人的身份认同焦虑正得到舒缓。
在香港人心中,霍震霆有“体育外交部长”的美誉,他和其父霍英东为让中国体育走向世界,为推动中国体育事业和奥运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霍震霆说:“今天,我看到了很多中国运动员成为奥运冠军,明天,我更希望看到,他们在下一届的奥运会上获得更优异的成绩,共享那份属于全体中国人的光荣。”
早在1903年,梁启超先生就提出“国学与爱国心相通倚也”的著名观点。他认为,“真爱国者必使吾国之历史、之现状、之特质日出于吾心目中,然后其爱乃发于自然。”通过对体育文化的深层阐释和大力弘扬,霍震霆为了让世界上所有热爱中华文化的人们,进一步认知中华文化;让海内外的炎黄子孙通过体育文化来深化对中华文明的理解和崇敬,借以提高爱国主义的自然性,把继承传统薪火相传,变成了自己自觉的人生信念与追求,也变成世界上所有华人文化认同的对接点。